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者的馈赠时间:2013-02-28 作者:小小Z 点击:285次 26年前她是被遗弃在福利院的女婴，没有名字，没人知道她的生日和来历。她在福利院长大成人，如今已有了自己的生活。但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离开，而是选择留在福利院守护另一个孤独的生命。这位受她照顾的“爷爷”，就是当年为她起名字的老人。
当同龄女生凑在一起谈论星座、护肤还有男朋友时，26岁的国秋有些插不上嘴。她单身、不化妆、不知道自己的生日——许多年前，她是被遗弃在江西省贵溪市社会福利院的女婴，如今，她留在那里守护另一个孤独的生命。
没人说得清她的来历。“国秋”这两个字，还是一位不相干的老人给予的。两人的生命本没有太多交集，但在老人的暮年，他们的关系却变得紧密。
南方的冬夜阴冷潮湿，国秋还是把房门留了一道缝，怕自己睡得太沉，听不到隔壁的动静。一墙之外，住着那位老人李义。慢性支气管炎把90岁的他困在房间里，他说话时胸口呼呼作响，夜里总咳嗽，连下楼都费劲。
两年前，她成了这位独身老人的“孙女”，晚上睡在“爷爷”隔壁用石头倚住才不会摇晃的木床上。连李义都觉得奇怪，只要自己一咳嗽，不用叫，国秋就从隔壁过来，掏出床下的痰盂凑到他旁边。
和国秋一起长大的姐妹，大多已经离开这里，可她依然留在老地方。她更喜欢用“家”这个字来称呼这里。她在水池旁跳过皮筋，在宿舍楼里捉过迷藏。她偷摘过种在厕所旁边的枇杷，爬过花园里的板栗树，如果不小心被当时的园丁李义看到，就会听到一声气急败坏的“没熟，吃什么吃！”
要过许多年，李义才会知道，最后回馈他的不是板栗，而是国秋。
不过，在此之前，这对祖孙之间并没有太多交集。那时，他是福利院里不苟言笑的园丁，成天围着果树和菜地转，很少和孩子们说笑。国秋是福利院里不起眼的小女孩，留着男孩子一样的短发，个头矮，不爱说话，并不是姐妹们中最招人疼爱的那一个。
学校里，总有闲言碎语围绕着这些福利院长大的孩子。和同学发生矛盾，她不敢大声吵架，生怕对方说出“没人管的孩子”这种难听话。她曾经有些羡慕地看着姐妹们被人领养，离开福利院，再回来时已经是很光鲜的样子。一个人时，她托着腮发呆，想着什么时候“突然冒出一个人来认我，会是什么样子”。
但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世而变得自怨自艾。“生是注定的，自己的选择改变命运。”她说。20岁的夏天，在身份证上的生日到来时，她用自己赚的钱买了一部手机作为礼物送给自己。
这个刚到福利院时什么也没有的女孩，逐渐拥有了许多东西。晚上，她和9个姐妹睡在同一张床上。白天上学路上，她背着失去双小腿的“妹妹”飞快地往前跑。“六一”儿童节时，福利院的孩子过集体生日，每人两套新衣服，还有3个白煮蛋。
福利院里的护理员代替她们的父母，去学校开家长会。而这里的孤寡老人，就成了女孩们的祖父祖母。2002年，国秋要去南昌上中专前，67岁的独身老人施乾美把国秋叫到自己的房间里。施乾美双目失明，福利院的人都称他“瞎子爷爷”。没有经济收入、靠福利院救济的他，从兜里摸索出一张折了两折的100元人民币放在国秋手上。
“在学校的时候好好读书，不要跟别人争吵，注意身体。”他叮嘱着。不善言辞的国秋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应了句：“哦，好。”
几年过后，施乾美已经去世，国秋回忆起他时才说：“他对我很重要。我没有亲人，只能以这里为家。在大家庭里生活，有人对你好，自然而然你就想回报他。”
连鬼故事都害怕的国秋在南昌读书时，选择了殡葬管理专业。除了收入高外，年纪轻轻的她已经在考虑“以后就不嫁人了”。她觉得学了这个专业，就没人敢靠近她了。她习惯了一个人，不希望再有别人突然闯入自己的生活。外人眼中的她很“酷”，甚至有点孤僻。
但一回到福利院，她又变回了平易近人的小女孩。一到寒暑假，她就回福利院看施乾美。她搀着老人下楼散步，带他去附近的教堂做礼拜。老人看不见，她就用语言给他描述沿途的风景：“爷爷，这里有个好大的花园哦，里面种了棵好大的桃树，边上一排还有橘子树哦。”
每次见面，施乾美都像那些上了岁数的人一样，不厌其烦地叮嘱这个晚辈“好好做人”，“为人处世要平和一些”。可国秋并不觉得厌烦，因为难得有人愿意跟她说这些话，别人在生活上如何照顾，也不会“像对待子女那样对你”。
接到施乾美去世的电话时，国秋已经毕业，在贵溪市回归园里工作了两三年。她负责开灵车，给遗体化妆、穿衣。第一次接触遗体，她感到刻骨铭心的冰冷。最初，她不停地洗手，不吃煮得烂烂的肉和鸡爪，一到晚上就想“家”。后来习惯了，空闲时一个人坐在殡仪馆大厅的电视机前看动画片，她还能笑出声来。
施乾美的遗体，是国秋亲手送入火化炉的。动手前，这个专业的入殓师突然脑子一片空白，只记得自己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施乾美去世的那个夜晚，她自愿作为老人的孙女，在遗体旁边守了一夜，最后怎么睡着的都不知道。
生前，施乾美曾告诉国秋，死后不想再受任何束缚。国秋遵从他的遗愿，站在桥上把骨灰撒入横穿贵溪的江里。她记得那天天空下起了雨，风刮得很大。
守夜这件事很快传进园丁李义的耳朵。那时，他已经无法工作，留在福利院养老。他曾经把亲戚的两个孩子带在身边养活，但他们成家后都离开了，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看望，往他口袋里塞钱。
