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垃圾短信的“生产体系”
　　
　　根据工信部的统计，2013年我国移动短信业务量约为9000亿条，其中近1/4属于垃圾短信。
　　
　　就发送手段来看，在所有被举报的恶意垃圾短信息中，通过端口发送的信息约占17%，以个人手机点对点发送约占76%，由小灵通网路发送短信约占5%。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反垃圾短信联盟”的分析报告，制造垃圾短信最核心的参与者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广告主。他们是短信内容的策源地，为发送者提供资金支持、支付发送费，同时也是整个链条中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第二类是发送者，包括SP企业、群发公司等。还有一些发送者依靠非法手段来运作，如生产运行伪基站，或者将集团端口挪作非法用途。
　　
　　第三类是运营商。运营商是通信网络平台最基础的运营者，短信业务由它们来提供，因此它们既是服务者，也可以是发送者，包括发送自己的业务推销信息。
　　
　　广告主有短信推广的需求，设计好内容交给发送者，而发送者往往并不对信息的具体内容作任何把关，也不追究发送方式是否合宜。各取所需，就形成了完整的垃圾短信运作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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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何无法根治
　　
　　2013年4月开始，为贯彻落实人大《决定》，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新一轮“深入治理垃圾短信息专项行动”，宣布对垃圾信息开始了“史上最严”的治理。
　　
　　10年间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却始终未能根治，其中症结究竟在哪？
　　
　　综合“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提供的案例和政策法规，我们不难发现，现行的治理体系主要由工信部牵头设计，联合主要的电信网络运营商、通讯服务商和行业组织综合实施，是一套侧重电信行业自律的机制。
　　
　　这样的机制存在两个显著的短板：一是公安、司法、工商等执法力量参与不足，对于恶意发送垃圾短信的行为难以作出实质性的惩处，导致垃圾短信制造者的违法成本低廉；二是电信行业的自律难以真正触及广告主的利益，往往只能制约他们的发送手段，增加投放难度，却无法给他们造成实际警戒。
　　
　　管理者的另一个难题在于分头治理。在管理层面上，垃圾短信涉及工信、公安、工商三个行政领域。工信主要管理电信行业的事务，公安有权力对违法犯罪分子依法进行惩处，工商部门则主要从消费者权利和市场规范入手，对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进行处理。
　　
　　但从媒体的报道情况来看，公安部门处理的垃圾短信案件数量并不大，而且其中多数并非真正按照垃圾短信的路径来惩治——更常见的情况是，一起垃圾短信诈骗的举报被转给了公安，警方顺藤摸瓜一查到底，最后以诈骗案来惩处，而不会对制造垃圾短信的人产生太大威胁。
　　
　　由于运营商本身也在利益链中，在这样的机制下，运营商既作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给自己开成绩单，很难说能充分保障用户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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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商的自缚与踌躇
　　
　　这个问题来自于运营商自身的角色定位：它们是通讯基础服务的提供者，为公众运营着短信业务的源头，因此，当垃圾短信通过运营商的网络、在付费给运营商的手机用户间传播时，它们理所当然要对用户的正当权利负责。
　　
　　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思路和看法就完全不同。运营商既是短信业务的经营者，又是目前治理垃圾短信的主要执行者，在这种矛盾的缝隙中，自身取得平衡已然十分艰巨，更遑论去调和公众的评说。
　　
　　似乎是为了回应公众对运营商治理垃圾短信决心的疑虑，2013年11月26日，中国电信发布《关于进一步从严治理垃圾短信的通知》，宣布先行关闭所有商业短信端口，每个端口在重新梳理客户协议、由集团公司逐个审批后，才能再次予以开放。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万猛表示，依照现行的法律框架，在垃圾短信举报案件中，运营商、电信部门应承担举证的职责，然后由执法部门根据举证，对案件进行判定并执法。依照判定得出的案件性质不同，执法者可能是公安，也可能是工商部门。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法律界定，举证者与执法者各司其职，责任有明确而安全的划分。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一些短信诈骗案例中，曾有运营商自行判定诈骗短信号码后，未报经执法机关处置就直接关闭了诈骗号。随后被关停用户不服，将运营商告上法院。对这种在法理上欠妥的做法，运营商很难举证自辩。
　　
　　因此，单纯依靠运营商的技术手段和业务策略并不足以完全根治垃圾短信。解决技术问题并不困难，但它首先需要清晰的法律制度和明确的授权，消除不同部门、不同专业领域之间合作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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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短信回归本质
　　
　　2009年6月中旬，三大电信运营商正式上线运行网间垃圾短信联动处理平台，联手进行垃圾信息自主屏蔽。此后，这个平台逐渐发展为反垃圾短信联盟的共同信息数据平台。
