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心债时间:2013-09-09　作者:未详　点击:87次 　　在南凤枚和老伴不到10平方米的租住屋里，对她来讲最珍贵的、藏得最严实的，不是金银首饰，而是一个黑色的小账本。
　　
　　小黑本记载的不是自家店里的收入，而是一笔笔支出。本子的封面上写着几个字：储户取款数。南凤枚交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偿还曾经经手的一笔“公家债”。
　　
　　这笔债有5万多元，她用了10年的时间，还了200多次才还清。每一笔储户取款，多则数百，少则几十，她都一条条记在小黑本里。而当初，她仅仅是这笔债的经手人。
　　
　　从湖南省宁乡县金湾村（现保安村）妇女主任的职位上退休，领着每个月25块钱的退休金，又从信用社借了些钱，南凤枚便和老伴廖立成来县城里开了个小商店——挣钱还债。
　　
　　一开始每天也就能挣十几块，开店一个月，南凤枚偿还了第一笔欠款。回到租住屋里，南凤枚立即翻出小黑本，拿起笔来工工整整记下：2002年8月份，付徐叔连200元，袁正华经手。
　　
　　平时店里进货，为了省点钱，基本都是南凤枚或者老伴手提肩扛，背着几十斤的东西吭哧吭哧往店里搬。后来添置了一辆旧三轮车，进货才变得轻松些。
　　
　　老两口吃得简单。吃米就从小儿子家背，两个人一天也就一斤米。“快70岁，也算是吃了儿子一点儿了。”南凤枚说着笑了起来，“肉吃得很少，一点点就够。”老廖还经常回老家的山上挖点儿野菜来，有时候也能吃个三四天。洗澡理发，老两口也是能省就省。
　　
　　只要手里一有结余的钱，南凤枚就拿去还债。第一年，南凤枚共还了18笔、合计1436块钱，最少的一笔只有30块，悉数记在小黑本里。
　　
　　储金会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农村风靡一时的小型金融组织。农民为了方便，很多人将钱存进去。
　　
　　南凤枚是金湾村储金会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会计，一干就是7年。她是资金经手人，存放款的审批则由村支部书记负责。凭着南凤枚是个“有信用的人”，同村的徐叔连把养鸡、喂猪、种地攒下的3500块养老钱，也交到了南凤枚手里。
　　
　　可到了2002年，各村的储金会普遍陷入了困境。
　　
　　储金会倒闭时，南凤枚也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一辈子好口碑，”南凤枚说，“到老了处理不好这事，死了都不安心！”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58个储户家里逐个重新计算本息，将最后清理出的5万多元欠款一手揽到自己肩上。而对于南凤枚到底背负起多少债，她的老伴和孩子一直都不清楚。
　　
　　老伴话不多，也没多问，借了些钱，跟着南凤枚来到县城开起小商店。一开始，挣钱不多，还钱也没那么快，但老两口一直乐呵呵的。老廖有把二胡，闲着没事就坐在店门口拉一会儿。伴着二胡，她会唱一段《槐荫会》或《董永行孝》。
　　
　　因为生意不太好，老廖凭着自己还有点力气，把店扔给南凤枚，自己去谋了份园林工的差事。但是刚工作没多少日子，老廖出了车祸，当场不省人事。
　　
　　在随后的40多天里，南凤枚一边照看着小店，一边到医院照顾老伴。从沙河市场到县医院有5公里路，为了省下几块钱车费，她每天来回都是靠双脚走。现在想起来，南凤枚倒是很乐观：“一个小时就够了。”那段时间里，她的体重降了近30斤。
　　
　　老廖出院后留下了后遗症，干不了重活儿，话也讲不清楚，店里的生意他也帮不上忙。南凤枚就派他去还钱。每还一笔，她就偷偷拿出小黑本记上一笔，后面特别标注：立成经手。
　　
　　老伴一直没发现这个小本子，但他有时候也会好奇，到底欠了多少钱？啥时候能还完？南凤枚总是把这个问题绕开，“等还完了再告诉你”。
　　
　　“当时不告诉他，是怕他知道钱太多会有压力。”南凤枚告诉记者，“有压力我自己来担当。”
　　
　　后来，老廖又中风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大。但是，他还是会乖乖地为南凤枚去送钱还债。
　　
　　厄运并没到此结束。2005年，他们在广东打工的女儿查出患了胆总管癌。女儿确诊后的第93天便离开人世，去世时，体重只有70多斤，皮肤发黄，像烟熏过一样。看女儿身上也没件像样的东西，下葬前，南凤枚摘下自己戴了10年的金耳环给女儿戴上。
　　
　　“那是我最悲伤的一年。”至今回想起女儿的突然离开，南凤枚仍是泪眼婆娑。那也是还款最艰难的一年。
　　
　　南凤枚想方设法凑钱还钱。有时候少进点货，多结余点钱还给储户。有的储户也很体谅南凤枚老两口的难处，坚决不收利息。也有之前欠债不还的贷款户，主动将钱还给了南凤枚。
　　
　　女儿去世后，她便开始失眠。也是从那时起，每当接到储户的电话，她心里都会“砰”的一下，变得很紧张。
　　
　　老廖把二胡给丢了，南凤枚也很少唱歌了。老两口开始琢磨起别的营生。他们每天一大早5点多就起床，给附近的装卸工、路人以及住户准备肉丝面，一碗收5块钱。晚上到了9、10点才关门，这样可以多卖点东西。南凤枚还学着熬猪油，拿到市场上去卖。还钱，成了老两口最大的心事。
　　
　　“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我，我的脾气就是倔强！”南凤枚咬了咬牙，“只要我人在，自己能挣钱，一定要还清！”
　　
　　可她的执着，并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刚满60岁的南凤枚自己也住进了医院。医生的检查报告吓了她一大跳，冠心病、心肌梗死、高血压……在医院住了7天，不顾医生劝阻，她便急急忙忙出了院，“没钱住了”。南凤枚从医院带回“盐水”，边看着店边打点滴。
　　
　　翻着还没记完的账本，南凤枚很怕活不到还清的那一天。她叫来儿子和儿媳，说：“哪一天我要不行了，你们替我把钱还上！”
　　
　　在小店附近打工的装卸工，知道南凤枚的事后，也经常过来买东西。“虽然老爷子有时候脾气不好，但我们是冲着老太太来的。”
　　
　　南凤枚自己从不埋怨，也不找人诉苦。工人们来了，就沏一壶茶。晚上小店里电视开着，大家随便来看，衣服破了也可以找她来缝缝补补。“开朗”、“勤劳”、“善良”，是装卸工人们从词语并不充裕的脑袋里想到的最贴切的评价。知道实情的人也会认为她“太执着”，甚至有点“傻”。
　　
　　老廖不会分辨真钱假钱，好几次晚上收到百元假币。100块对老两口来说可不是小数目，那是老两口半个月的药钱，也意味着得卖将近200瓶矿泉水才能挣回来。南凤枚知道后，把钱悄悄收起来或者丢掉，再从自己为数不多的退休金中取出100块交给老伴：“这是今天的收入！”
　　
　　一直到2012年的农历除夕夜，南凤枚第19次将两张百元钞票交给徐叔连，这也是“公家债”的最后一笔欠款。
　　
　　她在小黑本的空白页上用黑笔重重写下一段“基金会取款总结”：自2002年8月份～2012年1月，共取款金额本金加利息51601元，取款次数215笔（次），户名数58户。
　　
　　南凤枚现在也找不出合适的词形容当时的心情：“很轻松，很舒畅，过年多买了几斤肉。”而当她将这事告诉老伴，老伴和平时一样，面无表情，张了张已经掉光牙齿却舍不得配副假牙的嘴巴：“那就好。”
　　
　　她从家里将徐叔连送出来，离新年只有3个多小时。村子里飘着雪。南凤枚送徐叔连送出几十米远，但她一直没讲自己已经还完了最后一笔钱。
　　
　　送走最后一个储户，南凤枚迈着步子往回走，“感觉自己轻了很多”。眼前除了黑黢黢的山，茫茫的雪，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她没有打手电筒，因为已经习惯了在黑夜里找到回家的路。
　　
　　过完春节，南凤枚又回到县城的小店，小黑本依然放进那个装旧衣物的木箱。藏了十年多，纸页上都生了黄色的霉点，就像老人手上长出的老年斑。