“我一个90岁的老人还要钱干什么，我要的不是这些。”他大声说，胸口呼噜噜直响。
国秋和施乾美的故事让灰心丧气的他又看到了些许希望。他本来对这些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存有偏见，觉得缺少家庭教育的他们冷漠、自我。因为国秋，他改变了看法。在院子里散步遇到时，他开始找她聊天，还张罗着要给她介绍对象。
在这个小城市里，国秋身边的同龄女生大多已经成家。为了照顾她，民政局领导把她调到行政大厅民政窗口工作。她终于从10公里外的单位宿舍搬回了“家”，福利院还为这些孩子保留着房间。
国秋记忆中“好大”的福利院，如今似乎变小了。站在阳台上，她一下就能把这里看得清清楚楚。曾经长满橘树、桃树、梨树的果园已经被新建的老年公寓取代。她不用再和姐妹们挤在一张床、一个房间了。因为那些一起长大的姐妹，已经像蒲公英一样，离开了大家庭。
国秋依然住在这里，她觉得有些孤单。没事时，她上网“种菜”、绣十字绣、自己打篮球，或者陪福利院的小朋友玩。这些智力不健全的孩子，看到陌生人就兴奋地挥着手喊。国秋觉得他们似曾相识，那种呆滞、无助的神眼，一直盯着人不说话的状态，像极了小时候的自己。她给他们买零食，还跟他们聊天，即使他们听不懂，但国秋知道，只要有人陪在身旁，他们就会开心。
落单的人还有老园丁李义。以前，他从不让孩子们去家里玩。如今情况不一样了，他难得下楼，国秋就常去他家看望。女孩不爱说话，李义主动找话题，和她聊自己在电视上看的戏、讲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国秋突然觉得，这个老人也没有传言中那么不近人情。
那时，李义患上慢性支气管炎，说几句话胸口就像风箱一样响。两人熟识后，他试探性地问，夜里咳嗽起来一个人很难办，冬天时能不能搬到他家里住，晚上睡在另一间屋里照顾。
国秋答应了。身边的朋友不住地劝她，一个未婚女孩和无亲无故的单身老人住在一起，这要是传出去，名声可不好。一起长大的姐妹也很疑惑，小时候李义也没对你怎么样呀，现在你干嘛对他这么好？她只当没听见。
入冬后的晚上，国秋在自己的宿舍洗漱好，就到爷爷家照看。天气好的时候，国秋扶他到阳台上晒太阳，又怕他衣服穿得太多身上发麻，给他揉胳膊。有一次在外面相亲，李义突然打电话来，她骑上电动车就往回赶。
有了这样一个孙女，李义的“心里很欢喜”，觉得自己就像带了个小孩子似的，精神也好起来。国秋出门时，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叮嘱：“千万不要勇字当头，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吃饭的时候不要落在最后”。他教国秋打算盘，还把植物嫁接技术传授给她。
这个看上去有些严厉的老人，实际上很细心。有一年，国秋的单位组织去云南旅游，大家都说要带菜，怕去那边吃不习惯。李义打算给国秋煎点咸鱼带在路上吃，因为“大家都带菜，就你不带，光看别人吃不好”。可国秋担心他身体不好，就是不让他弄。
两个人像真正的祖孙那样在福利院里生活着。国秋和“爷爷”曾在阳台上照过一张合影，李义笑意盈盈地坐在椅子上，国秋蹲在他跟前托着腮，画面里还有一盆他新种的月季。李义把照片珍藏在桌子玻璃板下面，他最重要的东西都在这张照片里了。
国秋则把照片收藏在相册里。那里面，还有很多属于福利院的美好记忆。一次，公寓楼翻修，她在杂物中看到了许多姐妹们儿时的照片，就把这些已经发黄的照片全捡了回来，一张一张插入相册里。
如今，想要聚齐照片中的人，只有在每年的正月初九了。这一天，一起长大的姐妹在福利院有个约会。国秋在老地方等着她们带着丈夫和孩子回来赴约。她是其中少数几个没有结婚的女孩，站在人群中却不再感到孤单。
时光倒转20多年，那时，福利院刚成立没多久，一起长大的女孩有10个。颇通文墨的园丁李义给十姐妹起了诗情画意的名字，第二个字连起来，就是“春花满月红，秋果累枝黄”。李义和国秋之间的缘分，最初就从那个“秋”字开始。
这些女孩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开始了各自的故事。二十几年后，她们之中，有人被收养去了国外，有人嫁到外地，留在本地的也大多忙自己的事情，想要凑齐这句诗，已经不再容易。
生或不生，先想清楚时间:2013-02-28 作者:小小Z 点击:215次 伴随改革开放降临的新一代常被贴上“独生子女一代”、“物质主义一代”、“漂一代”、“互联网一代”的标签。这样的背景带给他们的，一方面是自我意识强烈、追求生活品质、视野开阔、价值观趋于多元，另一面则是迷失于家庭宠爱、生活压力巨大、安全感缺失、心理问题复杂而突出。
凡此种种特质，都导致新生代在生养问题上持有迥异于前辈的态度。结婚、生育是不是人生的必然选择？这一代人被推到不得不思考的境地。
然而，社会的宽容度显然在被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站出来，申明自己不生养的态度。虽然他们各自的想法不同，却共同促成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人，正受到更多尊重。
不愿做提线木偶的青年
经过学校门口的时候，十几岁的车明宇看见站在那里等待接孩子的家长们，心生怜惜：“人生的精力都用在这上面……长大后我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他当时这样想。
