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 >>

彭娇妍

危秀英：为了请邓小平吃一顿秘密午饭，跑了几十里地

    还是长征前，在宁都工作时，危秀英曾目睹了邓小平被撤职批斗的会议。

　　邓小平是因为“江西的罗明路线”而被撤职的，而所谓的“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因为坚持毛泽东路线而被那些迷信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左”倾领导者戴上的帽子。此时，党内教条主义已增长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毛泽东以及其拥护者都受到了排挤打击，这位党和军队的创始人一度被排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者之外——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终被迫踏上悲壮的长征路。

　　邓小平被撤职后，在宁都的一个乡里劳动，蔡畅知道后，就派危秀英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实际上，她是要让危秀英去看看曾同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

　　老远，危秀英就看到邓小平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开荒，头戴斗笠，脚穿草鞋，颈上系一条白毛巾……“秀英，你来这里干啥子？”看见危秀英，他停下手中的锄头问。

　　“蔡畅同志派我到这里检查妇女工作，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呀！”危秀英问：“邓部长，你身体还好吗？”

　　“你检查啥子工作啊，是不是蔡大姐叫你来看我的？”邓小平一眼就看穿了。

　　“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劳动任务很重，吃不饱饭，肚子好饿。”临行前，邓小平嘱托她。

　　“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就让我去她抽屉里看还有没有钱。”危秀英后来回忆道，当时，蔡大姐和李富春每人两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交党费，一分零用。危秀英一共找出两分，李富春也找出两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两分钱的猪肉，其余的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后，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粮，用禾草捂上，叫我去叫小平同志来。”

　　从省委机关所在地的七里村到宁都县城，整整7里路。危秀英几乎是跑着去买的东西。回来后，她马不停蹄，又往刚刚用两个小时跑了一个来回的邓小平劳动的地方跑去。

　　“秀英……”还没拐弯，后面又传来蔡大姐的叫声。

　　“刚才忘了告诉你。第一，你见到小平时请转告他今天中午12点半来省委吃饭，由我和富春两人作陪。为什么要12点半来呢？因为这时大家下班吃完饭都午休去了，正好利用这个无人的机会来我家里，吃完饭两点以前可以离开，这样别人看不到，也不会有啥影响，懂吗？

　　“第二，见到小平时，告诉他不要同你一道走，最好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被别人发现是我叫你陪他一起来的，以免人家向临时中央告发我和他划不清界限。

　　“第三，请交代小平同志从省委后门直接到我的住处，千万不要走省委前门进来，免得人多嘴杂，到时反映上去说不清。”

　　危秀英回忆说，小平到了后，自己就在后门放哨。那天，蔡大姐一共炒了三个菜，还有一壶水酒。几个月没闻肉味、没尝酒香的邓小平胃口好极了。临走时，蔡畅又用罐子装满了猪肉炒大蒜辣椒、炒鱼干，用布包好送给邓小平。

彭娇妍

危秀英：回到长征起点赣南 打游击战

    ■千辛万苦走完长征，她又受命返回长征的起点——赣南打游击战

　　这些女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受尽百般磨难，跟着红军大部队胜利到了陕北。但危秀英没想到，黄土高原窑洞里的炕头她还没坐热，小米粥还没喝够，她又受命由北而南，回到长征的起点，回到生她养她的江西故土，从事游击战争。

　　红军长征后，反动派卷土重来，中央苏区遭到洗劫。留下坚持游击战的红军，极其艰险与困难。

　　而对于一位刚刚走完长征的红军来说，重新回到阴云密布的长征的起点，是一个艰难的选择。１９３７年，危秀英秘密返回江西，跟着陈毅和刘建华在赣南打游击。

　　从赣江之滨的吉安到赣江源头的油山，危秀英跟战友们冲破一个又一个险关，战斗在红色赣粤边。

　　抗战中，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用游击战打日本鬼子。

　　“我们住在山上，晚上睡觉睡在大树底下。没有粮食吃，一年四季总吃野菜，冬天也吃野菜。那时，最苦的是没有盐。”危秀英回忆说。

　　国民党军对这支游击队恨之入骨，经济封锁、军事“围剿”双管齐下，游击队的处境空前艰难。他们不能进村栖息，野外营地也不能有固定地点，往往睡觉也得不停地转移，一晚便得折腾几次。白天、晚上均不能生火做饭，反动武装有专人负责白天看烟、晚上观火，然后循着烟火进剿。

