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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娇妍

刘西元：与青年工作结缘

    刘西元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位出色的领导者，因此他与青年工作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参加革命后不久他就在少年先锋大队当上了班长，后来又一直担任青年干事、团支书等。1930年，13岁的刘西元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瑞金红军学校当司号员、通信员和收发员期间，他经常被抽调到团支部去工作，并多次获演讲比赛第一名。

　　校长兼政委刘伯承很欣赏刘西元的才干。一次，刘伯承关切地问他：“我想让你担任党支部青年委员、团支部书记，怎么样？”

　　“首长，我……我恐怕不行吧。”这显然出乎年仅14岁的刘西元的意外。

　　“你这‘红小鬼’还挺谦虚，不用推辞，就这么定了。”刘伯承果断地说。

　　1934年3月，朱德总司令到红军学校要青年干事，又一次相中了年仅17岁的刘西元。随后，他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直属队党总支青年干事。朱德预言说：“这个‘红小鬼’将来能成为不错的儒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红军中的青年工作经历，更因为他本身的年轻和领导才干，刘西元担任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

　　毛泽东主席曾对刘西元说：“你对共和国的青年事业是有大功的！”

　　而红军总司令的预言也得到了验证，1955年，刘西元被授予中将军衔，时年38岁，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将之一。

彭娇妍

人物小传：顾玉平，１９１２年生于江西瑞金。１９３０年，参加地方武装“红色警卫营”，１９３３年参加红军。在红军长征到陕北保安期间，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２年。后进入红军无线电学校学习。抗战中，主动要求到前线作战。平型关战役后，调到冀南军区任８支队电台台长。１９４２年日寇扫荡中，他带着电台和骑兵排杀出血路突围。后任七分区电台队长、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电台队长。解放战争中，在中原军区独立旅电台任队长，跟随皮定均将军参加了中原突围。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司令员，１９７０年离休后，回故乡瑞金安享晚年。

　　采写时间：2004年5月

　　顾玉平家住在昔日的红都瑞金，那是共和国最早的原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所在地。

　　“总理说，南京北京，比不上瑞金。”提起瑞金，顾玉平想到的，还是周恩来。“你们要采访我个人的长征，但是，我关于长征的回忆，都是关于总理和邓大姐的。”听了我们的采访来意后，９２岁的顾老有些担心地说。

　　■长征开始时，他是周恩来的警卫员

　　长征前，顾玉平调任周恩来的警卫员。

　　顾玉平回忆说，在异常艰苦、极度紧张的行军战斗环境中，周恩来一方面要同战士一样行军作战，一方面还要看电报、批文件，和别的领导研究作战计划，指挥红军作战，决定行军路线，常常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宿营时，常常彻夜不眠。

　　“有一次，结束了一天紧张的行军，到了宿营地。这里借不到门板搭床铺，我们便忙着用稻草在地上铺好地铺——行军中，我们一般是和周副主席一起睡。吃过饭，还洗了脚，就睡了。”

　　周恩来很晚才从外面回来。顾玉平看了看身旁的空铺，以为他要睡了。没想到，周恩来又点上油灯，开始工作。“我催他睡觉，他口里应着，可就是不动。由于行军太累，后来，我又睡着了。”深夜时分，顾玉平伸手摸摸身边的地铺，还是空的。迷迷糊糊中，他又睡着了……

　　“周副主席，周副主席……”突然，他听到门外有人叫。睁开眼，屋里漆黑，身旁传来熟悉的轻微鼾声，周恩来总算睡了。连忙起身点亮灯，小心地打开门，是作战局的参谋来送电报。

　　“周副主席。”那位参谋边进门边叫。

　　“嗯。”周恩来应了一声，又发出轻轻的鼾声。

　　那位参谋连叫几声，周恩来还是没有醒来。“参谋同志，首长太累了，又刚睡下不久，能不能明天看呢？”顾玉平恳求道。

　　“明天？……”参谋为难了，“这是份紧急电报呀！”

　　谁知就在这时，周恩来猛地坐了起来，大声问：“什么？紧急电报？拿来看！”