看到孕妇，他会悲由心生，他不仅为眼前这个被重物压迫的女子感到悲凉，更因想到她即将面临的生产痛苦而感到压抑。“如果我真喜欢一个女孩子，就不会让她遭这个罪。”他曾这样想着。
如今的车明宇30岁了，还没结婚，也不打算要孩子。
车明宇几年前就跟父母提及自己的这一观念，母亲不理解、不赞同，但慢慢地能够尝试尊重；而父亲则是不理解、不赞同，也不尊重。
“我父母一直想让我做第二个我表弟。表弟的房子是父母给弄好的，工作是父母找的，结婚对象也是父母挑的，连是否要孩子都是父母说了算，你说他还活着干吗，像个提线木偶似的从不思考。”
思考对于车明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说：“对于我来说，人活一辈子，如果不考虑世界的本质，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白活了。而婚育问题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大部分的事情，做比不去做对这件事情有更深刻的理解，但是婚育正好反过来，单身的人比结婚的人对婚姻思考得更多；不生孩子的人比生了孩子的人对生育问题思考得更多。”
车明宇觉得自己不能胜任父亲这一角色，他认定的父亲的能力包括“有钱、有闲、有精力、有教育方法”，“孩子并不是给他吃的喝的就能养起来的”，正所谓“一生儿女债”。
对于教育的焦虑来自直面惨淡的自己：“我也有道德污点，有灰色甚至黑色地带。我不是圣人，肯定有不道德的地方。”他不放心，这样的自己，能否完成对子女良好的言传身教。
21岁女孩的无尽忧愁
张驰只有21岁，在心里默默地、不懈地跟父母玩着换位游戏。
初中时，张驰谈了一场恋爱，被教导主任告到爸爸那里，小姑娘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从此她很少跟爸爸说话。时至今日，她仍与爸爸绝口不谈婚恋问题。
“我爸对我的教育非常失败，但我又不了解其他的教育方式，将来有孩子我可能也会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那我还不如不生。”
一次在公交车上，张驰听到一个小孩跟母亲哭闹着要食物。女人不理孩子，孩子就叫：“妈妈，我要饿死了！”女人嫌弃起来：“死去死去，赶快死去。”张驰说：“我觉得，我要做妈妈也会是那样的。我感觉那个妈妈也不太喜欢小孩，何必生出一个孩子来作弄自己呢？”
张驰就很可怜自己的妈妈，觉得温柔的妈妈始终过着自我被剥夺的日子。“我学习不好，我爸训我，还会埋怨妈妈没教好。我在青春期时很叛逆，妈妈就经常被我气。我觉得要是将来我变成像她那样的母亲该多可怜啊。”
以张驰为数不多的社会经验，她为假想中的孩子产生的焦虑还不止于此。比如上了幼儿园，老师不注重开发孩子的想象力怎么办？上了小学，老师无良怎么办？
她记得小学四年级时，自己因为说留作业过多的班主任“有病”而被同桌告发，老师咆哮着宣布革去她中队长和课间操检查员的职务；此后上课发言从来不叫她，哪怕只有她一个人举手；当着全体同学的面，称她为“死丫头”“倒霉孩子”……她不知所措，也不敢告诉父母，因为在她心里，父母和老师是一伙儿的。
“我想，要是我的孩子碰到这种事可怎么办啊，他只能孤独地留下童年的阴影。”
到了中学又要面临升学的压力。张驰想来想去，压迫感似乎逃不掉。
过自己的人生
从27岁开始思考生育问题，到30岁时裸婚，如今的秦子怡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梦想——与父母不同。她自己开公司，不给别人的大机器当螺丝钉；她决定不生孩子，过相对纯粹的自己的人生；她张罗一圈人搞互助养老，在坚持自我的同时不忘加强社会联结和支撑。
秦子怡的生育观更多的是社会塑造的。大学毕业时她来到一家小公司，斗志昂扬地想着“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她每天7点就到公司，自愿加班，赢得了老板的赏识，但也时常与老板发生争吵。比如供应商说，一个月才能供货，而她的老板要她去逼迫对方，必须7天供货，她会跟自己的老板争吵：“为什么强人所难啊？”
她公私不分，把谁都当朋友，后来发现别人会利用她的真诚。“这特别颠覆我的价值观，人为什么这么卑劣？”她说。
在小公司待得腻烦后，她又想到大公司充电，但公司政治让她困惑。她看到在公司待了十几二十年的人，统统都是一副嘴脸。“面具戴久了，就摘不下来了。”老同事提醒她，“不想被制度化，就早点离开。”她开始思考自我价值。
“我不想变成那样，一个女孩如果变得功利化，就会成为一部机器，一点都不可爱。”
秦子怡想保持自己的纯真，却用了最富有挑战性的方式，她到一家小公司做销售。
“这个公司让我接触到城管、工商、税务……我的工作是给人家送礼，陪人家吃饭、打牌，那时候我觉得人都要崩溃了。其实，这些人都是逢场作戏，表面上对你呼来喝去，其实是在给你信号，让你给他点好处。所以，当时我就对社会现状挺失望的。”
如今，在听到一些父母对她说孩子多么可爱时，秦子怡会反驳：“做丁克不是因为觉得孩子不可爱，或者觉得孩子烦，而是不想让曾经那么纯洁的孩子，最后变成一个让人厌恶的人。”
秦子怡觉得自己够幸运了，不仅没有失足，更难能可贵的是坚持了自我。她感到社会力量太强大，不可控，自己幸存了，生个孩子出来，如何保证他（她）能同样幸运？
不生孩子，解脱那个生命不能自决的风险，也是一种保持自我的方式。
