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生命的接力
时间:2015-02-16　作者:未详　点击:161次

　　2005年3月30日15时，一名在青岛远郊的胶南区出生仅两天的男婴，被从一家医院紧急转至青岛市儿童医院抢救。此时，婴儿的父亲因为转院而心中忐忑不安：孩子的病肯定非常严重，否则不可能转院。此病患儿到底身患何症呢？
　　
　　黑色诊断
　　
　　青岛儿童医院新生儿科的专家们看到该男婴的状况后，皆吓了一大跳：只见他从头到脚，从手心到脚心全是黄色，就像是熟透的黄橘子那么黄。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儿科的单主任一眼看出该患儿患有严重的黄疸。黄疸在医学上叫胆红素，胆红素平时是不应在血液中大量存在的。随即，医院对该患儿的血样进行了相关检测：其血中的胆红素为400多微摩尔单位，指标高出正常孩子一倍多。
　　
　　医生们考虑：这么小的孩子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黄疸，估计是和妈妈的血型不合引起的溶血。新生儿溶血病主要是由于母婴血型不合，来自母亲体内的抗体大量破坏婴儿血液内的红细胞，致使破碎红细胞内的胆红素大量释放到血液中，而严重损害婴儿健康。此损伤若是在近期，即生命的早期出现，可能会造成高热，甚至危及生命，婴儿就不一定能存活下来；若是远期损伤，那此婴儿尽管经过抢救存活下来，可将来会留下一些神经系统的后遗症，如运动障碍等，还可能会出现智力低下方面的问题。
　　
　　新生儿溶血病的诊断，必须要等待母婴血型的化验结果。患儿的血样被马上送到青岛市中心血站，进行溶血方面的专业化验检测，化验时间得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此时的等待，对初为人父的庄振志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因为其子是剖腹产出生，刚生产完的妻子极度虚弱，庄振志向妻子隐瞒了孩子的病情，独自承受着所有的顾虑和担忧。他把孩子存活的希望，都寄托在医务人员身上：有什么好针好药尽管用，只要能救活孩子，不用考虑别的。
　　
　　一个半小时后，患儿血样检测终于完成，结果证实了单主任的判断：孩子的确是新生儿溶血病，而且还是极为罕见的RH阴性血溶血病。大部分正常人都是A、B、O、AB、RH阳性血，这种RH阳性血的几率非常小，RH溶血少见。RH溶血有着来势凶猛的特点，发生、发展非常快，救治的难度相应增加，留有后遗症的可能性也很大，救治这类病人的最好方法，就是马上换血。
　　
　　虽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过换血的镜头：换血时一个血管进血，一个血管往外出血，如此不停地循环进行。但这事非常严重，不同于一般的手术；若换血失败，则后果难料。面临如此情况，尽管庄振志心急如焚，但他还是理智地调整自己的情绪，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
　　
　　根据母婴血型的化验结果和患儿自身的体格状况，患儿需要换取600毫升RH阴性A型血。换血两个目的：一是把这些游离的抗体和胆红素赶紧换出来，二是力图把后遗症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
　　
　　希望突现
　　
　　青岛市各大医院的临床用血，皆是由市中心血站供给。儿童医院急需的RH阴性A型血，尽管血库里有一定数量的储备，但此时要拯救这名新生儿，却需用刚刚采集的新鲜血液。因为红细胞的保存是有时间限制的，平常血液都是冷冻保存，冷藏在-180℃的环境里，要用拿出来时已结成了冰砣，要通过解冻、洗脱后才能使用。如此一来，血细胞就有一定的损失量。况且新生儿身体各系统的发育不是很完善，要进行代偿还得有个过程，这就必须用新鲜血液给他换血，这也是此时的唯一途径。
　　
　　RH阴性血属于稀有血型，占人群比例不足千分之二。根据血站资料显示：整个青岛市登记在册的RH阴性A型血不足200人，而且其中很大部分是学生、军人和外来务工者等流动人员，加之通讯方式的频繁变更，真正可联系上的不足70人。
　　
　　此时已是傍晚时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联系到合适的献血志愿者决非易事。血站的工作人员拨通的第一个寻找血源的电话，对方那个献血者却因公出差人在北京。继续拨打电话，后来一些献血者的情况皆不尽如人意：有的是前次献血后还没有6个月，再找他献血则属于违法采血，自然不能再要他们献血；有的是身体患病不合规定，如感冒了等；还有的是一些女同志正处在生理周期的不适期间……一阵电话打出去后，没找到一个正常献血者。
　　
　　这边儿童医院新生儿科的专家、医生们的心情越来越着急。在血站紧急联系献血志愿者的同时，患病婴儿被送入了重症监护室，处于一级监护状态。而救命血何时能到位，则成为决定他能否存活下去的关键。还有一个令大家焦心的问题，就是胆红素引起的神经系统的改变，此病的医学名词叫胆红素脑病。此患儿会不会出现胆红素脑病？在什么时间出现胆红素脑病？实难估料——这是个非常难控制的世界难题。
　　
　　一般来说，诊治此病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换血越快越好。为以防万一，青岛儿童医院当时让病患儿的父亲庄振志签了不少同意书，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庄振志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刚刚降生的小生命就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这让参与抢救的每个人都揪紧了心。就在寻找血源工作屡屡受挫之时，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血站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多小时内拨打了50多个电话后，一下子找到了两名RH阴性A型血的献血志愿者：孩子有救了！找到血源的消息，在第一时间传到了儿童医院，大家都非常高兴，马上就开始了换血的准备工作。孩子的父亲得知此消息后，立马觉得孩子有希望了。
　　
　　暮色中，两名献血志愿者很快赶到了血站。经心率、血压等初检合格后，俩人分别被抽取了200毫升和400毫升鲜血。早就一直待命的检验人员，赶紧拿着血样去做最后的检验。在检验科，按照卫生部标准，化验甲肝、乙肝、丙肝、梅毒、艾滋、还有血型抗大D等几项有关的血液检验指标，若合格，则可以发往临床了
　　
　　婴儿告急
　　
　　90多分钟后，两名献血者的血样报告出来了，可意外的结果让所有人始料未及：两人的血液都不符合要求。听到此消息，儿童医院新生儿科的专家、医生们，皆觉得脑子像要爆炸了一样。
　　
　　新一轮的血源寻找又开始了，此时已近21：30，时间紧迫，若不尽快找到新一轮的献血者，患儿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关键时刻，血源推迟一分钟或一个小时到，患儿都有死亡的可能。这孩子治病真是不顺啊！但愿他千万别出什么问题，一定要坚持等待，给大家一段时间找到献血源。大家焦急地盼着。
　　
　　经过第一轮筛选，可提供合适血源的人数越来越少，重新调配新的血源将面临更大难度。一般人们吃晚饭的时间是18时到19时之间，此时是21：30，正是人体代谢高峰，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出现转氨酶再升高现象。在第一轮的献血源里，从50多个人中确定了两个献血者；可第二轮的献血者中，可采血者已所剩无几。血站的工作人员也心急如焚。
　　
　　尽管再次寻找献血者的难度更大，但参与为患病儿寻找献血源的每一个人都绷紧了弦，铆足了劲，没有丝毫懈怠，皆认为：我是个医务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来挽救一个生命。特别是其中为人母者，更能体会母亲怀孕和生产的不易，看到一个新生命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寻找献血源，配合医院做好抢救工作，使这个患病儿转危为安地存活下去。
　　
　　与血站繁忙的搜寻工作相比，夜幕下的儿童医院显得相对安静，监护室里各种仪器的声响，在静寂中显得格外刺耳，似乎蕴藏着更大危机，让一直焦急等候的庄振志愈发不安。其时，他想问问：情况现在怎么样了？但没敢问，他不懂救治程序，也不知该问什么，只得无奈地在走廊上不停徘徊。
　　
　　庄振志和妻子已结婚5年了，其间，妻子曾三次怀孕，但皆因各种原因最终没能保住孩子，他们做梦都盼望能有自己的孩子。为了这个孩子，从妻子一开始怀孕，两人就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出现什么意外。这次他们终于如愿有了自己的孩子，可这个小家伙刚刚脱离母体，就被推到了生死的关口，他脆弱的小生命能否支撑到血源找到的那一刻？
　　
　　参与抢救的专家、医生们碰到过很多因为抢救不及时，造成神经系统后遗症的孩子，他们不希望以前在别的孩子身上出现的那些悲剧，再在这个孩子身上发生。此时，能把孩子从死神手里拽回来的，只有那弥足珍贵的救命血源。可搜寻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又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二度搜寻工作仍无任何进展，婴儿在告急，这让火烧眉毛的工作人员愈发地心急火燎。
　　
　　抗击死神
　　
　　此时，裹挟在浓浓夜色中的岛城，渐渐褪去了喧嚣，而血站搜寻献血源的工作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情急之下，工作人员宫惟玲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个“救星”：约是去年9月，也出现过一次被抢救的病人需要RH阴性血，当时她按登记资料给一个她不认识的叫宁兆安的师傅打了个电话。宁师傅接了电话后，没有丝毫推辞，立即赶来献血。宫惟玲当时觉得：像宁师傅这样的人，只要当时他方便，则会有求必应。
　　
　　事不宜迟，宫惟玲赶紧拨通了宁兆安师傅的电话。一听孩子要用血，也是有孩子的宁兆安师傅，觉得用自己的血去救一个孩子，光荣且有意义，马上来了。这个成功的转机给所有的血站工作人员带来了信心。因为有第一轮献血源的意外出现，大家决定继续寻找几名志愿者作为备份。搜寻工作仍在继续。
　　
　　所幸的是，在血站征集献血源的这段时间，患儿的身体状况并无恶化迹象。但医生们对他的监护没半点放松，包括心率、血压、呼吸、脉搏等一些指标的监护及他精神状态的监护，基本都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中。患儿的情况稳定，是进行手术的前提；而充足的血源，则是手术顺利进行的保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随后的几分钟里，血站的工作人员又在剩下的几十分资料中找到了三名志愿者，虽然他们都已睡下了，但得知情况后，都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马上赶来献血。他们都是一个想法，一个目标：为了救活这个孩子的生命而献血，孩子的生命比睡觉重要。其中有位也是为人母的妇女，一听说是给一个新生儿献血，即觉得义不容辞：作为一个母亲，她非常了解患病儿母亲的心情，她毫不犹豫地马上答应，穿上衣服立即打的赶至中心血站。
　　
　　三名献血志愿者前后脚赶到了血站，经初检合格后，他们各自又分别献出了400毫升鲜血。血样随即被送往检验科检验。此时，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次的几份血样千万不能再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在心里默默祈祷。
　　
　　2005年3月31日凌晨0：45，化验结果出来：三人所献血源全部合格。发往临床时，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兴奋，先前沉重的焦虑一扫而光，甚至奔走相告：血源找到了，血已经采好了！儿童医院这边接到电话后，有关人员也都兴奋地各自进入状态，赶紧做好为患儿换血的准备。凌晨1时，患儿所需的RH阴性A型血，终于被送至医院，医生开始为换血手术做最后的准备；凌晨3：30，换血手术正式开始；清晨6时，手术成功结束。
　　
　　换血后，该患儿的黄疸比以前明显减轻，精神状态也大为好转，活泼了许多，哭声也洪亮起来，吃奶也吃得挺香，7天后就康复出院。
　　
　　如今，这个被众人从死神手里拽回的小宝宝发育良好，身体健康，相信他的生命一定会更加绚烂，更为坚强。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太多人的血液，他的生命倾注着太多人的努力和真情。

