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滋味时间:2014-07-28 作者:未详 点击:203次 这虽是8年前的旧事，但中秋节迫近的时候，竟盈满于怀，拂之不去。那年，刚过完40岁的生日，突然就生出一种莫名的思乡之情。这种感情很强烈，近乎一种烧燎，若不回故乡住上一段日子，心里难以平静下来。
就回了一趟老家，作短期的小住。
到了母亲的老宅院，推开那一道柴门，母亲哦了一声，显出意外的喜悦，眼圈潮潮地红起来。近了母亲身边，觉得母亲很矮小，依旧是粗布衣裤，与那道柴门是一个色调。多少年了，故乡仍是那种逼人的质朴；但我心里很温暖，便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投奔这质朴而来。
母亲烧起柴草，煮几穗青玉米。柴草很干，火焰烧得热烈无声。
“住几天么？”母亲问。
我说当然要住几天，陪您道一道近20年来不曾细道的家常。
母亲笑一笑，“你已是老家雀了，只有老家雀才知道回窝哩。”在母亲的感觉里，我居然跟她一样老了。心里便生一丝凄惶。
青玉米煮熟了，剥了玉米的苞衣，米粒很黄。一粒一粒剥着吃，在嘴里很绵软，香得和奶一样。
母亲同我一起剥玉米吃。炉膛的余火闪着黄黄的光，照得两张脸倏忽倏忽地黄着。
我一下子找到了故乡的感觉，即黄色的温暖。
晚上，母亲问：“你到哪儿睡去呢？娘就这一条土炕。”
我说：“除了娘的土炕，哪儿都不去。”
躺在土炕上，感到这土炕就是久违了的母亲胸怀。母亲就是在这土炕上生的我，揭开席子，老炕土上肯定还能闻到胎衣的味道。而今，母亲的儿子大了，母亲自己已经老了，却依然睡着这条土炕。土炕是故乡永恒的岁月，不变的情结么？
这一夜，母亲睡不着，她的儿子也睡不着。母亲很想对儿子说些什么，儿子也想对母亲说些什么，却都不知道从何说起，而能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呼吸。
其实，岁月已使母子很隔膜了。但却爱着，像呼吸，虽然有时感觉不到，却须臾不曾停止。
天亮了，我却酣然地睡沉了。睡醒来，小饭桌早已放在身边。“酒给你温好了，喝几盅吧。”母亲安然道。
饭桌中央，果然就是那把几代人用过的黄泥酒壶。
说温酒，其实是把罐中的老酒，舀到壶里去。母亲给祖父舀酒，给父亲舀酒，如今，又给她的儿子舀酒，那么，在她眼里，儿子是条有分量的汉子了。
就喝母亲温的酒。
在老家的日子，我彻底把自己放松了。每日起得很迟，睡到日照中竿。母亲从不叫醒我，开心地放任她的儿子。
“快把娘的儿子宠坏了。”我跟母亲开玩笑。
“还能宠几天呢？世道上，除了娘宠儿子，还有谁宠呢？”
听了娘的话，心中竟生出莫名的一丝酸楚。媳妇好，爱情的后面是温柔的束缚；儿子好，伦常会把一副叫责任的担子不由分说地让你担下去；朋友好，友谊时时提醒你要保持一种无奈的却是必须的心灵对等……这一切，都美丽而忧伤，美得让人感到有些累。
吃过母亲的早酒，便是走走儿时的路，爬爬儿时的山……
路依旧，山依旧，感觉却大变化了。
儿时高高的曾绊得我摔破了膝的石阶，已显得很矮很矮。
儿时深深地看一眼都晕眩的水井，也显得很浅很浅。
山路曲折幽长，却走来走去，又走回原处。
踅回母亲的柴门，看到柴门下的母亲，霜雪已浸染了大片发际。
我不禁低沉地吟了一声：哎，故乡。
晚上，盘腿坐在母亲的土炕上，在小饭桌上摊了几页纸，想随便写些什么。笔落下去，却写出了这么几行字：
故乡，就像母亲的手掌，虽温暖，却很小很窄。它遮不了风雨，挡不住光阴，给你的只是一些缠绵的回忆，一点儿小抚慰；最终你不从那爿手掌上走下来，也会从上面跌下来，走向或滑向平阔的地方。这是一种尴尬，一种无奈，却是一种必然……
写了几页纸之后，抬头看一眼熟睡的母亲，想到明天就要走了，泪水不禁热热地流下来。
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时间:2014-07-28 作者:未详 点击:160次 赫塔·米勒，1953年生于罗马尼亚。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移居联邦德国。米勒擅长描写罗马尼亚裔德国人在苏联时代的遭遇，作品在德国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2009年米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以诗歌的精练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
“我从来没有像在乌拉尔五年流放时期那样，那么经常地梦到吃饭。”那个男人说。他是在二战期间没有加入党卫军的少数罗马尼亚裔德国人之一，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45因对希特勒的癫狂犯有“集体过错”而被流放到苏联。三分之二的流放者死去了，或饿死或冻死。
