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 >>

彭娇妍

采访中，袁老说，每当回忆起长征时期的峥嵘岁月，自己总是心潮涌动，想把它如实记述下来。

　　从１９８５年开始，老人就开始整理自己的经历。２００１年，袁林再次开始完善自己的回忆。此时，老人年事已高，听觉不灵、视力衰减，还坚持每日花费２至５个小时，口述自己的革命经历，再由家人、朋友记载下来。

　　“基本每天能完成５００—１０００字的创作。”据袁老之子袁永明说。回忆中，老人有时涕泪横流，为牺牲的战友悲伤难抑；有时兴奋异常，为当时战役的胜利手舞足蹈。为了老人情绪稳定和身体健康考虑，家人有时不得不强制老人中断写作。

　　２００４年１月，凝聚老人心血的《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创作终告完成。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９１岁的袁老希望：在红军长征出发７０周年之际，能将凝聚自己毕生心血的《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成功出版，以此纪念自己走过的那一段难忘的激情岁月。

　　老人说，以后，自己还将继续努力，写出自己在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传奇经历。

彭娇妍

人物小传：１９１８年生，江西瑞金城关上阳村人。1933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党。１９３３年参加红军。历任战士、班长、副排长、排长、连副指导员、指导员、团政治处干事等职，长征中两次负伤。

　　抗战中历任连指导员、兵站办事处指导员、独立团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等职。参加了红军西进曲子城战斗、东渡黄河晋南战斗、平型关战役。1940年参加中央派山东敌后干部纵队，先后在山东胶东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团政委兼团长、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等职，参加了解放烟台、青岛战役，孟良固战役，解放福建东山岛战役。

　　抗美援朝时，历任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志愿军第9兵团东北办事处主任兼政委，参加了第二次战役歼灭美军一个团的战斗。回国后，任师政委、军区工程兵政委、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顾问等。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采写时间：2004年6月

　　杨家华是我们寻访途中的一个意外的收获。福州采访快结束时，无意中听旁人说，有一对红军夫妻还健在。我们赶紧四处查找，终于在福州军区总医院找到了杨家华和侯正芳。 杨家华非常健谈。虽然在住院，但听说记者来采访长征红军，他连连说：“没问题，我能说。”

　　■遵义会议时站在会议门口的哨兵

　　对于杨家华来说，长征中，没有什么比遵义那次站岗放哨更值得他记下来的事了。

　　“进入遵义城后，我们一排被分到南北街西面的一个百货店里。”在福州军区总医院安静的病房里，穿着病号服的杨家华向记者仔细地回忆起那难忘的日子。

　　百货店的旁边，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小洋楼——柏公馆。这里原是国民党第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上下两层，宽敞的回廊，转角楼梯，雕花门窗，是遵义城里最堂皇的一座建筑。周恩来、朱德就住在里面。

　　杨家华所在的一排就负责守卫柏公馆的南大门——长征中，杨家华是红1军团警备连中的一位普通战士。

　　１月１７日，杨家华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天。下午，他们突然被调到柏公馆担任警戒任务。

　　夜幕刚刚降临，公馆楼上的那间客厅已经灯火通明，厅中烧着一盆炭火。杨家华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刘少奇、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等，差不多一个接一个走到会场。

　　“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是最后来到会场的。”杨家华回忆说，由于在警备连，自己对于李德这个日耳曼人那高高的身影，长长的腿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样子，非常熟悉。印象深刻的是，那天李德穿了一双笨重的大皮鞋，步态不如往日轻捷，显得散漫而疲惫。

　　直到今天，提起李德，杨家华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自从1933年10月初，一艘货运小船把这个肥大的德国人偷运到中央苏区，取代毛泽东掌管红军指挥大权后，战斗情况就开始每况愈下。正规战、阵地战，红军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一败再败，这支让苏维埃共和国骄傲的红色大军被迫撤离养育过他们的中央苏区，踏上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虽然只是一名战士，杨家华也对目前的行军疑问重重。离开苏区后，一直是没有目标地行军，被动地战斗，不断地牺牲，心中从来没有踏实过。作为一名小战士，自己既不知道怎么说，也不敢说。但是，这种不满的情绪在一天天地酝酿，增强。

　　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中心；王稼祥斜躺在客厅一侧的一张躺椅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紧挨着这张躺椅坐着，情绪看起来不错；李德和伍修权远远地离开人群，紧靠着里屋的门边；其他人都围坐在炭火的四周。

