【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生命时间:2013-09-09　作者:未详　点击:251次 　　一个体重70千克的人，体内包含：45升水、足够染白一个鸡棚的钙、做成2200根火柴需要的磷、70块肥皂用的脂肪、
　　
　　打2英寸钉子所需的铁、做9000根笔芯所需的碳、一勺镁。
　　
　　我不止70公斤。
　　
　　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宇宙”的节目。卡尔·萨根在貌似宇宙空间的布景前晃来晃去，口若悬河。一集节目中，他坐在一个装满制造人类所需原料的缸子跟前。他用一根棍子在缸子里搅拌，想知道他能不能造出生命来。
　　
　　他做不到。

为生歌唱

最温柔的叛逆时间:2013-09-09　作者:未详　点击:193次 　　但愿我能时时提醒自己：我看到的，比我理解到的多；我看不到的，比我看到的多。所有简单粗暴的批判，只不过是我对自心之投射的批判罢了。
　　
　　但愿我能时时察觉：当我觉得他人不好，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他人和我不同。不要把自己当成标准答案，试图去测验这个世界的生动。
　　
　　因为了解到世界的广大与多元，并认知到自我的局限与狭隘，所以允许自己不懂得他人，也允许他人不懂得自己；所以不试图凌驾他人的意志，也不轻易置身于他人订立的评价体系——这大概就是最自由的孤独，最温柔的叛逆。

为生歌唱

飘峰山上的红霞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107次 　　一
　　
　　我仔细地盯视着板仓杨开慧旧居墙上的那个缝隙，杨开慧的手稿就是在这个缝隙中发现的，只是发现得太晚了。1982年整修这个房子的工人发现时，手稿有十二页之多，还有一些手稿在另一处的挑梁下发现，时间已到了1990年。假如发现得早一些，也许毛泽东还能看到，那或许是杨开慧塞入墙缝时的一种心愿。
　　
　　看着娟秀的字体，渐渐地会让人看到一个女人的温软的内心，及那彻夜滴落的泪水。那种深深的痛和深深的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文字。这文字多少年都没有逝去，坚毅地表明着一个女人、一个爱人、一个母亲的意思。它丝毫没有折损杨开慧的形象，反而让人觉出一个更真实更可爱更可敬的形象。杨开慧有一个乳名，叫霞姑，那是因为她出生时附近的飘峰山上出现了一道红霞。霞姑的名字实在是好。
　　
　　介绍杨开慧的文字有这样一句：“她幼小时候虽孱弱病怏，且性情自孤，又胆小。”这么一个病弱又胆小的女子，如何跟随了毛泽东走南闯北，同甘共苦，又如何在大革命失败后紧护着三个儿子东躲西藏，隐身自生而终落入敌掌？在解说词中，有一句“不畏敌人的严刑拷打”，“严刑拷打”四个字让我们不知道她经受的那种惨烈，但能够想象出她是经受了怎样的惨烈。
　　
　　“我深爱父亲，我尊敬我的母亲。”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病逝得早。1919年12月，父亲在北京住院期间杨开慧一直陪伴在父亲身旁，为父亲喂药，念书读报。是父亲把许多的知识和进步的思想给了她，也是由于父亲，杨开慧认识了毛泽东。而母亲，给了杨开慧诸多的关爱和照顾。当杨开慧和毛泽东在长沙的清水塘生下岸英和岸青时，母亲就离开家乡，住在他们的隔壁同他们一起生活。毛泽东到上海工作时，母亲又随杨开慧去照料岸英和岸青。毛泽东去广州后，1925年的冬天，母亲又同杨开慧一起带着孩子到了广东。
　　
　　母亲照样给了杨开慧以深厚的影响，还在辛亥革命前夕，年过40的母亲不怕“妇女上学有伤风化”的闲言秽语，带着年幼的开慧进入离家20多里的女校求学。父女同校的举动曾震动了愚禁的山乡。杨开慧牺牲后，母亲坚强地把她的孩子照料长大。母亲坚强地面对了失去不止她一个亲人的悲痛，活到1962年离世。这也许是杨开慧和母亲的感情，深深地、坚强地支撑着母亲生活的信念。

为生歌唱

　二
　　
　　杨开慧许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下一点点地开慧起来。我看到杨开慧十二岁写给女友的诗：“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
　　
　　走进板仓杨开慧的旧居，偌大的院子和众多的房屋，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还算富足的家庭，父亲在外工作，也置办有房产家业。开慧的生活应该是无忧无虑的，离饥寒交迫四个字很远。杨开慧的手稿却有这样一句话：“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嫉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杨开慧的同学许文萱在1967年写下的回忆说：“开慧生活很艰苦，穿得很朴素，一般都是粗布衣服。”一个玻璃展柜中，有杨开慧穿过的一件粗布衣服，领口已经磨损。我的目光停驻在“原物”二字上。