为生歌唱

太空中的衣食住行
时间:2015-02-16　作者:未详　点击:142次

　　“方便”不方便
　　
　　“和平号”空间站的宇航员这样描述自己使用的卫生间：“小便并不是特别困难，当需要时，宇航员仅需抓住收集尿的胶皮管，在管子的自由的一端挂着一个漏斗，为了产生抽吸的效果而打开风扇，旋开阀门，接着开始即可。尿液被收在一个废箱子里，但是在太空排大便却是一个非常吃力并且耗时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宇航员都能够一次成功的。事实上，由于相当奇特的环境，而且也许由于在无重力的环境里宇航员体内的肠子漂浮着，内脏并不能正常工作，许多人从中间舱的厕所出来时喃喃而语：‘又失败了’。”
　　
　　在早期的航天生活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用胶布把“便袋”粘在宇航员的臀部，显然这个办法不太“安全”。后来，“天空实验室”、“和平号”、航天飞机等航天器上都有了专门的太空厕所。男厕所和女厕所分别有不同的小便收集器，大便则是通过马桶的气流抽入一个袋中进行处理。
　　
　　“神舟”五号舱内的马桶是特制的，要形成人造重力。冲马桶的概念，与我们日常生活就完全不同，不能用水冲，它是靠风机来抽吸，先把其中的水分、臭气抽掉，再把干的部分自动用塑料袋密封起来。小便也是这样，有专用的小便收集器，防止小便在舱内飞溅，以免引起舱内污染和电线短路。
　　
　　需要注意的是，太空中放屁也得小心，因为其反作用力可能会把人推走，而且还会污染航天器座舱中的环境。屁中的氢和甲烷等成分还是可燃气体，严重时可引起爆炸，因此必要的时候最好到厕所里解决，看来在太空里只好“忍气吞声”地过日子了。
　　
　　温柔的沐浴
　　
　　美国宇航员杰瑞重回地球的第一个淋浴使他觉得“轰轰烈烈”，他说：“龙头里喷出的水珠好像子弹一样打在我的身上，我感觉自己几乎要跌倒了。好一会儿，我强打精神，努力承受淋浴水流的力量。最后，我认输了。”
　　
　　来看看“神舟”号飞船，航天员的活动空间不到6立方米，其中就包括了洗澡的地方。飞船内有一个单独的用来洗澡的袋子，还可以淋浴。在空间站淋浴时，淋浴者先跨进一个直径1米左右的圆环中，然后拉起圆环，连着圆环的折叠布筒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伸开，把圆环固定在天花板上，人就完全被罩在里面了。
　　
　　打开水龙头之前，宇航员还必须把双脚固定好，否则漂浮着的身体被水一冲就会翻筋斗，还要戴好呼吸罩和护目器，因为在失重的状态下，水会呛伤人，甚至把人溺死。这些准备工作完毕后，就可以打开喷头了。水珠会流在布筒上和身上，然后四处飘飞，由于水是定量供给的，宇航员擦身时必须关上喷头，擦好后再用剩下的水冲洗。
　　
　　洗过澡的污水不会自动往下流，需要开动水泵把水连同空气一起抽走，附在布筒上的水球要用吸尘器一点一点地吸走。淋浴的时间只有15分钟，可是事先的准备工作和淋浴结束后清理污水的时间大约要花掉两三个小时。
　　
　　黑白的梦
　　
　　宇航员在太空睡觉时，双手要放进睡袋里或者固定住。因为在失重的环境里，睡眠中的人会有四肢脱离躯干的感觉。一位苏联的宇航员就曾经自己“吓唬”过自己，他刚从睡梦中醒来，突然一双手臂飘向他面前，他顿时大吃一惊！虚惊过后才发现，原来那是他自己的手臂。其实，太空中的睡姿可以随心所欲，因为这里没有“躺着”的概念，但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一般情况下，宇航员还是乖乖地钻进固定的睡袋里好，以免突然醒来发现自己悬空漂浮，而产生如临深渊的恐惧感。
　　
　　在太空睡觉会做梦吗？许多航天员确实有过做太空梦的经历呢。曾经乘坐“哥伦比亚”号上太空的华裔宇航员焦立中说：“有时候我会梦见在太空中工作，有时候梦见自己回到了地球，在地球上做事情，所以跟地球上做梦一样。”苏联宇航员克利穆克在太空还梦见了他与妻子儿子在林间采蘑菇，还有的宇航员梦见自己的家乡、亲人和朋友。更有意思的是，曾经两次飞行于太空的宇航员列昂诺夫，他没有做过一次彩色的梦，而全都是黑白的。
　　
　　煮熟的鸭子会飞
　　
　　杨利伟升入太空后，自称食欲不错，航天食品的味道也蛮好的。“飞船入轨后大约1小时37分，我吃了在太空中的第一餐。此后间隔七八小时，我又吃了两餐，主要是小月饼、鱼肉丸子等，品种很多。”杨利伟说。
　　
　　早期的太空食品确实有点儿乏味，今非昔比，国际空间站上的食物可以保证6天之内不重样，自己喜欢的调味品也可以选择，比如芥末、蛋黄酱、番茄酱、液态的胡椒和盐。中国的宇航员照样能享受家乡菜，八宝饭、宫保鸡丁、陈皮牛肉等等，不怕不全就怕胃不够。航天飞行会导致航天员骨钙丢失，肌肉萎缩，红细胞的数量减少等，所以航天食品要针对他们的生理改变指数对膳食的营养素做出适当的调整。例如，肌肉萎缩就要求食品必须提供充足的优质蛋白质，骨质的丢失则要求食品必须提供相应的钙，以及适宜的钙磷比例和维生素D。
　　
　　经过不断改进，欧美的宇航员已经可以用普通的匙子和叉子进餐，餐具被固定在桌面上，食物依靠自身的表面张力和黏性，不会从盘子里飞走。接下来航天员要自行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别让到嘴的午餐从眼皮底下飞走！
　　
　　像骡子一样工作
　　
　　2003年4月28日13时50分，俄罗斯“联盟TMA2”号宇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华裔宇航员卢杰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太空工作。他曾经这样描述：“我们身穿装有小型迷你推进器的太空衣，背负着成捆的电缆线、吊竿和工具‘飘出’航天飞机。我们就像滑稽的骡子一样，步入茫茫宇宙。这就像在一座13层楼建筑物的第11层楼外工作，只不过脚底下看到的是水蓝色的地球。”据美国宇航局的统计，卢杰那天的“太空远足”长达30。58米，花费了6小时14分的时间，这个距离需要极其优秀的体能和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是太空漫步的极限了。
　　
　　宇航员在太空工作时，只要处于地面测控站的跟踪测控范围内，电子显示屏上就会显示出清晰的数字电视图像，不仅能从飞船内置摄像机看到舱内实景，而且还可以听到航天员的声音或在舱外工作的情景。甚至“神舟”五号飞船上，杨利伟的身体健康状况、心理情绪的变化也被“监视”，通过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航天测控网，通过地面测控站和大洋上的4艘远洋测量船，地面指挥员能够及时与航天员取得联络，向航天员和飞船下达各项工作指令，真可谓“千里飞天一线牵”。一位美国的女宇航员曾经说：“我们在太空的工作大部分内容，几乎可以概括成：每个人每时每刻与地面联系。对我来说，工作就是和地面通话，像课间休息一样令人轻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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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营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时间:2015-02-16　作者:未详　点击:162次

