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 >>

彭娇妍

                                                                 &lt;&lt; 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 &gt;&gt;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老一辈革命家 “口述历史”的著作《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由新华出版社隆重推出。本书作者在8年时间里历尽艰辛，寻踪、采访了上百位为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力图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重现历史事件，以文学的方式弥补战争年代里新闻缺失的遗憾，为诸多耄耋之年的开国英雄树碑立传。

    本书讲述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奠基人向守志上将、“万岁军”政委刘西元中将等传奇人物鲜为人知的人生传奇；通过开国英雄们的回忆，再现了皖南事变、淮海战役、解放上海、占领南京等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个波澜壮阔的经典历史瞬间。

彭娇妍

目  录
　　自序：敬礼，最后的开国英雄
　　第一部分传奇人物
　　向守志：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奠基人
　　刘西元：受到毛主席称赞的“万岁军”政委
　　饶子健：从未吃过败仗的神奇中将
　　张显扬：“为人民服务”典范张思德的老班长
　　张力雄：死里逃生长征路
　　汪运祖：夹金山上“运着走”
　　王泉媛：九死一生女团长
　　陈芨：牛蹄伴我去远征
　　顾玉平：周总理警卫员
　　黄欣：长征路上拜干娘
　　刘泉宝：我把天堑变通途
　　彭胜昔：王震骂我是“逃兵”
　　苏力：8岁女童的长征
　　唐进新：雪山草地急先锋
　　危秀英：毛主席带我走长征
　　袁林：“毛主席”的称呼是这样叫响的
　　夏精才：“干人”的革命人生路
　　肖成佳：朱老总指挥我战斗
　　杨家华：遵义会议我站岗
　　钟明：长征始于我家乡
　　钟发镇：爬着“飞夺”泸定桥
　　叶冰：柔弱女兵背粮翻越夹金山
　　第二部分经典历史
　　喋血大别山
　　——老红军老将军追忆黄麻起义
　　中国革命新方向
　　——纪念井冈山斗争80周年
　　共和国的摇篮
　　——老红军记忆中的中央苏区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老红军追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险象环生的伟大奇迹
　　——中央苏区二、三、四次反“围剿”反思录
　　照抄硬搬，救不了中国
　　——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出发
　　“断头今日意如何？”
　　——由陈毅《梅岭三章》谈及南方3年游击战
　　打响新四军抗日第一枪
　　——新四军老战士追忆韦岗战斗
　　全连苦战殉刘庄
　　——新四军老战士追忆抗战中的“刘老庄连”
　　千古奇冤
　　——新四军老战士追忆皖南事变
　　６０万战胜８０万
　　——老战士追忆淮海战役
　　黄百韬自杀
　——老战士追忆淮海战役中歼灭黄百韬兵团
　　毛泽东意料之外的战略初战
　　——老战士记忆中的苏中七战七捷
　　百万雄师过大江
　　——老战士记忆中的渡江战役
　　“瓷器店里打老鼠！”
　　——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
　　那一刻，蒋家王朝覆灭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开国授衔

　　——老将军追忆佩戴将星那一刻

　　“那一仗，美军精锐加强步兵团全军覆灭！”

　　——志愿军老战士追忆全歼美军“北极熊团”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彭娇妍

向守志：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奠基人

    人物小传：向守志，１９１７年１１月出生，四川宣汉人。１９３４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３５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曾任红9军第76团副排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10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独立第2旅旅长，晋冀鲁豫、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26旅旅长，第二野战军15军4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44师师长、１５军参谋长、１５军军长，炮兵技术学院院长，军委炮兵副司令员，第二炮兵首任、第4任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采写时间：２００４年７月
　　与4年前一样，向老将军的身体还是那么好。
　　“首长，您好！还记得我吗？”“记得，你可没什么变化。”老人的声音仍然那么洪亮。在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时，我们曾经采访过向老将军。
　　向老将军的寓所正在装修，我们的采访是在南京军区的一个招待所里进行的。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打到了宣汉县境，读了3年私塾的贫农的儿子向守志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他先后任区少先队队长、区游击队队长。
　　参军的头天晚上，母亲通宵达旦地赶做了一双粗布鞋。第二天，她对儿子说：“孩子，你放心地去吧，我们穷人要有活路，就得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