为生歌唱

卡梅隆独闯“世界深极”时间:2013-09-09　作者:未详　点击:157次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舱外一片荒芜，在这月球般寂静的大洋底部，孤独，与世隔绝的孤独超乎一切。”曾执导过《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等经典巨作的着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如此讲述他在地球最深处的感受。
　　
　　2012年3月26日，热衷探险的卡梅隆乘坐自己设计的“深海挑战者”潜艇，独自一人潜入万米深渊的马里亚纳海沟，成为独闯“世界深极”的第一人。
　　
　　为了这次探险，他足足准备了7年。近日，他在美国《国家地理》上撰文，回忆了这段惊心动魄的极限之旅。从澳大利亚的杰维斯湾，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尤利提海岸，再到海底1万米，真可谓“步步惊心”。
　　
　　试潜
　　
　　2012年2月，澳大利亚杰维斯湾的“美人鱼·蓝宝石”号轮船上弥漫着悲伤的情绪。卡梅隆的探险团队刚刚失去两名伙伴：澳大利亚导演安德鲁·怀特和摄影师麦克·德格莱——他们负责拍摄整个探险旅程的纪录片。就在“深海挑战者”第一次试潜的那天，他俩驾驶私人直升机前来会合，谁知起飞不久就坠机身亡，试潜行动也被迫取消。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探险计划毫无进展，卡梅隆心急如焚。“美人鱼·蓝宝石”号轮船的租期到3月底，接下来他要前往伦敦参加《泰坦尼克号》3D版首映礼，而计划中12次不同深度的试潜还一次都没有进行，如果再不抓紧，7年的准备将付之东流。他给队员们打气：“如果我们就此放弃，安德鲁一定会踢我们的屁股。来吧，继续前进！”
　　
　　“美人鱼·蓝宝石”号驶离伤感的澳大利亚，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域。船上载着卡梅隆亲自参与设计的“座驾”——“深海挑战者”潜艇。与普通潜艇相比，它身材“娇小”，只有7米多长，重12吨，因而能更快地下潜、上浮，留出更多时间进行海床探测。除常规装备外，还安装有能抗高压的微型高清摄像头，用于3D拍摄和捕捉海底生物特写。
　　
　　2月21日，“深海挑战者”终于迎来了它的“处女潜”。可是，从潜艇触水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乱了：电力系统报警灯忽明忽暗，二氧化碳擦洗器从舱壁上掉下来砸在卡梅隆的膝盖上，3D摄像头也不工作了……卡梅隆不得不中止试潜。可甚至连行动取消的指令也难以执行，因为程序无法回复到初始状态。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潜艇才重新回到甲板上。
　　
　　24小时后，他们进行了第二次试潜，又失败了。第三天，潜艇总算潜到了水下1000米。在那里，卡梅隆花了3小时观察鳗鱼和各种奇怪的海参。当他准备打道回府时，却又一次出现“险情”：卸掉重物后，潜艇以每小时5。5海里的速度迅速上升，队员们担心溅起的水花可能将潜水器劈裂。潜艇设计者之一荣·阿勒姆却很坦然，说潜艇设计能够承受这样的速度。当“深海挑战者”像一条鲸般浮出海面时，甲板上一片欢腾。自失去安德鲁和麦克后，探险队终于迎来第一次胜利。
　　
　　几天后，探险队又进行了第四次实验，下潜深度为3658米。由于天气、机械故障和人员损失等原因，他们的试潜进程已经远远落后于计划。时不我待，接下来，卡梅隆决定放弃6000米实验，直接在新不列颠海沟进行8000米试潜。这是正式探险前最后一次大型测试，只要“深海挑战者”能经受住这次考验，相信1万米也不会有问题。
　　
　　那天晚上，潜艇抵达7260米深度时，因出现软件故障而被迫返航。48小时后，潜艇再次出发。这次不仅完成了8000米下潜，还意外获得珍贵的科学发现：卡梅隆从8221米深的海域采集来的样本中，有几十只披着白色贝壳的大型片脚类动物。从事极端环境中生物体研究的微生物学家道格拉斯·巴特利特，担任这次探险活动的首席科学家，面对这些鳟鱼大小的样本，他像中了头彩一般瞪大了眼睛惊呼道：“这是我见到的最大的片脚类动物！”
