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9日企业热点新闻

为生歌唱

回望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走势，一组组亮眼数据将经济发展的澎湃活力具象化：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1300万户，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分别同比增长4.6%、4.1%；截至6月底，全国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536.1万户，占企业总量四成以上……这些数据不仅是市场活力的直观注脚，更彰显了中国经济的深厚韧性。

经济的生命力来源于其植根的制度土壤。中国之所以能持续吸引各类市场主体扎根生长，核心在于以制度创新破解发展梗阻，构建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生态系统”，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空间。

今年上半年，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落地，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部被民营企业称为“权利保障书”的法律，直击市场壁垒、融资难等长期痛点，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回应了民营企业的现实关切，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信心。当“一网通办”压缩了企业开办时间，“非禁即入”打破了行业准入壁垒，“无事不扰、有求必应”重塑了政商关系，民营企业的信心指数自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数据。

外资企业“用脚投票”则更具说服力。今年年初，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发布《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从扩大自主开放、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增强开放平台效能等方面提出了20条具体措施，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从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清单的持续扩容，到上海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多元解纷机制的探索，制度型开放的“组合拳”向全球传递出清晰信号：中国的开放不是选择性的政策优惠，而是基于规则的制度保障。上半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3万户，正是外资对中国制度稳定性、发展确定性的肯定与认可。

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跨越，中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背后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坚定践行。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较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快3.1个百分点，产业价值链的攀升逻辑正在加快重塑。传统制造业通过智能化改造实现生产效率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政策引导下加速集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趋势更加凸显。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1171.2万户，智慧物流、智慧医疗等“智慧+”业态崛起，背后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向奔赴与加速融合。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国“四新”经济企业总量已突破2500万户，占据企业总量的40.2%，这意味着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已从补充力量成长为主导动能。第一产业中智慧农业发展火热，第二产业中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第三产业中数字服务渗透千行百业，共同勾勒出一幅创新要素全产业链流动的新图景。

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折射经济结构优化与民生改善，彰显中国经济内需潜力的持续释放与内在韧性。年青一代成为消费主力，催生了个性化、体验化、社交化的消费新趋势，“悦己消费”“国潮消费”“低碳消费”等概念升温，不仅反映了消费理念的迭代，更是经济活力与文化自信的双重体现。“哪吒”“悟空”“LABUBU”等国产IP在全球市场的火爆，印证了中国文化符号的强大吸引力，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实现17.5%的增速，更凸显了文化产业作为消费新蓝海的巨大潜力。这种消费转向背后，是消费者文化认同的提升，也是文化产业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

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为经济增长开辟了多元空间。书店与咖啡馆的复合业态让阅读更具生活气息，健身房与健康管理结合的新模式让运动融入日常，手工DIY工坊、沉浸式剧场等互动消费场景持续升温，满足了人们对个性化体验的追求。从“村 BA”到“苏超”，大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集中释放，展现出消费市场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文旅融合、健康养生、宠物经济等新兴服务领域的快速成长，进一步丰富了消费供给，让内需市场的“蓄水池”不断扩容。

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正重塑消费生态并持续释放能量。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长8.5%，直播电商、社区团购、即时零售等新业态表现亮眼，不仅提升了消费的便利性，更推动着供给端的快速响应与迭代。智能穿戴设备、健康监测家电、绿色低碳产品成为消费新宠，既反映了消费者对品质生活的追求，也倒逼企业加快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双向驱动，正在加速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这种内在联动激发了内需潜力，重塑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作者：田轩，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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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我们需要尊重并遵循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为我们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求我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生态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破坏生态将直接动摇经济根基，而优良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可以成为最大发展优势、竞争优势。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以高水平保护倒逼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塑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发展注入新动能。以生态“底色”绘就经济“成色”，福建的发展实践即是生动的例证。据统计，当地森林覆盖率连续46年居全国首位；水、大气、生态环境质量稳定保持优良，以约占全国1.3%的土地、3%的能耗创造了全国4.3%的经济总量。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准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思想理念同一性、价值目标一致性和现实实践共生性。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工业、农业、服务业全链条各环节，积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全面提升产业绿色化水平，实现生态价值的有效转化，赋能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发展潜力和后劲。