伟大的忘恩负义时间:2013-02-28 作者:小小Z 点击:162次 1945年5月7日，丘吉尔以战时首相的身份向整个帝国宣布了战争胜利的消息，数日后，战时内阁解散，英国国内生活恢复到和平时期的样子，新一届大选即将登场。在两个月后的大选中，出乎所有人意料，领导战时英国经历血火风暴走向最后胜利的丘吉尔输掉了。对此，丘吉尔引用古罗马着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本民族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成熟的标志。”讲上述这段话的普鲁塔克是罗马初盛时代的希腊人，他说的这看似普通的一段箴言，背后却映射了希腊早期历史上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现象，即在雅典的全盛时代，城邦政治中无数杰出的政治家都遭遇了不幸的下场。
发生于公元前490年，决定希腊兴衰的马拉松战役，其天才指挥者是米太亚德，他因为高尚的品德和关键时刻展现的勇气而受到雅典人的敬仰。然而，在其晚年，雅典人担心其巨大的个人影响和权势会转化为专制的王权，因此通过当时法律允许的投票程序放逐了他。他因此流落他乡，度过了极其凄惨的晚年。与马拉松战役同时期影响希腊命运的战事还有萨拉米海战，指挥这一战役的着名将领地米斯托克利命运与米太亚德几乎完全一样。富勒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他的名着《西洋战争史》以萨拉米海战为全书的开篇，因为他认为，此战不仅保全了希腊，也奠定了希腊代表的西方文明兴起的根基，开启了其漫长勃兴的历程。可是，作为一位公德和功勋堪称盖世的人物，其下场照样是被同胞无罪惩罚，竟至于逃亡到波斯，要受其宿敌的保护。
翻阅普鲁塔克、波奈斯以及其他记述早期希腊人物和历史的着作，人们会发现，这类无罪却惩罚社会中流砥柱人物的例子比比皆是。何以如此？这实际上揭示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制度在运行原理方面的根本差异，同时，也是希腊的民主会失败的原因。
在希腊的时代，古典民主的最高法理就是今日中国人并不陌生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决”原理。因为民主将权力的性质界定为委任和选举，因此，多数人的意志就成为一切法律行为的不易之道。然而，多数人，或者普通大众在危机来临时，并不能提供社会存续的决定性智慧和勇气，那是属于伟大的杰出人物的专利，以此，社会之中，精英人物和大众则恒久处于潜在紧张和对抗的状态之下——当精英人物凭借自身积聚的武力实行统治，是为僭主，而当大众采取行动限制和处罚精英人物，这是民粹。二者或居其一，很少处于紧张却均衡的状态。
大众如此固执地一再以莫须有的罪名处罚和压制精英人物，这表明一种公众信念，即少数社会权贵与大众的利益总是天然敌对的。这与现代民主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然而，现代民主制度之下，丘吉尔虽然败选，其失败后的命运却远非希腊的前辈们可比。他失去了权力，却可以安然旅行全球，发挥其个人的影响，时而悠游林下，时而着书立说，甚至可以卷土重来。
希腊的古代民主因为对于精英的过度警惕而丧失了社会最宝贵的资源，日积月累，遂埋下衰败的根基。而现代民主则与此相反，在设定对权贵的种种限制之后，在宪政和普遍法治的涵盖之下，也顾及保护精英作为社会少数的基本利益。换句话说，现代社会正义的基点并不是所谓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值，而是极少数人的最小利益值。大众与精英在此种原理之下获得了某种动态的均衡，然后社会平等的法律与伦理提供了社会上下的流动性，从而使社会保持张力。
回到开头，人们会看到，自古以来，民主尽管其运行原理颇有区别，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社会怎样受惠于伟大人物，大众却不可因为任何伟大的恩惠而赋予精英超越法律的特权，或允许他们自行攫取任何类似的权力。因为，一旦后者获得了这些权力，社会的利益受到长期损害就将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当人们展示对民主这一现代制度的向往，或许不应忘记，决定民主成败的是大众与精英利益的均衡，而不是基于什么历史恩义等伦理的关系。从根本上说，真民主总是忘恩负义的。
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时间:2013-02-28 作者:小小Z 点击:211次 三毛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描写她第一次登台表演过程：当“游击队牛伯伯”从帷幕前走过时，她扮演的“匪兵乙”就从台后呼地跳出来，总共一句台词：“站住！哪里去？”对此，我也有相同的记忆。
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级有个汇报演出，大致意思是“四化”给我们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我扮演的是一台电视机，所有的情节就是往前一步，总共一句话：“我们班级的家庭一共有18部电视机。”说完之后，收音机、录音机、缝纫机纷纷登场。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种优越感，因为我毕竟是台电视机，比收音机、缝纫机来得高贵，甚至一度有想在自己头上安两根天线的狂妄念头。然而有个问题却让我挥之不去，就是我们班明明只有5部电视机，干嘛要我说18部。这是我第一次登台，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统计”。