“肠胃越是空空，梦中的板油和面包就越是大。”他说，“我在梦中吃得撑得要命，醒来时却饿得发抖。”
“流放营地有警卫看守，围有铁丝网，周围什么都没有。”他说，“村子里有人死了，他们人派人来。我们会获准进村去挖坟。由于在我们周围天天都要埋葬饿死或冻死的人，因此挖坟已经是一门熟练的手艺了，尽管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死亡在营地里太寻常了，寻常得如同白天和黑夜，如同脱衣服和穿衣服。同情心在雪地里：我们脱下死者的衣服，自己穿上，然后让雪覆盖住死者。”
“埋完死者后会有一顿死亡盛宴，我们有东西吃。”男人说，“我们吃，体内能装时多少就吃多少……有一次我吃得太多了，饭都停在了舌头下面。回营地前，寡妇把死者的大衣送给了我。这是我的万幸。”
他接着说：“在到达营地之前，路把我绕蒙了，雪也把我下蒙了，我要吐。我还从来没有像那次那么伤心过，我宁愿把我的心吐出来，也不愿把刚吃下肚的好东西吐出来。我哭了，因为我的胃允许我哭，因为它看不起我的工作和饥饿，因为工作不给我施舍吃的东西，尽管我已经只剩下皮和骨了。”
“知道吗？直到今天热腾腾的土豆对我来讲都是最温馨的菜。”他说，“一颗土豆即便是在今天，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温馨得如同一张温暖的床。如果我用手掰开一颗烧熟的没有削皮的土豆，我的泪水会涌上来。不，那个时候不会涌眼泪，那个时候太饿了。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让眼睛湿润，土豆吃下去的速度甚至比我看它还要快。我只是在理智被饿得半死的时候看过土豆。”
当狭窄的店门口排起长队，胳膊肘儿相互撞击，有人叫喊，鞋子踩到鞋子时，我会想起那个男人的话：“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和“饿得半死的理智”。但是没人会去寻找说这句话的那个男人的准确形象，当生命悬于一线的时候，恐怖是不会寻找形象的，它只会寻找自己。对逃脱的人来讲，它永远都会作为死亡的迹象保留在头脑中。
在贫穷的国家，一个人挣多少钱，一样东西什么价，是非常普通的问题。我到很晚才发觉，我在德国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便是很近的熟人也从来没有回答过。熟悉的脸会发生变化：一种由隐私和恼怒组成的混合体开始布满眼眶。开始时我怀疑我提问的音调不对，提问的时间不对。但是，音调和时间永远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对，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如同偷窥存折的目光，如同目光接触到自动取款机上的密码。
在贫穷的国家，脱光是在别人面前的赤裸；在富裕的国家，在别人面前脱光衣服是一种美丽的自信。在富裕的国家，当着别人的面谈自己的钱是一种赤裸，如同在贫穷的国家当着别人的面把自己脱成赤裸。
飞机上乘客不多。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我旁边的两个位置是空的。另外一侧的窗户边上坐着一个男人，他旁边的两个座位也是空的。这个男人和我之间有四个空座位。男人在哗啦哗啦地翻看报纸。他打开钱包，数钱。他数钱的时候做出用手掩藏的动作。他有什么可害怕的？我们之间隔着四个座位。这个掩藏的动作不是藏钱的动作，而是把自己这个人藏起来的动作。这也是一种“饿得半死的理智”。这个男人不是在数他拿到手中又花出去的钱，而是在数自己，在数自己的秘密。
在罗马尼亚，许多人到商店的时候，会把钱卷起来握在手中，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包，而是因为他们必须长时间地伸出钱、手和脸，直到反换到贫穷中匮乏的东西。
“一颗牙齿在德国值多少钱？”夏天我在罗马尼亚时一个男人问我。“一个碾磨机多少钱？”另外一个男人问。“一辆卡车多少钱？”一个出租车司机问。汽车开了十五分钟后，我不用问就知道每个人一个月挣多少钱。
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回答不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声音是贪婪的，在这种声音中我听到了“饿得半死的理智”。
一个20年的旧挎包满盛着爱时间:2014-07-27 作者:未详 点击:178次 她出门时，有时会背上一个挎包，人们发现这个挎包里里外外竟有11处补丁。请不要说它破旧，它满盛着的却是她最伟大、最无私的爱。