　　露营欧美人的生活方式
　　
　　露营对欧美人来说，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就可以去，不需费思量，从小就习惯的。欧美人露营大多以家庭为单位，是每个家庭必有的休假生活之一。每年夏天，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整个欧洲的高速公路上，乡间的小路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去露营的车。全欧洲有近五万个露营地，一到露营的旺季，每个露营场都是额满。
　　
　　在我们的概念里，露营是与荒野郊外、高山、海滨紧密相连的，其实在欧洲一些大都市，如巴黎、罗马、布鲁塞尔、马德里、里斯本等城市里就有好几个营地，以便提供外地来此旅游的露营人口住宿。
　　
　　露营的快乐只有露营才能制造
　　
　　无论家里有多少面积的豪宅，时不常到外面住住小帐篷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随着工业社会的发达，人们的社会分工日趋细化，导致工作单调，而都市集中化又致使生活空间狭小又嘈杂。同时，个人收入增加了，汽车的普及增加了行动与承载量的方便，使得户外活动成为举手之劳，人们生活方式改变了。在各种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都市里的人们向着自然环境出发了，跑去野地了，搭起帐篷了——这就是露营。露营的乐趣来自逃脱繁华与自然接触：在漆黑一片的野外，抬头看看星星，听着溪水声，点起篝火，唱首老歌，说些老话，真的能暂时忘了平时的烦恼。
　　
　　昔日的露营以苦作乐
　　
　　昔日的露营器材比较原始和简陋，营帐笨重，内部空间也比较狭小且防雨性能差，在防外物侵入方面，狗熊是进不来，蛇来串门就很常见了。在炊事方面，炉灶简陋，餐桌更是因陋就简，食物以果腹和不饿为需求，压缩饼干是必备的。照明方面，有手电筒就可以啦，煤油灯用起来也不错。总的来说，昔日的露营训练重于以苦作乐。
　　
　　所有这些都是现在的露营者崇拜但难以忍受的。
　　
　　今日露营很“腐败”
　　
　　今日的露营讲究的是两个字：腐败！首先，露营是一种度假的形态，可能是特定活动的附属品，比如潜水、钓鱼、泛舟、穿越，或者就是简单的交友。科技的发展使露营器材越来越人性化舒适化，营帐宽敞、防雨、防虫，就差有套间了。炊食方面，瓦斯、汽化炉具的普及使得野外大餐成为可能，曾见有人带着辣椒在露营地里做虎皮尖椒。
　　
　　未来露营的5大趋势
　　
　　露营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件比较前卫时髦的尝试。据介绍，近两年来参加俱乐部露营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呈5倍到10倍数量增长。据分析，未来露营的趋势将有以下几种：
　　
　　1。家庭式的露营生活
　　
　　家庭形式的露营可培养全家融洽的气氛，以最低的消费，达到最妙的享受。
　　
　　2。重视休闲的露营生活
　　
　　离开都市就是为了找一块清静的场所，邀约朋友共同进餐或聊天，露营地是最好的社交场所。
　　
　　3。走向有规划有经营管理的营地
　　
　　过去认为露营只要到有山、有水的空旷地方去扎个营就好了，这种观念将渐渐被否定。尤其近年来环保意识抬头，人们对于生活环境品质要求提高，以及对于自身安全及生活享受的重视，自然就会去寻找合理的营地，因为营地可以提供安全的场所，预防人为侵害、自然界的意外事件，营地还可以提供卫浴和照明等服务。
　　
　　4。汽车式的露营
　　
　　随着经济的成长，个人所得的增加，每个家庭拥有汽车是必然的趋势。有了汽车可以利用其装载能力，将露营的必须用品，如营帐、睡袋、折合桌椅、瓦斯炉灶用具、床铺、粮食……很轻松地从家里搬到营地。
　　
　　5。露营车式的露营
　　
　　开着自己的露营车或者露营拖车，钻到一个树林里，在车上的厨房里做炸酱面——有8个菜码的，吃饱了在车上的床上看电视，困了就听着林子里的鸟叫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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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扣让好人变坏人
时间:2015-02-13　作者:未详　点击:217次