                        （2）

    顾玉平回忆说，那时，他们看到周恩来日夜不息，冷雨淋湿了单衣，还和大家一同走路，非常感动。常常一而再再而三地劝他骑上马。有一天，部队走到湖南西南边境的深山里，碰到一个叫“老虎洞”的地方。这里山高路窄，巍峨崎岖，头上是挺拔的峭壁，脚下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山势十分险要。我们只顾着脚下那难走的山路，没有留意到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周副主席在打盹。结果马一失蹄，周恩来就从马背上滑了下来，甩在了路边——幸好路边有一个树丛，周围还长着一丛芦荻，挡住了他，才没有掉下悬崖。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专门来慰问，十分关切地说：“周副主席呀，为了革命工作，还是坐上担架吧！”并一再嘱咐顾玉平，要好好地照顾周恩来。

　　周恩来却毫不介意地用手摸着摔伤的脚，笑着说：“走山路有好处——一定精神集中，不能打瞌睡嘛！”

　　看到顾玉平他们难过的样子，周恩来还安慰他们。

　　毛泽东还特地派人送来一副担架。可是，不管他们怎么劝说，周恩来都不肯上担架。

　　后来，周恩来生了病，不得不躺到了担架上。但是，即使是在担架上，他也忙着批阅各种电文，解决那似乎永远解决不完的问题。

　　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他们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有时没吃的，勒紧裤腰带饿上一顿，也是常有的事。

　　那会儿，总理没有专门的炊事员。顾玉平说，他们４个警卫员轮流着做饭。“当时，只有李德有炊事员。”

　　李德就是那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顾玉平他们都十分反感。正是这位外国的军事顾问，指挥红军输掉了第五次反“围剿”，迫使他们背井离乡，走上了远征之路。而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却要指挥红军作战，吃得好、住得好，还要娶中国女人做老婆——这尤其令顾玉平这样的红军战士气愤。

                      （3）
    “但是，长征前期，总理有事还要请示李德。”几十年后，顾玉平提到这一点还觉得有些不平。

　　遵义会议前后，他们在一个村里买到了两个鸡蛋，蒸了给他端去。经常在工作中忘掉吃饭的周恩来，这一次闻到了香味，他一看菜碗，惊讶地问：“小顾，哪里来的蛋？”

　　看那样，要挨批评了。顾玉平只好老实回答说：“用你的伙食费从老乡家里买来的。”

　　“买了几只？”

　　“两只。”

　　大约是看出了顾玉平的窘态，周恩来笑了：“去把他们都叫来。”长征途中，周恩来有4名警卫员，其余３位是吴生开、范金标和魏国禄。顾玉平叫来他们后，周恩来指着蒸蛋说：“你们都来这里吃饭，把它分着吃了。”

彭娇妍

顾玉平：调到长征路上的“特殊连队”干部休养连

    长征到湖南、广西交界处时，直属队指导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和周恩来专门找顾玉平谈话，原来是邓颖超病了，而她的警卫员又调皮，周恩来放心不下，要把顾玉平换给她。

　　“开始时，我说我不愿意去。”顾玉平回忆说，最初，自己还是老观念，害怕与女同志接触。顾玉平说，长征路上，邓颖超和周恩来并不在一起。“邓大姐在干部休养连。”他特意告诉记者，那是长征中的一个特殊的连队，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在路上碰到休养连，也会停下来，下马打招呼。

　　干部休养连里面藏龙卧虎。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这长征中的“三老”；还有陆定一、成仿吾；还有钱之光、罗明等中央部长和省级地方干部；红一方面军长征中３０位女红军中，有２４位在干部休养连，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张闻天的妻子刘英，罗迈的妻子金维映……当然，还有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

　　连队中还有几位伤员，他们都是红军中的高级指挥员，有陈伯钧、张宗逊、钟赤兵……顾玉平说，虽然只是一个连队，但规格之高，在红军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连队了。之前是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的何长工曾兼任这个连的连长。何长工调任9军团政委后，8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政继任连长。

　　“周恩来同志曾专门向何长工交代任务，说：‘这批老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你要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皆大欢喜；他们在，你不在，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顾玉平说，周副主席在说这句话时，还做了个杀头的手势。

　　对后来的连长侯政，周恩来也讲过类似的话。

　　顾玉平掰着手指头说，这个连队的成员，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国家代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部长，解放军的军兵种司令员……“在当时就有中央委员，有中华苏维埃政府各部部长。”顾玉平说，像董必武，就是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像谢觉哉，就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是怀里揣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走完长征路的。