她叫张景兰，1948年10月出生于淮南凤台县。1984年6月，淮南市八公山区的刘承烈夫妇因忙于工作，由人介绍后，希望当时做会计工作的张景兰能帮忙照料他们5岁的女儿刘爽爽。没想到，张景兰这一照料就是8年。
张景兰不光是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而且还要让孩子学习好，在她的教育下，刘爽爽的音乐潜能被激发了出来。1992年，刘爽爽以娴熟的中提琴技能从众多报考的孩子中脱颖而出，成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一名学生。
8年中，刘承烈夫妇每个月都会寄给张景兰15元抚养费。当刘爽爽要去上海上学了，临走前，张景兰却从里屋拿出一个挎包，原来挎包里面放了一张存折，存折上存着的是这8年来刘爽爽父母寄来的钱。她把存折给了刘爽爽，捧着摩挲得乌黑发亮的存折，刘爽爽顿时泪如雨下……
如果说这次挎包盛的是张景兰对孩子们最初一份无私的爱，那么1998年的绩溪之行，更是让这个挎包装着她一切的欢乐与苦闷。由于贫困，绩溪的女孩子大多不念书，张景兰萌生了资助女孩子们摆脱只能在家做粗活的命运。最初她资助了4名女童，接着她又资助贫困男孩。就这样，在她的资助下，一个又一个孩子从小学念到中学，直至考上大学。
2008年，张景兰退休，可以由于她患有高血糖，有人劝她将资助的事放一放了。特别是她在经济上已是捉襟见肘，每月的工资拿到手的是3800元，由于她买的房子全是向别人借的钱，每个月要还2500元，每月她还会寄1000元给已80多岁的老母亲。剩下的300元就只能够维持她最简单的生活了。
然而，在这时候，绩溪一名念初一的男孩，有轻度弱智，走路时总摇摇晃晃的，一不留神就摔跤。男孩母亲离家出走多年，父亲一年前又死于意外。奶奶不想让他上学了，他却坚持每天走到离家很远的学校，常常摔得鼻青脸肿。张景兰当时因手头拮据，不能资助这个男孩，这让她心中感到是那样难受。老母亲知道这一情况后，对她说，我这里还有200元钱，你拿去帮帮这个孩子吧！以后你少寄些钱给我，我节省着用。
其实，作为老母亲，她最清楚张景兰是怎样节省钱的了。有这样一件事：2010年的一天，张景兰到绩溪了解被资助孩子们的情况。在当地政府招待她吃午饭时，有人不停地往她碗里夹菜。可她吃得很少，整个饭席上都几乎不动筷子，只是在那里不停地说着孩子们的事。人家说，你可得吃啊！被人催急了，她这才拿起筷子，夹几根素菜放进嘴里。身边人给她夹的鱼肉荤菜，她动也没动。有人开玩笑说：“这老太婆，吃得太少了，口味也真怪。”
后来有人问张景兰到底为什么不吃肉，她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肉吃多了，这嘴巴就讲究了，以后会再吃不惯……”她觉得自己说漏嘴了，连忙将后面的话收了回去。可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她想说的是：肉吃多了，以后就再也吃不惯顿顿大馍咸菜了。是的，多年来，她每一餐都是只就着自己做的咸菜吃3个馒头。
吃得差，在穿着上她更节省，即便天已很冷了，张景兰也只穿一件单薄的长袖T恤，两条单裤，还是1997年她每条18元钱买的，已穿了14年。
张景兰的家中就更没有什么了，除了电灯外，没有其他电器，甚至连一台电风扇她也舍不得买。一到夏天，她浑身热得都是痱子。很多人都劝她买一台电风扇，每次她都说：“一台风扇的钱，就又能给孩子们买两个书包了，我不怕热。”事实上她往往是热得彻夜难眠。
她就这样惦记着让孩子们有书包，可20多年来，她就只有那么一个挎包，如今这个已是补丁摞补丁的挎包，连同一个很旧的行李箱，里面装得最多的是她收来洗干净整理好要送给孩子们的旧衣服。不过，到了2009年，这个挎包有时也开始装一些废品，那是她顺手捡拾来的。
不错，张景兰要捡拾废品卖钱以能够继续资助孩子们。她说：“开始捡拾破烂时，也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后来想，这既环保又能帮助贫困孩子、堂堂正正的事为什么就不能做呢！”
没想到这一下竟然让她“出名”了。因为人们总看到一个头发花白分叉，满脸皱纹，衣服满是补丁的老人在捡拾破烂儿。更主要的是，她还能将一些无法回收的垃圾扔进垃圾箱里，这种“特有环保意识”的做法受到市民关注。更有拍客将这些拍摄后放到网上，使更多的人受到了感动。
但人们并不知道她退休前是一位“高官”，她先是在淮南市直机关工作，1997年调入省人大，担任机关工会主席。
张景兰坚信的一句座右铭是，“君子不图报”。有一位记者说，要不是拍客，张景兰很可能一直在她那个爱心圈子里，被奉为天使化身，而在整个社会层面却仍然是隐形的。事实的确如此，此前她曾收到过好多次采访邀请，但她都婉言谢绝了。
2011年，张景兰拾荒挣得1342。7元，加上她和老母亲的一再节省，她先后拿出4500元又资助了6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