　　1939年深秋的一天，为了向广东省委汇报情况，危秀英化装成一农村妇女，挑着一担柴火下山。行至大余池江圩附近时，她找到一个偏僻处，藏好柴刀，换上藏在柴火里的旗袍、皮鞋，梳理好头发，化装成一个女教师，然后乘坐赣州开往韶关的班车到达韶关市，按指定地点找到广东省委。

　　事后，她又混入广东逃往江西的难民队伍，步行回到池江，找出藏好的衣服、柴刀，化装回农妇。在半山腰，她碰到了敌人！

　　几个青年妇女看出她的危险来，主动拥上来，也带上捡柴的家什，簇拥着她一路说说笑笑，装成进山捡柴的模样。她们一路还故意用柴刀敲击着扁担，发出种种不同节奏的声音，显得十分自然欢快。

　　其实，那是探路的信号，遇有情况，知情者便会自动报警回答。这正是赣南人民在特定的条件下创造的一种通讯方法。　

彭娇妍

周恩来说：秀英 有人要暗杀你

    抗战结束后，危秀英被推选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她要第二次从江西走到延安。

　　“我穿上长袍子，从广东坐火车到长沙，又从长沙坐船到重庆。”危秀英回忆，到重庆后，她找到了一个挂着新华社牌子的地方，新华社的一位同志又把她送到八路军办事处。

　　“秀英，你来了！”到办事处时，正好碰上周恩来在。“你不要出去，有人要暗杀你！”

　　听了周恩来的话，危秀英不敢出去，一直在办事处等着。根据周恩来的吩咐，办事处的人给危秀英发了一套八路军军官服，有臂章，胸前有一个军官牌。

　　以后，与危秀英在长征路上同在干部休养连的董必武来了。周恩来对危秀英说：“你跟董必武一起去参加‘七大’。”

　　周恩来告诉危秀英，董必武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他们不敢动董必武。你跟他一起走。

　　“但是周总理又说，秀英，你还有一个难关。我要到蒋介石那里要个证明，让你安全到达延安。”危秀英回忆说，后来周恩来找蒋介石要证明时，蒋介石发脾气拍桌子，说，不能给这个女人开证明。总理也发脾气拍桌子说，我周恩来派人到华北前线，受到损失，唯你是问！

　　蒋介石没办法，就给了一个证明。但证明前脚走，另一个命令后脚就来了：一路上看见穿八路军衣服、戴八路军臂章、叫危秀英的抓起来。深知蒋介石为人的周恩来告诉董必武，到了检查站时，你就叫秀英坐在汽车里先走，你下来办手续。

　　汽车到了检查站，危秀英坐在车上，董必武下车后，汽车冲过检查站。检查站的人大呼站住，还开枪射击。走了很远后，董必武才赶来。

　　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危秀英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总理说，哎！放心了！”

　　采访结束后，记者再次走进老人的卧室里，默默地向老人道别。老人沉沉地睡着——想到这位走过了长征路，打过游击战，工作岗位北到东北、南到海南岛，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人，可能从此再也不会清醒过来，记者心中一阵伤感。

　　■手记：难忘那个像“小白胡桃”一样的姑娘

　　提到长征中的女性，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危秀英。在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到最多的女性，就是危秀英。

　　对于“那个像小白胡桃”一样的危秀英，我们很难想象她的样子，因为记者对小白胡桃并没有认识上的经验。但是，那个出身贫苦、乐于助人，走完长征又回到长征起点接受艰苦的游击战考验的女性，已深刻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我们到南昌后才惊喜地知道，这位女性还健在。我们从多家医院里逐一打听，终于从一位曾看护过她的护士那得到了她女儿危敏的电话。

　　94岁的危秀英，现在的身高大概已不到1?4米，肤色白皙，脸庞清秀，我们一下就领会了索尔兹伯里笔下“小白胡桃”的形象。

　　危敏轻声呼唤着母亲，当她说到“北京来人看你来了”时，老人睁开了双眼——那眼睛清澈明亮，一点都没有上年纪老人眼神中的那种经历了漫长岁月、艰苦的人生后积留下来的混浊。

　　危敏说，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从事妇女工作还是在农垦战线、政协岗位上，她从来都朴素得像个农家老婆婆，但干起工作来却仍然是风风火火。

　　“她总是很满足。”危敏说，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母亲总是说，自己是红军救的，自己的生活也是党给的，现在就应该少要求，多工作。