彭娇妍

向守志：又带来100多人 至少应当个排长

    “队长，再考虑考虑吧？”一位队员紧张地说。

　　“形势不妙啊，队长，我们能不能再缓一缓？”一位队员接着说。

　　“队长，敌情这么复杂，我们这时去，合适吗？”另一位队员不安地说。

　　“队长，我们得为自己想想后路啊？！”还有一位队员抢着说……

　　“你们都别说了，我心意已决！如果有谁不愿意，我们发回家的路费，其他人，跟我走！”只有17岁的向守志斩钉截铁地说。1934年7月，在四川军阀刘湘发动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最紧张之时，四川省宣汉县区游击队队长向守志毅然带领100多名游击队员集体参加工农红军。

　　向老说：“当然，那次也有不坚定分子，有七八个人真的领了路费回家了。那时国民党的‘围剿’太疯狂了，一旦红军战士被抓住，就被杀头！”

　　向守志被编入红9军第76团第2营第4连。按照当时的政策，向守志作为区游击队队长，又带来100多人，至少应当个排长。当时的一位团领导也对向守志说：“我们打算让你先从排长干起，怎么样？”这大大出乎向守志的意料，急忙说：“首长，我年龄还小，还是让我先当兵吧！”

　　团领导想了想，点点头说：“也好，先锻炼锻炼，那么你想当什么兵呢？”

　　“我有1米73的个子，身体又结实，我想扛机枪。”向守志回答说。

　　“为什么想扛机枪？”团领导问。

　　“用机枪比步枪打死敌人多！”向守志头一抬，大声说。

　　“你这个小鬼！”团领导摸摸向守志的头，笑了笑。

　　就这样，向守志先在4连当战士，没几天，被调到团部当通信员，不久又被调到团机枪连当战士、班长，扛马克沁重机关枪。

　　这一扛，就是2年多，直到1936年8月，向守志离开机枪连，到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8月，他毕业后，担任129师386旅771团特务营连长，后任营长。

彭娇妍

狂风卷着积雪，积雪裹着沙石，带着一股骇人的啸声吹打在向守志的脸上。

　　“副排长，我们能不能休息一会儿再走？这样的天气，实在没法走。”刚刚收容的伤员小瞿说。

　　“不行，出发之前先遣队的经验不是已经传达了吗？一休息很有可能会在此永远休息下去。”向守志一手拄着竹棍，一手扶着他说。

　　“我实在走不动了，要不，你把我留下吧？！”小瞿再次哀求。向守志放开小瞿，紧走几步，跑到前面，然后把手中的竹棍递给他，喘着粗气说：“抓紧！”小瞿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伸出了冻得发抖的双手。

　　一步、两步、三步……

　　早已筋疲力尽的向守志艰难地前行。山越来越陡，雪越来越大，风也越来越凶猛。突然一个趔趄，他摔倒在地。

　　“副排长！”小瞿带着哭腔喊道。就在小瞿准备伸手扶他时，向守志已经吃力地爬了起来。他明白，如果稍一迟缓，就有可能永远爬不起来。

　　1936年2月的这次党岭山之行，一直如昨日般清晰地闪现在87岁高龄的向守志的脑海里。他说：“党岭山可比夹金山更高更大啊，当地有一首民谣，‘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但英勇的红军却要征服它。”

　　党岭山海拔5000多米，藏民称之为“神山”！上山100里，下山100里，峰顶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

　　长征中，向守志一直是连队收容队负责人之一。他说：“收容队成员不仅自己要与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肩负着帮助体弱和有病人员长征的重任。这群人是长征中走得最辛苦的队伍之一。”此时的向守志，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在他的帮带下，小瞿恢复了些体力，开始自己走了。