　　
　　此时，探险队员个个情绪高昂：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潜艇顺利抵达预定深度，下一站，马里亚纳海沟！
　　
　　触底
　　
　　“美人鱼·蓝宝石”号向关岛方向驶去。连日来，狂风大作，暴雨滂沱，许多队员严重晕船。天气预报说，3月20日将是一个好天，于是他们把那天定为正式探险的“大日子”。可船开到预定地点时，好天气却“爽约”了。卡梅隆的伦敦之行日益逼近，没有时间了，如果再不行动，他就将与“地球深极”擦肩而过，而且可能永远地错过。
　　
　　3月25日晚，海面上依然风高浪急。船长斯图尔特·巴克尔站在船头，用身体作为摇摆器感受风浪的大小，得出的结论依然是“不宜出行”。他对卡梅隆说：“你都等了7年，难道不能再等一天吗？”
　　
　　可卡梅隆真的一天也等不及了。午夜时分，他叫醒团队所有成员，对“深海挑战者”做最后检测。凌晨4点，他身着潜水服出现在甲板上。他对阿勒姆说：“这只不过是乘坐一次电梯，不是吗？”然后，他亲吻了妻子苏茜·艾米斯：“再见，亲爱的，天亮见。”
　　
　　5点15分，他钻进内径只有1。1米的驾驶舱，感觉好似钻进一颗胡桃。他两腿弯曲，头贴着舱顶。未来8个小时里，他将一直以这样的姿势待在舱中。不过，他没有丝毫的幽闭恐惧感，反而觉得温暖舒适。他的面前有4个显示屏，其中3个连接到外置摄像头，用于观测外面的景致，剩下一个是操作设备的触摸屏。对于潜艇内的每一个按钮，他都了如指掌。此刻，没有紧张，没有焦虑，有的只是信心，还有面对未知前景时孩子般的兴奋。
　　
　　可就在即将入水时，意外出现了：巨浪打来，一个舱门被掀开，一只橙色的压舱球浮出水面。没有压舱球，潜艇有可能悬浮在水中难以下沉。队员们都屏住呼吸，等待队长下达行动中止命令。就在这时，无线电波中传来卡梅隆的声音：“斩断压舱球，行动继续。”
　　
　　“深海挑战者”以每小时3。5海里的速度向海底进发，半个小时后抵达水下3800米。1995年拍摄《泰坦尼克号》时，卡梅隆曾乘坐俄罗斯“米尔”潜艇到达过这个深度，那次的下潜速度仅为现在的1/4。他清晰地记得，当时感觉似乎已经到了深海极限，路程如同去往月球一般遥远。可如今对他来说，这个深度几乎算不得是“深海”。
　　
　　15分钟后，潜艇抵达4760米。2002年，卡梅隆探索沉没的“俾斯麦”号战舰时就是这个深度。此时，外面的水温已降至不到2摄氏度，内舱壁上的水雾凝成大颗的水珠。在局促的空间里，他费力地穿上棉袜和防水靴，并戴上头盔。如此一装扮，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探险者了。他望着黑黢黢的舱外，唯一能证明潜艇在下沉的是成群的浮游生物在潜艇的光束中向上游动。他感觉自己好像驾驶汽车，行进在风雪之中。
　　
　　6点33分，潜艇抵达水下7020米，这是中国“蛟龙”号创下的载人深潜世界纪录。之前，卡梅隆已经先后超越俄罗斯“米尔”潜艇、法国“鹦鹉螺”号潜艇和日本“新海6500”号潜艇抵达过的最大深度。令他骄傲的是，上述潜艇均为政府资助项目，而他的“深海挑战者”是私人制造，大多数团队成员从未在潜艇上工作过，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满怀激情，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
　　
　　在漫长的下潜过程中，周遭一片寂静。卡梅隆眼瞅着屏幕上显示深度的数字越变越大，他想象着舱体承受的巨大压力，一旦出现裂缝，水流就会像激光一样击穿自己的身体。
　　
　　7点46分，经历两个半小时的漫长旅途，“深海挑战者”终于触底。“海面，这里是‘深海挑战者’。我在海底，深度35756英尺（约10898米）……一切正常。”他汇报完毕，忽然想到：在这个历史时刻，也许应该准备一些更有意义的话，诸如“人类的一小步”之类。
　　
　　这时，他意外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祝你平安，亲爱的。”是苏茜，这个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百分之百支持他却又无时不为他担惊受怕的女人。