彭娇妍

顾玉平：成了邓颖超的警卫员

    顾玉平说，第一次见到邓颖超的时候，自己非常紧张。

　　大概是看他紧张得可爱，邓颖超笑眯眯地看着他，连声说：“好，好。”又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参的军。

　　“开始时，我第一次到女同志身边工作，很紧张，一直立正在那，正言正语地回答她。邓大姐见我这样窘，忍不住笑出了声，说：‘顾玉平，我看你有点紧张，是不是？没关系，熟悉了就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跟上队伍，不要掉队。另外，这里有几个同志，抬担架的，挑担子的，喂牲口的，你协助照管一下，再就是我有病，这里没有炊事员，你把饭弄一弄。大家在一起了，有什么问题多商量，你看行不行？’”

　　顾玉平说，当时，自己也不知道邓颖超得了什么病，黄瘦黄瘦的，平时行军常常坐着担架。她慈爱、厚道，当时，大家都亲热地喊她“小超同志”。

　　后来，顾玉平也学着大家的样子，叫她“小超同志”。顾玉平说，邓颖超的行囊不多，一条毯子放在牲口背上，书、文件和一些换洗的衣服以及药品放在洋铁箱里，由一个人挑着，一个饭盒则放在他的背包里，还有一个马灯，也由他来提着。

　　邓颖超吃饭很简单，主要吃稀饭，或吃点面糊糊。“邓大姐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偶尔搞到点面粉，煮些面疙瘩，或摊个小饼子，她就高兴得很。”顾玉平说，煮饭虽然说是自己的任务，可一到宿营地，邓颖超也常常自己动手。

　　“她很喜欢我，常常夸我很能做事情。”顾玉平回忆说。有一次，自己正在煮饭，邓颖超说他手艺不错，问他以前做过饭没有？“我回答说，我母亲死得早，父亲娶了个后母，比较刻薄，常常叫我淘米煮饭，所以从小干过不少活。但也就是不把饭煮生，谈不上什么手艺。”

　　“邓大姐听了后，很是同情我，说，那你还是吃了不少苦，从小就没了娘。现在革命了，仍然要吃苦。我们革命者，就是要以苦为荣。现在我还有个妈，是个医生，她很想和我们一道走，但没有办法，不能给组织增加负担，只好让她留在苏区。”

　　顾玉平说，长征中，邓颖超总是尽力帮助其他同志。曾把担架让给生了孩子的廖似光，还曾把她自己的担架员让给做了截肢手术的钟赤兵。

彭娇妍

顾玉平：草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经历了重病煎熬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病了。一发病就高烧不退，直到昏迷。顾玉平说，当时，由于得疟疾的人很多，一开始时是按疟疾治疗的，但症状始终不消。直到后来经过被红军俘虏的两名原国民党军医的进一步诊断，才确诊为肝脓疡。

　　但是，在长征中，做穿刺、开刀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用冰敷。战士们到６０里外的雪山上取来了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往上发展。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引起腹膜炎，就用口服药停止肠蠕动，3天中粒米未进，排了半盆绿色的脓，才慢慢地好起来。此时，正好邓颖超也病了。但是，她坚决要守护周恩来。顾玉平回忆说，当时，3天3夜，邓大姐一直守护在总理身边，我们谁劝她休息都不管用。有天晚上，她把周恩来脱下的灰毛背心拿过来，在油灯下抓虱子，整整掐死１７３只，血把她的两个指甲都染红了。

　　“总理病好后，邓大姐非常高兴，告诉我们，根据医学书籍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极个别患者在肝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过肠子排出体外，而得以活命。恩来同志就是这种极少见的病例之一。”顾玉平说，自己当时却觉得，像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死。

　　过草地时，周恩来还是不能动，坐担架走。邓颖超就骑马跟在他后面。7天7夜中，周恩来又发过一次高烧，当时仅有一支退烧针，给他注射后，烧也奇迹般退了。

　　实际上，顾玉平说，过草地时，邓颖超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的挑夫因为又冷又饿，滑倒在了河里。顾玉平他们赶紧把他救起来，邓颖超指挥大家在树林里烧起火，想让他暖和过来，但是这位同志最终不幸牺牲。

　　邓颖超本人，也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遇险。因为骑的马惊了，她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大家都不在身边，她一个人躺在沼泽地里，不敢动。幸好后边来了人把她拉了出来。