　　向老回忆说：“我们走在最后，沿途所见触目惊心：有的同志的腿被冰雪划破了，正在滴血；有的草鞋陷在雪里找不到，只好光着脚走；路旁到处是拱起的雪堆，一不小心便会被绊个跟头，里面是冻僵的尸体……”

　　“有人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倒在雪地里。他们倒下的地方，一会儿就隆起一个个‘雪堆’。”向守志回忆。

　　就在此时，向守志发现从山上滚下一个东西。眼看着就要滚下悬崖，被一块巨石挡住了。那是一位掉队的红军战士！

　　向守志顾不了那么多，拼尽全力一个冲刺，来到那位战士上方不远的地方。向守志把手中的竹棍伸了下去。

　　那位血肉模糊的战士艰难地摇了摇头，说：“不要啊，同志！我会把你带下来的。”向守志吼道：“快点，这是我的职责！”那位战士痛苦地伸出了左手！向守志刚一用力拉，就被带下去一步。说时迟，那时快，紧随其后的连长一把抓住了向守志单薄的衣服。在三四位收容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那位战士得救了。

　　就在那位战士刚被拉起的一刹那，“轰”的一声巨响，从天而降的巨大雪块把那块石头冲到了悬崖底。惊心动魄的雪崩发生了！

　　“首长，您在雪山中总共救了多少战友？”我们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插话道。“到底有多少，我也记不清了。至少有十几位吧！”老人摆摆手说。

　　过了夹金山的向守志身体冻僵了，一坐下就失去了知觉。“战友们点起篝火，慢慢地把我烤醒。”

　　然而，在老人的记忆里，竹棍救人最艰难的还是在草地中。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雪山上救人只要有力气就行，而草地中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彭娇妍

向守志：这已经是第三次过草地了

这已经是第三次过草地了！

　　笼罩在浓雾中的茫茫草地一眼望不到尽头。草丛中河沟交错，积水成洼，遍地是稀泥烂草，一股腐臭的气息四处弥漫。想起前两次过草地，向守志简直是不堪回首。当目睹着一个又一个朝夕相处的战友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时，他痛苦万分。

　　好在这一次是沿着上一次的路线行进，多少有点轻车熟路，这或多或少也给了一直笼罩在阴影中的向守志一点安慰。向老说：“草地中的天气关非常难过。白天还是烈日当空，晒得人皮焦肉灼，夜间往往狂风大作，时而卷来冰雹，冻得人嘴唇发紫。”

　　已经走了10多天了，本就不多的青稞早已吃完，沿途的野菜也被前面部队吃光。一天一夜没吃一粒米的向守志身上还背着3位伤员的行李。

　　突然，前面不远处传来“救命”的呼喊声。凭前两次的经验，向守志知道，又有战友陷入了沼泽地。

　　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向守志突然来了个百米冲刺，全然不顾陷下去的可能。他看见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战友在泥潭中痛苦地挣扎。

　　“别动！”向守志大声喊道。向守志用脚试探出一块较硬的草块，然后探出身子，又一次把右手上的那支“救命竹棍”伸向了那位战友。

　　轻轻地，慢慢地，向守志均匀地把所剩不多的力气输送到竹棍上，然后再缓慢地传递给那位战友。1厘米、2厘米、3厘米……半个小时之后，向守志终于把这位战友给救了上来。

　　向老自豪地说：“我可是草地救人的高手啊！草地救人，不能像雪山那样使用猛力，而应该是站得远一点，轻轻地把竹棍伸出去，然后使用巧力，千万不能用蛮力，否则不但救不了战友，很有可能把自己也给拉下去。”

　　三过草地，向守志又救了十几位战友。向老说：“四方面军长征，大部分干部战士手中都有一支竹棍。这支竹棍不但救了自己，还救了战友，可了不得啊！”

　　１９３５年６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向守志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

　　向守志回忆：“小金川岸边，我所在的红９军全体官兵穿戴整齐，像参加阅兵式一样，站在道路两边。当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率中央机关人员出现时，我们一边喊口号：‘欢迎中央红军老大哥！’‘庆祝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一边鼓掌高唱着‘万岁！万岁！我们来会合……’的欢庆会师歌曲。”