　　
　　1920年冬天，在湖南一师附小的一间办公室里，19岁的杨开慧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从此，她始终陪伴在毛泽东身边，辗转于长沙、上海、韶山、安源、广州、武汉等地。她以一腔热血和对毛泽东的忠贞留下了一曲令后人景仰的爱情绝唱。
　　
　　三
　　
　　远在1913年春天，迎春花开的时间，杨开慧随父亲迁居长沙，就是在妙高峰下的自家里，12岁的她第一次见到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毛泽东喜欢爬山，洗冷水澡，以锻炼体魄。杨开慧喜欢毛泽东和蔡和森这些进步青年的思想行为，她也跟随他们参加过这些锻炼。杨开慧的手稿里有这样的话：“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我到了北京，那时是16岁的光景，我清早起来洗冷水澡，行体操。”
　　
　　1918年，毛泽东去了北京，北大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帮他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自然要去拜会老师，自然又见到了杨开慧。这个时候的杨开慧已出落成一个秀雅美丽的少女。毛泽东爱上了她。
　　
　　杨开慧1926年6月20日的手稿上这样写着：“自从听到他的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我就爱上了他……我虽然爱他，我却绝不表示。”墙壁上有一首毛泽东赠与杨开慧的情诗：“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杨开慧的回忆中写道：“我认定爱的权柄操在自然的手里，我绝不妄去希求。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心意是，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
　　
　　杨开慧和毛泽东在长沙的清水塘是他们居住时间最长的寓所，杨开慧克服着身怀有孕和照顾幼子的各种困难，生活上给予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工作上同样给予极尽全力的支持。寒冷的冬天，杨开慧常常用一只烘笼为毛泽东取暖，陪伴着毛泽东撰写文章。
　　
　　在旧居和纪念馆里，解说员都表明了一个遗憾：有毛泽东和家人的照片，有杨开慧和家人与孩子的照片，却没有一张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合影。
　　
　　1927年毛泽东深入到湘潭等五个县进行了农民运动的考察，这个时候杨开慧又怀有了身孕，为了支持毛泽东，他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夜以继日地帮助照顾、整理农民运动的考察资料，这个考察报告后来被印成了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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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杨开慧陪同心情苍凉的毛泽东登上了黄鹤楼。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水，毛泽东心潮起伏，归去写下了《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也就是在那年，毛泽东与杨开慧分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先是秋收起义，后而上井冈山。
　　
　　杨开慧长时间得不到毛泽东的信息，曾经在1928年10月，写下了一首《偶感》诗，以寄托自己对毛泽东深深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
　　
　　我还看见杨开慧的手稿里这样写：“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除死方行。”
　　
　　由此想见，杨开慧的手稿是一点点蘸着浓墨的感情和思念写下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写下这些，是想有一天寄给毛泽东，还是想着万一自己经受了什么事故，这些回忆便是作为自己心灵轨迹的一份见证？