　　会场里的气氛看来很随意，杨家华却敏锐地嗅到了一丝紧张。“按理说，这样的会议，我们是要回避的。”杨家华告诉记者，但那天，自己站哨的位置特殊，正好可以从外边看到整个会场的情形。

　　他看到博古开始作报告，毛泽东则不停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他也看到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接着，讨论开始。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把杨家华的注意力死死地揪住了——

　　“他说，博古的发言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杨家华听说，毛泽东有个习惯，平时在各种会议上都要等大家讲得差不多了才发言。但今天似乎不大一样。张闻天讲完后，他就发言了。

　　“他手中拿着几张纸，显得有点激动，语调也很高亢。”杨家华说，具体讲了些什么，自己已记不得了，但有一句话，自己一直记得。“他说：哪个不晓得，两个拳师对阵，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开头就露出自己的全部招数，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还有那些“山沟里的游击主义”，“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杨家华还听不懂。“但是，我已经意识到，这次会议，对红军会是至关重要的。”杨家华还记得，在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话表示了同意之后，有一个年轻人冷不丁地站起来，说道：毛泽东懂个啥？他懂得什么马列主义？懂得什么军事？他顶多只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微笑着反问：“请问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

　　第二天，会议继续召开。杨家华继续在原来的位置站岗。“会议到最后，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周恩来——在李德、博古受到批判后，周恩来实际上成了党和红军唯一的最高领导人了，这时，会场上异常宁静，连我都不敢大声呼吸。”

　　杨家华回忆说，他看见周恩来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先是对大家的发言作了一个简要的总结。然后，他用激动的声音大声地说：“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同志们，我建议，今后，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我们红军！”

　　虽然不是一个直接参与者，但是，杨家华说，与那些伟人们一样，自己的心伴随着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了一次。为此，杨家华以自己的方式庆贺了一番——花光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钱，一口气吃下了30个茶叶蛋。

彭娇妍

■为林彪和聂荣臻买饼，无意中买来了陕北红军的消息

　　长征中，还有一件令杨家华难忘的事。

　　红2师进入哈达铺后，聂荣臻一放下行李，就对杨家华说：“小鬼，快去买些烧饼回来。”杨家华跑到一个卖烧饼的老乡处，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买了４块烧饼。老乡随手拿一张报纸一包，递给了他。

　　“林彪显然很饿，二话没说，先拿了一块吃起来。聂荣臻也拿起一块，还没吃呢，就见林彪那块已吃得差不多了，赶快拿起纸包递给林彪，林彪又拿了一块，把纸包还给聂荣臻。”杨家华说，聂荣臻推让了一下，对林彪说，你比我年轻，多吃些吧。林彪没说什么，把纸包塞到了聂荣臻的手中——这是他的性格，没有重要的话，他不多开口。

　　聂荣臻一边吃，一边把报纸里最后一块饼拿出来，递给我。我不敢要，他说：“吃吧吃吧，请你帮帮忙，要不，我怎么看报纸呢？”把饼硬塞到杨家华手中，自己看报纸去了。

　　长征途中，军团首长都喜欢看报纸，不管到了哪里，只要找到报纸，他们拿到就看。杨家华回忆说，有时，只要不是在农村，他们还会让部队帮他们找一些报纸来看。

　　今天包烧饼的这张报纸是《山西日报》，聂荣臻像往常一样，看得特别认真。

　　忽然，聂荣臻的嘴不动了，两眼像被定住了一样。接着他大声地对杨家华说：“小鬼，快，把通讯员叫来，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

　　然后他转过身，兴奋地对林彪说：“陕北还有根据地！刘志丹带着一支队伍在陕北！”林彪一听，也显得很高兴。他想看看报纸，可是，杨家华已经把报纸交给通讯员了。他连问两声“真的吗？”就又坐了下去，撕下一小块烧饼，一边慢慢咀嚼着，一边陷入了沉思。

　　聂荣臻兴奋极了，看那样子，恨不得立时出发去陕北。红军长征以来，一直受到敌人的重重围攻，多次改变行军路线，尽管经历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经历了种种险阻，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块理想的根据地。

　　这个发现，对于这个时候的红军，对于在陕北坚持战斗的刘志丹来说，都太重要了。高兴得团团转了一会儿后，聂荣臻又来到杨家华身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大洋，看着他说：“小鬼，你可是立了大功呢！你那张报纸买得好，你的烧饼买得好，快，把你的这块烧饼吃了，再去买几块来。”