　　向守志说：“过去，我们在部队基层，虽然知道中央红军和朱、毛的美名，但从没有亲眼见过他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穿着灰色棉大衣，身材高大，满头黑发被微风吹动，面带微笑，不停地向我们挥手致意，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中央红军的队伍走近了，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中央红军队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威风凛凛，兵强马壮。他们由于长途跋涉和艰苦转战，衣衫破旧，服装不一，有的穿的还是缴获国民党军的灰军装，只是帽子上没有青天白日徽，不少人还拄着树枝当拐杖。队伍里有几顶红军的八角帽，比四方面军的军帽要小得多。武器装备与我们四方面军也相差悬殊。”向守志回忆。

　　走出草地那天，向守志吃得最痛快的一顿饭是“锅盔”。这是当地的一种面饼，烙得特别大，赛过锅盖，故当地人称锅盔。“这种饼足有四五斤重，厚厚的，又像是一面白底上饰着金黄色纹路的盾牌，散发着诱人的麦香。大家拿起饼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么香喷喷，仿佛是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经过千难万险的三大红军主力在会宁会师那天，向守志热泪盈眶。“朱总司令等总部首长带领我们入城时，这个小小的县城沸腾了。”

彭娇妍

向守志：抗日战场上以智取胜的3次伏击战

    “8年抗战，我们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主要是打游击战，游就是走路，击就是打仗，又游又击。走路是为了打仗，要打胜仗必须多走路，胜利是建立在脚板上的。”向守志回忆。

　　抗日战场上，向守志随129师转战太行山，享受了太多胜利的喜悦。

　　神头岭伏击战，机枪连连长向守志打得鬼子叽哇乱叫，他和战友们毙伤俘日军１５００余人。日本《东亚日报》随军记者本多酒沼在《脱险记》中写道：“神头岭战斗大伤皇军元气，八路军的灵活战术，实在使人难以琢磨。”

　　１９３８年３月，为了破坏日军向晋南、晋西进犯的交通运输线，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日军一处受袭他处必援的规律，决定以３８５旅７６９团为左翼队袭击黎城，引诱潞城的敌人来援；以３８６旅为右翼队，在潞城与浊漳河畔潞河村之间设伏，迎击增援黎城的日军。

　　２１岁的向守志时任３８６旅７７１团２营机枪连连长。

　　向守志分析指出：“这种战法，在《孙子兵法》上叫做‘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

　　战前，刘、邓首长并没有给３８６旅设定具体的伏击战场。３８６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召开作战会议，作战参谋通过仔细研究作战地图，一致决定将伏击战场设在神头岭。

　　从地图上看，位于潞城县城东北１２?５公里处的神头岭确实是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险，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出击。

　　但是，陈赓没有马上做结论，而是环视一下会场，然后问道：“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

　　会场一阵沉默，参谋们没有人察看过现场地形。

　　陈赓宣布散会，立即带领侦察警戒小组前往神头岭。

　　现场情景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实际地形与地图标示的完全两样，公路不在山沟里，而在山梁上。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略高，但没有任何隐蔽物。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米。显然，这样的地形，是不大适合打伏击的。

　　向老将军说：“在共和国十大将中，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打仗最精数陈赓’。”

　　回到旅部，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将伏击战场设在神头岭。然而，“最精”的陈赓再次令所有人大吃一惊：“我看，这一仗还是在神头岭打好。”

　　接着，陈赓分析说：“一般讲，神头岭打伏击的确不太理想。但是，现在，却正是我们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的好地方。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山梁狭窄，兵力确实不易展开，但敌人更难展开。”

　　向守志叹服地说：“事实证明，旅长确实高人一筹。”