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促进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推进生态产业化，可通过打造品牌、延伸产业链，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康养产业等“生态+”产业，将清洁水源、优美景观、丰富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挖掘生态资源背后的文化内涵，将自然景观与地域历史、民俗传统、艺术表现等文化元素有机融合，打造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生态产品和生态产业，推动生态资源从“潜在价值”向“现实收益”跨越，形成可持续的生态经济体系。比如，大兴安岭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10年来，森林覆盖率升至85.7%，林下经济和旅游业蓬勃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推进产业生态化，则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工艺升级，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转型，增加产业链绿色附加值，培育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绿色服务业等，发展“物尽其用、吃干榨尽”的循环经济，减少环境污染排放，推动各类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着力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统筹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将让“聚绿成金”“借绿生金”之路越来越宽广。

让绿水青山既有高颜值又有高产值，还应加快推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通过重构生产要素组合、革新生产函数关系、重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推动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实现传统行业的转型重塑，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跃迁。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低碳化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努力实现产业发展对环境影响的最小化。比如，浙江安吉首创全国县级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运用5G、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融合构建全域生态感知网络，将毛竹生长数据固化为碳汇资产，使生态价值可量化交易，竹林碳汇项目累计分红近5亿元，真正实现“竹叶变金叶”。此外，还应促进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全面形成绿色低碳的消费体系，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低碳生活方式成为社会风尚，促进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实现保护绿水青山与促进经济发展相得益彰，有赖于全社会协同行动，形成合力。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加快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保障通道。积极探索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放大财政、金融、价格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激励效应，进一步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让经营主体在保护生态环境中获得合理回报。同时，不断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调查监测、价值评估、经营开发等机制，优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和交易机制，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牵引作用，加快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比如，福建南平坚持“绿富同兴”，探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体系，形成“生态资源—绿色产业—价值增值”的良性循环，其探索经验值得借鉴。坚守高水平保护的生态底线，还应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行制度约束与奖罚并重机制，严肃惩处违法违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用制度堤坝守护生态红线。

（作者：彭恋，系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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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算法和流量真正为农民服务。一方面，平台要加大对真正的农业专家、助农达人的流量倾斜和扶持力度，帮助他们扩大传播声量；另一方面，响应“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要求，让假专家现出原形，受到惩罚。

假专家的黑手正瞄准农民的钱包。近期，媒体曝光了假农技专家在网上骗人的套路。实际出镜、运营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农业教育背景，当被问到团队成员是不是农业大学毕业生时，负责人笑嘻嘻地说“全是我们自己编的”。

一句“全是编的”，让人愤怒。这些假专家、真骗子，对农业技术完全外行，对流量生意却很在行。他们以“农技指导”“公益助农”之名，行坑农误农之实。装模作样讲解农业知识后，就会带货各种高价劣质农资。用过农资后的网民留言说，“没用，骗人的，谁买谁上当”。这些骗子玩转了算法推荐，掌握了流量密码，利用短视频的便捷性和专家的权威性，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心。在他们眼中，是否有用不重要，带货挣钱才是唯一目的。

其实，类似案例近年时有发生。梳理起来，假专家有三大特征。一是夸大承诺。或用高大上的概念包装或鼓吹基于某类原理妙用，动辄吹嘘有神奇效果，而正规厂家与专家不会作出这类承诺。二是身份模糊。白大褂上只写着“农业研究所”，到底是哪个研究所，一无所知，没有具体单位和人名，更别提相关证书了。三是文案雷同。许多账号的背后都有推广机构推波助澜。从人设到内容再到产品，让人似曾相识，均无含金量，只为收割流量。受骗后，农民损失的不只是购买农药、肥料的钱，很可能是一年的收成。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民对农业科技服务的渴求。随着农业发展，科技服务有效供给不足、与农户实际需求脱节、基层农技服务力量薄弱等问题凸显。有网民呼吁，“真正的农业专家能不能把技术送到地头，能不能也到网上去多做做指导”。专家固然要发论文、做课题，但是也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送到产业中。其实，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经营主体愿意花钱购买农业科技服务。要鼓励市场化农业科技服务组织和企业发展，要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科技小院、专家大院等公益性服务模式，千方百计打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