　　第三天，毛泽东就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了干部大会。林彪和聂荣臻开完会回来，把毛泽东的讲话向部队作了传达。

　　“聂荣臻说，我们要到陕北开辟根据地，要北上抗日。”杨家华说，从此，红一方面军就改编为陕甘支队第一支队，朝着陕北根据地迈开了行军的步伐。

彭娇妍

■在被“抛弃”的阴影中成长，卖子弹给红军的“小鬼”

　　１９１６年农历八月十三日，杨家华出生在江西瑞金县城的上阳村。一家三代１２口人，都靠租种当地最大的杨姓地主家的20亩地为生。饥饿和寒冷伴随着杨家华幼小的童年。

　　更不幸的是，杨家华的出生，给他的小姐姐带来了灾难——为了养活杨家华，父母不得不把她送给了别人！

　　“在这之前，我的3个姐姐都由于母亲的营养不良而胎死腹中。唯有这个小姐姐顽强地来到了这个清贫的世界上。”回想起艰难的童年，８８岁的杨家华说，送走姐姐的那些日子，可怜的母亲狂乱地成天念叨着失去的孩子。从此，那种怕被抛弃的担忧就这样时时伴着他的童年，常常在梦中梦到自己像小姐姐一样被父母送走……一觉醒来，常常抱着母亲的胳膊请求：“不要把我送走！”

　　他渐渐长大了。而时代，也发生了变化。

　　“南京北京，比不上瑞金。”随着一个叫毛泽东的带着红军来到瑞金，并在这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杨家华的生活就改变了。

　　那些人都穿着制服，说着南腔北调的话，做着千奇百怪的事。他们一起唱歌，一起读书，一起开会……后来，他们把附近的老百姓都组织了起来，除了吃饭、睡觉，好多事情都跟着他们一起干。大哥杨家荣说，他们是红军，是好人，也是一些了不起的人。

　　杨家华的这位能写会画的大哥很快成了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而比杨家华大１５岁的二哥杨家彬，早就是地下党员了。在逃脱民团抓捕后，二哥跟上了南昌起义后开往广东的队伍，参加了红军。

　　再次回家，二哥是带着红军回来的。他让杨家华参加了少先队，把杨家华送到红军学校训练了两个月。

　　尽管还不太懂“苏维埃”这几个字的含义，但杨家华喜欢这种火热的生活。最吸引他的，莫过于收集子弹卖给红军了——二哥说，这是支持革命的行动。

　　“那时候，国民党军队常常出没，每过往一次，我们总能在他们睡过的稻草里找到他们丢弃的子弹。”杨家华说，自己每次都能找到不少子弹卖给红军。

　　有一次，杨家华甚至与嫂子一道，偷了国民党部队的一箱子弹。这可值不少钱了！但是，二哥许诺说，只要杨家华把子弹给他，他就为杨家华买两条裤子。

　　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杨家华毫不犹豫地把子弹送给了二哥——本来，他卖子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二哥的带动。

　　“但是，二哥的承诺，直到他牺牲时，都没有兑现。”老人的声音沉痛起来。二哥是在“肃反”——一个清理混入红军队伍里的敌特分子的行动中被梭镖戳死的，之所以用梭镖，原因竟是为了节省子弹！

　　“肃反”活动被扩大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二哥所在的师，只剩了两个当兵还不到一星期的新战士。杨家华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红军也会杀红军？而且，会用那样的手段？直到邓小平任瑞金市委书记后，才下令阻止了肃反。

　　“记着，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念着二哥教他的这个道理，杨家华参加了红军。

　　参军那天，８６岁的老奶奶把杨家华叫到身边，拿出她珍藏多年的一只搪瓷杯放到他的包里——就是这只搪瓷杯，伴随着杨家华南征北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被送进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奶奶叮嘱杨家华记住三句话：到了队伍上，第一是不管怎么样都不准开小差；第二是身上时刻都要带一块姜和蒜；第三是一路上山高水深，特别是不熟悉的深塘大河千万不要下去。