　　这也许正是老人的眼睛清澈得像孩子一样的原因。危敏向记者出示了一张一位日本记者拍摄的老人的照片：坐在竹凳上的老人衣着端庄朴素，眼睛明亮而含蓄，有一种动人的宁静之美。

　　要是看照片，谁也不相信她是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又曾南征北战的高级干部。

彭娇妍

袁林：3发炮弹气浪把他高高抛起

   
人物小传：袁林，1913年出身于井冈山下的永新县长富乡袁家村。1928年参加少先队，之后任交通员和赤卫队员。1930年参加红军，任司号员。1931年，作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长征开始后在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工作，历任破坏干事、破坏科长。

　　抗日战争中，在红军第27军政治部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部长，后任团政委、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营教导员，先后在延安军政学院、延安医科大学、延安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和任职。新四军营教导员、团政委。中原突围后，冒充国民党逃兵逃回老家江西永新。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永新县武装大队副大队长，吉安县县长等职。1959年奉命组建井冈山管理局机构，并任中共井冈山党委第二书记兼管理局长，后任书记。期间先后接待了朱德、毛泽东重返井冈山。

　　采写时间：2004年5月

　　从南昌出发时，听说有一位曾接待过毛泽东和朱德的长征红军袁林，记者就一直在多方寻找他的下落。没想到，在吉安市无意中打听到了他的下落——原来，老人现在住在吉安的儿子家里。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吉安市干休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顺利地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找到了袁林。

　　91岁的袁林耳朵背得很厉害，一口永新话也非常难懂，但是当他听懂我们是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而来寻访健在老红军后，显得非常激动，在他妻子的耐心帮助下，我们的采访艰难地展开了。

　　■3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气浪把他高高抛起

　　1930年4月，还差半年才满17岁的袁林参加了红军，在红20军当战士。营里缺少号兵，就选了袁林等3个年纪小的战士学习吹号。

　　“那阵儿，做梦都想拿枪上战场，一听说当卫生兵、炊事兵，满肚子不高兴。”直到今天，袁林还记得最初成为号兵时那种不满。

　　唯一令袁林欣慰的是，营长给他弄了顶军帽，军帽上的红五星是红布剪裁而成的——那是唯一能体现他是红军的标志。

　　第一次战斗，袁林不仅没能吹响军号，还犯了个错误。

　　一开战，暴雨般的子弹呼啸着，打在他前后左右的稻田里，直冒水泡。袁林觉得每一颗子弹都是冲自己而来的。3小时以后，红军战士冲到山顶铁丝网前，敌人蜂拥而出，双方开展肉搏战。红军战士敌众我寡全部阵亡。

　　战争如此惨烈，袁林看呆了，不仅没吹军号，甚至没有听到撤退的命令。结果受到了司号长的严厉批评。

　　在水口激战中，站在连指挥所的袁林，亲眼看到自己朝夕与共的号兵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枪下。

　　袁老回忆说，当时，全团只剩下不到200人。后来当了开国上将的师政委朱良才把他们整编成一个连，由师参谋长耿飚——也是后来的开国上将——代理团长。

　　朱良才政委问：“你们团还有几个号兵？”

　　“就我一个。”袁林说。

　　“不能让敌人停歇，吹冲锋号，攻占对方的山头！”朱良才命令。

　　弹雨中，袁林跑到一条最高的田埂上，吹起冲锋号……

　　3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气浪把他高高抛起，倒在稻田里……听到冲锋号声，那些受伤和疲劳的倒在地上的红军士兵们又呐喊起来，拄着枪、刀，冒着敌人机枪扫射，冲向山头，与反冲锋的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血肉拼刺……红军寡不敌众，撤向友邻部队的阵地。

　　醒过来的袁林，和另一位战友扶架着一名伤员落在后面，一群敌人紧追过来。袁林让战友背伤员先走，自己伏在田埂上，举起驳壳枪把跑在最前面的3个敌人撂倒，紧接着向左边最近的一个小山奔去，引开了敌人……

　　1931年，第四次 “围剿”前夕，袁林到军团政治教导队学习，从此离开了号兵岗位。但是，他保留下了自己的号嘴和号兵符号牌，符号牌是红色椭圆形的，上面写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一连司号员袁林

