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我们的起点很不同时间:2013-02-27 作者:小小Z 点击:90次 《纽约客》专栏作家马克西姆·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中曾经将出生在19世纪的14位美国富豪的出生年份排了一个表：
约翰·D。洛克菲勒，1839。
安德鲁·卡内基，1835。
费雷德里克·韦尔豪泽，1834。
杰·古尔德，1836。
马歇尔·菲尔德，1834。
乔治·F。贝克，1840。
海蒂·葛琳，1834。
詹姆斯·G。菲尔，1831。
亨利·H。罗格斯，1840。
J。P。摩根，1837。
奥利弗·H。佩恩，1839。
乔治·普尔曼，1831。
彼得·韦尔登，1834。
菲利普·阿默尔，1832。
格拉德威尔对这些年份提出的问题是：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仔细想想，答案就一目了然了。1860年代和1870年代，正是历史上经济发生最大变革的时代。铁路正在兴建，华尔街开始繁荣，制造业正蓬勃发展，传统的经济体制被打破，新的经济体制开始建设——这些因素对他们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当经济正发生变革的时候，如果你刚好20多岁，又能准确把握机遇，那么成功就近在眼前了。如果你出生在1840年代之后，那你就错过了机会，因为那时你的年龄太小，无法掌握稍纵即逝的机遇；如果你出生在1820年代，你的年龄又太大了，你的思维已经老化，观念还停留在南北战争之前；只有1830年代的9个年头才是‘一个奇特的黄金年代’。”
在那些傲人的中国企业家们身上，同样有规律可循。
王石，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93年专注于住宅房地产业。万科公司从大城市的市郊起家，为那些无缘福利分房的公司白领提供价格合适的住房。
宗庆后，1989年从校办工厂起步，以强大的对二三线城市以及村镇市场的渠道把握能力而成就庞大的饮料、食品帝国。
郭广昌，1992年创业，其最初产品是乙型肝炎诊断试剂——在1989年的上海甲肝大流行之后，这个产品得到了广泛关注。
刘积仁，1991年创业，与日本阿尔派株式会社合作研发汽车软件，在计算机软件业在全球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个行业。
马云，1991年开始创业，1995年的时候创办中国黄页，进入刚刚兴起的互联网行业。
潘石屹，1987年参与万通创业，1995年建立SOHO中国，其开发的公寓型产品成为北京小企业创业的首选。
李书福，1984年开始在浙江办厂，1995年成立吉利集团，涉足汽车生产。
柳传志，1984年创办联想，在1990年代的计算机普及热中，以提供超低价的品牌机而成为国内最大的品牌电脑提供商。
……
如果我们同样从这群人身上总结规律，会发现这些成功的创业者都在1984年到1993年之间开始创业。1984年是改革开放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开始，1992年和1993年则显然受益于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带来的一轮下海经商热。而他们大部分在1995年确立了自己的方向，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可能就很难抓住1998年的新一轮开放和2001年WTO的机会。我们看到的这些企业家们，显然普遍从一开始就瞄准了提供最基础的产品和服务——给那些越来越具备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1835年一代——在美国企业史中，除了建立自己的巨大财富帝国，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经历风云变幻的同时，美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过渡。他们创造了美国的企业家精神，某种意义上也塑造了美国的独特性格。
而中国企业家，我们姑且依据他们创办企业的年代而将他们视为同一代人，现在正企图成为完成中国向一个现代国家过渡的性格塑造者，他们的倾诉欲来自于此，他们希望所有人了解他们，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价值和意义。
在英国，胡葆森以他19年的中国足球俱乐部赞助者身份表达了自己的诸多困惑，台下的英超联盟CEO理查德·斯库达摩尔的回应甚至连安慰都算不上。他说：“我们的足球管理差不多是在19世纪60年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是因为对足球的兴趣才形成了协会，从来没有政府的参与。看来我们的起点很不同。”