为生歌唱

　海床
　　
　　开始工作。“登月不是为了证明火箭可以到达那里，”卡梅隆曾这样对他的队员说，“真正目的是探索、收集样本。我们从深海带回的每一样东西，对科学界来说都是宝贝。”
　　
　　按照计划，“深海挑战者”将在海底停留5小时。卡梅隆打开科学舱舱门，启动操作杆，开始收集海底沉积物。同时，他给绑在操作杆上的劳力士深海手表拍了一个特写，这家瑞士公司是此次探险活动的合作方。尽管舱外的压强高达每平方英寸16300磅（约7394千克），但手表指针依然行走正常。
　　
　　可不久，就出乱子了。液压系统开始漏油，视口上出现油珠。短短几分钟，操作杆便失灵了，科学舱门也不听使唤。看来，收集样本的工作不得不就此结束，但摄像头还在工作，卡梅隆决定继续探险。
　　
　　借着探照灯的光束，卡梅隆望向舱外。水很清，底很平，可以看到很远，但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他经历过80多次深潜，见识过各种海床，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空荡荡的。
　　
　　潜艇向北前行，卡梅隆希望能在一马平川的海床上看到突起的岩石，那里往往隐藏着生命。可是，走了约1公里，依然一片荒芜。他感觉自己来到了生命的绝境，一个从未被惊扰过的原始世界。
　　
　　探险队里有几名科学家认为，40亿年前，生命可能就起源于这些黑暗的海沟，它们在板块运动产生的化学能量中缓慢生息，不因人类是否知晓而静静存在。对于未知世界，无论是寂静如斯的深海，还是浩渺遥远的太空，卡梅隆向来心怀敬畏和谦卑。面对眼前一望无际的黑暗，他觉得自己好像举着一根微弱的蜡烛，正悄悄撕开神秘世界的一角。他猜测，在刚刚收集到的样本中，也许就存在着某种未知的微生物。此外，他还拍摄到两个可能含有生命痕迹的图像：一个是比孩子拳头还要小的一团胶状物；另一个是一条1。5米长的地面裂痕，也许那是某种穴居蠕虫的栖息地。在此前的深潜经历中，他从未看到类似的东西。
　　
　　不知过了多久，卡梅隆发现有一对电池能量即将耗尽，指南针开始频出故障，声呐则完全消失，右舷的3个推力器彻底失灵，潜艇向一侧倾斜。他看了看时间，自己在这个地球最寂静的角落只待了3小时，远低于预定的5小时。虽然心有不甘，可是一切指标告诉他，必须立即返航。
　　
　　向地面发出返航信号后，他启动释重系统，将两枚500多磅的重物卸入海底，潜艇以每小时6海里的速度上升，这是潜艇的设计极限。看着屏幕上显示深度的数字迅速减小，他想象着潜艇承受的巨大压强如同松懈的蟒蛇般退去，不由得感到一阵轻松。一个半小时后，他将重返水面，迎接他的是阳光、空气，还有苏茜甜蜜的拥吻。

为生歌唱

白脸瓷娃娃时间:2013-09-09　作者:未详　点击:214次 　　1977年一个秋日的上午，19岁的麦当娜怀揣35美元和一个明星梦，从家乡密歇根飞到纽约。然而，想进好剧院谋个位置得有高人推荐。有人建议她找玛莎·葛兰姆碰碰运气。这玛莎是何许人？是美国现当代舞蹈界的师母级人物，曾在白宫先后为8任美国总统跳过舞。更厉害的是，她独创玛莎技法，强调女人跳舞要靠腹部的收缩调整舞步。不过老太太晚年变得很乖戾，常为小事大发雷霆。
　　
　　小麦眼见求职无门，只好来玛莎·葛兰姆舞蹈学校从头学起。不过这个野心勃勃的姑娘，只是暂时向命运低下头，她知道要想征服全世界，首先得征服这个老玛莎。麦当娜一直想找机会跟玛莎见上一面，在她面前展示才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麦姑娘终日沉浸在练舞的辛劳中。一天中午她练到浑身大汗，忍不住想回去洗澡。就在她拉开大门刚探出头的一刹那，迎面撞上一位老太太。麦当娜在回忆录里写道：“她就站在那，站在我的面前，定定地看着我，那形象似乎很高大，又似乎很远。”麦姑娘吓坏了，她长这么大还从未知道什么叫怕，可此刻她被这老妇人镇住了。
　　
　　麦姑娘以为玛莎会将她痛骂一顿，甚至给她一耳光，如果真这样，她也欣然领受，因为学校有规定，练功时不许出课堂。老太太的头发一丝不乱，严谨地向后梳着，脸上打了很多粉，像一个白脸瓷娃娃。她若有所思地看着麦姑娘，看了一会儿，走开了。玛莎究竟怎样看待麦当娜呢？多年后接受专访时，玛莎说：“她是个野丫头，别人藏心里的，她敢拿到台面上，这样做当然不讨巧，可是请你告诉我，世上有哪个艺术家是讨巧的？”
　　
　　玛莎的知遇之恩让麦当娜铭记终生。往后20多年，麦当娜火辣性感的舞步红遍全球，无数粉丝朝她尖叫呐喊，但她一直没忘记那个古怪的老太太。一天，麦当娜获悉玛莎学校因银行催债濒临倒闭，老玛莎正为还债四处奔走，她二话没说，签了一张15万美元的支票，让人给老校长送去。那时已年满94岁的玛莎拿着这张支票，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为生歌唱