　　沉寂了7年之久，安徽省某著名医院急诊内科主任医师张曙再次将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今年年初，他向媒体讲述了自己把4。5万元药品回扣捐给慈善机构的故事。
　　
　　10年前，他也收过回扣，并认为医生拿回扣是应该的。7年前，他向《人民日报》举报该医院医生收取药品回扣成风等事实，成为安徽省医疗卫生系统的焦点人物、医院的“叛徒”。2003年，他重新接受回扣，并开始用化名“李存田”，将所收全部回扣陆续捐给了安徽省妇联或其下属机构，用于救助失学女童等。
　　
　　身材瘦小，语速极快，嗓音洪亮，一双露出脚后跟的破袜子并没有给他带来窘态。谈起回扣，现年51岁的张曙情绪激动。
　　
　　从认可、厌恶、举报个别人、沉默、反思、再拿回扣、媒体亮相、举报整个医疗系统，张曙说，他经历了对药品回扣的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对回扣根源和现行的医疗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研究。
　　
　　开始时认为回扣有合理性
　　
　　张曙出生于皖北农村，年少家贫，1982年医科大学毕业。
　　
　　1993年，药品回扣悄悄潜入医院，此时的张曙只是听说，没有见过。1996年，他所在的急诊科出现了药品回扣的踪迹，他也接到医药代表“挣几个零花钱”的善意提醒。
　　
　　“当时我觉得医生很辛苦，工资又不太高，风险大，拿一点回扣也是应该的。”张曙说。
　　
　　那时有回扣的药品少，回扣也低，是药价的5％，一盒药的回扣不过一两元。医生们在开药时不会注意哪种药品有回扣，哪种没有。有回扣的药品都贵，医生们在开处方时会尽量选便宜有效的药品，没选择余地才会开贵药。即便开了有回扣的药，医生也不会主动找医药代表，都是医药代表主动将回扣送来。
　　
　　当时医院明令禁止拿回扣，提倡学习白求恩，发扬奉献精神。只有少部分医生拿回扣，对乱开药拿回扣的医生，许多医生都很反感。
　　
　　偶尔拿一点回扣，每月一二十元，张曙开始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但逐渐他发现，一些医生开始积极开有回扣的药，不该用的药用了，不该做的检查做了，有的医生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元回扣。
　　
　　面对个别医生的出格行为，其他医生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有人羡慕，有人默许，有人反感。而在张曙看来，合理用药拿一点回扣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了拿回扣开药方就有点过分了。
　　
　　他开始在公开场合和一些非正式场合谴责这些医生，认为他们丧失了医生的职业道德。
　　
　　回扣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
　　
　　1998年，药品回扣已经涨到了10％，有回扣的药品种类增多，拿回扣的医生数量增多，乱开药现象开始泛滥，有的医生每月可拿到2000元回扣。
　　
　　在拿了两年回扣后，1998年年初，张曙逐渐意识到了回扣的危害，退出了拿回扣的行列。
　　
　　当时他看到，很多农村人本来就无力承担医药费，而有些医生为了拿回扣乱开药，使病人的处境雪上加霜，许多人只好强忍病痛，离开医院。
　　
　　张曙发现，此时的医院正从一个承担公共卫生社会责任的事业单位变成了一个追逐利益的企业，把追求经济效益放在了第一位，救死扶伤的职责不再是医院的主要任务。医院为了增加收入，大量投入设备，加大病人的检查费用。
　　
　　“回扣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张曙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的行为对他震动很大。
　　
　　就在1998年夏季某天，张曙接诊了一位病人，便血、呕血，病危，检查后得知，病人患有心脏病和胃溃疡，病人在就医时也明确告诉了医生，但医生却开出了明确标明“胃、十二指肠溃疡者慎用”的药品，造成病人便血、呕血。
　　
　　张曙了解到，给这位患者治病的是该院的一位老教授，技术过硬，曾正直清廉，很受大家尊重。他开出的这种药品，一支有10元的回扣，他共给这位病人开了10支。
　　
　　张曙判断，这绝对不是技术失误，老教授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是回扣让人丧失了本性。
　　
　　张曙说，这位老教授一直很清贫，他能理解老教授的苦衷，辛苦了一辈子，还不如一个一般的医生收入高。
　　
　　举报后，同事在背后咒骂他
　　
　　1998年，张曙开始向医院举报个别医生，但举报并没有得到结果。“医院领导觉得好笑，别的医院比我们更严重，我们医院的情况不算什么。”张曙说，最初举报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要求医院领导改善医疗管理，方便病人就医。
　　
　　1998年10月，张曙又向安徽省卫生厅投诉医德医风问题，次月又向安徽省监察厅投诉。但这些举报信不是没有下文，就是转了一圈又回到医院“自查自纠”，不了了之。
　　
　　1999年1月，张曙向《人民日报》和卫生部实名举报，《人民日报》在了解情况后，刊发报道，引起轰动。
　　
　　但医院并不认为张曙当时反映的问题是事实。1999年3月，在医院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医院当时的纪委书记称，某人向媒体反映的问题，没有事实根据。
　　
　　1999年4月，张曙又将回扣问题反映到了安徽省委有关领导处。之后不久，该省卫生厅两位负责同志和医院主管单位的领导分别找张谈了话，希望他不要再向上面反映问题了，“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人民日报》刊发张曙的举报信后，医院领导认为他搞坏了单位名誉，致使当年参评“全国百佳医院”落选，有同事认为他损害大家的利益，在背后咒骂他，个别人甚至叫嚷着要报复他。
　　
　　被曝光的当月，医院药商活动减少，虽然回扣照给，但比较隐蔽，医院门诊病人少了一大半。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尽管此事被曝光，但因为查处难度大，最终并没有人受到惩处。不久，药商又回到了医院，病人也回到了医院，既然每个医院都有回扣，为什么不选择技术、设备好的医院看病？
　　
　　于是，回扣成了药商们的竞争手段，有回扣的药品也越来越多，医生们又开始开大处方，开回扣多的药品。不拿回扣的反而成了少数人。
　　
　　举报没有遏制住回扣之风，回扣反倒愈演愈烈。张曙也因此情绪低落。
　　
　　“我真的错了吗”
　　
　　1999年年底，医院派张曙去北京学习，他也想借此机会离开医院，换个环境，躲避回扣的困扰。然而事与愿违。和来自广东、四川、西藏、新疆等全国各地的医生交流后他发现，回扣已经遍布全国，一些地方的回扣风更厉害，品种更多，数额更大。
　　
　　在心血管科学习的张曙了解到，一个心脏支架，在国外的价格是300美元，折合人民币2400元，而在国内的售价却是两万元。在北京，使用一个支架，医生得2000元的回扣，有的医生一年可安装100多个心脏支架，仅这一项回扣数额就达到二三十万元。
　　
　　通过交流讨论他发现，大多数医生都认可回扣的合理性，大家都认为他的举报行为是错误的，有的医生甚至很羡慕北京的医生。
　　
　　大家认为，医生学历高，技术要求高，风险大，全年365天都要上班，还要终身学习提高。同样是博士、硕士，在别的行业可以轻松工作，拿到很可观的收入，而医生拯救人的生命，凭什么只能得到这么少的报酬？再说，别的行业也都有灰色收入，医生为什么就不可以有灰色收入？
　　
　　“我真的错了吗？”张曙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做法。
　　
　　“一条鱼死了是鱼的问题，一塘鱼都死了恐怕是塘有问题。”张曙开始反思医疗现行体制，并认为他反对回扣没错，但矛头对准医生不对，举报个别人是错误的。
　　
　　张曙选择继续留在医院。他觉得，全国都是这样，调到哪里去都逃不过回扣，还是安心工作，不再管闲事了。只要自己不开有回扣的药品，不拿回扣就行了。
　　
　　竟然给自己亲属开了回扣药
　　
　　按照用药原则，选用有效的药品、副作用小的药品、价格便宜的药品，张曙按照自己的方式给病人看病，试图摆脱药品回扣。但是，“回扣已经让我无处藏身。”张曙说，尽管想清者自清，但他最终没能逃出药品回扣网，还竟然给自己亲属开了回扣药品。
　　
　　2002年年初，张曙给其亲属看病，开了处方，但在交费时发现：明明是他开的处方，交费清单上的处方医生竟变成了“戚德如”。医院里根本就没有“戚德如”这个人。其后，张曙开始留心，发现自己所开的每一张处方都打印着“戚德如”的名字，他想了想，“戚德如”不就是“吃得有余”（当地方言）的谐音吗？
　　
　　“这是医院专门编出来对付像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的，这些医生所开处方全部被计入‘戚德如’名下。这样，药商就找不到处方医生，回扣的事也就不会被我们发现了。”
　　
　　事发后，经过和医院的理论，2003年2月，张曙所开处方得以恢复真名。次月的一个傍晚，张曙收到了他的“第一个信封”。
　　
　　张曙说：“我还得站出来举报回扣，我已经无处可逃。”
　　
　　他开始收回扣，搜集证据，调查回扣网络，大量搜集有关医改的相关文献，他发现整个医疗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回扣网络。
　　
　　他发现，尽管药品回扣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开始实行药品招标，但事实上，这给回扣药品披上了一件合法外衣，使回扣药品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医院。目前医院有回扣的药品达400多种。
　　
　　随着药品回扣品种增多，一些本来质量过关很好卖的药也卖不出去，一旦某种药品通过降价中标，那就意味着陷入绝境。上海生产的一种抗生素“浦虹”，以前每盒56元，医院每月销售7000盒，后来降到了5。5元，销售量不到300盒。
　　
　　安徽省淮北市药业公司生产的华蟾素注射液，每盒原价3元都卖不动，2004年3月，该公司总经理尹西才被判刑后接受《安徽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为了让这些药品得奖，能挤进医保药物行列，要去打通关键部位人物，后来成功了，结果同样的药品卖到了288元一盒。”目前，华蟾素注射液经过招标、降价，现售价为266。8元。据说，现在一盒的回扣是50元。
　　
　　张曙说，他是严格按照病人的病情需要来开药的，就这样，一个月下来也有1000元——2000元的回扣。“在院里，一般临床医生每月收取的药品回扣在1000元——5000元之间，狠一点的医生，一个月超万元很容易。而医院极少数掌握药品购销权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额来形容”。
　　
　　他认为，在收取药品回扣的利益链条上，医生是最后一个环节，但医生直接面对病人，医生成了矛盾焦点，这对医生是不公平的。“回扣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应该跳出医院看回扣，跳出医疗系统看回扣”。
　　
　　让回扣用在合理的地方
　　
　　2003年5月的一个傍晚，张曙收受了装有回扣的一个信封。此前，他极力反对收受回扣，此次则让他的同事十分惊讶，认为他也成了“自己人”。
　　
　　5月16日，安徽省妇联接待了一位捐款者，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不愿拿走捐款收据，最后只留下了“李存田”的名字。
　　
　　然而，让医院的同事没有料到的是，这位“李存田”就是张曙。他将所收回扣捐给了安徽省妇联，以帮助安徽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中即将失学、辍学的儿童完成9年义务教育。
　　
　　3年来，张曙守口如瓶，忍受了同事的挖苦、讥讽和不理解。
　　
　　安徽省妇联儿童工作部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3年期间，“李存田”共捐4。5万元，捐助贫困失学儿童近百名，他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捐款，少则数百元，多则数千元。
　　
　　张曙说：“我收回扣是为了掌握证据，捐给慈善机构是把钱交给可靠人，用到合理的地方。”把回扣捐出去，并不是他高尚，这笔钱是灰色的，不干净的，是带血的，他只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张曙向记者出示了30张捐款收据，共计金额4。15万元，他同时向记者出示了200多个信封和300多张名片。
　　
　　信封是医药代表们装回扣用的，每个信封上写着药品名称、7×5、6×10等数字，以及“急内张主任”等一些字样。
　　
　　张曙说，这些都是医药代表写的，前面的数字代表药品数量，后面的数字代表回扣数额。
　　
　　信封上的统计数字都是医院内部的人统计的，医生开了多少药，有专人统计处方，每个月月底都按药物的种类打印出清单，然后提供给药商。
　　
　　张曙说：“医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回扣网络，药品回扣已经让医生无处藏身，只要你开药治病，就会有回扣，与其让回扣被其他人吃掉，还不如用在合理的地方。”
　　
　　“药品回扣让医生声誉扫地，关系到整个医疗系统和社会的发展，到了不得不治的危急关头。”张曙说，他这次露面，是想让大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找到治疗药品回扣的良药。