起点的确不同。胡葆森和中国企业家这一群人在做着1835年一代美国企业家们做过的事。1835年一代在经历了他们的辉煌事业之后，经历了时代的淘洗，最终厘清了企业与政府各自的边界，明确了企业家何为，一个以企业为核心的社会如何运转。随着那一代的天才代表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分拆、JP摩根金融权力被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所剥夺，也随着他们的逐渐衰老、淡出，1835年一代最终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而中国的企业家们才刚刚开始。
真相不死时间:2013-02-27 作者:小小Z 点击:143次 1989年4月，英国的希尔斯堡体育场正在举行一场足球比赛。比赛即将开始，还有5000名利物浦球迷没有进场，狭小的十字转门限制了进场的速度。喧嚷焦急中，警察没有想办法推迟比赛，而是打开了体育场的一个出口，球迷冲进去以后直接拥向看台，因为刹不住脚步，将前面看台的观众撞得人仰马翻，后来者再从他们身上踏过。一场混乱踩踏之后，96人死亡。
如此重大的踩踏事故，追究责任是当然的。然而事后，当地警察局声称是球迷自己冲开了那扇大门。利物浦球迷名声本来就不好，现在正好栽赃，转嫁责任。
接着，一家报纸又报道称，事后“球迷偷走死者的钱包，对警察撒尿，殴打救助伤者的工作人员”——事实上，96名死者中有41人如获及时救治，应有生还可能，但是没有——反正一切都是“球迷”的罪过。
这就是官方和媒体给予的调查结论，群众被“知情”，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定论就是这样。
事情果真如此吗？
23年之后，真相水落石出。23年！为什么这么长？因为揭示真相的道路困难重重、阻挠重重、障碍重重。那些官员平日多是把民众与纳税人顶在头上的，却又是如此惧怕人们获知真相。在功名利益与枉法罪责之间，在冠冕堂皇与卑鄙龌龊之间，他们只能用假象去欺骗民众，或者用“国家机密”去忽悠民众。为此，他们篡改了164份文件，使116份警察的口述资料遭“重大改动”。为了掩盖真相，真是不择手段，机关算尽。
而这与号称的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和人民做主的口号南辕北辙。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就是说群众最能够明辨是非，然而对于民众来说，真相却是最难得到的奢侈品。
真相最终没有被一手遮天，也不会被永远湮没。经过不懈的追寻，有关人士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终于使真相大白。当年的那家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报道“并不是事实的真相”。英国首相卡梅伦为此公开道歉，称球迷遭受了“双重的不公”：他们来看球赛却遭受了人身伤害；此后又被泼了脏水。而这个道歉，已经是在23年之后。
给平等一次机会时间:2013-02-27 作者:小小Z 点击:222次 一
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当晚，巴黎街头的枪声不绝于耳，一墙之隔，某位贵族的家宴仍在按部就班地准备，只是人心早已乱了。年轻的男佣边做晚饭边说：“这个星期天，吃童子鸡鸡翅的该是我们了。”年轻的女佣则满怀憧憬地应和：“穿美丽的丝绸连衣裙的，也该是我们了。”
这段对话如此不加掩饰，让一旁的贵族老爷不寒而栗。骚乱平息的次日，这两个佣人——记录者托克维尔称之为“那个野心勃勃的男孩和那个虚荣心旺盛的女孩”——就被主人忙不迭地遣送回家了。
“野心勃勃”和“虚荣心旺盛”当然都不是好词，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是谁规定了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吃童子鸡鸡翅和穿丝绸连衣裙？又是谁规定了穷人的贫困是天意使然，而不是制度造成的道德上任意的后果？
作为《民主在美国》的作者，托克维尔支持民主但不热爱民主。之所以对民主半心半意，是因为他看出民主意味着社会的平等状态，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发展人心中的嫉妒情感”。
“贪婪”和“嫉妒”带有太强的贵族偏见和个人情绪，若用“平等”取而代之，则托克维尔的确揭示出了一个历史的真相——平等的梦想从来都是革命的原动力。
二
对于平等的梦想，中国人从不陌生。远的不说，1924年4月4日，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阐释何谓“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义是对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显然，所谓三民主义，核心诉求归根结底都是“平等”。