不让劣币驱逐良币。涉农高校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要转变，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只要实实在在为农业服务的都可以在考核评价上有所体现。农技推广体系自身也要调整，要适应时代变化，发挥更大作用。各级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属于公共服务机构，履行一系列公益性职责。如今，亿万农民都会上网，手机成为新农具，有问题用短视频平台找答案很普遍。尽管农技部门已有专门的农技推广类软件，但相较第三方平台，用户数不够多、触达率不够高。要顺应移动互联趋势，提升农技推广的信息化水平和服务效能。如果主力军不能有效挺进主阵地，就不能说履行好了职责。

当然，很多专家也愿意用好各种信息化手段，只是苦于叫好不叫座的情况。有人说，“我们找的在地里‘爬’了十几年的真专家，拍一天视频，粉丝没几个”。这就要让算法和流量真正为农民服务。一方面，平台要加大对真正的农业专家、助农达人的流量倾斜和扶持力度，帮助他们扩大传播声量，为农民提供更多便捷可信的线上农技服务渠道；另一方面，响应“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要求，将“内容以假乱真”“缺失资质”“提供伪专业信息”等列入整治重点，让假专家现出原形，受到惩罚。

此外，还要加大对假冒伪劣农资的打击力度，健全农资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从源头上净化市场环境。斩断假专家非法牟利的产业链条，形成震慑效应。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为农服务并非一日之功。只有各方合力，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帮助指导，问得出结果、用得出效果、见得到成果，才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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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是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方面。近日，围绕供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位”之争不少。

一位网友发文称，自己在乘坐高铁二等座时，由于邻座乘客体型宽大导致自己难以正常就座，质疑铁路部门售票时未考虑乘客体型差异。而针对城市地铁车厢内设置的爱心专座，不少乘客在媒体的“领导留言板”上表示，自己作为孕妇或者老人“根本坐不上”，“对方是否让座完全靠个人自觉”。

高铁乘客中，体重超重者的比例或许不高，但在地铁上，爱心座位“形同虚设”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两类争议看似不同，却指向一个议题：在公共空间资源划分上，如何既兼顾一些乘客的特殊需求，同时又不妨碍其他乘客的正常需求，实现二者之间需求的动态平衡？目前来看，这一问题的解决似乎陷入了困境。

依靠道德约束力，是当下解决问题的一条主要路径。不论在高铁或是地铁上，工作人员往往只发挥协助协调的作用，协调成功与否更多依赖于乘客自身的道德感。尽管多地公共交通管理相关法规或乘客守则等规范性文件提出“对老、幼、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其他乘客应当主动让座”，但这个“应当”往往停留在倡导层面，缺少匹配的执行措施。

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当社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后，实现高水准道德的成本随之水涨船高。比如，一位同样体型庞大的网友表示，在乘坐二等座时会带一条弹力手腕带，坐着的时候把双手束缚在前腹部或胸部，尽量不占用隔壁空间；也有乘客表示会干脆买一等座，这种道德的自我约束意味着对个体舒适与金钱的让渡；而过去的绿皮火车上，大家都坐着，“挤一挤就到站了”。也因此，在物质文明充裕的时代，对道德风尚的坚持更难能可贵，对高风亮节的要求也更难以用法律作硬性要求。

在舆论中，人们常常能听到“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之类的言论。因而，如何让真正需要座位的人得到照顾，也让其他乘客正常的空间需求不被挤占，是公共服务提供者以及管理者真正需要考量的。