　　“‘杀猪’地点选定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杀猪’了。”向守志说。

　　向守志所在的７７１团在左，７７２团在右，都埋伏在路北；补充团设于对面的鞋底村一带。陈赓还决定由７７１团抽出一支小分队向潞河村方向游击警戒，相机炸毁浊漳河上的大桥，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由７７２团３营担任潞城方面的警戒，断敌退路。

　　向守志回忆说：“上面的作战方针确定后，接下来就要靠我们下面的脚板了。我们要先于敌人赶到伏击地点，然后才能‘杀猪’。”

　　一阵强行军后，向守志率领机枪连赶到预定地点。伏在工事里，向守志既兴奋又紧张。他说：“兴奋的是眼看着又可以打一场大仗了；紧张的是敌人会不会如我们预料的那样行动？计划实施中还会碰到什么问题？等等。这些都令人担心。”

　　３月１５日，担负“钓鱼”任务的左翼７６９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对黎城展开了猛烈攻击。

　　３月１６日，驻潞城的１５００多名日军，慌忙赶往黎城支援。上午９时，当他们赶到神头岭附近时，看到公路桥被毁，知道中了八路军的计。

　　“但为时已晚，他们已经进了我们的伏击圈。就在他们掉转回头时，我们已从正面和公路东、西两侧实施夹击。”向守志扶了扶眼镜，挥舞着拳头说。

　　日军就地展开顽抗，但为地形所阻，重火器不能发挥作用。向守志指挥机枪连的６挺马克沁重机枪，向日军猛烈射击。“我们打得鬼子叽哇乱叫，尸横遍野，枪弹满地。当时，几个鬼子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较深，呼天唤地，被我用机枪送上了西天。”老将军说到这里，异常兴奋。

　　这次战斗，八路军毙伤俘日军１５００余人，缴获长短枪５００余支和骡马６００余匹。刘伯承认为是很成功的“吸打敌援”战例；日军统帅部称它为八路军“典型的游击战”；在伏击战中逃跑的日本《东亚日报》随军记者本多酒沼在《脱险记》中写道：“神头岭战斗大伤皇军元气，八路军的灵活战术，实在使人难以琢磨。”

　　向老将军说：“神头岭，成为日军的‘伤心岭’。”

　　响堂铺伏击战，向守志掌握打汽车的诀窍，他和战友们歼敌４００余名，毁敌汽车１８０余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联络参谋乔茂村请求蒋介石“传令嘉奖，以资激励”。

　　向守志说：“如果说神头岭战斗体现了开国大将陈赓的精明的话，那么，响堂铺伏击战则充分展示了开国元帅徐向前过人的谋略。”

　　这一仗，也是向守志在抗日战场上打得最得意的战斗之一。因为“敌汽车全部被毁，日军震动极大”。

　　响堂铺伏击战是在神头岭伏击战之后半个月进行的。当时，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续遭到八路军的沉重打击，但为实施其配合津浦铁路线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

　　为了给日军进一步的打击，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决心以３个主力团，在响堂铺地段，消灭敌人的运输线。具体战斗由１２９师副师长徐向前指挥。

　　响堂铺是位于河北涉县以西、山西黎城县东阳关以东，邯（郸）长（治）大道上的一个小村。村南侧，是海拔１４００多米的高山，山峰陡峭；村北边，是海拔１２００多米的高山，山势平缓，地形起伏，并有一些村庄。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日军依山顺谷修了一条简便的汽车路。所以，响堂铺是日军由邯郸进犯山西的咽喉之地。

　　３月３０日，徐向前这样部署部队：３８６旅７７１团和３８５旅７６９团的主力，分别在邯长大道以北的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设伏。同时，７６９团抽出几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王堡等地设伏，阻击可能由涉县西援之敌，并掩护该团左翼。

　　第二天拂晓，７７１团得到情报：东阳关的几百名敌人，向苏家峻的７７２团７连伏击阵地开去。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军的行动？

　　就在部队犹豫之际，徐向前冷静地作出分析判断：我军昨夜的行动十分隐蔽，敌人至多只能发现我苏家峻之小部队。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战前，７７１团２营机枪连连长向守志根据团长徐深吉、政委吴富善的指示，向全连指战员专门进行了打敌汽车的教育。“我要求大家要沉着冷静，仔细观察，按照任务区分，首先要消耗汽车上掩护的敌人，其次打敌驾驶员，再就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向守志回忆说。