彭娇妍

平型关战役后，杨家华长征中负过伤的右手突然开始流脓，连扳机都扣不动了。正是115师要一分为二，到敌后抗战的关键时候，杨家华却住院了。

　　住院不久，和杨家华同一病室的一个排长伤势恶化，终于不治。在善后过程中，和这个排长一起入院的伤员们坚持要把他们缴获来的一支钢笔和一件呢子大衣，伴随排长一起入土。但医院领导不同意——正是困难时期，前线还有许多将士在忍受饥寒的煎熬呢。何况，医院有明文规定，对牺牲将士的遗物，不得擅自处理。

　　伤员们对此难以接受，感到医生们缺乏人道。双方相持不下。最后，伤员们在对峙中渐渐失去了耐心，由一个团参谋牵头，把院长、政委和院部的人全部抓了起来。

　　医生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病人会采取这种行动，纷纷放下了手头工作……而这又激怒了等待救治的伤员……

　　士兵最理解士兵。关键时候，杨家华三句两句，平息了事件。没想到，这使得那位叫方国南的医院政委看上了他，死活要他留下，帮医院管理伤员，经过这次教训，医院看来光有医生不行，确实需要一位从部队来的人。

　　杨家华当然没有答应。如果不能上前线，当兵还有什么意义？参加红军时，他宁可惹得指导员生气，也不肯当通信员。现在，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了无数次生死战斗后，自己生活中唯一的信念就是：活着就要打仗！

　　但是，杨家华同意，在伤愈出院前，可以帮助做一些工作。经过他的工作，伤员管理很快有序起来。

　　“我以为我的工作有了成效之后，医院会让我尽早出院，没想到，这更坚定了医院要把我留下的决心。”说到这里，杨家华直为自己当年的幼稚感到好笑。

　　杨家华此时已是医院的名人，每一个人见到他都很热情。但是，有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令杨家华感到，她是不同的。至于什么地方不同，又说不上来。

　　那是一点隐隐的、若有若无的感觉，那是一双含蓄地看着他的眼睛。医院政委方国南这次分外敏感，单刀直入地找到杨家华说，要给他介绍个对象，把医院里最优秀、最漂亮的护士介绍给杨家华。

　　几十年后，杨家华还记得那个晚上的慌乱与激动。“我第一次上战场也没有这么慌乱。”他对记者说。

　　跌跌撞撞地跑进院部，从背影他就认出了她——此时，他还不知道她的姓名。

　　政委直截了当的给双方作了介绍，就“有事”走了。杨家华说，那一刻，双方彼此都很紧张。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似乎都找不到谈话的要点。更多时候，两人都不说话。但是，“就在这尴尬的相处中，我感觉到，我们彼此信任，在各自的心里已相互接纳了。”

　　这显然是一个“美人计”，但杨家华没有点破，实际上，他还在心里对这位政委存了一分感激。

　　这位护士叫侯正芳，１９３３年参加红军，是红四方面军，长征中曾三过雪山草地。

　　两个人感情逐渐升温。这时，杨家华的伤也好了。此时，115师已兵分两路赴抗日前线走了。杨家华决定去追赶部队。侯正芳似乎想都没想，就要跟他一起走。临行前一天，医院决定为他们举行婚礼。

　　杨家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侯正芳，征求她的意见。“她说她没有意见，但有三个问题要我必须回答她：一是她没什么文化，将来如果碰到比她有文化的，不许后悔；二是她长得不漂亮，以后碰到比她漂亮的，不许后悔；三是她要革命一辈子，将来不管怎样，也不许后悔。”

　　杨家华全部答应了。从此，这一对红军夫妻，南征北战，一直走在一起，就是侯正芳的脚被日本人打断、身怀六甲时，他们也不曾分开过。

彭娇妍

■朝鲜战争：强行拦住金日成将军的车

　　１９５０年，已是27军94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杨家华，率部队开赴朝鲜前线。由于师政委调走，实际上他还要担当政委的职责。

　　在东北待命时，杨家华发现所有的部队都是全副武装，而自己的部队出发前，却按要求把武器都交给了原部队。向志愿军司令员报告情况，有个指挥员说：我还从来没见过不带枪就上前线的部队。指挥部命令他们马上到驻地军火仓库领取枪支弹药。杨家华率部队赶到仓库时，管理人员却说计划里没有给他们提供装备的项目。部队马上就要出发，时间紧急。管理员似乎还想坚持原则。