公共交通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照顾不同乘客的需求理当纳入公共管理者的考量范围内。对不同类型的“特殊需求”需要做出频次、范围、强弱、缓急等不同等级的综合考量；在流程管理上，管理者应该思考是在源头明确规则、还是事后协调挽救的方式更为经济有效；在解决思路上，可尝试发挥积分激励、价格信号等多种杠杆作用……由此，形成多层次的服务保障体系以及多种手段的解决机制，以更有效的规则和激励方式，避免座位之争的矛盾只能由个体自行解决。（光明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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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万建好的车站却10年未用？据人民日报报道，有黑龙江绥化市民反映，当地东城客运站作为向社会公布的惠民工程之一，总投资3600余万元。然而该工程2015年建成后，一直未启用。市民搭乘长途汽车仍在破旧的老客运站，站内破旧不堪，客运车辆挤占道边运营，十分不便。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推动新站使用，为广大市民营造良好出行环境，让公共资源得到更好地利用。

媒体的报道证实了该车站建成十年却一直处于闲置状态的事实。其实，不管有何隐情，从2011年开工到2015年建成，至今仍未投入使用，十几年时间其实已经长到足够将客运站从时代的洪流里淘汰了，这本身就是颇具黑色幽默的一幕。

不过，当前越来越多的客运站因为“大环境”的原因遭遇淘汰，并不能掩盖此事中惠民工程却成“糟心”工程背后的公共责任偏差。从各方的表态来看，此事中的“人为”原因或才是“祸首”。如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称“滞迁房屋导致验收滞后”，但滞迁房屋于2021年就已处理，至今过去四年，客运站却仍未启用；施工单位说“2018年就补齐验收材料”，那份没有落款日期的验收报告，却在双方的争议中成了“甩锅”的由头；更讽刺的是，施工单位“跑交通局不下一百遍”，1800 余万元工程款还是迟迟未结算。

显然，这些细节拼凑出的，是一个被“踢皮球”困住的民生工程：你说我资料不全，我说你故意拖延；你提“新官不理旧账”，我讲“未做最后结算”……唯独没人回答：砸巨资建设的一个惠民工程，却闲置达十年，到底谁来负责？

根据当地相关部门的说法，东城客运站预计2025年末就能投入使用。但即便这个说法能成为现实，也并不能代替对上述疑问的追问。也就是说，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此事都应该有个水落石出的责任划分机制，要有人为项目的长期闲置付出该有的代价。

其实，新客运站如今到底还有没有开站的必要，运营收益能否覆盖成本，目前看来可能也还需要有新一轮的考量。也即，如何盘活，盘活后何以确保能长期运行，也不能没有充分的评估和长远规划。若仅仅是为了应付舆论的监督就贸然启动，其真正能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民生获得感，又是否会把这种风险代价继续推到未来，同样得打上一个问号。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大型民生工程烂尾，并非这一例。如媒体报道，当地差不多同一时期建成的六合客运站，由于新区规划未获批，运营一年多就因亏损关闭，如今改建后也大半处于闲置状态。那么，一座人口早就处于快速流出状态的小城，当年大手笔一口气规划两座客运站时，到底有没有算过需求账？如此明显蕴藏着巨大风险的决策，在当时又到底是如何能够作出并启动实施的？显然，等到“生米煮成熟饭”再来追问，已经是一种相当无奈的选择，但是，如果两座车站交出了超8000万的“学费”后，都依然换不来一个真正能够汲取教训的“答案”，这无疑只会让鲁莽决策的代价进一步放大。

其实，关于如何防范这种大型工程烂尾，相关常识已经讲过无数遍。比如，完善民主决策机制，真正杜绝“拍脑袋”决策；建立健全责任追溯机制，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等等。但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加快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也即让只顾一时需要而忽视长远考量的“冲动”决策没有任何可以卸责的空间。只有当责任承担的侥幸心理被剔除，决策的理性才能真正提升。（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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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大力推进就业促进行动，坚持就业优先导向，注重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挖潜扩容就业空间，打好稳就业政策“组合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城镇新增就业12.3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68.4%。