我遇到的第二个统计事件是在三年级。当时学校开展“我们跑步去北京”活动，每个班级学生每天上报晨跑距离数目，看看哪个班级先跑到伟大首都。一开始大家还守规矩，可是很快，这就成了一个闹剧。今天有人报4公里，明天就有人报8公里，后天还有人报10公里，照这个速度，不要说北京了，北非、北极也快到了。
这件事情是如何收场的，我已经记不得了。但因此我却深得统计精髓。统计在科学分类里不属于数学或者经济学，而是心理学，关键看统计者的胆量。比如你说粮食亩产3000斤，就有人跳出来说他是6000斤，接着胆子更大的就说是一万斤、五万斤、十万斤……
统计学的闹剧全世界都有。美国经济学家米奇·斯尼代是研究无家可归者的，他在大学演讲时告诉观众，在美国每秒钟有45个无家可归的人死去。听众流着热泪一算，那就是每年有14亿人死亡，可美国当时人口总数为2。25亿，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要诈尸六回。后来斯尼戴尔又改口说自己口误，其实是每45秒有一个无家可归者死去，可是这也占到了美国每年死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公众的追问下，他最后承认这个数据纯粹是自己信口瞎编的。
在经济学界有句名言：“精心设计的模型从根本上说，是经过审慎挑选的有关现实的一组谎言”。马克·吐温也说过，“世界上存在着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数字。”每当我拿到刚出炉的经济统计数据时，我常常会想，这里面是否有我当年一起晨跑的同学，因为你只要足够细心就会发现种种他们的影子。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有个重要的结论：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来管理的国家，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这话没错，不过我还是想加一句，光是有数目字是不够的，这点，是凭我曾经跑步到过“北极”的经验说的心里话。
炫富第八宗罪时间:2013-02-28 作者:小小Z 点击:207次 欧洲富国挪威，作为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石油输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连续多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位于“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之首。挪威人日子过得平心静气，生活富裕，但不忘乎所以，即使有贫富之差，也不足以造成社会矛盾，慈善业不作为宣传工具，而是社会公德。这跟挪威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贵族政治、执政党奉行平等精神和近些年在民间流行的《詹特律法》有关。
所谓《詹特律法》，是挪威作家山德莫斯在一本书里提出的被称为“挪威十戒”的社区道德规范。虽然不是政府立法，但深入人心，难怪奥斯陆首富洛克要在自己买下的一个私人岛上盖一座豪华别墅，都会成为挪威人的众矢之的。
这跟国内流行的“三富”——比富、炫富和崇富相比，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朋友在布达佩斯当导游，常常见识到国人的疯狂。他最近接了个来自中国南方的商务考察团。十几个团员不分男女，兴趣全在购物上。每人挎一只树皮色LV包，在扫荡了布达佩斯的瓦茨步行街、安德拉什大道和西部商城后，不满地责问导游：怎么没有“爱马仕”？
朋友掏出智能手机上网搜索，向他们解释，这个牌子确实没进入匈牙利市场。客人们追问：这里没有哪里有？朋友顺口一说：维也纳肯定有。没想到几位客人七嘴八舌地一商量，当即决定取消第二天的观光计划，杀向维也纳。刚才还获得交口赞叹的布达佩斯，此时被贬得一无是处，“爱马仕”俨然成了衡量一个城市好坏的标准。原因是：国内开始流行“爱马仕”。
看来国内把LV糟蹋臭了，现在开始糟蹋“爱马仕”了。上网搜搜，国内炫名包、炫名车、炫房子、炫衣服、炫首饰、炫钞票、炫婚礼、炫父母关系的帖子不计其数。偶然炫出几起丑闻，也没能打击炫富者们的高昂热情。有炫富，就有仇穷。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和阶层意识，即使在老牌的欧洲国家也是天方夜谭。
再回到奥斯陆首富洛克，他的炫富可没有好下场。洛克十七岁时还是一个一名不文的打渔队船员，在北极冒险捕鱼许多年之后，自己成立海产公司，白手起家，如今已是挪威知名的投资公司。在他炫富之前，年轻的挪威人把洛克当作立志的样板，炫富之后洛克不但名声大跌，而且遭人指骂，媒体更是群起而攻之，专拣他发迹史中的丑闻来揭露，似乎是为全民出气。最后财大气粗的他也不得不低头，表示“我不想伤害挪威人民的心灵，我买小岛就已触怒了许多人，再盖别墅，更让他们视我如瘟疫……”最终，洛克决定卖掉价值140万美金的小岛，豪华游艇也只在外国水域里使用。