　　“没想到，我这个号兵的经历，在长征路上还发挥了一次作用。”袁林特别告诉记者，在董公寺战斗中，战况至为惨烈，以至于一位名叫贺友寿的老号兵竟紧张得吹不响军号，身为“破坏干事”的他来不及查问号兵是谁，接过军号就吹。

　　袁林说，战斗中，军号就是命令，没有了军号，战士们就会不知所措。所以，作为号兵，绝不能耽搁一分一秒。

　　“号兵要有娴熟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战场上精神过于紧张，一个音符吹错了，或者是吹不响号，都很可能给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

彭娇妍

袁林：怀念贺子珍的歌声风采

    袁林是贺子珍的老乡。曾与贺子珍有过两面之缘。

　　打下吉安后，在赣江边的金牛寺附近，袁林被一阵清脆甜润的歌声吸引住了。围观的人群中，一位女兵正在演唱歌曲。袁林挤进人群，听另一位号兵轻声说：“她是贺子珍，毛委员的夫人，我以前在永新塘边村见过她。”

　　袁林说，那动听的歌声，自己一生难忘。

　　贺子珍身材苗条，容貌秀美，身穿灰布军装，头发在军帽里边，腰扎皮带佩带短枪，英姿飒爽，表情动人，只听她唱道：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一个样，

　　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

　　红军是工农子弟兵，

　　土豪劣绅狗地主，

　　坚决打倒不留情。

　　当兵就要当红军，

　　冲锋陷阵打敌人，

　　消灭军阀国民党，

　　民权革命要完成。

　　她唱毕向听众们举手敬礼，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袁林回忆说，自己是永新人，与贺子珍家住得不远。在红3军9师时，他的司号长是贺子珍的胞弟贺敏仁。曾给他讲毛泽东与贺子珍相爱的经过。但是，后来却在肃反中被错杀。

　　“那是一条汉子。”袁林对记者说，临刑前，贺敏仁还脱下自己的鞋子，留给光着脚的战友们穿。连师长徐颜刚都流泪了。

　　1937年，贺子珍到苏联疗伤，途中曾在袁林率领的部队中停歇。

　　见到贺子珍憔悴的面容，袁林联想起7年前，她在吉安河边沙滩宣传时的秀丽容貌、飒爽英姿、脆亮甜美的歌声。

　　据袁林所知，长征中，贺子珍随干部休养连踏上漫漫征程，不仅拒绝特殊照顾，还主动担负宣传工作和照顾几副担架，由于环境恶劣，加上途中又生了小孩，身体日渐瘦弱多病；在贵州遭敌机轰炸时，她为了抢救伤员头部和背部17处负伤，伤病未愈，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伤病折磨和艰难困苦，爬雪山过草地，终于随部队到达陕北。

　　雨持续了好几天，贺子珍十分心焦，多次催促张爱萍起程，袁林左说右说地劝住了。

　　有天晚饭后，袁林去看望贺子珍。

　　“她半卧在炕上，见我来了欠了欠身子。”我说：“子珍大姐，这里条件太差，没照顾好您，请您原谅。您现在觉得身体怎样？”

　　她苦笑地叹叹气，说：“伤病在身，身上的两块弹片没取出来，能有什么好的感觉？这几天麻烦你们不少，真过意不去！”

　　“噢，自己人不用客气。”袁林原本打算说两句安慰话就离开，可是话匣子一开就忍不住了：“子珍大姐，您家原来在永新县城靠南门开了一家叫‘海天春’的小店铺？”

　　“你怎么知道？”

　　“我也是永新人，家在长富乡袁家村，离您老家很近，也到过县城多次，听人说‘海天春’是您家开的。”

　　“好啊，我们是同乡，中央红军中永新人很不少。”她微笑道。

　　“我在宁都县城碰见过您父亲，在黄竹岭村见过敏学大哥，我在红3军9师当号兵时，您弟弟敏仁是我们的司号长……”因为担心旧事重提，会引起她的伤感，袁林没有继续往下说。

　　次日，雨过天晴，贺子珍就踏上了征途。

彭娇妍

袁林：伤员对他说“我双手还在，还能开枪”

    ■一位伤了腿的伤员对袁林说：“我双手还在，还能开枪……”

　　在长征中，袁林并不总是“破坏干事”。

　　老鸦山战斗，10团重伤员比较多，必须在部队转移之前妥善安置，杨勇主任把这次任务交给袁林。

　　“当时，部队规定，团以上的伤病员不能行走，可以坐担架随部队行动；营以下的伤病员不能行走，一律寄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治病。”袁林回忆说。