稳就业是稳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促消费的关键支撑。就业就如同经济的“心脏”，它的稳定跳动为全社会输送“信心血液”“经济氧气”“发展养分”，提升消费预期，拓宽市场需求，保障人力供给。然而，在稳就业过程中，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重点群体就业保障不足、就业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为了更好地稳就业，还需要从多方面发力。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合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把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推动财政、货币、产业、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结合就业市场变化，打通政策落实梗阻，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升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避免出现重“政策出台”，轻“落地效果”，导致政策红利不能充分释放的现象。积极培育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政策，拓宽就业“缓冲带”，增强其就业抗风险能力。

强化教育就业联动，致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推动产业与教育协同发展，建立“订单式培训”“校企合作”机制，引导职业院校、高校优化专业布局，适应不断变化中的市场需求。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公共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强化培训就业导向，提升培训质效。尤其是针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应围绕群体特点及地方产业特色，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产业是就业的“稳定器”，创业是就业的“倍增器”。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积极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通过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援企稳岗等政策，激发经营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活力，稳定并扩大用工需求。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强化创业政策支持，提高创业服务水平，因地制宜扩大创业园、孵化基地的规模，降低门槛、简化流程，鼓励更多创新创业项目入驻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余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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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扬州、湖南衡阳、河北易县、内蒙古包头等地图书馆接连发布提醒，指出近期馆内出现随意丢弃书本、丢弃零食袋、小孩奔跑跳动、门口堆放外卖等行为。还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每天都有近100名孩子被单独留在馆内。

时下，图书馆凭借公益属性成为不少家长的“临时托儿所”，但有限的场地、单一的服务与庞大的需求形成矛盾，折射出暑期托管体系的困境。

图书馆“补位”虽具温情，却难担重任。其本质是文化服务场所，难以提供专业化看护与成长支持。多数图书馆仅能保障基本安全，缺乏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与兴趣培养，更无法兼顾孩子个性化需求。当“寄存式托管”成为主流，孩子们在书架间消磨时光，不仅错失成长机遇，也加剧了公共资源挤占，影响正常读者服务。这种权宜之计，实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无奈映射。

暑期托管之困的根源，在于家庭、学校与社会责任链条的衔接不畅。家庭教育时间有限，社区资源整合不足，市场机构价格高昂且良莠不齐。多重因素叠加，导致需求涌向图书馆等少数公益场所。

破解困局，需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立体化托管体系。政府应发挥统筹作用，制定托管服务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将社区活动中心、青少年宫等场所转化为常态化托管阵地。学校可延伸服务链条，开放校园设施，组织教师志愿者开展兴趣课程，让教育资源在假期持续赋能。社区应挖掘潜力，动员退休教师、大学生等群体参与公益托管，打造“15分钟托管圈”。企业亦可通过弹性工作制、内部托管班等履行社会责任，缓解职工后顾之忧。

此外，还需完善监管机制，确保服务质量与安全底线。通过政策引导与补贴，扶持优质社会机构参与，形成公益性与市场化服务互补格局。

暑期托管绝非小事，关乎儿童成长与家庭福祉。当图书馆不再负重前行，当社会资源被充分激活，孩子们才能拥有安全、充实、有意义的假期。（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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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跑步成为当前不少人健身的首选，马拉松赛事的关注度与参与度持续走高。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也从中嗅到了“商机”，借“跑马”之名实施各类诈骗。据媒体报道，一段时间以来，各地陆续出现多起利用马拉松赛事名额进行诈骗的案件，值得引起各方警惕。

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这类诈骗手段五花八门。有的伪装成赛事工作人员，在社交软件上以“内部名额”“赞助商名额”为幌子，诱骗跑友交纳“保证金”“服务费”；有的仿冒官方报名网站，通过短信、社交媒体发送链接，诱导跑友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进而盗刷账户资金；有的借助“圈子”拉近社交距离，利用他人对圈内成员的信任骗取钱款；还有的以“中奖”“领取赛事纪念品”为名，诱导点击恶意链接窃取个人信息。