　　
　　通信行业的管理者要对运营商实施更有效的监督，就必须为垃圾短信治理绘制发送轨迹图。今天的“网间垃圾短信联动处理平台”，就是绘图的产物。
　　
　　过去一年多以来，网间联动平台广泛地将各方的用户举报、用户意愿等信息收集起来，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进行数据挖掘，建立起由数据支撑的行为分析体系，从而对短信息的发送行为进行判定。
　　
　　以大量此类数据分析为基础，管理者能够在联动平台中借助统计学方法对恶意发送垃圾短信的行为进行甄别，由各单位在各自业务中对疑似度高的发送源进行追查、处理和屏蔽。
　　
　　治理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将负的事物完全抹除，而是要为正的事物营造尽量广阔的空间。因此，治理垃圾短信，关键不在于取缔了多少非法端口、减少了多少恶意发送，而是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让用户满意，为用户的问责提供畅通的渠道。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管理者必须尊重用户对短信内容的判断，除违法违规的信息外，将商业短信息的选择权交给用户。
　　
　　从用户投诉和用户满意度入手，接下来就要完善在这一领域的制度架构，特别是出台和完善垃圾电子信息治理的相关立法。
　　
　　治理垃圾短信并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的含有商业推销内容的、数量巨大或发送集中的短信息都纳入管制，而是要打击以牟利为目的恶意发送行为，防范其透支社会信任、维护正常的通信秩序。
　　
　　治理不是目的，管理者通过治理垃圾短信，最终目的是要去更好地保障用户正常短信往来的自由。“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正本清源、对症下药，这才是制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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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防伪劣食品
时间:2014-11-24　作者:未详　点击:117次

　　一防“艳”。对颜色过分艳丽的食品要提防，如草莓像蜡果一样又大又红又亮、咸菜梗亮黄诱人、瓶装的蕨菜鲜绿不褪色等，要留个心眼，是不是在添加色素上有问题。
　　
　　二防“白”。凡是食品呈不正常不自然的白色，十有八九会有漂白剂、增白剂、面粉处理剂等化学品的危害。
　　
　　三防“长”。尽量少吃保质期过长的食品，3℃贮藏的包装熟肉禽类产品采用巴氏杀菌的，保质期一般为7天—30天。
　　
　　四防“反”。就是防反自然生长（或称为反季节生长）的食物，如果食用过多可能对身体产生影响。
　　
　　五防“小”。要提防小作坊式加工企业的产品，这类企业的食品平均抽样合格率最低，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事件往往在这些企业出现。
　　
　　六防“低”。指在价格上明显低于一般价格水平的食品，价格太低的食品大多有猫腻。
　　
　　七防“散”。指散装食品，有些集贸市场销售的散装豆制品、散装熟食、酱菜、散装酱油醋等可能来自地下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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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第一次进城
时间:2014-11-24　作者:未详　点击:205次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离常州大概有20多公里。小时候听祖父讲，过去他们上常州，都是步行往返的。汽车舍不得坐，坐不起，坐船太慢。
　　
　　离我老家六七华里的前黄镇，便是常州通往宜兴的水陆交通要津。镇上有个车站，前黄周围坐车的人，一般都在这儿排队买票坐车。
　　
　　我上中学时，中午去母亲工作的社办厂吃饭，一般都经过车站，每次经过，车站都是人声鼎沸，很多人挤在那儿，很是热闹，也可见当年前黄车站之重要。不过，我们乡下人，城里也没有亲戚，平常都是走路，小孩自然也就没机会感受一下坐车的滋味了。
　　
　　1984年暑假，我一位在北京上大学的同村大哥和他母亲要到常州城里去走亲戚，我听说了，就问能不能带我去常州火车站看看，除了在电影里看到过火车，我还没见过真火车呢。
　　
　　那个时候，我的成绩还算可以，我想，万一考上了大学，一定是坐火车走，总得先见见火车是什么样吧。
　　
　　父亲觉得我的理由还靠谱，给了我5块钱，又跟我伯母交待了，让他们带着我多照拂，别走丢了。虽然我对乡下四邻八村都很熟悉，但毕竟我从来没有进过城，进城了估计分不清东西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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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上午，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屁颠屁颠地跟在伯母和大哥后面，在前黄镇上的汽车站买了票。我们搭坐的，是从漕桥（武进南边的一个镇）开往常州的农公车。所谓农公车，大概是开往农村的公交车的简称，过去从常州开往武进乡下的车，都叫农公车，一般都是又挤又脏的。
　　
　　车一路停，一路挤，到常州南的兰陵总站，我跟着伯母他们下了车，大哥带着我，找到换乘公交车的地方，坐上公交车，前往火车站。常州城里的公交车，自是要比农公车干净舒服多了，没有乡下进城的车那么挤，那么嘈杂。我趴在窗口，看西洋镜般看着后撤的建筑，来往的车辆、骑车的人流，陌生而新鲜，就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
　　
　　车到火车站附近的公交车站，伯母大哥要去走亲戚，大哥把火车站指给我看后，再三叮嘱我顺路返回，到兰陵搭农公车回家，我满口答应没问题。