为生歌唱

影响名人一生的一件小事
时间:2015-02-13　作者:未详　点击:304次

　　名人与普通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绝对的距离。因为每个名人都曾经是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日后都可能成为一个名人。普通人与名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影响人生的一件小事。那么，名人与我们之间究竟有怎样不同的成长经历呢？是什么样的小事能让一个孩子日后成为名人？《影响名人一生的一件小事》告诉我们，要成为有所作为的人，有时候只需要一件小事、一个小小的契机。
　　
　　翻译家傅雷：母亲的眼睛让他终生难忘
　　
　　傅雷的童年非常不幸。他4岁时父亲傅鹏蒙冤入狱，不久便离开人世。母亲在父亲被囚禁时，为营救丈夫四处奔走，无暇照料孩子们，傅雷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病相继死去，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极大的悲哀几乎从心理上摧毁了母亲，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一次，傅雷不喜欢上课，逃学了。没想到，学堂的老师找到他家并责备母亲管教不严，母亲忍气吞声承担了儿子逃学的责任。傅雷回家以后，母亲问他，今天学堂的功课怎么样，傅雷不知实情，敷衍了几句，母亲当时没说什么。晚上傅雷睡熟后，母亲跪在丈夫的灵牌前哭了一阵，儿子的逃学让她万念俱灰，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母亲的脑海：不如我们母子都随丈夫一起去了。她找出一块很结实的土布，趁儿子还在熟睡，就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这时，傅雷从梦中突然惊醒，他看到了母亲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这双眼睛傅雷一生都不会忘记。
　　
　　傅雷立刻猜到母亲的疯狂念头，他声泪俱下地恳求母亲饶了他这一回，但是母亲已绝望了。母亲把他拖向一个离家不远的深水塘，他拼命地喊救命。直到几位邻居奔出来，把母亲推倒，才救出了傅雷。
　　
　　从那以后，傅雷再也不敢逃学了。不久他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大同大学的附中。在学习期间，国内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作为热爱祖国渴望民族富强的进步学生，傅雷也参加了运动。可是迫于政府的压力，学校决定将他交给警察机关治罪。傅雷的母亲听到消息以后，当即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把傅雷送到法国留学。
　　
　　留法期间，傅雷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总感到无论走到哪里，母亲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总是在背后盯着她。傅雷用极大的热忱投入了多种艺术活动，集中精力探索古希腊的艺术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文学方面，傅雷对法国出名的作家作品都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他从法国18世纪的文学开始一直研究到了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罗曼·罗兰。通过对其深入研究，他知道莫扎特与贝多芬，体会到了人与命运的抗争，体会到了一个伟大心灵的悲痛与反抗。
　　
　　1931年，傅雷回到上海，受刘海粟的邀请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术史和法文。一年后，他辞职，开始做翻译工作。1933年他翻译了菲利普·苏卜的《夏洛外传》。译书是一件枯燥而单调的事，傅雷也曾有过懈怠，但是一想起母亲的那双眼睛，他便马上打起精神，潜心工作。傅雷的一生几乎是在书斋里度过的，他把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作介绍给了中国读者。翻译时，他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后才译，就拿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来说，傅雷就前后译过3次。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约翰·克利斯朵夫》都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与赞赏。
　　
　　李四光：一块大石头引发了他的好奇心
　　
　　李四光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在一块大坪上玩捉迷藏的游戏。小朋友有的藏在草垛背后，有的藏在大树背后，而他最喜欢藏在一块大石头的背后。有一天，小四光突然想到，在平整的草坪上，这块凸起的大石头屹立在这儿，显得十分不相称。李四光去问村里见多识广的陈二爹。“陈二爹，您说坪上那块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呢？”“噢，别人都说，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小四光更不明白了，他又去问爸爸：“爸爸，陈二爹说，坪上那块石头是天上掉下来的。您说是真的吗？”“也有可能。天上的流星落到地上，就变成了石头，叫‘陨石’。”
　　
　　“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也不能确定。”李四光感到很不满足：“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父亲回答不了他，他就下决心，一定要当个科学家，探求其中的奥秘。
　　
　　李四光从小上的是私塾，后来到武昌求学。他到武昌水陆街的湖北省务处报名，小心谨慎地从钱袋子里掏出一元钱买了张报名表。由于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弄得他很紧张，在填表时把自己的年龄（十四）填在了姓名栏里。填错了就得新买一张报名表，对借钱来读书的李四光来之不易。他想了想决定把原名李仲揆改了，他把“十”改成了“李”，把“四”保留了下来。“李仲揆”变成了“李四”，他觉得太俗，这时他抬头看到大厅中央一块横匾上有四个大字：“光被四表”，于是就在“李四”后面加了一个“光”。
　　
　　李四光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小学堂，没过几年，便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学的是造船专业，回国后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钢材来建造船只。于是1913年7月，李四光去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专业，他想学成归国后把我国的铁矿开采出炼成钢，这样就有造船的材料了。可是一年后，他又决定改学地质，因为他觉得，如果不知道矿藏在哪里是不能开采的，还是不能达到目的。这样，学地质便成了他终生的选择。
　　
　　回国后，在太行山麓的一次地质考察中，李四光第一次发现了中国第四纪冰川存在的遗迹。这时，李四光才意识到，故乡那块大石头，也许是被冰川推移过来的一块大漂砾。
　　
　　1933年，李四光回到故乡，对这块大石头进行了仔细考察，鉴定出它是片麻岩，不是陨石。而在那一带地区的地层外没有这种片麻岩，说明它不是原来就有的石头。哪里有片麻岩呢？秦岭！如果这是事实，究竟是什么力量将其推移到这么远的地方呢？冰川！只有冰川能将它推移到这儿。进一步考察后，李四光发现这一带广泛分布着冰川带来的砾石和黏土堆积物，他专门写了一篇《扬子江流域第四纪冰期》的论文，特别提到了他儿时捉迷藏玩的大石头。这个“使他迷惑不解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聂耳：邻居木匠给了他音乐启蒙
　　
　　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境况困难。聂耳该上三年级了，学校马上就要开学，可是哪有钱交学费买书呢？妈妈悄悄把聂耳爸爸在世时最喜欢的八音钟卖了，学费有了着落。可书费呢？开学那天，小聂耳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有书了。”他从书包里拿出两个订得整整齐齐的本子。妈妈翻开本子一看就呆住了，聂耳用香烟盒纸工工整整地抄了两本，一本国语，一本算术。
　　
　　贫寒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家有一位邻居姓邱，是位木匠，闲暇时喜欢拿一枝短笛坐在门口吹，那美妙的旋律时而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悠扬舒缓，时而像森林里的小鸟一样活泼跳跃。年幼的聂守信陶醉不已，忍不住跑到邱木匠家，跟他学习吹笛子。聂守信很聪明，学得很快，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哥哥也跟着一起学。后来，他们用压岁钱买了一枝竹笛和一把二胡。从此他的家就乐声不断，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聆听。
　　
　　后来，聂守信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在学校，他是学生音乐团出色的小指挥，在他家居住的胡同，他又是街坊儿童小乐团的热心组织者。中学毕业后，聂守信被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录取。一天，他亲眼看见国民党当局杀害了三位革命者，还割下他们的头，挖出他们的心，暴尸示众。聂守信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开始思考民族的命运，并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他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无奈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这一年，他刚18岁。
　　
　　初到上海，他在一家云南人开的商号里当伙计。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了“明月歌剧社“招收学员的广告，想到自己从邱木匠那里受到启蒙至今，一直没有机会投身艺术，便马上跑去报名。主考人是音乐家黎锦晖，他见这个年轻人身上洋溢着奋发向上的热情，又有音乐基础，立即录取了他。在歌剧社，聂守信很快就成了首席小提琴手，由于他的耳朵特别敏锐，大家就叫他“耳朵先生”，后来，他干脆改名叫聂耳。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难，歌剧社的节目仍然是风花雪月，聂耳认为年轻人不应沉迷于靡靡之音，离开了歌剧社。不久，他结识了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他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一首又一首明快有力的歌曲从他心中涌出，冲击着中国人麻木怯懦的心灵。
　　
　　1935年，由田汉和夏衍等人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需要一首主题歌，田汉写好了歌词，负责谱曲的聂耳看到歌词后激动不已，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忘我地投入了创作，时而在钢琴上弹奏，时而用手在桌子上打拍子，时而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楼下的房东太太差点把他撵出去。谱好之后，导演许幸之被那激昂有力的旋律深深打动，不过他觉得结尾不够有力，歌曲原来的结尾是“前进！前进！前进！”在他的建议下，聂耳把它改成“前进！前进！前进进！”变得更有气势了——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在外漂泊多年，回到家乡时，邱木匠已经去世，想起童年时邱木匠对自己的帮助，聂耳心里非常感激。

为生歌唱

发福可以，发腹不可以
时间:2015-02-13　作者:未详　点击:207次

　　“发腹”的问题，是无论男女都感到头痛的事。姿态不美了，着装不漂亮了，肚子一大，人就显粗、显俗。因此许多人是冲着减“肚子肉”才去健身的，但怎样减最有效呢，大多数人是一知半解的。下面我来介绍5个简单动作。
　　
　　空中登车：仰卧在地板上，下背部紧贴地面。双手放在头侧，手臂打开。将腿抬起，缓慢进行登自行车的动作。呼气，抬起上体，用右肘关节触碰左膝，保持姿势2秒钟，然后还原。再用左肘关节触碰右膝，同样保持2秒钟，然后慢慢回到开始姿势。
　　
　　健身球卷腹：平躺在健身球上，双脚平放地上，双手放在头侧，手臂打开。下颏向胸前微收，呼气，收缩腹肌抬起上身约45度，保持2秒钟，然后慢慢回到开始姿势。为了保持平衡，两脚可以多分开些。如果增加难度，可以将双脚并起来做。
　　
　　举腿卷腹：仰卧在地板上，下背部紧贴地面。双手放在头侧，手臂打开。双腿抬起与上身呈90度，双腿交叉，膝关节微屈。呼气，收缩腹肌，抬起上身，下背部不能离地，保持2秒钟，然后慢慢回到开始姿势。要注意保持下颏向胸前微收。
　　
　　反向卷腹：仰卧在地板上，下背部紧贴地面，双手放在身躯两侧，双腿抬起与上身呈90度，双腿交叉，膝关节微屈。收紧腹部肌肉，然后呼气略微抬起臀部，下背部略微离地，保持2秒钟，然后慢慢回到开始姿势。
　　
　　传统卷腹：仰卧在地板上，下背部紧贴地面。双手放在头侧，手臂打开。双腿平放在地上并屈膝。下颏向胸前微收，收缩腹肌，呼气抬起上身，下背部不能离地，保持2秒钟，然后慢慢回到开始姿势。通过肌电图仪（EMG）测试发现，这5个动作中“空中登车”对锻炼腹直肌最有。排名第二的是“举腿卷腹”，第三是“健身球卷腹”。研究表明，当一种训练需要腹肌持续的稳定性和身体旋转时，腹肌能够产生最大的活动。由于需要在不稳定的环境下控制平衡，所以在进行卷腹训练时，“健身球卷腹”要比“传统卷腹”需要更多的肌肉收缩和控制。
　　
　　不过专家认为，无论选择哪种练习方式，训练和强化腹肌都需要时间和耐心。最后切记：锻炼后进行肌肉伸展。