　　“我一看，确实没时间再请示了，便拔出手枪指着他的脑袋，请他赶快打开仓库。”至今，杨家华还对那位管理员心怀歉意。

　　武器刚发完，就接到过江作战的命令。好险！

　　没想到进入朝鲜的第一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公路崎岖狭窄，除了志愿军的车队、步兵，还有从平壤撤下来的朝鲜政府机关的车、苏联顾问团的车以及牛拉的炮车……这一切把南去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而且，黑暗中，谁也不肯让道。叫骂声，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志愿军和对方发生了争执，都觉得自己的任务重要。

　　直到月亮爬出云层，双方才模模糊糊地看清了。当对方知道来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部队时，一齐鼓掌，并主动让出了道路，甚至把自己的车推到路旁的沟里。走到一个叫三兄弟洞的地方时，杨家华的车突然坏了。

　　正着急时，前方来了一辆吉普车。杨家华赶紧拦了下来，也没问一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就请他们把自己的车修好或拖上一起走。

　　“起先，他们说他们有急事，有些不便。”杨家华回忆说，自己交涉了半天，后来，车上下来一位志愿军同志，问了情况后，跟车上的人说了句什么，就点头同意帮着拖上一起走。

　　走了一段路之后，对方要改道，说不能再拖了。

　　“我一听就急了，拿起枪就跳下车，对他们说，我们的部队都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要是赶不上部队就要贻误战机，实在不行，就把你们的车借我们用一用。”还是那个志愿军同志下车了，他大概想解释什么，车上却有人发话了，叫他们的技术员帮着修车。

　　大概花了１０多分钟时间，换了3个火花塞后，车修好了。

　　修车期间，车上下来一个人，是一位朝鲜人民军的同志。“他用中国话与我们交流，问我们是哪个兵团的。我说是9兵团的。”杨家华说，对方点点头说，“噢，我刚刚还见过你们的司令老宋。”口气不小。杨家华心想，是个不小的官，可不能随便说话了。于是，他谨慎地问对方是哪个部队的，要往什么地方去。

　　对方随口说：到前线去，调3兵团来配合你们打好这一仗。

　　问题更严重了。

　　好在此时车已修好了。在对方转身上车前，杨家华忙问：“请问您贵姓？”

　　“我姓金。”

　　激烈的战斗中，杨家华很快忘了此事。第一次战役结束，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师以上干部总结大会讲话时说：“我们有的同志胆子太大了，竟然连人家金日成将军的车都敢拦，还逼着人家给自己修车！”

彭娇妍

　　几个小时一晃而过，老人依然滔滔不绝，一点儿都不觉得疲劳。杨老说，自己的家族是个长寿的家族，爷爷和父亲都活到了80多岁，自己也已经88岁了，自觉身体还很好。

　　“我这一生，是贫苦的童年，轰轰烈烈的青年，风风雨雨的壮年，安详平静的晚年。”老人自己总结说，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衰败和兴盛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生活过的人。

彭娇妍

在深山密林“蛰伏”了3年，当“准备下山”的命令传来时，福建军区第1分区组织科长兼永埔游击大队副政委陈茂辉，一时还转不过弯来。自从长征前夕负重伤留在中央苏区后，陈茂辉跟随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到了闽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大山里与国民党反动派打了3年，现在却要跟他们合作，刚开始是有点想不通。”与陈茂辉一样，他麾下的许多游击队员都与国民党有着血海深仇，“多少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被杀害，被凌辱……”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的命令，陈茂辉把永埔游击大队、永定游击大队等武装集中起来，动员大家以抗日为重，准备下山。早在3个多月之前，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派出代表邓子恢等，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这是南方8省最早开始与国民党谈判的游击区。

　　“我们一定要听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整队下山。”怀着一颗“一会儿投到火里，一会儿投到水里”的矛盾心理，陈茂辉最后不得不这么说。

　　几乎在同一时间，赣粤边、鄂豫皖边、湘鄂赣边、浙南、闽东、闽北、闽中、闽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湘南、鄂豫边、闽粤边等１３个游击区的游击健儿，也在积极准备着出山。

　　“那里的游击队全被打垮了。”９１岁的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刘建华，当年一直跟随项英、陈毅在赣粤边游击区坚持战斗，奉命前往老家江西寻乌县组织游击队下山改编。

　　与阔别6年的双亲短暂相聚后，这位在项英、陈毅身边负责宣传和交通联络工作的赣粤边特委少共书记，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安远、池江等地，联络游击队，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

　　“他们纷纷质问我，怎么能跟仇人合作？”每到一地，刘建华几乎都要费尽口舌，帮助那些游击队员正确认清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以抗战大局为重。