　　
　　杨开慧在1929年3月给他的堂弟杨开明的信中曾这样说：“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啊！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地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致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杨开慧的不安的心绪，她似乎已经感觉到危险的来临，甚至死神的迫近。而这个时候她所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她的亲人、母亲和孩子，尤其是孩子们。这些孩子，着实是拖累了杨开慧。三个孩子太小了，一个一个地绊住了杨开慧的手脚，也成了杨开慧的心病。这许也是她不能随着毛泽东一同前行，不能去找毛泽东的缘由。
　　
　　在她被捕入狱之前写的手稿里，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解不开。”“只要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倒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这时的杨开慧，实在是焦虑万分，可以说她思念毛泽东到了极点，她真的是要风雨兼程，去寻那个她最爱的人。她曾经陪伴了他七年的时光，她依然可以再陪伴他无数个七年。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孩子，使她和毛泽东远隔千山万水，终不得相见。1930年10月，躲藏在家中的杨开慧不幸被捕，受尽折磨，不到一个月，29岁的她在长沙浏阳门外的十字岭就义。就义时她留下了“死不足惜。我死后希望家里人不作俗人之举，只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的遗言。
　　

为生歌唱

　五
　　
　　杨开慧的手稿是用两种纸写成的，其中一种尤为普通。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回忆，当时杨开慧在板仓的生活十分艰苦，连写信的纸都没有了。
　　
　　杨开慧并不是一直住在板仓自己的家里，她始终在秘密躲藏，即使住在家里也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她将秘密的文件藏入了一个带有喜字的青花瓷坛，埋入地下，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当地的群众在挖菜地时才被发现。杨开慧的手稿是包扎以后塞进了墙缝。
　　
　　1930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惊闻杨开慧牺牲的噩耗，悲痛地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而后，托人辗转给杨家寄回了30块银元。
　　
　　1962年，杨开慧的母亲去世，毛泽东在唁函中嘱咐：“葬仪可以与杨开慧——我亲爱的夫人同穴。”再一次表达了对杨开慧的深切怀念。“我失骄杨君失柳”，“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杨开慧就义那天是1930年11月14日，家乡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将她的遗体运回板仓，安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我透过老旧的窗棂望出去，窗外是粗粗壮壮高扬而上的翠竹，一棵棵密密匝匝地生长在板仓的四周。
　　
　　雨不知何时停了，一缕霞光从云缝中突泄而出，照在那些翠竹上，那翠竹便带有了一种红色的光影。
　　
　　厚重的大门打开了，我对着那个门拍照，一个女子从门里走出来，透视在了漫漫霞光中，恍惚间，我猛然听到了那个名字——霞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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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梅塘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119次 　　他咳嗽，咳嗽，有时甚至整夜不停，痛得弯腰蜷缩在高高垒起的稿子旁。从他窗口倾泻出来的灯光晃荡在塞纳河起伏的河面上，像一匹闪闪发光的中国绸缎。傍晚时分，有人从对岸村子里划船过来，将刚从田野间采来的一束百合花放在他门口，花束上附了一张纸条：献给《小酒店》的作者。