为生歌唱

你家的颜色健康吗？
时间:2015-02-13　作者:未详　点击:220次

　　如今，把房间漆成五颜六色已成时尚，其实不同颜色会对人产生不同的心理刺激，在选择色彩时，除了自己的喜好外，关注其对健康的影响同样重要。
　　
　　绿色是一种令人感到稳重和舒适的色彩，具有镇静神经、降低眼压、解除眼疲劳、改善肌肉运动能力等作用，所以绿色系很受人们的欢迎。自然的绿色还对晕厥、疲劳、恶心与消极情绪有一定的作用。但长时间在绿色的环境中，易使人感到冷清，影响胃液的分泌，食欲减退。
　　
　　蓝色是一种令人产生遐想的色彩，另一方面，它也是相当严肃的色彩。这种强烈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可隐藏其他色彩的不足，是一种搭配方便的颜色。蓝色具有调节神经、镇静安神的作用。蓝色的灯光在治疗失眠、降低血压和预防感冒中有明显作用。有人戴蓝色眼镜旅行，可以减轻晕车、晕船的症状。蓝色对肺病和大肠病有辅助治疗作用。但患有精神衰弱、忧郁病的人不宜接触蓝色，否则会加重病情。
　　
　　黄色是人出生最先看到的颜色，是一种象征健康的颜色，它之所以显得健康明亮，因为它是光谱中最易被吸收的颜色。它的双重功能表现为对健康者的稳定情绪、增进食欲的作用；对情绪压抑、悲观失望者会加重这种不良情绪。
　　
　　橙色能产生活力，诱发食欲，也是暖色系中的代表色彩，同样也是代表健康的色彩，它也含有成熟与幸福之意。
　　
　　白色能反射全部的光线，具有洁净和膨胀感。所以在居家布置时，如空间较小时，可以白色为主，使空间增加宽敞感。白色对易动怒的人可起调节作用，这样有助于保持血压正常。但对于患孤独症、精神忧郁症的患者则不宜在白色环境中久住。
　　
　　粉色是温柔的最佳诠释，这种红与白混合的色彩，非常明朗而亮丽，粉红色意味着“似水柔情”。经实验，让发怒的人观看粉红色，情绪会很快冷静下来，因粉红色能使人的肾上腺激素分泌减少，从而使情绪趋于稳定。孤独症、精神压抑者不妨经常接触粉红色。
　　
　　红色是一种较具刺激性的颜色，它给人以燃烧和热情感。但不宜接触过多，过多凝视大红颜色，不仅会影响视力，而且易产生头晕目眩之感。心脑病患者一般是禁忌红色的。
　　
　　黑色高贵并隐藏缺陷，它适合与白色、金色搭配，起到强调的作用，使白色、金色更为耀眼。黑色具有清热、镇静、安定的作用，对激动、烦躁、失眠、惊恐的患者起恢复安定的作用。
　　
　　灰色是一种极为随和的色彩，具有与任何颜色搭配的多样性。所以在色彩搭配不合适时，可以用灰色来调和，对健康没有影响。

为生歌唱

中国聋儿的“漂亮妈妈”
时间:2015-02-14　作者:未详　点击:214次

　　20多年前，江苏徐州市的大街上，人们总能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用车推着已经会走路的孩子，她全然不顾路人不解的目光，推着孩子走走停停，用缓慢但清晰的声音念着：“这……是……油……条……”“这……是……花……”
　　
　　这一幕对于看过电影《漂亮妈妈》的人来说应该有些似曾相识。而那位年轻的母亲却不是巩俐，而是万选蓉。有着多年聋儿康复经验的她是这部电影的顾问，里面有许多细节正是由于经过她的指导和修改才变得更加真实而生动，以致于导演孙周在首映式上说：“没有万老师，就没有这部电影的今天。”而电影里巩俐用车带着儿子那一幕就是当年万选蓉的缩影。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万选蓉发出孩子般的笑声，指着自己办公室窗台上一辆竹编的小车说：“我特别爱买小车。那时用车推着孩子，一是为了能够和孩子面对面看清我的口型，二是为了能随时停车告诉孩子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万选蓉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第一代聋儿康复专家，被人们尊称为“80万聋儿教头”。今年已经60岁的她说起话来吐字清晰，且爱拉长音，如同在跟孩子细语，令人如沐春风，心里觉得暖暖的，全然不似一个“教头”。
　　
　　只为那一声“妈妈”
　　
　　1992年万选蓉过生日时，已经上高中的儿子，送给她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并让她在打开礼物前先读一读自己的信。信中说：“亲爱的妈妈，有一件东西，跟随我们俩已有多年，无论是上班还是上学，你总是带上我和它。当我的眼睛看到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把车子停下来，告诉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搬家的时候我们扔掉了很多东西，惟独它，你舍不得抛弃，你说这是我说话的见证。现在，它已经安置在一个角落里面，妈妈，你想起来了吗？”万选蓉含泪打开礼物，果然是一辆小车。事隔多年，提起这件事，万选蓉依然很动情：“这份礼物和信至今还放在我家客厅的玻璃柜中，我一看到它就想起当年的情景。”
　　
　　万选蓉的儿子梁小昆从小因为链霉素中毒而导致耳聋，为了让儿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她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教会小昆说话。也许从那时起，就注定了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她却要和聋儿康复打一辈子的交道。
　　
　　要教会一个聋孩子说话，如同要铁树开花。因为那时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鉴，也没有现成的方法可循，然而，万选蓉选择了向命运挑战——只要有1分的希望，就要付出100分的努力，一定要让小昆回到有声世界。为了教会儿子利用残余的听力，万选蓉每天让他听各种声音，从自然界的声音到人们说话的声音，让他逐渐学会辨别声音。为了让他明白每个事物所代表的词，她每天用小车推着儿子，不停地说，反复说，告诉孩子语言的含义。
　　
　　由于没有听力的校正，聋儿学习说话比正常人要困难得多。为了让孩子发音清晰响亮，万选蓉学习了语音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知识，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一本大学时的台词课教材被她翻了无数遍。说起这段经历，万选蓉回忆道：“小昆学会的第一个词是妈妈。为了教会他这个词，我反复教了两万多次。当他终于说出妈妈两个字时，我高兴得哭了。”
　　
　　今天，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大学的梁小昆，已经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还通过了雅思考试，赴澳大利亚攻读硕士。万选蓉和她的儿子一起创造了聋儿康复回归主流社会的奇迹！
　　
　　投身聋儿康复事业
　　
　　儿子的失聪，使万选蓉体会到聋儿的痛苦和抚育聋儿的艰辛；儿子的康复，又使她认识到聋儿康复工作的重要意义。1983年，组建中国聋儿康复中心时，给梁小昆看病的同仁医院的医生，推荐了万选蓉。他们认为，梁小昆的康复是个奇迹，是聋人不哑的成功范例。为了让更多的聋儿学会说话，1985年，万选蓉来到了中国聋儿康复中心，担任语训部主任，投入到了聋儿康复这个慈母般伟大的事业，一干就是18年。
　　
　　那时，中国聋儿康复事业一片空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刚刚成立，举步维艰。如何将在儿子康复中积累的经验转化为一般聋儿适用的方法，成为摆在万选蓉面前的难题。为此，她研究了心理学、语音学、哲学，甚至学习了一些医学知识，并将学到的理论不断在实践中摸索与总结，创造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聋儿康复理论和训练方法。
　　
　　儿子康复的经验告诉她，教会聋儿认识语言，尤其是一些表达抽象意义的词，一定要用生动，直观的方法，将之具体化。小昆学会“死”和“活”便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小昆学会说话不久，万选蓉发现他不懂什么是“死”和“活”。这之前她已经看了许多心理学方面的书，了解只有具体、生动的东西才容易被理解和记忆。为了让孩子明白“死”和“活”的区别，她买了许多活虾，让孩子放在水里玩，充分体会什么是“活”，并告诉他，这是活的。之后，她又把虾倒进煮开的锅里，虾一下子就变红了，她让孩子看到死虾一动不动的样子，说“红了，死了”。孩子看看妈妈，又看看虾，终于明白了“死”的含义，流下了难过的泪。这段经历也被电影《漂亮妈妈》采用，那句有名的台词“爸爸红了”就来源于此。
　　
　　针对聋儿康复理论和语言形成的发展规律，万选蓉确定了听觉、发音、语言训练等内容，编制了舌操、唇操，研究并实施了直观教学法、暗示教学法、对话法等，建立了定期的家长联系，座谈，经验交流和教学观摩制度，奠定了中国聋儿康复中心的教学模式。这些方法科学有效，切实可行，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经她培训的2000多名教师遍布全国各地，成为各省市地方的聋儿语训教师的骨干；她培训了许多聋儿家长，教会了他们对聋儿的特殊教养和康复方法；她亲自培训康复的200多名聋儿，已经进入普通学校学习，有的还上了高中和大学。
　　
　　万选蓉在聋儿康复的事业上硕果累累。她主持拟订了《中国聋儿语言训练教学大纲》；她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教材，提出了艺术行为在聋儿康复中的应用，对指导聋儿语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聋儿听力语言训练康复教材》，获得了1988年度中国康复科研成果奖；在RI（90）国际康复会议上，她宣读的论文《一个母亲和聋孩子走过的路》，赢得了1000多名中外与会代表的热烈赞誉，《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日本《朝日新闻》都做了报道，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外，万选蓉还主持了多部教材的编写和电视专题片的拍摄。2000年，为了表彰她对培育人类下一代事业坚韧关爱的精神和杰出卓越的贡献，被授予“第二届内藤国际育儿奖”。今年2月25日，万选蓉60岁生日时，邓朴方评价她是中国聋儿康复事业的奠基者和创始人。
　　
　　为聋儿康复事业鼓与呼
　　
　　万选蓉将自己的一生总结为“一个称职的母亲，一个优秀的聋儿康复工作者，一个尽责的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她始终保持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她说，“一个委员就像一棵树，后面是一片森林。60多万人里出一个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就要为自己代表的这些人尽职。”
　　
　　我国目前有2000多万聋人，其中0岁-7岁的就有80万，并且还在以每年3万的速度增长。老年性耳聋、药物及意外致聋的情况比较严重。目前我国对耳聋的危害、致聋原因的科普宣传不足，人们爱耳护耳的意识比较淡薄。为了增强全民爱耳意识，减少耳聋的发生，1998年，刚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万选蓉，将确立“爱耳日”宣传活动的提案，作为自己的第一个提案提交了上去。
　　
　　这项提案得到了邓朴方等16位全国政协委员的签名支持。为了这份提案的落实，万选蓉争取到了中国残联和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的全力支持，并多次与经办单位沟通，与签名支持这一提案的政协委员们交流……1999年11月30日，卫生部等十个部门共同会签了《关于确定“爱耳日”的通知》，规定每年的3月3日为爱耳日，自2000年起开始施行。
　　
　　万选蓉认为，要做好一名政协委员，就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了解社情民意，发言时不能说些官话、套话，她笑称这是永葆青春。今年大会期间，社会福利组安排万选蓉做一个关于手语规范化的发言。这是一个被公认的并不好说的题目，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既明白生动浅显，万选蓉几乎一夜未睡，查了很多资料，结合自己有限的手语知识，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二天，她在发言中介绍了手势语在语言中的地位、我国聋哑人的现状、手势语普及情况已经在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并同其他国家的情况做了对比，说明规范和推广手势语的重要性，建议有关部门将手语的规范问题列入研究议程。她一边讲，一边用手势语讲解“家”、“花”、“中国”。最后，她对罗干同志说：“今天，我教您一句使用频率最高的手语：我爱你。这并不是狭义的爱情，还包含亲善、友好、爱心等意思。”说到这里，她举起右手，伸出三个手指，微笑着做出了这个手势。她的讲话得到了会场内的热烈掌声，并给罗干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干同志在总结时，专门提到了这个发言，叮嘱有关部门的同志考虑这个问题。
　　
　　谈到今后的打算，万选蓉说，能够当选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很高兴。她要珍惜这5年的时间，多做些调查，多交一些提案，多做些事情。她认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主动性很大，不仅可以提建议，还可以尽自己的力量促成这些建议的落实。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她并不局限于聋儿康复研究，她与别人合办的北京阳光幼儿早期教育研究中心已经开办了12年了，她还要继续关心。此外，她还在为下一代的成长做着许多创造性的工作。当然，聋儿康复事业是不能少的，“我每个星期都要帮孩子们排节目呢。”看着自己编的舞蹈和小品由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演出来，是她生活的一大乐趣。我们的漂亮妈妈还真忙碌呢。

