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妻子罗莎邀请了几个朋友来家里聚会。晚餐结束后，朋友们围坐在沙发旁边，边看新闻边谈笑。罗慕洛无心和他们聊天，便懒懒地躺在沙发的一角。就在他昏昏欲睡之际，突然听到朋友们哈哈大笑起来。原来，电视里播放了一段搞笑视频，他们觉得非常有趣。罗慕洛扫了一眼电视屏幕，只看到暗暗的一片，图像非常模糊。难道是眼睛出了问题？他揉了揉眼睛，还不管用。他立马坐了起来，这回，终于看清了。
原来是视角高低引起的视觉差异，从这件小事里，罗慕洛得到了启发：成人和孩子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身高不同，既然如此，他们看海报时的视角肯定也不相同。他觉得，如果设计师以孩子的视角在海报里添加求助信息，成人就不容易看到。
罗慕洛连夜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并拟定以一个忧伤的男童头像作为海报的主题。第二天，他早早赶到公司，和几个助手一起，运用光栅印刷技术，结合两张图像设计出了一张特殊的海报。海报打印出来之后，罗慕洛将它挂在一面高高的墙上。当公司所有人的视线都朝海报扫过去时，发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站立的人只看到一个忧伤的男童和一句宣传语：“有时候，虐待儿童的行为只有受害者才看得到。”而坐着的人却能看到男童嘴边有一块瘀青，以及另一句话：“如果有人伤害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帮助你。”这句话的后面，正是援助基金会的求助热线。
“成人坐着，相当于一个儿童站着时的身高。只要你的身高超过1。35米，你就看不到这张海报里暗藏的玄机了。也就是说，海报上完整的信息只有通过儿童的视线角度才能看到。”罗慕洛刚解释完，现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你看到的是悲伤，我却获得帮助，多么精妙的设计，这是一个只有孩子才看得懂的广告！结果可想而知，罗慕洛的设计得到了西班牙儿童及青少年援助基金会的大力赞赏。他们坚信，有了这张海报，西班牙的孩子会生活在一个更安全的环境里。
女儿的自画像时间:2014-07-22 作者:未详 点击:180次 不久前，我的女儿在学校画了一幅自画像。女老师显然是想知道，这些孩子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我女儿6岁，刚刚从幼儿园进入小学。老师说，她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孩子，有点任性，有点梦幻。在我女儿的自画像上，是一个有着大大灰色眼睛和短短灰色头发的小女孩，嘴巴上戴着一块三角形的布，酷似强盗面具，不知道她是怎么想到这上面去的。
可老师要求女儿重新画一幅，告诉她必须把脸画得清晰可见。所以女儿画了第二幅自画像，一个充满笑容的月亮脸，蒙面强盗图在老师的文件夹中消失。
而正是那幅不该是自画像的自画像，让我们开始怀疑学校。
当小学成为工厂
我的两个儿子如今已经9岁了，上的是同一所小学。在汉堡市郊那所美丽的校园里，有充满雄心壮志、热情投入的老师，也有宏伟的目标，可我的儿子们对上学越来越不感兴趣。起初他们为在学校经历的小冒险欢呼雀跃，为那么多东西惊讶、着迷。他们喜欢去农场或消防队参观，学习是游戏，而不是可怕的负担。
渐渐地，一切发生了变化。最晚从三年级起，学校生活开始围绕升学考试飞速旋转，学校为能塑造适合中学升学要求的学生而自豪。小学的功能发生了变化：让小学生变成中学生。
我们嘲笑我们的孩子，警告、要求、引诱他们，我们用无穷无尽的下午（德国小学上课时间是上午，一般中午12点半到下午1点半之间放学），有时甚至利用晚上和假期，让他们做数学作业、写文章、写诗。孩子们学习单词，背乘法表，甚至抓紧利用上学路上的时间，记忆全德国每个州的州府。
我的儿子经常抱怨学业压力大，如果小学都令他们如此疲劳不快，上中学后该怎么办？
某杂志编辑赫宁·苏斯巴赫的女儿上中学了。他感受到学校的各种不对劲，于是坐下来，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我们做父母的，正在加快孩子的童年进程，将越来越多的知识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硬塞给他们；我们的一切都以未来为导向，我们压缩了现在；我们贪婪地想要充分利用时间，掠夺了孩子的自由和童年。”
德国很多学校的基本原则很相似：发展天赋，强化和扩展社交能力，轻松适应世界。但要学习的东西那么多，孩子们的童年时光已经所剩无几。我知道儿子们的小学不是特例，它是21世纪德国小学的代表，这些小学的故事汇聚成德国教育政策的主流。可这股主流是致命的，家长们总有一天会后悔，我们没有站在孩子身后，捍卫他们的童年。