绝恋加那利时间:2013-09-09　作者:未详　点击:173次 　　一
　　
　　1982年的葡萄牙里斯本，充满变数又给人希望。旧政权解体，新政党上台，修宪，改革，各种呼声，各色机会，使得地处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古老城市，吸引了各路人马，有人来参与变革，有人则来充当评论者和观察者。
　　
　　比如，林荫道上走来的这个姑娘，她眉目俊美，乌发如云，一副斗志昂扬的模样。她叫皮拉尔·德尔里奥，26岁，西班牙国家电视台驻里斯本记者，女权运动的急先锋。
　　
　　眼前，她就要去采访一位斗士，这人叫若泽·萨拉马戈。
　　
　　萨拉马戈出身贫民，做过矿工、车工，后来成为作家。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葡萄牙一直处在独裁政府统治之下，民主便成为萨拉马戈矢志追求的东西。1970年，他加入共产党，为此离婚；1974年，葡共领导的“红色康乃馨”革命成功，他的生活渐趋正常。不料右翼势力获得了政权，于是禁欲成了他革命到底的标志。
　　
　　皮拉尔来到一栋幽静的住所前，正要敲门，一个高瘦、目光深邃的男人用纸袋子提着一只死猫推门出来——正是萨拉马戈。他说：“它死了，我得去把它埋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过弯弯曲曲的街道，走向海边。皮拉尔刚刚看过他的新作《修道院纪事》，她喜欢小说里的爱情故事，胜过萨拉马戈隐藏在文字丛林里对现实和宗教的批判。
　　
　　她问：“关于太阳吸引琥珀，琥珀吸引乙醚，乙醚吸引磁铁，磁铁吸引铁皮，铁皮大鸟能将人送上天的描写，就是你追求的人类大爱的传递吗？结尾你为什么要安排独手勇士和那位具有特异视力的姑娘死亡，难道他们奉献于人类就不能得到个人的幸福吗？您痛苦吗？不是指失去猫，而是禁欲！”
　　
　　萨拉马戈回答：“小姐，你完全没看懂我的小说，我从不写爱情。我痛苦吗？当然，但是这痛苦不会多过灭除自由之政权下的数百万同胞。我所做皆因为我所爱，我无法甘愿为理想以命相搏的同时，去贪恋女人的怀抱。我远离女人和爱情，正是因为我无比热爱女人和爱情。”
　　
　　皮拉尔回敬道：“难道我不是您热爱的女人中的一分子，仅仅因为我是西班牙人？”说完，她骄傲地转身离开。
　　
　　二
　　
　　1986年，葡萄牙完成“继续革命”，选出60年来首位文人总统，萨拉马戈欢欣鼓舞地出版了又一本重量级小说《石筏》，借此表达国家重建，首先是文化上重建的观念。他说葡萄牙和西班牙同属伊比利亚半岛，文化同宗，提出两国应该成为共同体的大胆设想。
　　
　　皮拉尔想把这惊世之作，翻译成西班牙语推荐到自己的国家。此时的皮拉尔30岁，仍然孑然一身，在外国驻里斯本记者中以直言不讳着称。萨拉马戈同意将小说交予她翻译。
　　
　　可是，皮拉尔依然锋芒毕露，翻译过程中对小说提出修改意见。她说：“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不会将她抛于孤岛20年，两人一起奋斗的幸福，多过空耗生命的等待，这个女人如果坚信丈夫会回来，也一定会微笑生活，而不是让等待浸满泪水。您一直远离女人和爱情，却总在替她们发言，因此可笑。”
　　
　　萨拉马戈对于一个译者居然敢动自己的作品，感到怒不可遏：“我说过我从不写爱情，你总是自以为是地以愚蠢的眼光来分析那些寓言细节！”
　　
　　两人争执不下，萨拉马戈愤而剥夺了皮拉尔的翻译权。皮拉尔毫不示弱，尖锐地指出萨拉马戈男权思想严重，1970年，他之所以跟妻子离婚，并不是出于对她的保护，而是担心她成为他革命道路上的累赘。
　　
　　“您的追求总凌驾于女人之上，您跟那些独裁者没什么两样！”
　　
　　这次之后，皮拉尔发誓再也不跟萨拉马戈来往。但是没多久，萨拉马戈主动来电话了，他说：“我得承认，女人追逐爱情，男人追逐理想，这两者没什么贵贱之分！”
　　
　　原来，萨拉马戈找专家审阅了皮拉尔留下的一部分翻译稿。专家评价说，她和他有着同样犀利、洗练的文风，不仅忠实于原着，更忠诚于正确的思想，她是一个优秀的译者。
　　
　　没有什么比一个硬汉的认错更让人心碎的了，两人的关系大大地向前迈了一步。
　　
　　《石筏》被顺利翻译成西班牙语出版。思想交锋带来的活力，让这部译作甚至超越了原着的价值。他们彼此折服，又互相吸引。1988年，萨拉马戈终于走下禁欲圣坛，跟比他小32岁的皮拉尔结婚。
　　
　　此事在葡萄牙引起轩然大波，左翼人士指责萨拉马戈晚年变节，皮拉尔被视为西班牙艳女郎。萨拉马戈不得不回击说：“我体内还有荷尔蒙，这种叫激素的东西，让我成为共产党，也教我怎么做男人。”
　　
　　1991年，萨拉马戈写出《耶稣基督福音》，这部小说激烈地批判教会。葡萄牙有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小说出版后，抗议不断，结果该书遭到政府的查禁。
　　
　　萨拉马戈一向反对政府对文学作品进行审查，他怒不可遏地决定出走，目的地是西班牙外岛加那利。加那利位于大西洋深处，离最近的非洲陆地有300多公里，离西班牙国土有1200多公里，只有白沙、大海和蓝天。当时已经是电视主编的皮拉尔不忍放弃事业，并恼怒萨拉马戈总是以个人意愿为第一选择，她负气地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然而，毕竟她深爱着他，深知他对世界充满愤怒，是缘于他比谁都活得清醒。他说只有信仰虚无的人，才会去信上帝。他信共产党，追求公正和幸福，他出门从不揣钱包，但从早到晚都带着党员证。他将所有的稿费都用于公益，自己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
　　
　　皮拉尔担心他独处孤岛不安全，便前去探望。飞机、海船，漫长的旅途后，她登上兰萨特岛。夕阳下，小石屋前，站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萨拉马戈正冲她微笑，似乎他们只是分别了一个上午。“如果坚信另一半会回来，就不要让等待浸满泪水，这是你教我的！”他说。
　　
　　皮拉尔分外羞愧，多年前她关乎等待的浪漫描绘，如今居然是由丈夫来实现的。
　　
　　此后，个性强悍、意志坚定的女权运动的支持者和实践者皮拉尔，成了女主人、女佣人、秘书，她牵着丈夫走路，搀扶他上楼，打理他生活中的一切。当她更深地走入丈夫的内心，深知他所思所想时，才认识到真正的女权并不是非要跟男人一争高下，而在于拥有更多知情自主的选择。
　　
　　皮拉尔的转变，让萨拉马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犀利的文字经常穿过迷茫海雾，不断地刺向伊比利亚。
　　
　　1995年，萨拉马戈的小说《失明症漫记》出版。故事讲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爆发了一种传染病，得病的人会失明，政府为遏制疾病蔓延，将所有的失明者关进精神病院。一个女人没有得病，为了照顾失明的丈夫，她谎称看不见也被关了进去。在那里，她看到失明者因为眼前黑了，心也变黑，以为人人都看不见，于是坏事干尽。
　　
　　这本怪诞的小说，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人性的善恶，指出目盲其实就是心盲的道理，在葡萄牙很快脱销。萨拉马戈以绝对的才气，赢回同胞的热爱和尊重。
　　
　　三