　　
　　夜里，百合花缀满了露珠。
　　
　　早晨，他从稿子上抬头，习惯地打开门，看见躺在地上的那束花，眉毛严肃地扬了扬。他将纸条小心翼翼地从花束上取下，回过头，冲着正在厨房里煮牛奶的妻子喊道：哈，我说过的，在梅塘我能得到最好的稿酬！
　　
　　这份特殊的稿酬让他整整一天都处在愉悦之中。早餐后，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回到床上，而是重新坐到了桌前，继续写作后来流传到世界各地的那部着名的《娜娜》。这个在欲海与良知间挣扎的巴黎妓女形象已经折磨了他整整400多个日夜。
　　
　　堪比这愉悦的一天的，是他第一次俯身在梅塘的塞纳河边给福楼拜写信的那个黄昏：伟大的居斯塔夫（他总是这样在纸上称呼福楼拜），我买了所房子，是个兔笼似的楼房，位于普瓦西和特里埃尔之间，塞纳河边的一个迷人的偏僻角落，价格是9000法郎。我告诉你价格是为了让你别太见怪，我是用写作的钱买下乡间这个简陋的住所的。它的优点是远离一切喧闹的居所，而且周围没有一个资产者。
　　
　　他对资产者们一直保持着嘲讽的态度，这态度时而温和时而尖刻时而愤怒，贯穿了他整整一生。另一个伴随了他一生的态度是关于福楼拜的。他与福楼拜之间的感情始终徘徊在崇敬与渴望超越之间。在他心目中，这位伟大的《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是自己无数不眠的写作之夜的灯火，是居住自己墨水深处的肃穆圣灵，更是舞蹈在自己笔尖的活泼精灵。然而，他渴望在福楼拜的影子之外舞蹈出自己的文字之魂。在阿歇特书局那间黑暗的屋子里，他用这渴望点燃了自己的精与血，苦苦熬过了一个文学学徒最初的学艺时光。
　　
　　他比福楼拜小了整整19岁，在后者面前，他总是显得很温和，寡言，像一位腼腆的外省少年。有一次，当他穿越半个巴黎，气喘吁吁地爬了六层楼，敲开福楼拜的家门时，他看见了屠格涅夫。那一刹那，他感到全身有一种通电的感觉。一个人在梅塘的日子里，他常常在梦中回忆起初见屠格涅夫时的情景：灯光有些昏暗。喧闹的巴黎似乎远了，远了，越来越近的是那一声声比巴黎人的法语还纯正的优雅的嗓音。屠格涅夫仰坐在沙发上，轻轻地，用一种略带犹豫的神情慢慢讲述着；他讲了些什么？农奴木木的故事？白净草原的神秘传说？还是在诵读普希金的诗——自由，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并不能把我们长久地欺诳……
　　
　　梅塘总是弥散着牛奶的清香。这是传统的乡村法兰西的清香，这清香穿过风霜雨雪，传递着母亲法兰西的心跳。这清香如雾，月夜般悄然升起的薄雾，弥漫在卢梭孤独散步的郊区小道上，弥漫在雨果惊涛骇浪般的笔尖上……每天早晨醒来，闻着这清香，他就知道，自己是真真实实地生活在法兰西文学精神的天空之下。
　　
　　起初他并没有决定到梅塘定居。要聆听塞纳河忧伤如缕的涛声不一定非得要到这块偏僻之地来，或许，在灯光迷离的左岸更能听懂塞纳河千年流淌的喃喃低语。然而，“的确有一个又大又喧闹的巴黎，可我的巴黎应该又小又安静。”
　　
　　到哪里去找又小又安静的巴黎？
　　
　　决定离开巴黎的那个夜晚，他在福楼拜家楼下向那一盏彻夜不息的文学灯火告别。“夜晚，大地上亮起了一盏灯火，那是一颗作家的良心在为人类燃烧。”他永远都记得都德有一次和他一起眺望福楼拜窗口的灯光时所说的话。
　　
　　是的，要把自己的灯火点亮。他捏紧拳头，脑海里忽然灵光一闪：我的灯火，应该点亮在塞纳河的涛声里！……就这样，也许梅塘生来就是为了等待他的到来，也许他从巴黎突围出来就是为了投入梅塘的怀抱。1878年5月，巴黎通往梅塘的土路上，马蹄声碎，38岁的他牵着自己年老寡母那双满是皱纹的手，走进了一所“兔笼”似的房子。从踏进门槛的那一刻起，梅塘，这块巴黎郊外的乡下小镇，这块原本土得掉渣的穷乡僻壤，因为他——埃米尔·左拉，从此成了法兰西大地上又一处精神圣地。
　　
　　这是一个人在红尘里左冲右突苦苦寻来的心灵领地，这是一个作家在俗世中踏遍天涯才觅来的灵魂港湾。正如佛朗索瓦·努里西埃所说：房子，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首先不是居家的所在，也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它首先是一座堡垒，一道布景，保护着或者手上一只笔或者在屏幕前度过的早晨几个小时和晚上漫长的时光。
　　
　　是的，一个人的梅塘，左拉的梅塘。

为生歌唱

晚秋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120次 　　秋季里的这一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但这却让瓦萨卡的心情更加烦闷。温暖晴和的晚秋好像在故意戏弄他，嘲笑他，鄙视他……