乔治·奥威尔说：“将普通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使他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的魔力’，就是平等的思想。”孙中山倾心平等，自然也就亲近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倾向让他在向西方求援时一再碰壁，并最终转向苏联。从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此前百花齐放的“五四”文化逐渐被革命文化所取代。此时，两党的意识形态可谓难分轩轾，都强调反帝爱国、平民主义以及劳工神圣。史家高华说，国共两党都从列宁主义那里汲取了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只是国民党吸取了列宁主义下端的结构性要素：党治、党国、党军，而放弃了列宁主义的高端概念——阶级斗争。相比之下，共产党则把列宁主义的上、下两端都吸取了。
什么是阶级斗争？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有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工或无产者反对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左翼文化扛起“抗日救亡”的大旗，从此占据了两个道德制高点：反帝爱国主义和平等主义，成为推动中国革命的两个车轮。
三
1946年10月，陈伯达发表了《中国四大家族》。彼时正值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声称要在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之际，尽管国共两军实力对比悬殊，但是恰如邵燕祥所言，陈伯达的这本小册子已然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判了死刑。
3年倏忽而过，兵强马壮的国民党果然穷途末路。又过了6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献礼大片《建国大业》中，蒋介石对蒋经国说了一句经典台词：“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每当目睹现实的不公不义，就会有人开始追忆“过去的好时光”，津津乐道延安时期的朗朗乾坤、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人平等。但是正如杨奎松所指出的，相比国统区的深度腐败，解放区实行的集体供给制虽然没有造成太大的贫富差距，但是“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已然形成，而新中国成立之初推行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则更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比如根据1950年出台的《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10等24级，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的21倍。到1955年8月，新政府进一步提高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月工资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1倍。相比之下，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最高和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美国、日本差距较大，约20倍。
很多人认为，今天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但是杨奎松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
其实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他说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在实践上可以和各种各样的政体相结合，比如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右派独裁，比如某些国家的左派独裁，比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君主制，以及美国的柏拉图式共和国，等等。显然，在各种结合过程中，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放大或者缩小。
四
在这个学期的课上，我给学生列举了8个政治价值，请他们投票选出最重要的现代政治价值，结果“平等”仅得一票，但是引人深思的是，当讨论平等这个概念时，争议却是最多最激烈的。