为生歌唱

　三
　　
　　1997年，75岁的萨拉马戈病危，生命像要掉落大海的夕阳，即将收敛光芒。皮拉尔要激活萨拉马戈的生命，让他活得更长。她知道，对于萨拉马戈来说，文字的拯救胜于医药。
　　
　　整整一年，皮拉尔悉心照顾萨拉马戈，与此同时，她开始将《失明症漫记》翻译成西班牙语，还物色优秀的英、法、德文译者，将小说翻译成更多语种。她不辞辛苦地审阅这些译稿，无数个夜里，为追求贴切地表达小说原意，又尊重各种语言的独特之处而殚精竭虑。萨拉马戈让她不要那么辛苦，皮拉尔回答：“索菲亚将托尔斯泰3000页的《战争与和平》誊写7遍，相比之下，我能为你做的真不多！”
　　
　　皮拉尔成功了，小说在欧亚和拉美地区出版并受到欢迎。
　　
　　萨拉马戈逐渐恢复，1998年，他前往法兰克福参加书展时突然接到电话，被告知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
　　
　　得知喜讯后，萨拉马戈没有飞回葡萄牙——尽管那里正在欢庆他们国家诞生的第一个诺贝尔奖——而是直接飞回加那利群岛的家里，跟皮拉尔度过了属于自己的狂欢节。他向妻子举杯致谢，说：“你是最好的译者，最好的批判者，是你挖掘了我，你就是我的创造力！”
　　
　　获奖后的萨拉马戈，依然保持着每两年一部小说的高产：1998年《所有名字》，2000年《洞穴》，2002年《双重人》，2004年《清醒漫记》等等，2008年的《象之旅》还给了读者一个巨大的惊喜。2009年，他几乎只能在轮椅上度日，还出版了小说《该隐》。所以有评论者说，萨拉马戈真正的小说创作，是从60岁开始的。
　　
　　2007年，85岁的萨拉马戈陪同皮拉尔回西班牙参加岳母的葬礼。他这样送别比自己还小的岳母：“每个人的死都是上帝的死，人死完了，上帝也就不存在了！”萨拉马戈意识到他也即将和自己的上帝同归于尽，表现出少有的却是十分幽默的面对死亡的浪漫，他要和皮拉尔举行一场婚礼。
　　
　　于是，一场没有任何宗教色彩的婚礼，在亲友的簇拥下举行。曾经的怒汉，孱弱得像个孩子，皮拉尔深情地拥抱着丈夫，成为他强大的支撑。
　　
　　2010年6月18日，萨拉马戈的生命终于像油灯一样燃尽。消息传来，葡萄牙空军飞机飞往加那利，接回自我流放后再也没有踏上故土的大师，并给予其国葬的厚遇。随后老人的骨灰一半留在祖国，另一半则被送回海岛，葬在一棵橄榄树下。
　　
　　如今，在加那利的橄榄树下，皮拉尔延续着丈夫未竟的事业。2012年，经她搜集整理，萨拉马戈佚失59年的小说《天窗》出版，随后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全面推出。她还创立了以萨拉马戈名字命名的基金，并亲自打理。这个从不写爱情的男人，因为遇上一个执著奉献于爱情的妻子，而在身后留下了动人的爱情故事。

为生歌唱

大数据让人无法遗忘时间:2013-09-08　作者:未详　点击:153次 　　有一位名叫史黛西的25岁单身母亲，在即将入职成为一名教师的时候，突然被学校告知：“你不能来了，你的行为与一名教师不相符。”
　　
　　史黛西并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校方指的是网上的一张照片：她头戴一顶海盗帽子，正在喝一杯饮料。这张照片来自史黛西个人空间的主页，并被她取名为“喝醉的海盗”——很显然，这是一张朋友之间常见的搞怪照片。但校方发现照片后，认为学生可能会因看到教师喝酒的照片而受到不良影响。
　　
　　把照片删了不就行了？但史黛西绝望地发现，她的照片已经被搜索引擎编录了，互联网永远记住了史黛西想要忘记也可能已经忘记的东西。
　　
　　也许有人会说，你在社交网络上传照片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后果，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更何况史黛西还为照片加了一个煽动性的标题。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删除》中，还讲了另一个故事。
　　
　　一位60多岁的加拿大心理学家费尔玛德，打算穿过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去接一个朋友——这件事他已经做过上百次。但这一次，边境卫兵突发奇想，“搜索”了一下他。结果卫兵找到了费尔玛德5年前发表在一个小众杂志上的文章，文中他提到自己在30多年前曾经服用过致幻剂LSD。因此，费尔玛德不仅被扣留了4个小时，不允许入境，还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表示自己服用过致幻剂，所以再也不被允许进入美国境内。
　　
　　和史黛西不一样，费尔玛德并不是互联网用户，也没有社交网络账号，但他在一本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能在互联网上被轻易找到。
　　
　　2007年，谷歌向公众承认，他们一直储存着每位用户曾经键入的每次搜索请求，以及每位用户随后点击访问的每一条搜索结果。看起来这是一件好事：《大数据时代》一书多次描述了疫情蔓延时，谷歌利用这些数据判断出了疫情严重的地区——搜索疫情关键词的人数暴增的地区，并优先进行了救护。这就是大数据带给人们的便利。
　　
　　实际上，大数据也有其可怕的一面，比如，谷歌记住了你希望忘掉的一切：幽会时订过的汽车旅馆、得过抑郁症、曾经写过的小说。在《删除》一书里，史黛西和费尔玛德并非个例，受到大数据“迫害”的还有无数人，有无法让互联网忘记十多年前细微证据的知名大律师，也有由于在社交网络上抱怨工作无聊而从此失业的英国小姑娘。