　　
　　他在一所大学对面的网球场旁停下了脚步。这条窄窄的笼罩在树荫里的街道两旁停靠着各种各样的汽车。瓦萨卡的视线漫无目的地从眼前的汽车、喷泉、长凳和走来走去的大学生们身上滑过。
　　
　　一阵已有几分凉意的秋风吹了过来，几片金黄的叶子在空中划着美丽的弧线轻盈地飘落到了地上。两个身材娇好的姑娘从瓦萨卡的身边走了过去，飘过一阵沁人的香水的芳香。这样的姑娘瓦萨卡连想都不敢想，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没敢奢望过。她们对他来说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和孤儿院长大的玛妮克结了婚。
　　
　　但那个曾经安安静静、勤快能干的玛妮克现在却好像换了一个人，每天唠唠叨叨，不停地数落他，抱怨他，总是一肚子怨气。瓦萨卡想到这儿，嘴角一动，冷笑了一下，但他马上又感到了一阵良心的责备，仿佛侮辱了自己的妻子。毕竟他们一起忍受了失去第一个孩子的丧子之痛，后来又生育了一个女儿（他不知道在这无望的生活中，等待自己女儿的又将是什么）。最近玛妮克不幸摔了一跤，一只胳膊疼，肿得很厉害，大概是骨折了，他需要尽快筹到钱给玛妮克拍X光片和治疗……
　　
　　瓦萨卡的心底一阵绝望。现在他就是在到处找工作，对他来说，时间非常紧迫，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以前不管怎么说他还能干粗活，当搬运工，可现在却得了疝气，粗活干不了了。可要治好疝气也得一大笔钱哪！
　　
　　这时，网球场里吵吵嚷嚷地跑出来一群大学生。不知为什么，瓦萨卡的两腿突然不听使唤地朝学校方向走了过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你才能活得像个人，”妈妈当年曾对他这么说过。他也喜欢学习，但上大学对他最终却成了一个梦想：父亲有病，妈妈死了，退役后他就去找工作了，一直干苦力……
　　
　　又是一阵略带凉意的微风吹了过来，一种像翠菊似的黄色小花随风摇动着小小的脑袋。这片开满黄色的小花、撒着一片片树荫的草地让瓦萨卡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他们家住在市中心，后来他们的房子被拆掉了，他们只得到了一点点少得可怜的补偿金。他和父母颠沛流离，几经辗转，最后才在邻近市郊的一个地方落下了脚，生活也随之落到了贫困线之下。
　　
　　瓦萨卡低低地骂了一句。是啊，他以前真的很喜欢学习，他可不像那个复读生梅鲁日。梅鲁日当年和他同桌，可现在这个梅鲁日已经是大富翁了……
　　
　　一个穿着绿风衣的女人轻轻地碰了一下瓦萨卡，侧着身子从沿着人行道停着的两辆汽车间穿了过去，急着过马路。瓦萨卡迅速瞥了这个女人一眼：她也来自另一个世界。于是瓦萨卡马上就把目光移到了别处。突然他被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和令人恐怖的尖叫声吓了一哆嗦。他顺着声音望了过去，那个穿绿风衣的女人一动不动地躺在了一辆大客车的车轮下。第一个从汽车驾驶室跳出来的是已经吓得半死了的司机，随后乘客们也慌慌张张地从车上走了下来。有一个姑娘第一个跑到了躺在地上的女人跟前。她动作敏捷、手脚麻利地摘下受伤女人耳朵上那对亮闪闪的耳环，迅速放到自己的上衣兜里，然后大声地喊了起来：“快来人啊！快来人啊！”
　　
　　瓦萨卡把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看在了眼里，他愤愤地叹息了一声：“这条母狗！偷了人家的耳环，还像没事似的！”
　　
　　突然，瓦萨卡发现了一个绿色的东西，就放左边，离他只有一、二十米远。瓦萨卡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好像是一个女式小包，崭新的，样式非常精巧。这个小包最有可能就是那个受伤的女人的。现在众人正要把那个女人抬起来。瓦萨卡的注意力现在已经不能集中在一起了。他又要留意那个女人，又要看着这个包。大家抓着那个女人的两肩，托着她的双膝把她抬了起来。这时候救护车开过来了，车上下来几个穿白大褂的救护人员。一辆极速驶来的宝马车上也跳下来了两个男人，一个直奔已经放到了担架上的女人，一个朝客车司机扑了过来，但被众人拉拉扯扯地拦住了。
　　
　　那个小包还在原地，似乎已经和周围绿色的树丛融为一体了。
　　
　　受伤的女人被放到救护车里拉走了，救护车后跟着宝马，宝马后面是那辆肇事的大客车。
　　
　　瓦萨卡还在继续等待时机。
　　
　　交通监察局的工作人员来了，这时人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散去。那几个工作人员询问了几个目击者，测量了现场，然后也离开了。出事地点只剩下了一片发黑的血迹。
　　