　　拥有大胸怀的共产党人，搁置的是政党小仇，拿起的是民族大恨。

　　转过了思想的弯，行动上的那些弯，转变起来也不容易。“副政委，这些年我们都在爬山越岭中过去了，下山以后，两只脚走到平路上，不知道还习惯不？”时至今日，９５岁的陈茂辉还忘不了那些游击队员下山前对困难的担忧。

　　“我们还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军政训练。”赣粤边的项英、陈毅一边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一边让刘建华等人，组织即将下山的游击队集中整训，提高战斗力。

　　刘建华说，这些部队在所驻扎的村庄，苦练杀敌本领，以适应从游击队到正规部队，从内战到抗日战争转变的要求。

　　困难远不止这些。

　　就在陈茂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分散的各个游击小组集中起来，准备下山之时，发生了一件令人义愤填膺的“漳浦事件”。

　　“我们红3团1000多人，在福建漳浦县集中起来，接受改编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竟然背信弃义，出其不意地缴了他们的械。”陈茂辉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永远都是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

　　果然，3年之后，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危险，还来自内部。

　　当时，南方各游击区虽然大部分自觉地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停战抗日的谈判，但是，由于消息闭塞，交通断绝，还有少部分游击队仍然转战于大山丛林之中，打土豪，袭击国民党军队。

　　“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给各游击队写信，同时还派人前去联络。”刘建华回忆，他去了寻乌等地，而陈毅则去了湘赣游击区，却差点被误杀。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当陈毅和警卫员在国民党保镖的护送下，拿着项英的介绍信，闯进湘赣游击队所在地九龙山时，被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给五花大绑了起来。“我们准备枪毙陈毅。”９１岁的老红军罗维道，当年是湘赣游击队第2大队政委，“我们当时把陈毅下山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看做是投降行为。”

　　陈毅被关押了整整5天5夜。

　　“他的衣服、鞋子、礼帽都被分掉了。”开国少将、福建省军区原副政委罗维道回忆，“谭余保说，你陈毅是大资产阶级，你不叛变，我不相信。”

　　“陈老总就是水平高，一点都不害怕。”罗维道回忆，陈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好好教育了一番。

　　“谭余保的交通员龚铁连夜赶到吉安，了解到，国共确实已经合作了。”罗维道回忆。当谭余保派人找到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才知道自己险些酿成大错。

　　陈毅这位在赣粤边的深山老林一次次脱离绝境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新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又一次死里逃生。

　　“上海解放后，当了市长的陈毅见到龚铁，说，我陈毅请你吃饭，当年要是没有你，我就被杀掉了。”罗维道说。

　　听说3年来与他们相依为命的游击健儿，即将开赴抗日前线，各个游击区的父老乡亲掀起了劳军热潮。

　　“１９３８年元旦前后，信丰、大余、南康等地的几百名青年和妇女，送来几百担鸡鸭、鱼肉、花生、米果等物品，还有１０００多双军鞋和布袜。”刘建华回忆。

　　“还有送子送夫送情郎去参军。”刘建华说，不到4个月，他们的部队就由４００人扩大到７００余人。

　　就这样，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２日，根据国共协议，在南方8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重新出山，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全军下辖４个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支队司令员。这支在华中坚持抗战的雄师劲旅的番号，源于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所在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从此，在大江南北，在淮河两岸，活跃着一支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共产党领导的钢铁之师。

　　“不容易啊，希望青年一代不要忘了它。”今天，当这支英雄部队迎来建军70周年之时，满头华发的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陈茂辉老将军思绪难平。

　　同陈茂辉一样，当一位位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新四军老战士，再次追忆那段铁血岁月时，自豪，写在了每一张历经沧桑的脸上。

彭娇妍

新四军一经成立，便开赴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作为当年军部巡视团

　　成员，陈茂辉亲历了新四军抗日处女战——韦岗战斗。

　　从蒋介石的心腹之地——浙南游击区死里逃生的粟裕，指挥挺进江南的新四军先遣支队，于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７日在江苏镇江、句容之间韦岗一带公路上设伏，痛击了日军一个车队。

　　“战斗胜利后，江南人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陈茂辉回忆，人们纷纷说，好了，有指望了，来了新四军，“新四军是否挺得住”的疑云一扫而光。蒋介石还专门向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去贺电：“……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此后，新四军广大指战员，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在华中地区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华中日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陈茂辉回忆。