　　３１日上午，当由黎城开向涉县的日军汽车队约１８０辆汽车驶入伏击区时，伏击部队向日军汽车队突然出击。向守志亲自用重机枪向当面日军车队猛扫，掩护兄弟部队指战员向日军车队冲击。

　　１１时，战斗基本结束。这次战斗，共歼日军４００余名。当时，八路军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１８０余辆汽车只好一一点着，全部被毁。

　　向守志回忆说：“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汽车相撞或中弹起火，顿时浓烟滚滚，火舌四射，横竖堆集。”

　　对于响堂铺之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派赴第１８集团军的少将联络参谋乔茂村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请求“传令嘉奖，以资激励”。

　　后来，徐向前元帅还以《响堂铺之战兼贺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为题，写了一首诗。当地政府和群众还竖立了一座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

　　凌石屯伏击战，向守志和战友们打得鬼子光屁股。“这是‘最有趣的一仗’。”他说。

　　１９３９年９月中旬，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７７１团第2营营长向守志正率部参加冀南地区反“扫荡”。当时，巨鹿、新河、宁晋等地日军换防，每天有３至５辆满载日军的汽车来往于巨鹿、新河之间，纵队司令员徐深吉认为这是打击敌人的最好战机，决定７７１团在新河至巨鹿公路上的东、西凌石屯之间伏击。

　　向守志率2营所属５个连的干部到现场侦察，区分任务，研究打法。１５日拂晓前，各营分别进入伏击地区隐蔽。

　　“这天下午，由巨鹿开往新河的七八十名日军，乘３辆汽车驶入伏击地段时，我指挥本营各连，和第3营一起，将密集的机枪、步枪火力射向敌人，接着手榴弹也飞进车厢，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大部被歼。残敌滚下车后企图沿公路边的道沟逃命。哪知头两天下过大雨，道沟里虽没有明水，但淤泥过膝，逃敌的鞋子和衣服全粘上了泥巴，跑不动，爬不出来，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捉。少数脱光衣服，赤着脚往巨鹿跑，又被第1营兜歼，最后只剩下几个光着屁股的鬼子逃到巨鹿城。”向守志回忆说。

　　这场伏击战，还俘虏了１２名日军。“鉴于他们均已负伤，我们将他们伤口清洗包扎后，带上宣传品，于当夜送往巨鹿城外，让日军收容，对瓦解敌军起了很好的作用。”

　　向守志说，抗日战场上，他也曾受过批评。１９４３年３月，７７１团副团长向守志率领一个连在河北威县打了一场消耗仗，尽管胜利了，但自身伤亡也很大。“上级给了我严厉的批评。因为，当时，八路军的目标是多打游击战、伏击战，避免与敌人硬拼，过多消耗自己。”向守志说，“批评也是好事，吸取教训，能让我更好地成长。”

彭娇妍

向守志：指挥对国民党最后一仗 西昌战役

    在向守志70余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亲自指挥的大小战役、战斗不下百次。在所有这些战役、战斗中，他认为最有纪念意义的是西昌战役。

　　“那次作战任务下得太突然了，我们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向老回忆说。

　　1950年2月底，当向守志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5军第44师从安徽打到福建，再从广东打到广西，又经过38天的千里转战，刚刚抵达云南省曲靖地区时，突然接到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的命令：“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西昌战役。”

　　当时，数万国民党残兵败将盘踞西昌地区，妄图利用西南边陲山区建立反共基地。就在几天前，蒋介石命令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原代长官胡宗南从海口飞抵西昌，准备会同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一起，组织所谓“西南游击战争”。向老说：“西昌是国民党正规军在祖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此役的战略意义非常巨大。”