　　重伤员集中在民房里，他们没有呻吟叫喊，而是忧愁满面。一位伤了腿的伤员对袁林说：“我双手还在，还能开枪……”

　　还有一位张干事，托袁林带一封信给杨勇。

　　这封信很短，不仅字迹潦草，而且有好几处有泪水洒落的痕迹。在信中，他陈述了在反“围剿”中因救护红军伤员全家大小遭敌人杀害的悲惨遭遇，以及他在红军中感受到的刻骨铭心的真挚情意和温暖，表示如不能跟随部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他死不瞑目！

　　含着泪看完信，杨勇，这位后来的开国上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让他跟着部队走吧。我有一副担架，请老百姓抬着他走。”

　　当时，杨勇本人的腿伤还没有痊愈……

　　袁林回忆说，这位张干事非常顽强，在日后的行军中，他只坐了3天担架，咬着牙拄着拐棍行走，上山下坡时大家搀扶着他，道路稍平坦，他就拒绝搀扶。

　　4月底，红3军团由思力坝向马鹿塘推进时，袁林受命带领宣传员王屏和卫生员尾随部队行军，沿途收容伤病员和其他掉队人员。

　　“第一天，我们收容了6个伤病员。”袁林说，其中一位胸部中弹的重伤员，在路边的一个小村子里一打听，已经寄留了兄弟部队的四五个重伤员，考虑到伤病员寄留不宜集中，只好请两个村民用木靠椅抬着他走。

　　第四天，伤病员已增加到24人。

　　收容工作人员只有3个，照顾不过来。轻伤员就帮助重伤员擦洗伤口、洗脚洗脸、盛水盛饭。

　　很快，粮食就吃光了，药品也没了。云南的天气很热，几个重伤员的伤口开始发炎化脓了。银圆鸦片也所剩无几，无法请人和购买粮食了。

　　袁林决定把6个重伤员寄留在老百姓家里。

　　“那是一个非常伤感的时刻。”几十年后，回忆起那个时候，袁老仍会怔怔地陷入思念之中。他说， 伤员们都很自觉，但是，这加倍地使他感到痛苦——就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自己都没有过那样的痛苦。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活下来。”老人说，“这将是我一辈子难以放下的心事。”

彭娇妍

■因为作战勇敢，袁林被指派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931年10月底的一天早晨，连长笑吟吟地找到袁林。

　　“大喜讯：下个月初，在瑞金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团部指定我们连派出20名战士代表全团参加大会。我和指导员认为你作战勇敢，让你去参加大会。”

　　袁林不由得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裤子，淡灰色的裤子已经洗白，两条裤腿上有几个破洞。

　　连长看出了他的难堪，拿出了自己珍藏在枕头下的那条马裤。裤子太大了，指导员把两只裤管向内翻卷两寸，用针线缝了起来。

　　袁林说，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1月7日下午在叶坪的谢氏宗祠召开的——直至今天，那座始建于明代的建筑还完好地保存着，里面的陈设仍按当年“一苏大会”时的样子摆放。主席台上，绣有镰刀锤头的红旗至今鲜艳夺目，两侧的对联分别写着：“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上方悬挂的横幅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这座“人民大会堂”里，袁林等来自全国7个苏区的600多位代表，代表所辖范围16万平方公里的1000余万群众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利，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经刚刚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向世界宣称，这个国家的政权属于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

　　袁林告诉记者，选择11月7日这一天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日，是因为这一天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蒋介石30万人马，被朱、毛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已形成包括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250万人口的辽阔地域。

　　这是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东方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世界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入夜，红军广场一片欢腾。瑞金城和叶坪村同时举行提灯晚会，庆祝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的诞生。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组织全县军民提着各式灯笼，举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拥向叶坪村。袁林回忆说，提着150多盏马灯的锣鼓唢呐队不停地吹打喜庆的乐曲，整个会场一下沸腾起来；妇女秧歌队的队员都穿着新衣服，手拿扇子灯，边歌边舞；每个乡都有四五百人的祝贺队伍，每进来一支队伍代表们就和大家一起鼓掌，呼口号，时间长了，大家的巴掌都拍痛了……