挪威人仇富吗？其实不是，挪威人很富，其首都奥斯陆2012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4057美元，是全球排名第二的城市。即使在欧洲经济危机的风口浪尖上，挪威的失业率也只有3%，可以说家家过得从从容容，无忧无虑，实在没有仇富的道理。
话说回来，140万美金，这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个惹眼的数，顶多只当个花边新闻来报道。说来说去，洛克之所以惹了众怒，并不是钱多钱少的事，而是洛克四处招摇、故意炫富的暴发户做派，违背了挪威人谦逊处世的道德观，侵犯了他们维护社会和谐的防线。
欧洲人从中世纪就认为人类有七宗原罪：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及色欲。虽然这七宗罪不同于杀人放火绑架抢劫等刑事罪，但是它们被视为所有罪恶的起点，情杀源于色欲，偷盗源于贪婪，暴力源于暴怒……在但丁的《神曲》里，生前犯有原罪的人，死后都要下地狱大刑伺候：犯淫欲罪的投入硫磺和火牢中焚烧熏闷；犯暴食罪的再难相守山珍海味，只能吃老鼠、蛤蟆和爬虫；犯贪婪罪的被扔进油锅煎炸；犯懒惰罪的与蛇同居，再也别想安生；犯暴怒罪的被大卸八块，碎刀凌迟；犯嫉妒罪的被缝上眼睛，眼不见心不烦；犯傲慢罪的惩罚更有形式感，惨遭轮裂。1992年，罗马教廷也与时俱进，在新版的教义填上一段，专门描述这七宗罪，要求生活在商业时代的教徒们抵制诱惑，修心自律。
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家阿奇蒂说，挪威人很重视意识形态，强调平等，敌视特权，富翁的孩子跟泥瓦匠的孩子也应该上同样的学校。挪威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品质在全世界最高，而平等意识则是挪威人生活品质的重要构成。因此，至少在挪威人的意识里，炫富是在现代社会中日显威胁的第八宗原罪。
中国一再提倡“和谐社会”，“炫富”不仅是不和谐的声音，而且破坏和谐，“仇穷”进一步刺激贫富的对立。除了“炫富”还有“藏富”，尤其是官员的“藏富”同样是罪，对社会和谐来讲意味着更大的威胁。根据英、美、韩、新加坡、墨西哥等国的实践，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推动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虽不能彻底杜绝腐败，至少是一个有希望的开始。
花钱能解决问题吗时间:2013-02-28 作者:小小Z 点击:227次 我看到健身房一教练戴了块名表，市场上的价格大约在5万人民币。心想，健身教练在中国不算高收入职业呀。健身教练对我笑笑，告诉我这块表的故事。原来，在上季度快结束的时候，这名健身教练因为没有完成个人季度销售指标而受到惩罚。老板看他只戴了块很便宜的电子表，就强迫他去买块名表。他先交2万给老板，后者刚好出差去香港，发回3块备选手表的照片及价格，最后健身教练选了最便宜的——四万八。老板出差回来，健身教练拿到了表，也补足余下的两万八给老板。老板的解释是，不扣钱怕你记恨公司；戴一块好表（或使用更好的其他东西）与客户交流，也是代表公司的形象；钱只有花掉了，才更有动力去赚！面对这种新式管理方法，健身教练有些哭笑不得。他坦言，每天面对的人还是这些人（因为健身房多选址在居民区，面对周边居民，所以目标客户相对稳定），同时，一天的时间有限（教练还要承担上私教课的任务，上课之余才有销售的时间），自己的技巧技能也是一定的。这基本可归纳为一个逻辑问题，赚钱是由背后的一系列条件和技能决定的，赚不到钱是当中某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在各项决定销售业绩的主要环节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销售业绩是不会突然变好的，这时候花钱，哪有什么赚钱的动力？
这与我们常见的经济政策很相似。当我们经济不好、周边经济也不好时，政府多花上一大笔钱，然后告诉自己，这些钱就可以让中国的经济好起来，因为课本上写过那些投资带动GDP的原理，他们相信借助信贷系统使资金滚起来的金融链条，他们相信国人有了这些钱后，会按他们希望的地方式去花掉，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将钱滚起来……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钱花掉才有动力去赚”的逻辑。我们的经济之所以出现问题，一定是这个链条环节中某些步骤出现了问题，而今天，我们没有去修复、调整这些步骤环节，而是将更多的钱一股脑又倒了进去……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相继公布了总数超过10万亿元的投资规划。我不知道那个教练不久以后会不会买第二块手表，但我们的国家已经用行动证明，当背后出现问题的原因不被改变时，钱花了，也就只是花了而已。
关于工资的三个秘密时间:2013-02-28 作者:小小Z 点击:226次 工资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参数，所有人都会被它的数字所诱惑，但工资的背后，体现的是你劳动的性价比，是万不可用工资去交换。