为生歌唱

读书耻辱游戏时间:2013-09-08　作者:未详　点击:170次 　　编剧史航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游戏，最早是从美国传来的，这个游戏叫做“读书之耻”。玩法很简单：在朋友聚会的时候，轮流坦承一本自己本该看过实际上却从未读过的经典名着。你说没看过莎翁，我比你还惨，我连《圣经》都没读过；我说金牧师《我有一个梦想》我没听完过，别紧张，他西装革履，一副学富五车的模样，连《独立宣言》都背不全。
　　
　　大家轮流坦白，高潮迭起，往往能有各种惊人的发现，使得人们拍着大腿指着对方大笑：“平时看你浓眉大眼，原来也是这副德性啊。”所有人坦白完一轮，彼此相视一笑，气氛无比融洽。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心理游戏。在正常的社交活动里，一个博览群书的人总是更容易得到大家的尊敬，而读书少则是一个负面属性。如何判断这一点，每个人心目中都隐藏着一份书单，不一定都读过，但一定不能承认这一点。没人愿意被当面说“哎呀，你怎么连这本书都没看过”。于是，为了不暴露自己读书少，大家会很辛苦地装腔作势，在听到别人提到某某书时点点头：“嗯，这书不错。”其实压根没看过。日积月累，习惯成了自然，压力悄然堆积。
　　
　　而这个游戏反其道而行之，让大家都自曝其丑其短。要知道，一件丑事，一个人做了是丑事，所有人都做了，那就不怎么丢人了。这个游戏的原理，在于迎合了参与者的从众心理，而且让他们的耻辱与在场的每一个人分担。大家轮流对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进行挑战，等于每个人都卸下自己的面具，压力自然就随之释放。
　　
　　这个游戏在中国玩，比在美国玩更加有趣。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读书传统，读书已经被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义务，一种传统。中国有太多“不应该没读过的”名着，小时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总得背一遍吧？稍大一点，《唐诗三百首》起码得背个三分之一出来；再大些，《论语》《老子》得通读一回吧？还有两司马、三曹、建安七子、唐宋八大家、诸子百家，都要略有涉猎不是？更别说什么儒家经典、道家仙籍、佛家经卷……在书店里放眼一扫，随便就能发现诸如“你不得不读的中华经典100本”“中国人必读的10本世界名着”之类的系列丛书。读者还都吃这一套，一箱一箱地往家里扛，一脸焦虑，仿佛少看了―本，就会被社会淘汰了似的。
　　
　　在这种“必读”高压之下，玩起读书之耻来，挑战禁忌的快感格外强烈，释放出来的压力也就特别大。我在不同的朋友圈子里实验了几次，效果特别好。一开始，大家还有点扭捏，只好我来起了个头。我会很诚实地告诉他们，我很少看俄国作家的作品，不是人家写得不好，而是对不上眼。《安娜·卡列尼娜》我就没看过，《复活》只翻过封皮，《卡拉马佐夫兄弟》更是看了个书名就扔下了。中国的经典里，我没通读过《诗经》，因为好多字不认识；没研究过楚辞，因为好多字不认识；没朗诵过汉赋，因为好多字不认识；就连《唐诗三百首》我能背下来的都不算多，写东西要用的时候，还得靠百度和谷歌去查。
　　
　　我这个头儿一开，其他人明显松了一口气，争先恐后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到了后来，刹都刹不住。这些家伙与其说是在坦白，毋宁说是在发泄，仿佛要把平时被那些“必读书籍”憋进胸腔里的鸟气，一次宣泄个够。
　　
　　标榜自己读过什么书，这是一件好事。不过偶尔试着坦承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也未必是坏事，可以有效缓解焦虑，拉近朋友之间的关系。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李小龙先生的一句经典台词来为这游戏做个注脚：“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为生歌唱