　　阳光照到了那个小包上，包上的小锁扣和装饰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包真漂亮，肯定价格不菲！它就这么神奇地被抛到了瓦萨卡的眼前，离他只有一、二十步远……
　　
　　瓦萨卡心里一阵紧张，他屏住呼吸，朝那个小包的方向走了过去。他刚走了两步，马上又停住了：他心砰砰跳地想等身后响起的脚步声走远。同时，他又忍不住朝那个小包的方向看了一眼，结果他惊恐地发现，一个体态臃肿、手里拿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快速地倒着两条腿，像跳舞似的径直朝小包走了过去，一把捡起小包，然后又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依旧迈着跳舞似的脚步朝着一个小花园的方向走去了。
　　
　　瓦萨卡心里一阵慌乱，额头上立刻渗出了汗珠。这简直就是当着他的面把他偷光了！
　　
　　那个胖男人已经从瓦萨卡的视野中消失了，但他还站在原地发愣，眼睛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
　　
　　但过了一会儿，瓦萨卡突然又感到了一阵轻松，如卸重负。凉爽的秋风轻拂在他的脸上，他的呼吸也变得自如了。
　　
　　“我鬼迷心窍了，”他心烦意乱地嘟囔了一句，“真是鬼迷心窍了……”
　　
　　他信步在街上走着，孤身一人，漫无目的。只是当他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从前的老同学梅鲁日正在建的那个小独楼的工地上时，他才明白，其实他的双脚一直在朝这个他早就该来的地方走。
　　
　　“不就是疝气嘛，有什么了不起的！”瓦萨卡心里想，“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在一段蓝色的防水布围着的工地旁，瓦萨卡发现了梅鲁日熟悉的身影。梅鲁日正在跟一个工程主管说话。瓦萨卡迈着沉重的脚步朝梅鲁日走了过去。
　　
　　稍后，当瓦萨卡背起第一袋水泥的时候，他像说绕口令似的低声说了一句：
　　
　　“上帝保佑！”
　　
　　他说这句话也许是下意识的，是因为习惯，也许是他内心深处始终还有一个希望温暖着他：上帝早晚有一天会注意到他的存在，保佑他生存下去，而且不会让他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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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迷途其未远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160次 　　初三那年我随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在颐和园，在北海公园，在任何一个地方，每当我发现有某个外国人把相机对准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我的脑子中就必然会蹦出一个念头：这孙子想曝光我们的阴暗面！于是立刻充满敌意地把我的相机对准那个可怜的游客。这种对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会迷惑不解地放弃拍摄。那是冷战后期，美国总统还是里根，而在我最喜欢的各种读物中，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基于最简单的斗争逻辑。那会儿我既不知道什么叫文官制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学，对本国历史可谓一无所知。不过我却不仅自以为了解历史，还认为我的祖国很需要我的保护，而每个外国游客都可能居心叵测。
　　
　　几年以后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国人只是想拍摄一些异国风情式的照片。很久之后我出国时也很自然地这么做。我也意识到民族主义并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征，尽管类似潮流的中坚力量总是年轻人。在东京我曾拍过一个醉卧街头的男人，可是并没哪个日本男孩向我投来烂番茄。
　　
　　如今之我已与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国，高尚的标志是在理想上与小时候别无二致，聪明的标志却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与那时有天壤之别。我不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中的一员。在回想自己的过去之时，我的感觉就像是从一场灾难中脱身。