　　毛主席这一称呼，最早就出现在这一时期。袁林说，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7天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还被选举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第一次走上管理全国政务的岗位，“毛主席”这一称呼也由此叫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正是从瑞金开始其治理国家的生涯的。在袁老的一份资料中，记者看到，在由63人当选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14年后他们被一同选为党的“七大”五大书记，18年后的10月1日，他们又一同在开国大典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被任命的军委委员有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24年后，他们一起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次伟大的预演。”袁老认为。

彭娇妍

　■长征中，他被称为“袁破坏”

　　长征途中，袁林曾长期担任“破坏干事”一职，被战友们戏称为“袁破坏”。

　　袁老解释说，“破坏”，其实就是瓦解敌军工作。在红军总部中，总政治部是个大单位，除军事部门外，宣传部、破坏部、民运部和后勤等部门都是它的下属单位。

　　袁老说，当时，邓小平就在宣传部工作，负责编辑出版《红星报》。他烟瘾很大，用纸卷着生烟丝一支接一支地抽，没烟丝了就向贾拓夫和总政治部秘书长肖向荣他们要。他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受到打击被撤职后，一直没有得到重用，行军没有马骑，宿营与大家住在一起。

　　“民运工作做得好，威力非常大，比飞机大炮还厉害。1931年，国民党派第26军来‘围剿’我们，我们派人到该军去做策反工作，参谋长赵博生率领全军起义，一下子近2万人倒戈过来。”袁林告诉记者，这支部队，就是后来的5军团，长征路上曾长期担任红军的后卫，立下了赫赫战功。

　　袁林回忆说，当“破坏干事”，经常要冒险在阵前喊话。有一次，在攻城战斗中，他利用废墟做掩体采用游击式喊话，东边喊几句又迅速跑到西边叫几声，一会儿在街中心叫，一会儿又在街尾喊，气得城墙上的敌人嗷嗷直叫，胡乱地用步枪、机枪扫射。

　　这时，敌机来了，城墙左角的一个军官指指红军阵地，对天空声嘶力竭地吼叫：“朝共军投弹，向山那边投弹！”

　　袁林大声喊：“你们的飞机听不见你的叫喊，也不敢乱投弹。白军士兵们，你们被包围了好几天，只要你们投降，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赶快打死长官，投降红军！”

　　那个军官破口大骂：“你们是共匪，土匪，共产共妻，杀人放火！”

　　袁林从战士手里拿过步枪射击，那个军官应声而倒，其他的敌人吓得大声叫着向四处逃窜。

　　袁林说，做“破坏”工作，光说不行，身手得好。在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时，自己就被评为特等射手，获过奖。

　　后来，在西征和东征中，袁林一直作为“破坏”干事随军，曾单枪匹马进入敌人守卫的城中，也曾冒险与敌人阵前换信，在瓦解敌军方面做出了不少成就。

彭娇妍

　■在太阳光的沐浴下，身子逐渐暖和起来，虱子们也爬了出来，大家趁机大捉虱子

　　7月间，过草地前，袁林调到毛儿盖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红军大学是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新成立的，这一期学员约有200多名。

　　袁林说，在红军大学，他听了徐特立、成仿吾等人上政治、文化课。徐特立多次讲到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生活，要求大家学习他的发奋读书、注重社会调查的精神。

　　毛儿盖是当地最大的村子，大约有400户藏族人家，住房是用石块砌成的，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养牲口，屋里臭味颇重。用粗大树桩挖梯槽作为楼梯，村里的房屋既不集中又很零乱，东一栋西一栋，房屋与房屋的间隔距离也较大。

　　学员们分散在老百姓家里居住。停留了1个月左右。

　　8月中旬，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中北上，以1军团、中央机关、红军大学、30军、4军、3军团序列前进。行进40多里之后进入草地。

　　草地的艰辛，对红军大学来说也是一样。袁林回忆说，有一天天亮后，他发现不远的一个自制帐篷里，4名战士僵卧不醒。不知是饿死的，还是冻死的。

　　“我们默默地埋葬了他们，在坟堆上放几颗石子，表示我们将像坚硬的石子一样抗御风刀霜剑，将他们的未竟事业进行到底。”

　　9月，他们过了草地到达俄界境内。这天半夜时分，他们被叫醒了，互相传递通知紧急集合，大家以为发现了敌情。部队集合后，向俄界方向急行军。

　　部队的气氛异常紧张沉闷，行军的序列也异于往常，四方面军的部队不见了。

　　上午9时左右，突然一队骑兵从后面赶来，高声呼叫道：“红大不要走！”