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屡屡得手，一方面，部分跑友防范意识薄弱，易被花言巧语迷惑，或轻信“圈内人”，对陌生信息未核实就轻易转账；另一方面，此类案件多在线上作案，易于突破地域限制，且诈骗金额较少而受害者分散，给打击工作增添了难度。此外，赛事开启时各类名额信息铺天盖地、真假难辨，一些赛事信息不透明、风险提示不足，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马拉松赛事是传递健康与活力的平台，绝不允许不法分子将其当成敛财工具。面对此类层出不穷的诈骗行为，有关部门应加强跨区域协作，对涉嫌诈骗的线索快速核查、精准打击，形成有力震慑，同时通过公开典型案例，向公众揭示诈骗手法，提高群众的防骗意识。赛事主办方要持续强化风险提示，严把资格审核关，保障赛事参与公开、透明；网站平台要加强账号信息审核，严防假冒仿冒行为；广大马拉松爱好者更要绷紧防范之弦，保护好个人信息，对非官方渠道的“内部名额”等索要钱财的情况保持高度警惕。唯有各方同心协力，合力筑牢反诈法治防线，才能让马拉松赛事远离诈骗，真正成为全民畅享运动乐趣的盛会。（林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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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马路横设5个粗大的水泥墩，司机通过时如同穿行“梅花桩”。近日，有网友拍摄视频反映，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葛渔城镇一条马路上，出现5个粗大的水泥墩，墩身贴有黄黑相间的警示条，墩顶竖有减速通行的标识牌，还加装了红蓝警示灯。不少网友表示“限宽的路见过不少，像‘梅花桩’一样的还是很少见”。

有网友发视频称葛渔城镇一道路，出现多个粗壮高大的路障，仅允许小型车辆绕弯通过。

对此，8月18日，葛渔城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公路葛马线上确实设置了水泥墩，这条路穿镇而过，之前有许多大车把路全碾坏了，并且大车经过也影响周边群众休息，群众老有反映，所以才设置了限宽墩。工作人员还表示，确有不妥之处，将尽快拆除。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四条，县级或乡级政府有权在乡道、村道出入口设置限宽设施，以限制超载、超宽车辆通行，延长道路使用寿命。如果涉事道路属于乡道或村道，当地群众生活又确实因大车受到影响，属地政府设立限宽墩有着一定法律依据，体现了其履行交通管理责任的努力。然而，积极作为也得讲求方法，限宽设施理应科学便民。

《小交通量农村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 T 3381-03—2024）明确规定，限宽墩应分设在道路两侧，限制宽度不宜小于2.5m。如此规定不仅是为了让限宽墩真正发挥过滤车流、保护路面的功能，也是为了保障穿行车辆的安全。但网友发在社交平台的视频显示：该路面的限宽墩布局并不常规，足足设置了三层。

这样的“梅花桩”布局，明显存在安全隐患。五个水泥墩横设在道路中间，很大程度上压缩了车辆的通行空间，并且由于中间一层的限宽墩置于道路中间，车辆想要通行只能曲线行驶。这种不科学的设计，对司机的驾驶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难以有效发挥其筛选车流的功能，也增加了剐蹭和堵车的风险。

事实上，限制大车通行本可以采取更为科学便民的措施。除了按照规范设置限宽墩，还可以设置符合标准的限高架，或者禁止大车通行的警示牌。方法有很多种，但绝非此种层层设防、危险且低效的做法。