　　
　　我的另一个变化是，发表观点时变得谨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这事我懂吗？因此我很不喜欢那些太爱说话的家伙。有个朋友办了一个博客平台，承蒙抬爱，我被邀请去玩，却一直兴致不高，惟一的原因就是那儿的人都太话痨。上中学时我曾沾沾自喜地在一些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若干篇“议论文”，无论“陈蕃扫天下而不扫一屋”还是“下里巴人也是艺术”，我都有一大堆真知灼见——那是我经历过的另一场灾难。如今，我不得不天天躲着有议论文的地方。
　　
　　我对这些唠叨本身并无意见——发正我不看就是了——我只是希望在这些唠叨当中常识多一些，创意少一些。一个基本规律是，一个社会的常识越多，妄言就会越少。妄言少了，妄为才会少。妄言只令人心烦，妄为才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觉得各种过分的民族主义言论就是妄言，而偏狭民族主义者们想干的事就是妄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个缺乏常识的环境下一些缺乏常识的人既对自己的能力自信满满，又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坚信不疑，还对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倘若这些人大权在握，就会导致广泛的悲剧，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倘若这些人是普通民众，那么祸乱会小一些，只会导致智慧湮灭——智慧这东西我们肯定有的是，要不我们怎么会总是随手就毁灭那么一些呢？
　　
　　更可怕的状况则是上述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可不只发生过一两回。
　　
　　有时我会悲观地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认识水准才会超越“抵制某货”呢？什么时候一些爱国者才会不再动辄把一个看法与他们不同但并没有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叫作“汉奸”呢？这么想时，我会觉得时日荏苒，我们却似乎并未跨入全球化的时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着拿相机的外国游客。有时我又会单从技术性的角度考虑，其实这只是我们的低劣的语文教育水平所致。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只有很少的词汇量，这导致他们的发言总是比较暴戾和单调。
　　
　　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独立思考”这回事，除非这种“独立”指的只是立场，而不包括思维方式。我们总是使用一些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见识来琢磨事儿——但是每个人学到的想问题的方法却有好有坏。
　　
　　比如说有的人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学到的见识，有的人则是从他二大爷那里学到的，我并不厚此薄彼，一定认为前者看待问题就比后者更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学亚当。斯密，又学他二大爷，并把两者做个比较，他就一定会变成相对聪明的人。要是他固执地相信他二大爷，却不愿意亲近人类千百年年来积累下来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极少有机会听说相悖的观点，却有着强烈的行动欲望，那么就他的人生来说，我列举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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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一口汨罗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84次 　　汨罗一水，迤迤逦逦，在中国的诗史中，已经流了两千多年。诗人如我辈，视之为愤世嫉俗之波的，不乏其人；取它一瓢饮者，更是大有人在。当然，饮的不是玉液琼浆，而是在漫长的春秋中浊了又清，清了又浊的苦涩。这苦涩，比秋茶更酽。
　　