　　从渡江战役开始，44师已转战小半个中国，一直没有休整，十分疲惫。但他们仍然兴奋异常，师长兼政委向守志代表全师指战员接受了15军党委赠予的“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勇敢愉快地到哪里去”的锦旗。

　　3月初，向守志率领44师兵分两路，沿着当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所走过的路线，翻高山，越密林，日夜兼程奔赴西昌。

　　说到此，向老突然提高声调，轻抚着茶杯说：“像当年红军长征时一样，我们不仅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必须消灭沿途阻挡我们的一些国民党残匪。所不同的是，这次我们占主动，占优势，他们是溃败之军。”

　　3月21日，44师以神速、勇猛的动作，会同北路进抵石棉以南的62军第184师共同完成了对西昌的战役包围。已成惊弓之鸟的胡宗南、贺国光等见败局已定，连夜乘飞机逃往海口，西昌之敌顿时乱作一团。

　　向老回忆说：“我们后来抓到俘虏才知道，胡宗南当时只有两架小飞机，只能坐50多人。可是机场一下子集中了2万多人，国民党军都想跑，最后竟出现了自相残杀的现象。我当时曾亲耳听到敌机的轰鸣声。”

　　紧接着，向守志率领部队强行军，迅速趁夜暗占领了机场，并于3月27日突入西昌城内，另一部向北追歼逃敌，在冕宁同第184师会师。

　　向老说：“在我们攻城之前，大部国民党兵就已跑散了，尽管这样，还是抓了5000多名俘虏。不过，还出现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当地的彝民抓了不少俘虏，他们很快就把枪和俘虏送交给了解放军，场面十分感人。他们喜欢喝酒，我们放开了让他们喝，他们大醉之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向老特别指出：“与其他战役相比，这一仗虽然没费多大力气，但它的象征意义太大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祖国大陆对国民党的最后一仗。我有幸赶上了，很荣耀。”

彭娇妍

向守志：支援侧翼的上甘岭战役

    已是晚上１０点多钟，尽管朝鲜早春的晚风飒飒，寒气袭人，但中国人民志愿军44师师长向守志的心里，仍然有一团热火。

　　行走在通往师部的羊肠小路上，军长秦基伟的一番话一直在他的耳边回响：“老向啊，志愿军总部、3兵团和15军又要给你们压担子了！”

　　“军长，有什么任务您就快点下达吧。”师政委朱业奎是个急性子。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配合板门店谈判，有可能向平康地区的西方山方向发动猛烈的进攻，上级决定你们44师担负西方山战线的防御任务。”１５军军长秦基伟指着作战地图说。

　　军长语音刚落，军政委谷景生话声又起：“你们师面对之敌是美国的王牌第7师和李承晚的伪9师。这个任务艰巨啊！”

　　像以前历次接受重大任务一样，向守志声如洪钟：“请军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１９５２年４月，向守志、朱业奎率领44师利用夜色分批次成梯队迅速接替了26军第76师宽１６公里、纵深长２４公里的防御阵地。他们立即在西方山一线防御地域各地点展开了大规模的以坑道为骨干的突击筑“城”作业。

　　向老说：“筑‘城’也不容易啊！此时，敌人常派小股兵力对我阵地进行袭扰，敌机日夜轮番轰炸，平均每天发射炮弹１７００余发，最多时发射１?６万余发。”

　　喝口水，老人接着说：“你们知道吗？美军竟嚣张到如此地步：大白天在阵地前跳舞、摔跤、打牌、喝啤酒，有时还有男男女女在阵前调情，更为甚者，当面大小便。我们贯彻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的指导思想，发起多次进攻，消灭了３００多敌人。”

　　就在筑“城”作业最紧张之时，３兵团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一代猛将、人称“王疯子”的王近山亲自到44师前沿指挥所，再三嘱咐向守志：“西方山是主要阵地，这是彭总和志愿军总部的意图，毛主席也是知道的，所以你们要用重兵，坚决守住。”