这个现象或许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代中国人在平等问题上充满了分歧和矛盾，比如僵化守旧者试图回到想象中的旧的平等时代，某些保守主义者则力主恢复人的三六九等，自由至上主义者坚持基于自由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差序社会，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则在为社会正义和各种福利制度奔走呼号。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平等价值虽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环，但仍在深刻地搅扰着当代中国人。
按照罗纳德·德沃金的观点，当代各种政治理论（保守主义除外）看似聚讼纷纭，实则共享一个根本的价值——平等。换言之，就是要把人“当做平等者”，政府必须平等地对待其公民——每个公民都有获得平等关照和平等尊重的权利。但是如何实现这个抽象的理想，特别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经济语境下，如何平等地关照和尊重每个公民的权利，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课题。
我们的人民当然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民生议题上，就只是停留在商品拜物教的层次，只有把民生议题上升到对平等概念的重新探讨，才有可能避免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重提平等价值，绝不是在贬低自由、民主和法治等价值，某种意义上，正因为看到了平等在过去一百年里的巨大破坏力，我们才必须严肃对待平等这个价值。朱特曾警告：“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社会。不平等会引起内部分裂，而且，迟早会引起内部斗争，其结果往往是不民主的。”
有朋友不久前去欧洲采访，遇见了一位来自埃及的朋友，问为什么会爆发革命，答曰：“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到了无物可失的时候才改变，这是政治的悲剧；在有物可失的时候主动去改变，则需要政治智慧。
读书与看书时间:2013-02-27 作者:小小Z 点击:106次 曾国藩说，读书与看书不同，“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读书道理，本来如此。曾国藩又说：“读书强记无益，一时记不得，丢了十天八天再读，自然易记。”此是经验之谈。今日中小学教育全然违背此读书心理学原理，一不分读书、看书，二叫人强记，故弄得学生手忙脚乱，浪费精神。小学国语固然应该读，文字读音意义用法，弄得清清楚楚，不容含糊了事。至于地理常识，常令人记所不当记，记所不必记，真真罪恶。譬如说，镇江名胜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此是常识，应该说说，记得固好，不记得亦无妨，以后听人家谈起，或新游其地，自然也记得。试问今日多少学界中人，不知镇江有北固山，而仍不失为受教育者，何苦独苛求于三尺童子？学生既未见到金山、焦山、北固山，勉强硬记，亦不知所言为何物，只知念三个名词而已。扬州有瘦西湖，有平山堂，平山堂之东有万松林，瘦西湖又有五亭桥、小金山、二十四桥旧址，此又是常识，也应该说说，却不必强记。实则学生不知五亭桥、万松林为何物，连教员之中十之九亦不知所言为何物。今考常识，学生曰，万松林在平山堂之西，则得零分；在平山堂之东，则得一百分，岂不是笑话？卫生一科，知道人身有小肠大肠固然甚好，然大肠明明是一条，又必分为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等，又是无端添了令人强记的名词，笑话不笑话？弊源有二：一是教科书编者，专门抄书，表示专家架子；二是教员不知分出重轻，全课名词，必要学生硬记。学生吓于分数之威严，为所屈服，亦只好不知所云地硬记，于是有趣的常识变为无味的苦记。殊不知过些时候，到底记得多少，请教员摸摸良心自问可也，何故作践青年精神光阴？
经济学家胜过时间:2013-02-27 作者:小小Z 点击:172次 经济学家常常是被世人嘲讽的对象。据说，一位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死于贫困，为办葬礼，有人向当地期货商募捐。一位商界大佬接到捐款一块的通知，奇怪地问：“就一块钱？一块钱就可安葬一个经济学家？这是100块，拿去葬他100个！”
经济学家究竟能干什么？有一个答案是“短期看干了很多，长期看什么都没干”；还有一个答案是“他们预测了过去5次衰退中的9次”。
不过这样的评论也许不太公平。在某些时候，他们的作用超乎我们的想象。当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詹姆斯·邦德（代号007）这个万人迷为了获取情报飞檐走壁无所不能时，也许不会想到，那些戴着眼镜、看着数据的经济学家们获得情报的能力远远超过詹姆斯·邦德。