　　
　　其实，在火车站，没买票是看不见火车的。我有些沮丧地在火车站的售票处、候车室转，没有看到火车，问路人，路人说要看火车，顺着马路往前走，有座铁路桥，站在路边上就能看见经过的火车了。
　　
　　果然，我终于见到了想像中的绿皮火车，呼啸而过脚下似在颤动。
　　
　　顺路返回之后，我信心大增，决定顺着路走走看看，没来过常州，总不能真的像老家人说的，乡下人上常州，上去就下来吧？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店，我一个也不敢进，最多只是隔着橱窗看看。城里的花花世界，我觉得与自己隔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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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缓行，摸索到了兰陵，我却找不到农公车站了！我有些傻眼。很快，我就作出决定，在转盘边顺着马路一直往南走，是可以走回去的，走回家，还可以省钱呢。
　　
　　从常州到我家，大概有20多公里。我过去暑假跟父亲出去摸甲鱼，穿村过河，每天走路也不少。我有些信心满满。
　　
　　从常州兰陵出发，是中午，我在路边小店买了包傻子瓜子，一边嗑瓜子，一边迤逦南行。走到如今武进的县治湖塘镇时，我还有些自豪，但渐渐地，腿开始沉了起来，越走心越慌，眼前是没完没了的路。走过鸣凰镇，我已经很口渴了，但那时路边没有卖水的！买了包傻子瓜子，简直自己成了傻子。
　　
　　我终于忍不住抬起了胳膊，想拦辆顺风车，捎我一段，但心里又害怕，畏畏葸葸的，终究一辆车也没能拦到。
　　
　　到家时，太阳已经西斜，伯母他们早已到家，祖父和父亲正着急着呢。见到我，父亲他们全松了口气，我却一下子瘫倒在躺椅上，把剩下的钱掏出来还给父亲，有气无力地说，我从常州走回来的，脚疼。
　　
　　我的第一次进城，以脚上几个血泡告终。虽然没有前辈乡贤高晓声笔下陈奂生的奇遇，但找不到车站步行回家，也算得上是一朵小奇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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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的不是三明治是创意
时间:2014-11-24　作者:未详　点击:220次

　　中国有句古话“天上掉馅饼”，常常被用来比喻遇到天大的好事，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你就可以遇到这样的好事：在一幢大厦的七层楼上，每个时段都会有一批带着降落伞的三明治从天而降，真是“天上掉馅饼”，引得人们纷纷驻足观看。于是不几天的功夫，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方式广为人知，一下子火了起来。
　　
　　这家名为Jafflechutes的三明治餐厅用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方式派送三明治不几天的功夫就广为人知，一下子火了起来。原来餐厅的创始人戴维·麦当劳和亚当姆·格兰特经过调查发现，在墨尔本，要在寸土寸金的一层沿街地段租房卖三明治，光租金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节省店铺租金，这家餐厅于是就租用了价格相对便宜的7楼做店铺，为了方便客人就餐，这家餐厅于是就想到了用迷你降落伞投递三明治。
　　
　　要想买到这家餐厅的三明治，客人需要在PayPal上预定需要的三明治，价格在5美元到6美元之间，然后在约定的时间到约定的地点去取食品，店员会在约定的地点用粉笔写上一个“X”符号，客人只需要在那儿等着写有自己名字的三明治就行了。只要食物不被卡在窗台或遮阳棚上，或者偏离航线，多半都能降落到你手中。一旦三明治被风吹到树上，餐厅就会立即重做，保证食客无须爬树自取。
　　
　　由于这家餐厅的这种送餐方式别出心裁，一经推出，就吸引无数顾客慕名来等着“天上掉馅饼”，有人甚至认为这家餐厅开创了“现代最伟大的食物革命”。鉴于这种充满乐趣的送餐方式广受追捧，老板准备将在美国设第二家分店，让更多的人享用这种新颖的送餐方式。
　　
　　同样是卖三明治，有人赔得血本无归，有人赚得盆满钵满，区别在于，你卖的是三明治，人家卖的是创意，卖的是新颖的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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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时间:2014-11-25　作者:未详　点击:104次

　　我们都知道马拉松的由来：雅典的军队打败了波斯人，统帅派了一个叫菲迪皮得斯的士兵回去报信。小菲为了让老家人早点知道好消息，一个劲地快跑，他的眼前闪现着欢呼、掌声、美酒，当他跑到雅典时，只说了一句“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过劳死了。
　　
　　小菲是当之无愧的劳模，不过我常常刻薄地想，如果菲迪皮得斯是传递雅典战败的消息，他还会跑得这么快吗？他肯定一边跑一边想，老乡一定觉得自己是乌鸦嘴，不祥之兆，自己怎么这么倒霉摊上这个烂活，想着想着一定会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
　　
　　人们都喜欢好消息，厌恶坏消息。据王小波讲，在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不要以为只有花剌子模国王是个糊涂蛋。其实几乎每一个老板都是花剌子模国王。伦敦的卡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大卫·西姆斯教授说：“即使是一个冷静有教养的老板，也会倾向于将老是与自己唱反调的人清理出自己的核心圈，而作为下属的明智选择则是避免发表一切批评意见，或是传达糟糕的消息。”
　　
　　如果你喜欢直言不讳，结果可能很糟糕。西姆斯说：“如果你传递坏消息，那么你就是在削弱自己的权力，以后，你的意见就更不可能得到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