　　“当时，天正下雨，她全身连泥带水，湿透了。第二天就发高烧，拉肚子。过草地的7天7夜，几乎没吃一粒米。”顾玉平说，就是这样，第三天，在过一条河时，邓颖超还坚持自己走过冰冷刺骨的河水。

　　“河水很深，水流也急，下面又有淤泥，开始时人都没法徒涉。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动员大家解下绑带，连接起来，派人牵着先过河去，系在对岸的树上，然后大家扶着绑带绳过河。”顾玉平说，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过去了，但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许多伤病员，身体虚弱，就是扶着绳子也经不起水流的冲击。后来，警卫营的同志们跳下水去，站在激流中筑成一道水中的人墙，让老同志、大姐们和伤病员从他们身边通过。战士们要把患病的邓颖超抬过去，但她坚决拒绝了，咬着牙，扶着战士们的肩膀，走过了对岸。

　　到草地的最后一站巴西时，邓颖超已经拖得不成人样了。终于见到了房子，大家都很兴奋。那种房子是上下两层的，上层住人，下层养牛羊。邓大姐身体虚弱得连房子都上不去，躺在地上休息了两个多小时。当时，蔡大姐（指蔡畅）和其他同志来看她，看见她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以为她活不成了，都掉泪了。

彭娇妍

顾玉平：过雪山，邓颖超救了我一命

    部队行进到广西时，顾玉平害了一次肠胃炎，病了好几天，又吐又泻。后来，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掉队。有时白天掉队，晚上跟上来；有时晚上掉队，白天跟上来。邓颖超见顾玉平很吃力，问他：“扛不住不要硬扛，我这里还有点药，你拿点去吃吧！”

　　当时药品比黄金还珍贵，顾玉平赶紧说：“不要紧，我扛一扛就过去了。”

　　结果，他又掉队了。两天后，他追上部队，邓颖超不容分说，叫医生给他看了看，打了一针。“从这以后，长征路上我再也没有闹过肚子疼了。”

　　类似的关照，顾玉平记得很多。但他记得最深刻的一次，是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山上空气稀薄，冷得厉害，我的头有些昏沉沉的，老想坐下来休息一下。”顾玉平说，起初邓大姐关照他说：“顾玉平，要坚持啊，可不能掉队。不行的话，就拉着马尾巴走。”

　　但是，风雪吹得眼睛都睁不开，头痛，浑身无力，连拉马尾巴的力气都没有了。顾玉平手一松，坐在了雪地上。邓颖超一看，拉住马缰绳，呼唤着他：“顾玉平，顾玉平！你怎么样？”

　　顾玉平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小超同志，我怕不行了。”

　　“不要紧，不要紧。你那皮包里不是有药吗？吃它几颗就好了。”邓颖超提醒。顾玉平摸了摸身上的皮包，里头装的是邓颖超的药。见他有些犹豫不决，邓颖超连声说：“你快吃啊，还等什么？不要耽搁了时间！”

　　“我摸出两片药，往口里一塞，站起身，跟着邓大姐走了起来。不知是药的作用还是精神的作用，我胜利地翻越了这座雪山。”想起身边那些坐下就再也没起来的战友，顾玉平说，要不是邓大姐的两粒药，自己恐怕也没有机会看到２１世纪的今天。

彭娇妍

顾玉平：新中国成立后，4次见到总理和邓大姐

    长征结束后，周恩来的几个警卫员都先后去上学，学好本领准备上前线。顾玉平也很想上前线打仗。

　　“因为老警卫员都走了，周副主席让我暂时再搞一个时期。”顾玉平回忆说，后来，到了保安后，他又向周恩来提出上前线的要求，并缠着邓颖超，要她在周恩来面前替自己说话，周恩来终于同意了。

　　“临行前，邓大姐握着我的手说：‘这两年辛苦你了。希望你到新的岗位上，努力学习，立场坚定，为党的事业奋斗一辈子。胜利以后，我们再见面吧！”

　　“上了前线后，我２０多年一直没有与总理和邓大姐通过音信。１９６０年４月，中央召开全国民兵代表会议，我作为四川代表之一，有幸到了北京，并见到了久违的邓大姐。”顾玉平说，见面后，他把２０多年来的工作向邓大姐作了汇报，她说，不容易呀，２０多年了，能走过来就不容易了。我们到处打听你，还以为你早已牺牲了呢。