父母压力何其大
近来，儿子小学的老师们讨论，是否要提高成绩“优”的标准。目前孩子们想要得到“优”，必须正确做完至少95%的题目，学校想把这一标准调整为98%。老师们说，我们汉堡市的孩子成绩那么好，家长们对孩子的成绩那么上心，那么“重视教育”，98%的目标是一个非常好的挑战。
开学前一天的家长会上，发生了下面的情况。老师刚刚宣布，小学下午1点15放学，一位妈妈立刻质疑说，其他学校都1点半才放学，如果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少学习15分钟，怎么能跟得上？
问题在于：家长为什么给自己这样的压力？为什么我们认为分数高比真正理解教学内容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更加重要？
以前大部分德国人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常常只跟随一个雇主，直到退休。可今天的人们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10年、20年之后是否还会存在。这种不安越强烈，对一所能对这种情况免疫的学校的渴望就越深。
所以，父母在孩子的家庭作业和辅导上投入了如此多的时间。我们认为这些时间是种投资，从而将学习经济化。我们将自己感受到的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并让学校代替我们施加这种压力。
不久前，儿子小学的一位老师休育儿假。他成了一个女孩的父亲，想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位老师对教学理念、个性化学习和发展做过很多思考，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在教室里放了一块地毯，以便孩子们在学校也能够感到舒适。他让孩子们在教室里4人围成一桌，这样他们也能互相学习，而不是只注意到老师的动静。
代理老师接手后，班里开了一次家长会。一位家长说，班里的教学已经跟不上节奏了。于是所有家长集体向校领导反映，坚持要代理老师直接接手班级，那位休育儿假的老师该干吗干吗去，别再回来了。
就这样，我们为了我们的孩子，压迫着学校。比起孩子们的喜好，我们更害怕落后。
为人师者何为师
三年级暑假结束后，儿子班上一个叫里努斯的男孩再也没来上学。
里努斯是个充满活力的男孩。一个9岁的孩子对长时间的静坐感到疲倦难道不是件很正常的事吗？对里努斯而言，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1点半的学校生活，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里努斯的班主任W女士说，他非常贪玩，连集中注意力10分钟都做不到，总是说话、离开座位，扰乱课堂，是班上的一个大麻烦。W女士断定，里努斯患有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这位女教师担忧地问里努斯的父母：“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给他服用利他林（一种治疗多动症的药物）？”
有些专家称，胡乱诊断儿童患有ADHD的现象十分严重；也有专家认为，服用利他林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至少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有些专家则抱怨，学校中的一些正常现象被越来越频繁地上升到需要治疗的高度。
5年前，新西兰研究人员约翰·哈提发布了一份研究结果。从2。5亿名中小学生的经历中，他得出结论：孩子在和老师关系好的情况下，学得最好。用9岁的里努斯的话说就是：“我想，W女士不喜欢孩子。”
一个人究竟为何成为老师？他应该是怎样一个人？对待孩子应该有怎样的态度？是否存在一些人，因为缺乏在学校外就业的勇气，而不得不从事这项工作？
去年夏天，我们邻居家的男孩奥斯卡入学了。我认识奥斯卡，是因为他经常按响我家的门铃，和我们最小的儿子一起玩耍。奥斯卡热爱一切大自然中的东西。两人用抄网在附近的池塘捕捉蝌蚪，观察蜜蜂，最近他们埋葬了一只撞上玻璃的乌鸦。
他最喜欢阅读。他想成为动物饲养员，不知是谁告诉他，要做动物饲养员最好能够阅读。奥斯卡谨慎、调皮，他知道很多，也乐于和他人分享他的知识，可以说是一个有理想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