交通管理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而如何做到科学管理则考验着政府的“绣花针”功夫。只有严格遵守技术规定，积极听取并落实民众的优化意见，公共安全管理才能真正做到科学便民。（符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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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我国入境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截至8月13日，北京口岸入境外国人达188.3万人次，同比增长36.6%。网上视频显示，故宫等景点前挤满了“洋格格”。这些肤色各异的外国游客，穿着清代格格式样的服装或传统汉服，争相在景点前打卡拍照，反倒成了中国游客眼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在游客数量激增外，另一个重要趋势是暑期入境游客呈现明显的年轻化和家庭化。深圳机场数据显示，14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长者出入境人数同比增长超43.4%；在北京大兴机场，中外学生家庭团、研学团明显增多。更多的航线、更便利化的服务，给外国游客提供了“说走就走”的条件。而包括“洋格格”服饰旅拍、“探秘故宫”外文专场等特色活动在内，各式文化体验产业愈发成熟与规范，也给外国游客带来了更强的参与感和更深的文化印象。

“洋格格”的火爆，折射出中外文化认知的结构性变化。过去，西方民众对中国的想象大多停留在“功夫”“熊猫”等符号化标签。如今，外国游客通过亲身体验，开始接触到服饰、礼仪、建筑等更立体的文化维度。就像一名澳大利亚的年轻游客所说，“汉服不是cosplay（角色扮演），而是通往另一种文化的入口”。当他手捧线装书、身着龙袍站在故宫东华门外时，这种从视觉猎奇到文化共情的转变，正是众多外国年轻人来华旅游的一个缩影。

在来华游客中，年轻游客的传播力尤为突出。他们最乐于体验那些不熟悉的事物，同时也更乐于通过自媒体加以传播。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他们，参与度也从表层的打卡拍照向深度融入体验演进。他们会深入到中国的大街小巷、城市乡村，亲身感受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和中华文化的丰富形态。这能够给他们“眼见为实”的真感悟与“大吃一惊”的真震撼，让他们发现自己过往的认知局限，并通过自媒体传播出去。这种有血有肉的传播往往播放数据也更好，能够影响更多的外国网民，让中国的现实和文化被更真实地感知。这种来自一线的内容，具有无法被西方媒体扭曲、抹黑的“见证之力”。

当无数“见证之力”汇聚成一股洪流，西方媒体所建构的、对于中国形象的“屏蔽”和“扭曲”势必被冲破。所谓“眼见为实”，当视频、照片与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的真实体验和感叹，逐渐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时，过去那些精心涂抹的阴郁色彩和刻意选取的片面角度将难以存在。而随着来到中国、有“沉浸式”体验的人越来越多，也将不断地丰富西方民众对华认知和理解，打破东西方民间交流中的两大隔膜：

一是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片面认知。近代以来外界对中国的长期渲染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破除。外国游客来华体验毕竟时间有限、文化差异显著，个人经历与体验的局限性很容易形成新的误区，唯有通过更大规模的游客往来，建立更宏观的认知，才能弥补和纠正。

二是对于中国文化和国际形象的片面认知。中国的国力发展是客观现实，而以己度人是人性的一部分，习惯于西方零和博弈、不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国立场的人，很容易被引向中国“威胁论”。只有从亲身体验中感受中国人的热情、友好，发现中国人热爱和平的天性，理解中华文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深刻内涵，才能算是看清了中华文明的真实面貌。随着这些浅层、感性的认知构建起新的理解和沟通路径，将对跨文明的对话形成更有力的支撑。

中外年轻人的相互认知，本质上是一场个体对他者文化从不熟悉时的误解和隔阂，到逐渐了解、熟悉并参与的“文化主义”实践。曾几何时，中国年轻人经历过对这种舶来文化感到新奇甚至痴迷的阶段，随着文化实践的深入与文化自信的觉醒，中国年轻人一边更加充分地了解世界，一边开始回到自身的传统，看待世界的视角也从仰视回归平视。而现在，外国年轻人也面临这样一种视角的回归。从早期的满大人、黄柳霜，到李小龙、成龙，不少外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从偏见、被屏蔽，到慢慢看见更真实中国的变化。中外年轻人相互积极的文化实践，将塑造对彼此文化更深刻的认识，搭建起一座真正的沟通与理解之桥。

（张颐武，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