真实的青春没有逆袭时间:2013-09-08　作者:未详　点击:180次 　　24岁的林宇第一次当伴郎。
　　
　　他悉心置办了一身正装，颜色灰暗、款式规矩的衬衫加西裤。当初找工作时，也不曾有这样拾掇自己的兴致。在外地的大学室友要结婚了，特意叮嘱他：“不要穿你的万年球服过来。”林宇对室友的老成一番嘲弄，但还是郑重地答应了。
　　
　　套上装成熟的衣服，林宇感到一阵别扭，却是欣喜的烦恼。他人的婚礼，自我的规范，对这个大学结业生来说，生活似乎要进入正常化的轨道。
　　
　　林宇属于社会所解读的“自我中心”的一代。消费主义的风潮裹挟了他们从童年至青年的全部过程。同时，他们又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理想主义远去的时代，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单纯到世故、从无知到精明的火箭般成长。
　　
　　他们的青春期，注定要比任何时候都短暂。
　　
　　被现实被自己挫败
　　
　　2003年以后，大学扩招导致就业潮持续高涨，读书的性价比劣势改变了高等教育的传统功能。昔日的象牙塔被混乱的价值观打破，在去理想化和保持出世精神之间徘徊。培养精英的意义不再，整个社会在慨叹中国的高校已沦为职业培训场而又不够实用的时候，普遍的落差感便成了这代人的心理共鸣。“毕业即失业”并不是夸大其词的恐慌制造，是大部分人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另一种参照：“官二代”“富二代”的飞扬跋扈和不劳而获。普通的年轻人甚至无须从网络和报端上获取信息，因为同龄的“官二代”“富二代”或许就在他们身边。“只有身份才能改变身份”的社会价值判断，深深烙在他们尚未成熟的价值体系中。
　　
　　“即使按部就班完成学业，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出路。对普通人来讲，这是一个在起跑线上就已输掉的时代。”林宇说。也许正是这种想法，让他选择了“混”。
　　
　　大一的第二个学期，林宇挂科了。学校把成绩单寄到家里的时候，他和父母都不以为意。这个家庭还没有从儿子考上北京重点大学的喜悦中冷却下来。2006年，大学生的贬值和就业的困难已经被社会热议，却并不影响一个西部县城对高等教育的过度期望，进入大学在那里仍然是一个神话式的前程。在热浪般的羡慕与祝贺中，林宇被父母送到了北京。
　　
　　像魔咒一样，挂科越来越多。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足球。学校有很多人都拿不到双证的先例更是增加了安全感，让他自动屏蔽了内心深处的不安。“从当时挂科的比例来说，不乏那么一批人，有人甚至没到4年就退学了。”林宇试图为自己当时的心理找原因，“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看，还有比我差的，应该是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潜在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这些人。”
　　
　　等他发现大溃败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马上要毕业了。“知道双证已经拿不到的时候，我就开始破罐子破摔了。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已徒劳。”他放弃了任何可以补救的机会，带着一张结业证离开了学校。“分别那天，所有人都说这没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为生歌唱

　虚幻的逆转
　　
　　林宇不是没想过另谋出路，他称之为喜剧式的创业计划。他不断重温足球中的经典逆转。2004至2005赛季欧冠决赛利物浦对AC米兰，上半场连进3球的AC米兰几乎已经稳坐胜局，孰料下半场利物浦连扳3球，最终靠点球逆转登顶，拿下了冠军。这场赛事，林宇每看一次都会热血沸腾，像信仰一样为之膜拜、癫狂。他开始执拗地认为，自己的一生将只与足球有关。
　　
　　他注意到很多人工作之后仍然愿意回学校踢球，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场地、赛事和信息平台。这或许是一个商机，可以做类似于足球联盟的网站。这个想法燃起了他久违的热情，他开始在纸上草创网站的页面和模版。专注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所谓的创意不过就是一纸空谈，他无法对别人清晰解释客户群体、盈利模式。足球带给他的快乐与能够转化的价值之间，差之千里。“兴趣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林宇说。
　　
　　“其实我只是把足球的逆转投射到了现实生活，变异成了一种病态的自大和赌博式的心理。”林宇这样解剖自己。他觉得愤青情绪也因此而产生，学业的失败、无业的恐慌，都能在一边上网浏览新闻，一边痛骂社会和体制不公的快感中得到释放。这是他的同龄人共同的成长体验，网络信息的海量冲击让他们与社会提前相遇，电脑屏幕上呈现出的喧闹和纷乱，远比真实的生活更有戏剧性和吸引力，关注他者无异于暂时忘记自我困境的止痛剂。
　　
　　足球中的逆转并不是真实的人生，林宇开始清醒。
　　
　　同学答应把林宇介绍到自己所在的小公司，要求不高，月薪2000元。然而，等了一个多月后，还是不了了之。林宇决定回家乡跟亲戚学做小生意，他想着自己总还是有“力气”这点价值的。不过，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亲戚的彩票店卖出一张彩票才赚1毛钱；周围开饭馆的人天不亮就要起床，人人都必须有手脚并用、精明油滑的本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真实的底层社会。“原来苦力活也不是谁都干得来的。”林宇开始觉得，他并不属于这个群体，“并没有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什么下定决心、发愤图强，虽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是觉得该做点什么了。”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拿到结业证的大学生可以在两年内重新申请补考换取毕业证。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林宇决定重拾书本。他开始重新审视学历在这个社会中的分量。脑中的路线图也渐渐明晰起来，虽然拿不到学位证，但有了毕业证，便可以考研，新的学历将冲刷掉结业生的污点。他太渴望摆脱低人一等的不堪境地，回归用社会眼光看来正常的年轻人的行列。
　　
　　然而，运气好像自高考之后就再也不会降临。在家里埋头苦读，考试时坐火车来北京，挂掉的课程一门一门补过了，最终却输在了最后一科上。55分，宣判了彻底的失败。
　　
　　林宇说：“那段时间和家里的冲突特别多，有时候会坐着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此时，他才真正撕开伤口，检视自己犯下的错。他想不通，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挽回4年的荒废。
　　
　　林宇回到了北京，开始做简历，找工作。他希望能够在自己栽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尽管单薄的一页纸上，几乎没有可写的履历，但他终于要学着摆脱寄生的窘迫。一个月后，一家小公司接收了林宇，月薪3000元。他告诉父母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平静。
　　
　　“无论如何，重拾了久违的那种规律状态，尽管同学的研究生都快读完了，你以为人家是白上啊。”林宇不再坚持他的“学历无用论”。尽管仍然租着一张床位，每天要用两个小时赶去上班，但他知道，24岁的这一年，他终于不再是个“另类”。偶尔，他也会想，社会压力、亲人的期望、自己的前途，这是不是青春应该承受的。
　　
　　这不再是一个年轻即资本的时代，工业流水线上的经验主义要求每个人必须在短时间内实现成人化，在一个竞争白热化的社会环境中，犯错的青春会被迅速、无情地抛弃，“做自己”显得既无用又荒唐。当中国的权力和财富固化为当下的“二代”们所继承和享受的物质的时候，他们这代人的横向差距远胜于任何时代。具备特定的血统和遗产，才能有闲庭信步的从容和放逐自己的资本。而对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来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才是他们最真实的前路。所谓的“逆袭”，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