　　这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的战局，形成了强烈反差。

　　然而，就在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连战连捷之时，被迫走上抗战之路的蒋介石，却发动了又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皖南事变。

　　“根本原因，就是蒋介石害怕人民的力量强大起来。”陈茂辉就是皖南事变的幸存者。

　　另一位从皖南事变中逃生出来的老红军王培臣回忆：“本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蒋介石，却发现，共产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就直接动手了。”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蒋介石发出“皓电”，勒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限在1个月内集中于黄河以北地区。

　　“蒋介石让我们北移的真正目的，就是在北移途中，设下伏兵，消灭我们。”９４岁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培臣说。

　　“北移之前，我拿着叶挺、项英两位首长的信，到皖南南陵、泾县、太平、繁昌等县国民党县政府，向他们告别。”陈茂辉记得，泾县的国民党专员公署还装模作样地给他们送行。

　　陈茂辉回忆，有些国民党机关还给他们送了绣着“抗日前锋”、“为国为民”的锦旗。

　　然而，就在此时，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在调兵遣将，对新四军北移必经之路布下７个师８万余人的重兵。

　　“更可恨的，国民党还把我们行动的日期和路线，告诉沿长江布防的日本鬼子。”王培臣说。

　　悲剧，已不可避免。

　　“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皖南……”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是陈茂辉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之一。这一天，在《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旋律声中，他和９０００余名新四军军部人员，依依不舍地同皖南人民告别，踏上北移之路。

　　《别了，三年的皖南》，是新四军著名作曲家任光，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他随后就倒在了蒋介石的枪口之下。

　　“我们出发不久，狂风暴雨就向我们袭来。”王培臣回忆，“我们冷得直发抖，道路泥泞不堪，十分难走。”

　　“队伍顶风冒雪，踏着泥泞的山路行军。”时任新四军新编第１支队新１团团长的张铚秀回忆，途中隐约地见到国民党军队已经在路口、隘口、山头布置了部队。“我与政委丁鳞章等团领导分析敌情，感到蒋介石要搞名堂。” 张铚秀回忆。

　　第二天，当叶挺、项英率领这支曾令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都惊恐不安的大军，行军至泾县、太平之间的茂林村时，遭到国民党上官云相部队的突然袭击。

　　就是这个上官云相，在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作战中，被陈茂辉、王培臣所在红军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敌人几乎是同时，从前后左右的山岭、路口、道卡，向新1团发起进攻，来势相当凶猛，比预料的来得更急。” 张铚秀回忆。

　　“枪一响，我立即命令部队占领有利地形还击。” 由于张铚秀等新1团领导思想上有所防范，又有相应的戒备措施，在遭到敌人袭击时损失不大。“６日，在丛山险壁的狭窄地带，敌人的机枪、大炮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击，我们被迫仓促应战。”战斗激烈的时期，陈茂辉被调去动员群众和安置伤员。

　　“７日，我们退回丕岭，又进行了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陈茂辉回忆，整整4天里，他们没有喝过一滴水，吃过一粒米。

　　“１０日，我们突出高坑包围圈，到古井坎坚守。”此时，陈茂辉已吐血病倒。

　　“１３日，我们又随叶挺军长突围，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一道封锁线，到达大王坑。”陈茂辉回忆，“这时，许多人已经被俘。我随叶军长等退回山上埋伏。不久，敌人一个冲锋，又把我和叶军长冲散了。”

　　已经由于连日吐血无法行动的陈茂辉，就和一个机枪排长和两名战士、一个炊事员等人，在一个山沟里埋伏起来。

　　“１６日，敌人满山遍野拥上来，一面烧山，一面胡乱放枪，在猛烈的火焰和枪声里，那个炊事员跳起来，我们的目标暴露了，被俘了。”陈茂辉回忆。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皖南的山川。

　　“我们在荒山野岭中隐蔽行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白天蹲山头，看地势判方向，夜深人静才进入纵横交错的山林小道，常常是三五天才能找到一些食物充饥。”完成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之后，张铚秀率领新１团也开始了突围。“一场摆脱困境、孤军突围的苦战，摆在新１团面前。” 张铚秀回忆。

　　“一串机枪子弹射中了团政委雷耿同志，他不幸牺牲了。” 张铚秀回忆，“雷耿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我们是同学，他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按路程计算，从皖南地区到繁昌的江岸边，不过百多里路，然而，新1团却走了1个多月。” 张铚秀回忆，直到２月底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才率领新１团２００多名幸存者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地区。