　　来自四方面军的教育长李铁接到骑兵信号，下令：“红大停止前进，向后转，跟我回巴西！”

　　这时，传来前面10团政委杨勇高声催促：“红大的同志们，继续走，快走啊！”

　　学员们绝大部分都站在原地没有动，只有少数四方面军的学员慢腾腾地走到李铁面前。

　　“同志们，你们听我说几句话。”毛泽东迈步走到四方面军学员零乱的队伍前，理了理头上浓密的长发，说：“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们也不好勉强你们。希望你们保重身体，好好干，南下也要坚持革命啊！将来，如果你们觉得南下的路行不通，欢迎你们再回来，继续北上。”

　　袁林说，四方面军学员离开后，一方面军学员改编成干部队，仍然随中央机关行军。

　　“走出草地后，我们这些‘大学生’个个发长脸黄，有的身着单衣单裤，有的短衣长裤打绑腿，有的光脚穿布鞋或草鞋，有的光着脚丫。”袁林说，在太阳光的沐浴下，身子逐渐暖和起来，虱子们也爬了出来，大家趁机大捉虱子。由于过草地时在毒水里跋涉浸泡，进入陕北后天气比较寒冷，他的脚疾又复发了，双脚红肿发痒，脚指甲变黑，双手的手指和手背也皲裂了，捉起虱子来很不灵活，10次总有9次扑空。

　　丁盛素来喜欢说笑，见机会来了，扯着嗓门儿说：“唉，袁林，你是搞军事演习——追踪骚扰吧？”“不是追踪骚扰，是佯装进攻。”肖元礼接着说。

　　“也不是佯装进攻，袁政治战士是在向敌军展开政治攻势。”龙福才说。

　　“你们都判断错了，袁破坏是在破坏敌人的军事部署！”杨恩不失时机地掺和进来。

彭娇妍

1945年，抗战胜利后，袁林在新四军鄂东军区予南军分区第9团当团政委。在中原突围后，由王树声率领的2纵2旅决定，由他带着5名团以上干部，各带一支短枪，组织突围。冲出大山后，他叫大家把枪破坏掉，然后分散行动。

　　无数番惊险的潜伏和逃亡后，袁林和另一名同志来到宜昌附近，被国民党乡公所抓住了。他们谎称说自己是国民党逃兵。“他们不相信，问我是什么兵，我说是号兵，他们就拿号来，我以前当过号兵，也会吹国民党的军号，就吹给他们听。他们还故意写了‘党’字来考我们。”袁林说，当时，党字有简体和繁体两种写法，“我们用简体，国民党用的是繁体。我们要是一写，他们马上就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了。”

　　靠着这份机敏，袁林和战友在被扣押一夜后，逃脱了。由于国民党查得非常紧，他只好一直向南走，一路要着饭，朝自己的故乡——井冈山前进。

　　回到江西永新后，袁林一直想办法筹措经费，准备返回部队，有一次甚至走到了郑州，结果出了意外，又返回了家里。之后，就和当地地下党联系，解放军解放永新时，他当了向导。

　　1959年到1966年间，袁林先后任井冈山管理局局长、书记。负责接待了毛泽东和朱德返回井冈山。

　　老人停止了采访，让老伴为我们放井冈山管理局送他的朱德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光盘。

　　“毛主席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说的就是那一次。”老人骄傲地说。

　　记者手记：最难忘红军生涯，九旬老翁写自传

　　采访中，袁老说，每当回忆起长征时期的峥嵘岁月，自己总是心潮涌动，想把它如实记述下来。

　　从１９８５年开始，老人就开始整理自己的经历。２００１年，袁林再次开始完善自己的回忆。此时，老人年事已高，听觉不灵、视力衰减，还坚持每日花费２至５个小时，口述自己的革命经历，再由家人、朋友记载下来。

　　“基本每天能完成５００—１０００字的创作。”据袁老之子袁永明说。回忆中，老人有时涕泪横流，为牺牲的战友悲伤难抑；有时兴奋异常，为当时战役的胜利手舞足蹈。为了老人情绪稳定和身体健康考虑，家人有时不得不强制老人中断写作。

　　２００４年１月，凝聚老人心血的《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创作终告完成。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９１岁的袁老希望：在红军长征出发７０周年之际，能将凝聚自己毕生心血的《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成功出版，以此纪念自己走过的那一段难忘的激情岁月。

　　老人说，以后，自己还将继续努力，写出自己在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传奇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