一个35岁左右的白骨精来找我们，她需要在两个工作里面做选择。一个是年薪30万的制片总监，一个是年薪10万的市场策划。她喜欢后者的节奏与内容，却被前面的工资吸引。我们仔细算了一下她的工作时间：前者是每天加班，节假日无休赶节目，每天工作近15个小时，后者则是8小时规律的生活。这样算下来，两者的时薪差不多，只是那份“好工作”把三年的活放到一年来做罢了。如果加上由此产生的未来医药费，简直比“坏工作”还不赚钱。我问她，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最快速度赚一大笔钱，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做喜欢的事情？她恍然大悟选择了后者，再也不觉得亏了。
作为职业规划师，我想告诉你关于工资的一个秘密，年薪月薪是相当有欺骗性的东西。真正起作用的，是时薪——你一定要看看自己的单位时间是否更加值钱。第一条关于工资的原则是，工资不等于月薪，也不等于年薪，工资等于时薪。
第二个故事也很好玩。一个朋友结婚，和丈夫买了个北京市二环内的房子。房子有100平米，每平米3万元。双方家庭都很殷实，各自拿出100万元。这对夫妻则一起承担了100万元的房贷。对于一对收入正常的白领夫妇，大概意味着10年的努力。因此，她的出国读书、旅游的计划也都完全搁置了。
“好羡慕你们啊，我反正是不可能了。”她和我们聊天的时候提到。“如果你现在停止工作，会损失多少钱？”我问她。“如果现在停止工作一年，你的损失应该是工资减去因为上班的消费。你的工资是12万元，上班的花销是3万元，所以损失是9万元，对吗？”她点头。一个人少了9万元，多了一年的时间，值吗？其实这里有无数的方式能让这个买卖值钱。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读一个在职的研究生，国内出国的都可以。别人周六、日上课，平时上班，你则周一到周五都休息。每天找一个同学吃饭，谈谈项目，组织班级活动什么的。一年下来积累的资源，肯定能让你获得比现在工资高50%的工作，一年后9万元也就回来了。”这次她点头，同意了。
我不是鼓励读者去辞职，我只是想告诉你关于工资的第二个秘密：我们争分夺秒计算自己的工资，却很少计算自己的空白时间。其实空白才是未来能够获得巨大收益的东西。我们常说年轻是最大的资本，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全部投入工作，那么资本也就直接取现了，再无增值的可能。所以第二条关于工资的做事，工资收入=工资+可能性。
最后讲第三个故事。北极熊被公认为最强悍的几种哺乳动物之一。在零下40度的低温，北极熊能连续奔跑40多分钟，在冰水混合物中游泳15分钟，连续20天不进食，厚厚的皮毛能抵御所有的刀和矛——这么个强悍东西，爱斯基摩人如何对付它？北极熊只有一个缺点，嗜血。猎人先杀死一只小海豹放血，然后把一把尖刀刀刃冲上倒立在桶中。让血漫过刀尖一点。血桶放在外面，冻成了冰块。一个猎熊器就此产生。北极熊看到鲜血，马上用舌头舔上去。当上面的血层舔完，舌头也就冻僵了。这时刀刃露了出来，划开一个小伤口。此时北极熊冻僵的舌头却感觉不到痛。一直到伤口越来越深，北极熊最终因为失血过多而倒下。这个时候，静待一边的爱斯基摩人跳出来，杀死北极熊。
这是个真事，也是我关于工资的隐喻，关于工资的第三个秘密——我们很多人在快乐的拿着“高薪”，殊不知也许你觉得新鲜的，只是自己的鲜血。记得，对于那些以夺取你最重要的东西——比如健康、生活、好心情、从容、家庭为代价的工资，千万别碰。记得，做北极熊没错，但是聪明的熊懂得绕着刀尖舔，气死旁边的爱斯基摩人。
我看国学时间:2013-02-28 作者:小小Z 点击:74次 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一通。
我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那就是“子见南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
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团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适，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地，有一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一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孔孟程朱，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着，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黄裳故事时间:2013-02-28 作者:小小Z 点击:276次 话说那一天（应当是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同住在北京南沙沟的钱钟书与黄永玉两位先生在院中相遇。
钱问：“你有鲁迅先生的字吗？”
黄答：“没有鲁迅的，但有他师傅太炎先生的一副对联。”
