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史【连载】

王瑞平

处于社会底层的是没有手艺的工人、家仆、妓女和流犯，包括奴隶在内。满洲，尤其是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被清政府用作流放地，那里不仅流放被贬谪的官员，而且流放判刑的罪犯。犯人罪行越重、态度越顽固，清朝的司法机构就把他们往北发配得越远。许多犯人后来从事手工业或经营小买卖，竟变成了靠得住的社会成员，但是随着他们人数越来越多，使得满洲边境社会增添了一种一方面无法无天、一方面尚有一定用处的特点。

王瑞平

从 1796 年起，清政府大大减少了流放满洲的罪犯，但是由于把一些重犯当作奴隶发配给满洲旗人干活的作法已经造成许多问题，以致必须进一步采取官方措施。问题的核心在于旗人太穷，无力养活清政府配给他们的那些奴隶，因此，迅速释放奴隶是符合奴隶主和奴隶双方利益的。这样一来，奴隶就可以用钱买得自由。有时奴隶主甚至干脆把他们释放。这类罪犯的少数人后来回到中国本土，但是大部分仍留在满洲，加入了那群自由流动的亡命或半亡命之徒的队伍。以上不论哪种情况都使清政府感到不安；于是它在 1810年正式禁止奴隶主允许奴隶赎身，在 1813 年还一度停止向满洲发配流犯。为了减轻旗人供养奴隶的负担，清政府还采取适当步骤，把贫苦旗人的奴隶转移给更需要家仆、也有能力养活他们的富裕军官和满族行政官员。

王瑞平

吉林和黑龙江的大多数地方人迹罕至，但这两省仍住有大量汉民亡命之徒。他们来到清帝国禁地从事偷猎、挖参和采金，也当土匪。这类非法流民在十八世纪迅速增多，在十九世纪也还有增无已。其中特别是采金者和土匪，形成了有组织的团体，还有其原始的地方政府。在满洲当局权力所不及的山林地带，有一帮所谓“黑人”的非法挖参者经常骚扰边远的部落地区，致使吉林将军在 1811 年不得不派兵进山把他们赶出来。但是满洲当局发现，由于交通困难，要想把非法流入的汉民驱出边境是不容易的。虽然采参是由政府垄断，分给旗人和汉民承担，由户部发给执照，然而省当局却无力在遥远的满洲山林实施政府的禁令。

王瑞平

到十九世纪之初，满洲的汉化已不可逆转地取得进展。奉天省早已主要成为汉人的地盘和中国的一部分，吉林和黑龙江将军虽然负责维持旗人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但未能维持住现状。旗人缺少汉族移民所具有的勤劳和技术，只可守成。他们不象中国本土来的移民那样致力于成家立业，开发新土地。满族和部落民的文化传统也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手段去同迁来的汉人竞争：汉民在数量上逐渐超过他们，比他们勤劳，收买他们的土地。尽管政府三番五次采取措施，旗人还是迅速贫困，越来越依靠清政府的救济过活。他们当中模仿生气勃勃的汉族文化榜样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旗人，连部落民也开始采纳汉族文化，深受汉人的嗜好、集市和行事方式的影响。只有寒冷而又人烟稀少的黑龙江流域还没有吸引中国本土来的移民，基本上仍旧处于汉族范围之外。

王瑞平

蒙古

蒙古始终是中国典型的边疆，因为蒙古的游牧民自古以来就几乎是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经常不断的军事威胁。但是到十世纪之末，蒙古的游牧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衰退。昔日游牧民的强盛和独立已成过去。战争一度曾给游牧民带来荣誉和团结的基础，这也变成了过去，清朝把内蒙和外蒙的蒙古人——尽管他们的生活是流动的——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由于缺乏人口统计资料，只能作一个最粗略的估计，但以下的估计并非臆测：在 1800 年之际，清帝国全部操蒙古语者可能多达三百五十万人（不包括旗人），其中多达七十万是在外蒙（大量居住在北部中央地带），两百六十万是在内蒙（集中于东部）。其余二十万是在新疆和青海。如果这个估计正确，也许从十八世纪前半期或更早以前，蒙古人口就已经在逐渐减少。①

王瑞平

畜牧是游牧民的传统生计，蒙古人在这方面已陷于困境，因为他们要经常从西伯利亚输入牛马。当然，偶尔输入牛马并不表明游牧已长期衰退，因为天灾有可能随时来袭。有时“积雪过多而无法出去放牧，有时降雪不足而不能在干燥的寒冬维持牧场的饮水”。有时过多的牲畜集中于小块牧地而糟踏了牧草，使牲畜无草可食；最常见而危害最大的是一阵异常的暖潮过后继之以突如其来的冷冻，使牧草为薄冰所覆盖，困于寒冬的牲畜无草可食，几天之内就可能死亡成千上万。②

王瑞平

然而有证据表明，蒙古从西伯利亚输入牛马并非在一场不可避免的天灾之后为了补充牲畜而偶一为之。③无论在内蒙或外蒙，都没有一个本族的全民族政府。清帝国在内蒙是通过驻扎在其南部和东部边境的军事力量实施统治的。这些军队紧密地控制着内蒙事务，所以到十九世纪内蒙并无实际的自治而言。外蒙也有清军驻扎，它因远离中国本土而享有较多的自治，不过清朝在这里的控制也是严格的。

王瑞平

    按照规定，全外蒙是归只有旗人才能充任的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但在实际上，到了 1800 年是由库伦的大臣总管外蒙东部，即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地区的事务，乌里雅苏台将军则掌管赛因诺颜汗和扎萨克图汗的领地。外蒙最西部的科布多周围地区，最初归属乌里雅苏台，此时则划为行政特区。清政府是根据《大清会典》及其前身《则例》（1818 年以后为《事例》）管理内外蒙古的。

王瑞平

只有在内部纠纷方面，外蒙古人（喀尔喀人）才被允许依照传统的喀尔喀法解决分歧。蒙古社会主要是由两个阶级组成：贵族和平民。扎萨克（即旗的王公）由贵族产生，是清代为游牧民设置的基本政治单位——旗（和硕）的世袭统治者。旗下划分“苏木”（“箭”），六苏木设一扎兰（参领）。蒙古诸旗的属民应与满、蒙、汉军旗人严加区别，因为后者是支撑清朝的基本力量。

王瑞平

“旗人”一词仅用于称呼清朝的八旗军成员，蒙古诸旗的属民则称为“旗下属民”。每一个蒙古贵族都接受清朝贵族爵位，分成从和硕亲王到四等台吉的十①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认真的历史研究。关于对二十世纪人口的估计，可参阅迈斯基：《革命前夕的蒙古》，第 2 版第 28—30 页；米勒：《内蒙古的寺院和文化变化》，第 25—72 页；《人民中国手册》，北京 1957年版第 14—15 页。②拉铁摩尔：《重访蒙古》，第 33 页。③法乌斯特：《1727—1805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 85 页。个等级。只有扎萨克即旗的王公才有世俗统治权。为了表示对清朝的臣服关系，扎萨克每年要按规定向皇帝进贡，主要是进献一定数量的牲畜和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