　　这会儿，我正在汨罗江的岸边，捧起一摊浑黄得叫人失望的江水，（手持鲜花时，花香浸入衣衫中，双手舀水时，天空在水中反映出来。这一捧比虫蛀的线装书还要古老的浑黄能反映什么呢？天上艳阳正好，今天恰恰又是端午节。软白的粽子香在别人的嘴中，翠绿的艾剑戟立在苍茫的原野上。这些，都使我手中的这一捧，浑黄有加。我想，大凡成了历史的东西，肯定是再也清澈不起来了。可是，）为了在端午节这一天，饮一口汨罗江的水，我可是千里奔驰特意赶来的啊！
　　
　　脖子一扬，我，饮了一口汨罗水。
　　
　　立刻，我感觉到，就像有一条吐着芯子的蛇蹿入我的喉管，冰凉而滑溜，在我肝胆心肺间穿行，如同在烟雨迷蒙的天气里穿过三峡的蛟龙。
　　
　　愤世嫉俗的味道真苦啊！
　　
　　同行人大概看出我脸色难堪，埋怨说：“叫你不要喝你偏要喝，这水太脏了。”
　　
　　我报以苦笑。
　　
　　朋友继续说：“你们诗人都是疯子，不过，也像圣徒。恒河的水污染那么严重，圣徒们也是长途跋涉，非得跑到那里去喝一口。”
　　
　　我得承认，朋友这么说，并不是讥笑我，他只是不理解。我的行囊中，带有青岛啤酒和可口可乐，为什么，我非得饮这浑黄的汨罗？
　　
　　这小小的隔阂，让我想起禅家的一段公案。
　　
　　一次，着名禅师药山惟俨看到一个和尚，问：“你从哪里来？”和尚答：“我从湖南来。”药山又问：“湖水是不是在泛滥？”答：“湖水还没有泛滥。”药山接着说：“奇怪，下那么多雨，湖水为什么没有泛滥？”和尚对此没有满意的回答。因而药山的弟子云岩说：“是在泛滥。”同时，药山另一个弟子东山大叫道：“何劫中不曾泛滥！”
　　
　　细细品味这句话，不得不佩服禅家独特的思维品质。何水不脏？我想对朋友当头棒喝的这四个字，本源于何劫中不曾泛滥的设问。（这种心境，当不属于柳枝无主，憔悴东风的哀叹。）
　　
　　不过，那四个字我终究没有问出口。然而由禅家推及诗家，我想得更多了。
　　
　　汛期湖水泛滥，每个人都看得到。可是，干旱季节的湖水泛滥，又有几个人能感觉到呢？屈原淹死在汨罗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汨罗不只是湘北的这一条，也不尽然是由波涛组成，知道这一点的，恐怕更是微乎其微了。
　　
　　何劫中不曾泛滥！还可以推补一句，何处没有汨罗江？
　　
　　（刘伶的汨罗江，是一把酒壶；）嵇康的汨罗江，是一曲裂人心魄的广陵散；李白的汨罗江，是一片明月；苏东坡的汨罗江，是一条走不到尽头的贬谪之路；秋瑾的汨罗江，是一把砍头（原文为“刎颈”）的大刀；闻一多的汨罗江，是一颗穿胸的子弹……写到这里，我禁不住问自己：
　　
　　你的汨罗江会是什么呢？
　　
　　屈原本姓熊，是我的同宗。（其祖上是楚王的儿子，封在屈地，即今秭归县一带，从此便以封地为姓。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我对这位天生叛逆的诗人也就格外敬重了。）从知道他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我写诗做人的坐标。每当灾难来临，我就想到那形形色色的汨罗江。好多次，当我的愤怒无法宣泄，我就想跑到这里来，跳进去，让汨罗再汨罗一回。今天，我真的站到了这汨罗江的岸边，饮了一口浑黄后，我的愤怒被淹灭了，浮起的是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惆怅。
　　
　　（徘徊又徘徊，在岸边的蒿草丛中，我歌我哭的心境，竟沦为鱼虾之沼。）
　　
　　江面上，二三渔舟以一种“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悠然，从我眼前飘过。不知道屈原为何许人也的渔翁，一网撒去，捞回来的是最为奢侈的五月的阳光。偶尔有几条鱼苗（原文为“婴”），看上去像二月的柳叶，也被渔翁扔进了鱼篓。那也是他的收获啊！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渔翁之意，却是肯定在于鱼的。
　　
　　中国的渔翁形象，从劝屈原“何不随其流而逐其波”的那一位，到“惯看秋月春风”的那一位，都是明哲保身的遁世者，权力更迭，人间兴废，与他们毫不相干。船头上一坐，就着明月，两三条小鱼，一壶酒，他们活得好逍遥啊！你看这条因屈原而名垂千古的汨罗江上，屈原早就不见了，而渔翁仍在。
　　
　　这就是我的惆怅所在。
　　
　　一位清代的湖南诗人写过这么一首诗：
　　
　　萧瑟寒塘垂竹枝，长桥屈曲带涟漪。
　　
　　持竿不是因鲂鲤，要斫青光写楚辞。
　　
　　看来，这位诗人的心态与我差不多，又想当屈子，又想当渔翁，结果是两样都当不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古人早就这么说过。既如此，我的饮一口汨罗的朝圣心情，到此也就索然了。归去罢，归去来兮，说不定东湖边上的小书斋，就是我明日的汨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