　　经过５个多月的连续奋战，44师筑成坑道１７９条，长约１?３万多米；交通壕、堑壕近１０万米；铁丝网、鹿砦２?３万多米，敷雷３０００多个。他们还有一个创举：在８公里平原地区，用铁轨、水泥三角桩、陷坑、防坦克雷等构成多梯次配置的防坦克地带。

　　向老十分自豪地说：“我们这个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成为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铜墙铁壁般的完整防御体系。”

　　在坑道作业过程中，向守志发动部队积极开展冷枪冷炮和狙击杀敌运动，仅７月至９月就消灭敌人３０００余人。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晚，当得知配属自己指挥的29师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３９１高地执行潜伏任务、严守战场纪律被烈火烧死时，向守志失声痛哭。向老哽咽道：“其实，他的身后就是一条小水沟，只要滚下去，身上的火就会被扑灭，但这样会暴露目标。为了大局，他宁愿牺牲自己。”

　　１０月下旬，为了吸引和牵制敌军兵力和火力，支援侧翼45师的上甘岭作战，向守志率领44师向当面之敌发起强烈的反攻。

　　上甘岭战役是我军依托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进攻的一次成功的坚守防御战役。此役，敌人动用飞机3000余架次，坦克180辆，火炮1500余门，每天发射炮弹2万余发，最多一天达30万发。我３.７平方公里的表面阵地全部被毁，山头被炸低，土层被炸松。但是，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与敌顽强奋战43天，先后击退了敌人从排到数个营的900余次冲击，最终守住了阵地，对敌产生了极大的威慑。

　　向老说：“44师发起冲锋后，美第7师主力被迫从上甘岭西调。我们减轻了侧翼上甘岭兄弟部队的压力，确保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向守志率部在西方山与敌进行了９个月的阵地防御战，共歼敌１８９００余人，击落敌机５２架、击伤敌机１６９架，摧毁敌坦克５３辆，使我防御阵地向前推进１３平方公里。此役在西方世界引起震动，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阵地防御战”。

彭娇妍

向守志：因&quot;不是林彪的人&quot;只任职43天的导弹部队首任司令

    20世纪50年代，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组建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

　　向守志回忆：“当时，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和核威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中国独立的核反击力量。”

　　“治军先治校”，我军第一所培训战略导弹干部的学院——第二炮兵工程学院的前身西安炮兵学校在古城西安诞生。1960年6月，陆军第15军军长向守志被任命为西安炮兵学校校长。

　　向守志回忆，刚刚建校那段时间，最大的困难是“三材”匮乏。“我把学校训练部长武庚梅叫到办公室，要他们安排组织曾跟苏军顾问学过导弹专业的教员一边整理笔记，一边编写专业教材。基础教材则向国内有关大学的教授、专家寻求帮助。两年下来，我们共编写导弹专业和各类基础课教材近百种，收集有关资料4万余册。”

　　几乎同一时间，解决器材匮乏的工作也在进行。向守志找到那些分别在中央机关、省、市和军队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战友，请他们帮忙，给学校添置教学保障器材。

　　不久，在老战友的支持下，向守志率领教职员工把操作大楼建立了起来。

　　“学员能够在大楼里直接进行导弹操作训练。”向守志回忆，学员们白天在操作大楼里训练，外面的人一点都看不见。

　　向守志说，当时，我们学校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当地百姓都认为我们学校仅仅是一所普通的炮兵学校。

　　靠着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向守志和同事们终于把西安炮兵学校建成了一所培养高、精、尖导弹人才的高等军事院校。

　　人才，是建校之本。然而，建校之初，西安炮兵学校却没有一名教授。“这是制约我们学校发展的一个瓶颈。”向守志回忆。

　　开国大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到学校观看导弹操作表演，他对学员们的出色表演感到非常满意。他对向守志说：“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总参解决的，尽管提出来。”向守志回忆，“我向罗总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学校改名问题。我们这所学校是培养掌握使用导弹工程师、技师及初级指挥员的，平时用学校的名义，对外联系教学和工作很不方便。能否将‘学校’改为‘学院’？”

　　罗瑞卿听完向守志的汇报，当即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