二战时期，英国情报机关的詹姆斯·邦德们汇报，1943年德国每月能生产100万个轮胎。不过经济学家可不这么看，他们是这么估算的：假设德国被缴获和损毁的轮胎占总产量的0。3%，再假设其前5大轮胎厂的产量超过全国总供应量的70%，就可以计算出德国每月轮胎产量约为18。61万个，结果战后获取的实际数据是17。55万个。这个数据足以让詹姆斯·邦德们下岗。
类似的估算还有坦克、飞机、枪械、V型飞弹等，在这些方面，经济学家的能力足以让詹姆斯·邦德们无地自容。比如坦克，詹姆斯·邦德们出生入死得来的情报是，1942年8月，德国坦克的产量是1550辆，经济学家却说只有327辆。这次詹姆斯·邦德们又输得很难看，因为战后获取的实际数据为342辆。
经济学家的精确推算还有很多，比如德国和苏联开战，军队每推进200公里，就需要额外的3。5万次卡车运输，换句话说，运送物资到前线的能力，每天会减弱1万吨，这表明到1942年，东线的德军战斗力会明显下降。战后证明，这项评估基本正确。
当然，德国的经济学家也不是吃素的，战时经济处聚集了当时顶尖的经济学家，他们推算情报的能力也相当了得。比如战时经济处曾推断，到1944年3月31日为止，根据“租借法案”，盟国向苏联提供的客车、卡车等车辆总数是202000辆，实际数字是200793辆，误差只有0。6%。
再比如，战时经济处被授权准许任何从苏联坦克底下取回黄铜号码牌的士兵享受休假。德国经济学家约尔丹博士将这些号码同发动机、炮筒和底盘上的顺序号穿插起来，推算出T－34坦克的年产量为16500辆，最后证明这个数据相当精确。
战时经济处根据约尔丹计算的坦克产量，加上根据“租借法案”推算出的进口的坦克数量，再结合坦克从工厂到港口需要的时间，以及红军坦克兵力编制表，一次又一次估算出苏联部队的实力，甚至精确判断出苏军哪一天会得到新的坦克发动又一波进攻。
如果这些经济学家们看到“007”系列电影，在眼花缭乱的同时或许会感慨：“泡妞，你行；搞情报，还是我们厉害。”
逃到哪里放得下这颗心时间:2013-02-27 作者:小小Z 点击:117次 晚春经宁数日，偷得一个下午去雨花台。行至后山景区，见杨邦义剖心处，四周春色浓浓，万籁俱寂，人踪罕至，似乎只有花香草熏徘徊不去，犹忆故人。风雨合谋已将石碑洗刷成灰黑一块，斑驳不清的石面映出了时间追逼中的挣扎和无奈。有几人还记得杨邦义和他那颗心？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建康府通判杨邦义在城破主逃之际，誓不降金，被金兀术剖腹掏心，罹难于雨花台东岗，逝时44岁。乾隆年间为杨邦义那颗心追加过一块碑，其后就没人立碑了，再无文人为悲愤了九百年的铁心孤魂题诗作赋。
能为那颗心吟诗赋词的聪明脑瓜不是在投考托福就是在苦念雅思，一千年的移根，两百年的断脉，曾经那样执着的枝叶，终于弃树而去。以今人之见，这位江西吉水人是地道的“历史傻瓜”，“宁为赵氏鬼，不做他邦臣”为的是哪般？还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尤其在舍生取义而义已不存之时。
“人活一世为了什么”是个老掉牙的问题，如今已鲜有人提及了。活着日益与享受并列，意义之类就显得多余，快乐几乎扫清了所有的人生目标。“行尸走肉”这个词过去一直与无意义的人生并提，活一辈子不过一块肉，从细胞之生到细胞之死，有长达一百年的，也有短至几小时的，若从蛋白质的角度看，长短也没有意义。
于是意义就渐渐从人生菜盘上消失了，既然那盘里不过是一块肉，生死之间就只是腐烂的过程和对保鲜的追逐。虚无的人生仿佛是通向颓废的单行道，上无意义下无逃路，堕落便成了唯一的出口，那简直就像偷了一把钥匙打开狱门，狂奔出去却发现门外是一望无边的荒漠。生之宏大和随之承载的荣华富贵究竟有没有边界？在生与死之间到底有什么他人难以参悟的东西只留给了“历史傻瓜”？
养尊处优的人生要到某个关口，才能体味活着的意义不是知道为什么而活，而是知道为什么而死，这个分岔口为腐烂和保鲜赋予了其本不具有的意义。在知道为什么而活和知道为什么而死的人之间有一条界河，历史在这界河两边穿梭着，宛如缝缀着人类的伤口，那针线一次次失落于只知为什么而活的人之手，又被看清为什么而死的人力挽狂澜。我是在沟通界河两边的独木桥上，看到那些只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将满腹才情变成雕虫小技，以及那些知道为什么而死的人将雕虫小技化做伟大的宣言。那是将一滴血变成鲜花，将蛋白质变成历史的一个创口，让腐烂和保鲜划清界限，让一粒细胞超脱朝生夕死，让人对屠场、断头台、沙场、审判法庭瞬间失去恐惧，让逃跑、背叛、妥协、偷生、谎言失却伪装的魔术。
这时候，一扇连接白昼和黑夜的门打开了，你看见那充满寒气、没有路的路上走着“历史傻瓜”的长长队列，那些在血光四溅的历史审判台上出生入死的“傻瓜”踽踽而行，千呼万唤不回头，那长长的队列通向常人难以企及的路口，只有走进这道历史夹缝的人才能窥见死的意义。你追过去，以为可以问到答案，他们站在界河那边摆着手说，死是没有答案的，每个人都只能自己找到路口。那是人格与历史在一个交叉点的碰撞，那是天崩地裂前比他人先感到了逃脱的无意义而去追逐落地前一秒的玻璃球，那是屈原式的投江、岳飞式的赴汤蹈火、辛弃疾式的绝望、文天祥式的视死如归、史可法式的城亡与亡、林则徐式的引火烧身、杨靖宇式的肝脑涂地！
“你要来会我们吗？”界河那边嗡嗡地飘过来这句话。