　　“九死一生之后，我们终于又回到了皖中根据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张铚秀感慨万千。“分散突围出来的仅有２０００余人。”王培臣虽然当时就逃了出来，但敌人一发子弹把他的右手打断，至今右手二等残疾。

　　如今，测绘参谋出身的王培臣，最喜欢的画，就是他亲笔画的皖南事变地图；最不愿意提及的伤心往事，也是皖南事变。

　　“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也被俘。”后来，陈茂辉和叶挺等１０００多被俘人员被关押进上饶集中营。

　　突围中，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这，就是惨绝人寰的皖南事变。

　　悲剧，还在延续。

　　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７日，皖南上空的硝烟还未散去，蒋介石便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

　　“在上饶集中营，我们这些被俘人员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功越狱的陈茂辉，后来又成为重建后的新四军里的一员战将。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皖南事变，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在《新华日报》留下那个著名的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彭娇妍

１９４６年４月８日，刚刚获释出狱的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同王若飞、秦邦宪（博古）、邓发等，乘坐美国空军运输机前往延安，途经黑茶山时，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一代名将叶挺，竟以这样的方式陨落。

　　烈士的鲜血激起生者更顽强的斗志！

　　就在叶挺率领陈茂辉、王培臣等新四军军部人员在皖南与敌誓死相拼之时，远在苏北重镇盐城的八路军、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少奇、副总指挥陈毅心急如焚。

　　“情况万分紧急，密码已经烧掉，请党放心。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看着军部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钢铁男儿刘少奇、陈毅潸然泪下。

　　张云逸、赖传珠、粟裕、黄克诚等名将，都默默相视无语。

　　此时，在陕北延安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也坐立不安。随后，他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也令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苏联、美国、英国等纷纷指责蒋介石破坏国际反法西斯大局。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陷于孤立。

　　就连日本人也不领蒋介石的“人情”，3天内就让河南的汤恩伯部队折兵3万。

　　决不低头！幸存的新四军健儿发出了这样的豪迈誓言！

　　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第三天，刘少奇立即代表新四军华中指挥部向中央指出——重建军部！

　　同一天，中央军委复电，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5天之后，新四军在盐城游艺园隆重集会，热烈庆祝重建军部。

　　“我们乡下来的这些干部，更是早早就来到会场，尽可能找了个好位置。”８６岁的江苏省委原书记韩培信，作为地方干部代表，现场感受了那个“群情激奋”的场面。

　　“会场四周张贴了很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内战反对投降的标语。”时任东北行署阜宁县委办事处文书课长的韩培信，为了赶来参加这个上千人的聚会，途中，差点被土匪杀掉。韩培信回忆，会场上，声讨蒋介石罪行，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发表了就职演说。他用浓重的四川话说：“……反共顽固派１月１４日消灭了军部，但是，１月２５日，我们的军部又成立了……”

　　“这时，会场简直要沸腾了。”６０多年过去了，走过不平凡人生的韩培信老人，至今还对陈毅的就职演说记忆犹新。

　　“胡服（刘少奇当时的化名）政委手里拿着烟斗，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韩培信回忆，“他说：‘新四军是真正抗战的力量，是人民的军队，是根植在人民之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虽然给我们造成一时的损失，但想消灭我们却是痴心妄想。我们是越打越强，我们会最后胜利的。’”

　　“大家都说，苏北这下有救了，华中有救了。”大会结束后，韩培信又回到阜宁县，积极配合新四军3师师长黄克诚创建抗日根据地。

　　绝处逢生的新四军，在皖南烈士的鲜血中站立起来，而且越来越强大——从刚成立时的4个支队到发展至7个师，人数也从1万余人壮大到9万余人。

　　整个8年抗战，新四军独立支撑起大江南北的半壁河山，毙伤日伪军近１４万余人，在日、伪、顽三角斗争中，建立了地跨苏、浙、皖、鄂、豫5省的8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至１９４７年１月新四军番号取消，新四军已发展到３１万多人。

　　在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高高的纪念碑上，从血路上走来的新四军指战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垒起了厚厚的碑基。

　　在后来人民解放军３３位著名军事家中，从新四军走来的就有９位——叶挺、陈毅、粟裕、徐海东、张云逸、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

　　新四军，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