黄永玉所说的那副对联的联语是：“后来领袖归才子；老去云烟胜画师。”联语出自清代朱彝尊赠郑梁的两句诗。原作是“后来领袖归才子，左手云烟胜画师。”郑梁有才情，工书画，他的《晓行》诗名噪一时，人称“郑晓行。”他的儿子郑性，字义门，孝行才学俱好，“后来”“才子”当指此；郑梁晚年右体偏瘫，书画皆用左手。故以“左手云烟胜画师”赞之。太炎先生把“左手”改成“老去”，大约一是“左手”对“后来”不及“老去”为工。二是所赠已非特指之偏瘫者了吧。
中国的旧体诗，很好玩儿。有时改动几个字或颠倒几个字，涵义、意趣均大不同。黄裳先生知道此联后，笑道：“若把上下联第三四字各与第六七字对调，亦可为今日世相传神。”对调后，联曰：“后来才子归领袖；老去画师胜云烟。”我师朱东润先生曾感叹世相：“官做大了，字也就写的好了。”此话可为“才子归领袖”佐证。不但字，学问也句句精粹，都要细心领会了，所以“才子”只能归于“领袖”。至于画师胜云烟，无须多说，只看当今国画，有多少“云烟满纸”，不知所绘，就大致明白。
黄裳先生去世后，已有许多文章讲他文字的韵味，讲他为人的醇厚，讲他论辩的犀利，唯于此等谐趣戏谑处少有言及。借此补记于此。
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时间:2013-02-28 作者:小小Z 点击:193次 1941年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王叔岷被北大文科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于是他背着一包书，抱着一张古琴，怀着一种“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的心情，兴冲冲地来到四川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
来到李庄，王叔岷首先拜见了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询问王叔岷未来想做什么研究课题，王答：“《庄子》。”傅斯年笑笑，背诵起“昔者庄周梦为蝴蝶”一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突然间，傅斯年将脸一沉对着王叔岷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王叔岷当时很不自在，但又无可奈何。此后，王叔岷便一生牢记傅斯年的教诲，从校勘训诂入手痛下功夫研究《庄子》，最终成为20世纪在《庄子》训诂方面最权威的学者。
“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傅斯年为王叔岷定下的这条规矩，遂成为史语所的金科玉律，即：所有刚进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三年以内不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许发表。比王叔岷晚一年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的李孝定是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跟随董作宾作甲骨文研究。从学生到助理研究员，李孝定换了一种身份后，也就将傅斯年的要求忘在了脑后。于是，他向史语所的学术“集刊”投了一篇稿子，不料很快就被退回。这时，他猛然醒悟他违背了傅斯年“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明训。李孝定这样述说他当时痛苦的心情：“这是我生平所受最严重的打击，因此造的自卑感，压抑了我至少十五年。”好在经此“打击”后的李孝定并未灰心丧气，而是抱着“板凳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撰写了《甲骨文字集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等多部着作，成为甲骨文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到台湾后，傅斯年“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同样有效。据从台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史语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史学家许倬云回忆，自己刚来报到时的规定是：“按照旧规矩，进所新人，有一定的任务。同时，入所之初，学习为主，不得立刻写论文，急于发表。”于是他在第一年内，承所内前辈芮逸夫与陈盘庵先生之命，从先秦典籍中选取《周礼》与《左传》仔细研读，为他日后在中国古史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北大教授陈平原说，他在北大读博期间，他的导师王瑶也认为研究生在学期间不必发表论文。陈平原说：“很多人做学问就像江湖卖艺，敲锣打鼓，热火朝天。三分学问，七分吆喝，场面上很好看，但属于‘雷声大雨点小’。”相对于这种“学术大跃进”，傅斯年的“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是多么的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