“我是不是还不够傻？”
人群里风一般卷起一阵声音：
“你要什么？”
是啊，我忘了在生与死之间还有广阔的地带，时间的长度会更细地追讨活着的意义。在“为什么而生”和“为什么而死”之间，还有“你是什么”和“你要什么”的分野，而活着的意义不是知道“你是什么”而是知道“你要什么”。我在20年前碰到过两个人，那次萍水相逢让我看到“你要什么”悄悄地决定了“你是什么”。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驻联合国外交官的夫人带来一个女孩——浙江来的某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我们3个人一起去巴黎最大的百货商店。在电梯里，我问女孩：“数学硕士的头脑有什么打算？”她很干脆：“留下来。”“哪怕永远离开数字去餐馆洗碗？”我追问。她点头并把目光投向外交官夫人。此时我们已经走出电梯，眼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外交官夫人指着满堂财富反问我：“这还用问吗？”
在“历史傻瓜”与“历史聪明人”之间，只隔着一样东西，那就是活着的意义。然而那样的历史夹缝却不是人人可以钻入，有几人能看到活着的意义不是知道为什么而活而是知道为什么而死？又有几人能看到生之伟大的边界在哪里？站到那条边界上的人，才宁愿让人挖出胸膛里的那颗心，才会生出“身必死国家之难”的傻瓜念头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非分之想。
那天站在石碑前的我，瞬间穿越，见到了最后一刻揣着那颗心的杨邦义，问他：“你为什么不逃？”他反问我：“逃到哪里放得下这颗心？”
杰罗姆·雷特文，另类招生法时间:2013-02-27 作者:小小Z 点击:93次 颇具传奇色彩的已故教授杰罗姆·雷特文，生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电子与生物工程名誉教授、神经生理学家。
想要成为他的学生，是一件“很容易却又很困难”的事儿。生性浪漫的他，讨厌用考试筛选人才的刻板形式，并因此自创了“杰罗姆Style”纳贤方法：
他会跑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馆，借一大堆和他的研究相关的书籍，然后故意过期不还，等图书馆通知他“有学生要借”的时候，他就会乐颠颠地跑去图书馆亲自见这个学生。这当然不是单纯的“见面”而已，他会借机考考这名同学，看看其资质如何，而最重要的是要和他有精神上的契合。在他看来，聪明的学生很多，但能跟他产生共鸣的“同类”很少。怀着这种求才若渴的心情，一旦发现一个被他“面试”通过的学生，他一定会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滔滔不绝地游说对方，直到那个学生招架不住，乖乖投到他的门下。
收破烂的爱书人时间:2013-02-27 作者:小小Z 点击:104次 著名学者曹聚仁在香港时，生活比较潦倒，住在一间在阳台上搭建的石屋里。他在港20年存积的各类书籍没地方放，只好散落在露天阳台，用塑料布盖着。
曹聚仁在石屋一住就是9年。临搬家前，半夜忽闻梁上君子偷书，他大喜：“这回总算遇到爱书人了，我一定把他视做知音留下来，并请他喝酒。”哪知令曹聚仁大囧的是，用手电筒一照，那人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原来是收破烂的。曹聚仁连忙向其说明，这些不是论斤卖的废纸，而是万金不换的宝书，然后送了300元港币将其打发走。
矛盾时间:2013-02-27 作者:小小Z 点击:87次 1830年，81岁的歌德对他的朋友爱克曼，毫无顾忌地说出他的憎恨：“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他们很想把我拔掉。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这位老人没完没了地埋怨，一直啰嗦到1832年3月22日逝世才闭上嘴。
《歌德谈话录》的中文译者朱光潜先生，对大师的这种情绪加以注释：“歌德因政治上的保守而被当时的进步人士冷落甚至抨击，他到临死前还耿耿于怀，这也体现了伟大诗人和德国庸俗市民这两重性格的矛盾。”
汪曾祺写广告时间:2013-02-27 作者:小小Z 点击:115次 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汪曾祺的散文集《蒲桥集》。在不大的封面空白处，浅浅地印着一条广告：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广告写得极精彩，将汪曾祺作品的诸多优点都展现了出来，尤其以“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来比喻文章，极新颖，叫人惊喜。
广告印出，许多人都称好，有人便向汪曾祺打听是何方人士撰写，汪曾祺却遮遮掩掩。后来追问者众，汪曾祺只好“招供”，是应出版社的要求自己写的：“广告假装是别人写的，所以不脸红。如果要我署名，我是不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