　　邓颖超热情地留顾玉平吃了饭，还带着他到长安街参观北京的夜景。遗憾的是，总理刚好到印度访问去了。临别时，邓颖超送了顾玉平两块布和两支笔。

　　令顾玉平深为感动的是，邓颖超见他还没戴表，后来还专门托人给他捎来一块表。这块表顾玉平一直戴了３０多年，没怎么坏过。

　　１９６２年春天，正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参加军事演习的顾玉平，突然接军区副司令韦杰传来的命令，说总理到了昆明，叫他去接。

　　“这时天已经快黑了，哪儿可能啊。”顾玉平不相信。后来到了路上，韦杰才说，不是到昆明，总理已经来成都了，邓大姐也来了。他们向军区首长打听你，问你在不在，要你去见见面。

　　原来是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归来后，经昆明到了成都。“见面后，总理问我多大年龄了，我说40多了。他扬了扬粗黑的眉毛，说：‘你有这么大了？’”周恩来又详细地问了顾玉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临别时，邓颖超还给了顾玉平２００块钱，说：“这是大姐的一番心意，你孩子多，怕应付不来。”还说，“有时间，寄张你的全家相来。”

　　顾玉平心头一热。上次见面后，她已经给自己寄过２００元钱了。

　　“后来，我专门照了一张全家相，寄给邓大姐。只是当时匆忙，忘了把孩子们的名字写上了。邓大姐后来特地让秘书来了一封信，叫把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写上。”几十年后，顾玉平仍然为邓颖超这份细心的关怀而感动不已。

　　１９６９年９月，“文革”期间，中央首长准备在北京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到北京后，又接到通知，说这次不接见了。这样，顾玉平就有了点时间，又一次见到邓颖超。

　　“见面后，她问了我四川的运动情况，感慨地说：‘我们革命几十年了，想都没想到。’她还叫我相信党，相信群众，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那天，总理正好在办公室，邓大姐带我过去，见总理在伏案工作，她说：‘顾玉平同志来了，见见面吧！’总理向我了解了一些来北京开会的情况，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了，我跟邓大姐就退出去了。”

　　顾玉平没想到，这次匆匆的见面，竟是自己最后一次同总理见面。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去世。此时，顾玉平已经离休，回到老家——昔日的红都江西瑞金。听到噩耗，他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再加上其他原因，他无法前往悼念。但是，战友传来的消息说，邓大姐还一直关心着他，问到过他的近况。直到１９７７年秋天，顾玉平才有机会到北京，再一次见到了邓颖超。

　　“邓大姐说，时间过得很快，长征那阵你还是个小伙子，现在都说休息了，我们都老了，你可得注意身体呀！”“临行前，邓大姐还送给我一本中国历史博物馆赠送的《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刊》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并说，你给做个留念吧。”

　　在挥别邓大姐时，顾玉平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与她最后的见面，眼眶里不禁涌出泪花……

　　说到这里，老人又喘了起来。“老了，睡觉不好，蛮苦！”

　　我们知道，采访该结束了。但老人挥手拦住了我们，他颤巍巍地走进卧室，从柜子里拿出几本书和一叠资料。“总理去世后，我问邓大姐，让不让我们跟别人讲总理的事，邓大姐许可了，这都是我后来写过的几篇东西，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些资料，都是老人回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手迹。

彭娇妍

危秀英：毛主席带我走长征

    人物小传：危秀英，1910年生，江西省瑞金叶坪乡乌泥塘人。6岁时被卖至兴国县高兴圩做童养媳。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红军长征，是中央红军中参加长征的３０位女红军之一。

　　到达陕北后，又于1937年奉命回江西，出任吉安中心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38年5月至赣南油山地区任赣粤边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长，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

　　后调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继又转战南北，先后任中共吉南地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吉林省委妇委会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妇委会书记，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首先发现江西余江血吸虫病情严重并报急的，正是这位当时的江西省女联主任。经过不懈努力，她终于将它写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案。毛泽东在见到这个提案的当天，提笔批了“送瘟神”三个字。此后，余江迎来了“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新天地。

　　采写时间：2004年5月

　　记者采访危秀英的那天，南昌大雨如注。叩开房门，记者看到，躺在病榻上的危秀英，睡得恬静安详。她已经病了很久了。

　　事实上，她本人已不能接受采访。

　　坐在老人用了十几年的竹凳上，在她那个简洁得近乎简陋的家里，她的女儿危敏向我们讲述了母亲漫长人生征途上的一个个传奇而感人的故事（本文中的引语，均出自危敏转述或危秀英本人的回忆文章）。