为生歌唱

谁在谋杀我们的健康
时间:2015-02-14　作者:未详　点击:195次

　　提到健康杀手，不能不提的是环境污染。中国目前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改变，环境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慢性疾病，最重主要的各种恶性肿瘤。由于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涉及到很多方面，要是论述，恐怕写一本书都不为过，因此我将只简单的介绍几个方面。
　　
　　水污染
　　
　　中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但同时还是一个水污染严重的国家。中国的水资源遭到严重污染，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命健康。水污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损害着我们的健康。
　　
　　饮用被污染的水或者食用被污染水中的生物导致中毒或者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由于水被污染的情况不同，有的时候含有一些急性毒物，引用这些水会导致出现急性中毒症状，甚至威胁生命，例如，1956年，日本熊本县的水俣湾地区出现的水俣病，就是由当地含Hg的工业废水造成的。同时有的毒物会在人体内蓄积，等在体内到了一定的量时，才会导致身体发病，但往往到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很难治愈了。
　　
　　饮用被污染的含有细菌病毒的水或者食用其中的生物，会导致细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例如病毒性肝炎，细菌性痢疾，血吸虫等传染病，在我国上海，曾经爆发过2次甲型肝炎，死亡人数不少，就是因为食用了没有熟的毛蚶而导致的，而这些毛蚶则是因为其生活的水体遭受到了粪便和一些生活垃圾污染。
　　
　　诱发恶性肿瘤。一些有机物质或者金属元素，在进入水中，被水中的生物富集，后来人们食用了，则很容易导致机体出现恶性肿瘤。
　　
　　利用被污染的水浇灌农作物，这些农作物的种子等可食用部分往往也会含有那些毒物，长期食用，这些毒物就会在人体内蓄积，导致出现慢性中毒或者诱发恶性肿瘤的症状。
　　
　　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也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环境污染因素，尤其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空气污染严重，空气质量堪忧，每年因为空气污染而导致的疾病或者其他损失不计其数，随着经济的发展，空气污染的加重，有上升的趋势。
　　
　　空气中的污染物有很多，例如烟尘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等，这些污染物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内，不经过肝脏的解毒作用，直接由血液运输到全身，也可以导致慢性中毒，急性中毒和致癌等几种情况。
　　
　　噪音污染
　　
　　噪声对人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第一，损伤听力。长期在强噪声中工作，听力就会下降，甚至造成噪声性耳聋。第二，干扰睡眠。当人的睡眠受到噪声的干扰时，就不能消除疲劳、恢复体力。第三，诱发多种疾病。噪声会使人处在紧张状态，致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甚至诱发胃肠溃疡和内分泌系统功能紊乱等疾病。第四，影响心理健康。噪声会使人心情烦躁，不能集中精力学习和工作，并且容易引发工伤和交通事故。
　　
　　目前，我们更多的精力是关注与其他污染，而对噪音污染相对关注较少，其实噪音污染对人体的影响同样很大，其影响主要体现在神经系统，从而降低人体的免疫力而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
　　
　　辐射污染
　　
　　这也包含几种情况，例如光辐射，电磁波辐射等。光辐射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城市中很多高楼大厦采用的钢化玻璃，太阳一照，光被反射的到处都是，很容易影响交通，造成车祸的发生，同时，如果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在外面作业，遭受这些反射光的照射也很容易造成视力下降、流泪等眼部症状，并会造成头晕、被灼伤等。
　　
　　电磁辐射首先受影响的是男方，长期受电磁波辐照，有可能使男性精子数减少，使精子基因畸形并可能变成不育或者畸胎，据一位研究男性学的教授说：十年前精子数每毫升一亿多的男性很常见，现在一年也碰不到一个，每毫升六、七千万的就算多了。医学上认为精子的正常值是每毫升六千万到一亿五千万个，少于每毫升六千万个就很难怀孕，其次是孕妇，有报道说在电脑前一周工作二十小时以上的孕妇生畸形的概率要比普通孕妇高二、三倍，而生女孩的概率大。
　　
　　那么平时我们工作和生活有可能接触的辐射有哪些呢？主要是一些工业的，医学的，军事的大型仪器，因此辐射病大多与职业有关，但是生活中我们也必须注意，那就是手机，微波炉，电脑，电视，VCD等。尤其是电脑，辐射最大，也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尤其对于我们经常以电脑为职业工具的人，更应该注意。
　　
　　总之，这些还是需要自己多加注意，尽量把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减少到最低。