　　■“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
像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危秀英也是童养媳出身。

　　危秀英半岁丧母，６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债，９块银元把她卖到兴国当了童养媳。长到９岁，在婆婆竹梢的抽打下，她就开始挑水、烧饭、洗衣、砍柴、下田……她悄悄把父亲教她的那个标志着自己出身的“危”字，用瓦片画在睡觉的墙角下，害怕有一天会忘掉。

　　因此，红军到兴国时，无须多少动员，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她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发觉（会打她），偷偷地来到红军总部，红军把她送回家，她还是坚持要参加红军。她的主人家终于发现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自己给自己起名叫秀英，意思是要做一个优秀的人，英雄的人。

　　1932年4月，危秀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又调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妇女部干事，妇女部部长是蔡畅，省委书记则是李富春。到省委机关所在地宁都县，蔡畅见到手粗脚健、朴朴实实的危秀英，心里十分喜欢，便说：“秀英，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危秀英一时摸不着头脑，说：“大字墨墨黑，在我眼中哪个都一样，说不出认得认不得。”这一说把蔡畅惹笑了。她笑够了才说：“秀英，从明天起我教你学文化，一天认10个字，少认一个就得认罚。”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又把她卖了。红军再一次解救了她。几十年后，老人还感激地回忆说，是毛泽东对她说：秀英，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红一方面军８?６万余人的队伍中，只有３２位女红军，有2位出发不几天，就因病回了苏区，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女红军只有３０位。

　　老人的回忆显示，对女红军来说，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挑选的。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好，能扛东西走路。连体重差一点都不行。

　　有１００多人参加了体检——对她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体检。结果，只有２０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在中央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的大姐，只有３２人被批准参加长征。

　　连党的元老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了下来。据说是因为体重差一斤。

彭娇妍

危秀英：长征路上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女红军“矮子”

    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踏上了长征之路。

　　一方面军中的３０位女红军，编在干部休养连的有２４位。她们分成了三种身份：第一种是休养员，有邓颖超、贺子珍、陈慧清、曾玉、金维映、刘群先、杨厚珍、丘一涵。她们因为伤病、怀孕或体弱，在连队休养，也做些思想和群众工作。第二种是工作组成员，有李伯钊、廖似光、钱希均、钟月林、谢飞、肖月华、谢小梅。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第三种是政治战士，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也参加打土豪、筹粮筹款工作，有时还要抬担架，最为辛苦。危秀英就是一个政治战士。

　　危秀英承担着照顾4个伤员的任务，不但要找到民夫抬4副担架，而且还要做伤员和民夫的思想工作。一般都要与民夫一道共抬担架。而宿营时，她还得先安排民夫的吃住。

　　长征路上，刘少奇见她个子矮小，却总是背那么多东西，跑得还那么快，常常叮嘱：秀英，慢慢走，慢慢走！

　　有一次，危秀英负责的担架有两副掉队了，她赶紧返回去寻找。找到后，赶追队伍的路上又突然遭到敌机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没经受过这样的场面，飞机一来，扔下担架便跑，一下子就跑掉了3个，剩下的1个说自己没力气，不肯走了。当时，担架上的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刚生过孩子，根本无法行走。危秀英将陈慧清背至隐蔽处，又安置了另一个伤员，然后取下自己的半袋子干粮，让那个民夫坐到隐蔽处边休息边充饥，然后慢慢做他的思想工作，从自己的身世说到红军的宗旨，眼下遇到的困难，那民夫听了后，不但自己不走了，而且还在附近找回来另外两个民夫。危秀英于是和他一起共抬陈慧清，翻过两座山才追上队伍。

　　还有一次，打退敌人的偷袭后。危秀英主动返回原路收容失散的同志。她发现有位正发着高烧的战士斜倚在路旁的坡坎上喘气，挪不开步。危秀英赶紧给他喂水，然后将他身上的行装全部取过背上，搀着他就走。

　　后面传来枪声，敌人追了上来。那战士挣扎着说：“快把我放下，你个子这样小，这样，连你都会垫进去，我，我不能连累……你！”

　　危秀英一时也不便说那么多，便用命令的口气说：“什么你呀我的，让你走你就快走！”这样，她连拖带背，以树丛作掩护，竟然帮助他翻过了两座大山，并帮助他回到了所在部队。

　　也许是这样的事情太多，危秀英本人并不记得。２３年后，即１９５８年，危秀英去看望蔡畅，竟然在那里又一次碰上了这位被救的病号，原来他叫廖志高，当时已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紧握着危秀英的手说：“秀英同志，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长征路上一分手，我还没向你说句感谢的话呢！”

　　“这也许是真事。但我得到过许多帮助。这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长征中随处可见。”危秀英事后说，蔡大姐送过她一袋干粮，朱德送过她一根拐杖，还有数不清的战友曾向她伸出过帮助的手……

　　其实，危秀英在长征中，何只救过廖志高一个人！1935年6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儿盖沙窝，粮食奇缺，几乎全靠野菜和野蘑充饥。一天晚上，危秀英从藏胞家作宣传回到宿营地时，只见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3个女战士和哨兵、通讯员都躺在地上，身边还留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看样子是给她留的。从小就没少吃这种野菜汤之类东西的危秀英，喝了一口就觉得味道不对，夹起一朵蘑菇仔细看了看，觉得更像毒蘑。再看地上躺着的刘彩香他们，一个个口流白沫，便断定是野蘑中毒。

　　可是哪里有解毒药？她急中生智，忽然抱起刘彩香的头，扒开她的嘴，将手伸进她的喉咙去掏，三掏四挖，竟把刘彩香掏呕了。她知道，要能把毒蘑呕出来人就有救了。她于是又抱起邓六金、廖似光……终于将他们一个个救活了。她还用同样的方法，救了睡在附近同一个草坪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团长、一位政委、一位参谋长。

　　危秀英还救过邓六金的命。进入云贵高原的大山中时，邓六金突然病了，得了痢疾，发高烧，跟不上队伍。迫不得已，她流着泪要求把自己留在老百姓家里。

　　危秀英向连长请求留下来，护理邓六金跟在队伍后面走。她帮邓六金背着行李，给她找水，还用刀削了一根手杖。实在走不动了的邓六金，望着个子矮小的危秀英说：“秀英，你走吧，要死就死我一个吧！”

　　“只要我在，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来！”危秀英断然拒绝了。就这样，2个人，4天4夜，邓六金终于病好赶上了队伍。长征后，危秀英还做了邓六金的月老，介绍她与共和国两任内务部部长曾山认识。

　　病榻上的危秀英，看起来只有不到1.4米的身高。记者简直不能想象，这样一个瘦小的被毛泽东、朱德等人戏称为“矮子”的姑娘，被美国记者索尔兹伯在他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形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她，是如何在艰难行军中，担负起那些救人的行动的。

彭娇妍

危秀英：被戏称为“尼姑” 只因身上虱子多

    由于行军紧张，这些女红军们也基本上不洗脸、不洗澡，更不能脱衣睡觉，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能睡，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

　　多到什么程度，危秀英曾回忆说，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里面藏了很多虱子，把她身上咬烂了好几块地方。在贵州猴场休息时，贺子珍要她把毛衣脱下来，放到脸盆里煮，煮了一个多小时，好家伙，脸盆里漂起了一层虱子的尸体，白花花的，好不吓人。

　　对这种现象，彭德怀曾概括说：无虱不在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女红军身上虱子多，浑身刺痒难当。尤其是在行军走热了身体，或晚上睡暖了身子，虱子得到适当的温度，便在身上到处爬动，弄得人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所以，休息的时候，她们便会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这简直成了一种乐趣。

　　危秀英还记得，同在干部休养连的徐特立老人还编了一个“捉虱舞”，并亲自表演：

　　只见他把羊皮袄反过来穿，羊皮露在外面，戴个破毡帽，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两只手轮流到羊皮里搜，装着捏着一只虱子的样子，口里说：“虱子！”放进嘴里“噼啪”一声，又肯定地说：“是虱子！”就这样，手脚不断重复这些动作，嘴里连连说：“虱子！虱子！”“又一个！又一个！”

　　以后，女红军们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危秀英的好友邓六金学过理发，便施展技术，教会大家理发，互相推成了光头。秃头怕人笑话，便做个帽子戴上。开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突然出现在她们身后，一把将头上的帽子揪起来，然后连声叫：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