为生歌唱

让爱深藏心里
时间:2015-02-14　作者:未详　点击:174次

　　上世纪30年代初，为了掩护胡志明在广东、香港开展工作，中共安排林依兰以一个“妻子”的身份照料他的起居。不久，俩人产生了爱意……这段恋情经历了38年风雨，最终未成眷属。1968年，林依兰在眷恋中告别人间。胡志明闻讯，痛不欲生，一年后溘然去世。弥留之际，他还念叨着林依兰的名字。
　　
　　莫斯科，飘飞的大雪下个不停。胡志明站在城郊的山坡上，任凭凛冽的寒风和冰凉的雪水钻入脖颈。泪水悄无声息地从他眼中涌出，润湿了指间的信笺。这封信带来的是他无法接受的噩耗：阮清玲被敌人杀害了！他不相信这是事实，死死地盯着信笺逐字辨认，没错，信中明明白白地写着阮清玲在越南遇害。
　　
　　胡志明和阮清玲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认识的。那年，胡志明到欧州寻找真理和革命火种，搭船回国途中俩人在海上邂逅相识。
　　
　　回国后，阮清玲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投身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传播革命火种，成为胡志明的忠实伴侣和得力的助手。阮清玲在越南妇女界一呼百应，是位有魄力和威望的妇女领导人。
　　
　　可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胡志明前往前苏联学习革命经验之际，由于叛徒的出卖，阮清玲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引诱、威逼，阮清玲坚贞不屈，至死不向敌人低头。
　　
　　在当晚的留苏越南青年同志会会议上，胡志明当众宣布：“清玲同志已经壮烈牺牲，但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她的鲜血绝不会白流，更多的人会沿着她走过的路继续前进。有这么多的好战友，我们相信越南的革命事业一定能够完成。我要向全世界宣告：越南不解放统一，我今生今世就不成家！”
　　
　　胡志明没有想到，这句落地有声的话，将成为他日后婚姻生活的一座大山，压得他不堪重负，痛苦不已。
　　
　　1930年，蒋介石督师围剿红军江西苏区，并命令各地加紧搜捕“共党分子”。羊城广州也不例外。
　　
　　胡志明就是这时到达广州的。在此之前，他曾因工作需要多次来粤，但这一次不同以往，他在越南遭到敌人的疯狂追捕，无处容身，出于安全考虑，他通过联络员向中共广东地下省委求助。广东地下省委通过陶铸安排中共女党员林依兰和胡志明假扮夫妻作掩护。
　　
　　这天，胡志明回到客店取出行李，找到新的住宅，一进门，他顿时惊呆了，眼前的女子，分明就是自己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阮清玲。他恍若梦境地问：“清玲，你……你没死？”
　　
　　姑娘困惑不解地看着对方：“你就是胡志明先生吧？我姓林，叫林依兰。”
　　
　　胡志明这才知道认错了人，略带歉意地一笑：“对不起，林小姐，我失态了！”
　　
　　随后，胡志明缓慢地讲述了10年前的那段与阮清玲的恋情，说到动情之处，他的热泪夺眶而出。林依兰，恍若身临其境，深受感动。
　　
　　接着，广东地下省委领导向胡志明介绍了本地及香港的情况，说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并叮嘱林依兰一定要保证胡志明的安全。这时，陶铸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大可放心，一日夫妻百日恩，依兰绝不会在危难时丢下夫君不管呀。”一句话，把未出嫁的林依兰羞得满面通红。
　　
　　为这事儿，胡志明在日记中写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言谈举止、性格爱好和清玲完全相同。在那目光相撞的瞬间，我发觉自己已不再是个纯粹的无神论者。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天意，是一种无形的神秘力量促成我们见面。我想，一定是我的真情感动上苍，让清玲的化身得返人间。现在我要百倍于从前地爱护她，我决不会让她再一次离开我。”
　　
　　为了掩护胡志明在广东、香港开展工作，林依兰以一个“妻子”的身份，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的生活起居。胡志明感激不尽，但他担心时机尚不成熟，怕遭到她的拒绝，始终不敢表示爱意。林依兰在胡志明向她倾谈心声时，也早已芳心暗许，可她认为还没到捅破窗纸的时候。
　　
　　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胡志明被捕了。临别时，他紧紧拥抱林依兰，用手帕拭去她脸上的泪：“坚强些，别让敌人笑我们软弱，好吗？”说着，取出贴身珍藏的日记本交给她，“我把我的心留下来陪你，收下吧！”
　　
　　3天后，胡志明被营救出来。林依兰盯着他那有棱有角的脸孔，说：“志明，你受苦了！为什么不等我去接你？”
　　
　　“我想更快见到你。”说着，胡志明送上兰花，“送给你，喜欢吗？”看到林依兰表情困惑的样子，他又说：“看过我的日记了吧？我相信心中的兰花永远不会枯萎。”
　　
　　林依兰接过花束，情不自禁地扑入胡志明宽厚的怀里。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解放。这时，林依兰已是广东省高级领导干部，胡志明也已回国继续他未完的革命事业。
　　
　　当时任中共华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眼见林依兰孤身一人，曾多次牵线搭桥充当月老，却被她一一婉言谢绝。陶铸实在摸不透她的心思，决定问个究竟：“纸捂不住火，这种事不用保密，他是谁？”林依兰将心一横：“胡志明。”
　　
　　陶铸一听，惊异地望着林依兰，半晌才开口：“胡志明？越南共产党主席？他爱你吗？”
　　
　　“他让我等他。”
　　
　　这时，陶铸有些自责地说：“哎，都怪我当初草率行事，未经慎重考虑，就叫你接受照顾胡志明主席的任务，致使你们两地相思。”
　　
　　林依兰脸上泛起幸福的笑容：“这不能怪你。我和志明彼此倾心，鸿雁传书，总有一天会结合。何况‘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相信，爱情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听了林依兰这么一说，陶铸用力搓了搓手，他心里明白，以当时的越南情况来看，这段姻缘的成功率不高。他深感自己肩负重担，稍一不慎，很有可能酿成遗恨千古的悲剧。
　　
　　胡志明离开林依兰之后，他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几年之后，他应邀访问中国，于是，他请求毛泽东主席安排他和广东老友叙旧。毛泽东主席立即致电广东省委及陶铸、林依兰等人到北京与胡志明会面。林依兰获悉此讯，欣喜若狂，绽放出平日少有的笑容。
　　
　　就在胡志明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即将登机回国时，忽然，他看见了林依兰向他走来。当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一切尽在不言中，两个人久久地凝视对方，激动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当送行的飞机起飞时间到了时，林依兰取出他的那本日记想交还他，他轻轻挡回去：“身边没有你，我很久没写日记了，还是留给你作个纪念吧！”
　　
　　1958年，越南河内。
　　
　　湄公河畔，两位花甲老人正在举杆垂钓，他们就是胡志明和陶铸。
　　
　　胡志明神色非常郑重地对陶铸说：“中国有句话叫少年夫妻老来伴。我和依兰相恋20余载，因为革命事业耽搁了彼此的青春年华。如今，我俩年事已高，我备觉生活孤独，诸多不便，所以想尽快和依兰团聚。请你回去后询问一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这件事的看法，倘若他们赞成，我想把依兰接到河内秘密举行婚礼，了结多年的夙愿。”
　　
　　陶铸笑了笑说：“胡主席，这句话依兰盼了20年，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也是想催你早下决心。我看毛泽东主席多半会成全你的。预祝你们终成伉俪。”
　　
　　陶铸回到北京后，向党中央、毛主席转达了胡志明主席的意思，在座的周恩来总理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都十分惊讶。
　　
　　毛主席沉吟片刻，说：“我们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我个人支持胡主席的请求。不过，这事可是小事不小，事关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不能掉以轻心。恩来，你的意见呢？”周恩来习惯地点头说：“主席的话不无道理，我认为应该跟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协商一下，假如他们不反对，我们绝不做绊脚石。”
　　
　　胡志明在讨论其婚姻的会议上说：“我不想再按别人的意思生活！我也有权利自己作出决定”。
　　
　　在支持和反对人数不相上下的情况下，黎笋在犹豫中表示了反对。
　　
　　北越中央政治局会议室。
　　
　　胡志明和黎笋相对而坐，两边分别坐着几位常委。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会议室内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清。
　　
　　胡志明终于拍案而起：“我受够了！我不想再按别人的意思生活！我也有权利自己作出决定，这一次你们休想说服我！”
　　
　　黎笋没有动怒，心平气和地说：“老胡，别太冲动！凡事从长计议，不可不三思而后行。我这么劝阻也是为你着想。你曾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生不娶，这句话影响很大，一旦你违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方的神圣事业，这不仅有损你的国父形象，连越南共产党也将从此名声扫地。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不能让越南老百姓唾骂我们是千古罪人！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请你原谅我的固执。”
　　
　　胡志明的情绪仍然不能平静：“我的确说过那句话，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人民看的不仅是我的语言，更重要的是我的行为。我相信他们会谅解我！”
　　
　　黎笋心里格外矛盾。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举双手赞成胡主席的要求，因为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找个多年相知的老伴实属人之常情。但作为越共总书记，他不能意气用事，他有责任硬着心肠干涉此事。
　　
　　胡志明见黎笋一言不发，咬着牙说：“好，既然谈不拢，那就大家表态，依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解决问题。请支持我的同志举手。”
　　
　　胡志明举目四望，支持和反对的双方人数不相上下，现在就看黎笋的举动了。这时，黎笋缓缓举起右手，突然又放下，长叹一声：“我不能毁了你呀！”
　　
　　令黎笋吃惊的是，胡志明并没有暴跳如雷，破口大骂，相反，他只是苦苦一笑，离开座位，踱出门外。
　　
　　身处广州市立医院的林依兰望眼欲穿，盼到的却是胡志明的一封短信，只有寥寥数语：“亲爱的依兰，咱们无缘再会。你听说过柏拉图的精神恋吗？就让我们彼此心灵永远融为一体吧！”
　　
　　林依兰把信笺放在窗台上，让清风将它带走。她望着风中飘舞的信笺，低声饮泣。
　　
　　接着，林依兰又给胡志明写了回信，她在信中采用了白居易《长恨歌》里的两句诗：“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情绵绵无绝期”。
　　
　　她把原文的“恨”字改为“情”字，实在用心良苦。
　　
　　胡志明与林依兰的恋情，对林依兰的精神打击太大了，她的病情开始恶化。1968年，她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还没有忘记把胡志明赠给她的那本“爱情日记”托人交给他，并嘱咐他节哀顺便。
　　
　　胡志明惊闻恋人去世，痛不欲生，泪如雨下。时隔一年，也就是1969年9月2日凌晨，越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志明同志溘然去世。弥留之际，他还念叨着林依兰的名字。
　　
　　这段上世纪中叶最令人瞩目的恋情以悲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