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日企业热点新闻

为生歌唱

2月2日是第30个世界湿地日。今年世界湿地日的主题是“湿地与传统知识：致敬文化遗产”。长期以来，我国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积淀了丰富的关于湿地保护和管理的传统知识，这些人与自然长期共存的智慧结晶，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赋能当代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智慧宝库。

比如，在云南高原湿地，海菜花因对水质极度敏感，被誉为“水质试金石”。当地百姓也有食用海菜花的传统，熟知其生态习性与生长规律，形成了独特的植物文化。当海菜花种群因水质污染而急剧减少后，当地民众将靠近清洁水源的稻田围垦成海菜花种植基地，在多方近20年的努力下，通过人工繁育与自然恢复，海菜花在洱海重现连片绽放的盛景。由此看来，传统知识是湿地生态系统的“灵动”守护者，传统智慧融合现代科技，必将在湿地保护中释放更大能量。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强调顺应天时，“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腹中”等饱含智慧的古语并不鲜见。在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来自我国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中国南方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等都赫然在列。这些都是我国先民认知湿地、利用湿地、保护湿地的优秀典范，提醒我们注重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护与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对我们今天加强湿地保护利用不无启示。

红树林被誉为“海岸卫士”和“海洋绿肺”，其盘根错节的根系能有效防风消浪、固岸护堤，也为鱼类等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我国沿海居民将红树林植物用于医药的历史也十分悠久。这种将生态防护价值与经济药用价值相结合的传统知识，为今天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生态养殖提供了宝贵借鉴。此外，我国沿海先民摸索出的独特的“基围虾”养殖模式，江浙一带充分利用低洼湿地、湖荡沼泽、水田池塘进行“水八仙”生产的农业生态系统等，都在湿地资源保护利用中展现了独特的东方智慧。

除此之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天人合一”自然观、“敬畏生命”伦理观、“取用有节”发展观等核心理念，以及中国山川的自然之美与文化内涵，也为湿地旗舰物种及其栖息地提供了有力的非制度性保护。千百年来，人们与许多湿地物种朝夕相处，深刻了解其生物学特征、生态学特性，孕育出了丰富的生物文化。象征清廉的荷花文化、象征爱情的鸳鸯文化、代表吉祥的白鹭文化、代表坚韧的芦苇文化等，共同铸就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也为这些物种的保护夯实了基础。以丹顶鹤为例，在传统文化中，它被视为长寿、吉祥和高雅的象征，也被称作“仙鹤”。在东北沼泽与西南高原湖泊，民间历来有爱护鹤类的传统，这种源自审美与信仰的文化力量，为鹤类栖息地的保护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未来，如何让传统智慧照亮湿地保护之路？首要的就是，进一步挖掘、整理、阐释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传承和发扬丰富多样的传统知识、农业文化遗产和生态文化，共同构建中国湿地保护的“乡土智慧”体系。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为湿地文化保护提供了新路径，通过建立湿地传统知识数据库，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再现传统湿地利用场景，可以使年青一代更直观地了解传统文化。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在现代科学指导下，对传统知识进行验证、丰富和发展。借鉴其可持续利用模式，将其融入现代湿地保护修复、生态资产管理及社区共建共管之中。此外，地方社区参与机制的创新也至关重要。创造条件让更多人参与到保护中，能增强社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而这正是湿地保护利用最持久的动能。将湿地保护与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相结合的探索，也值得尝试。比如，在广东湛江文章湾村，当地簕古龙制作材料均来源于植物，被誉为“植物龙”“生态龙”，这种独特的民俗活动成为传播生态保护理念和植物文化的生动载体。

让传统生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必将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也将为全球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龙春林 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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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提出，2030年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为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划定了清晰的线路图和时间表。

生态环境部调查数据显示，据估算，我国每年产生各类固体废物总量超110亿吨，历年堆存工业固体废物超330亿吨，占地逾3500平方公里。这一庞大体量，既凸显出固废治理的紧迫性，更蕴藏着资源化利用的巨大潜力。固体废物治理，已势在必行。

更为重要的是，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已不仅限于环境治理范畴，正逐步成为我国多途径、多元化强化资源安全保障的关键支撑。《行动计划》紧扣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核心要求，围绕提升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作出部署，提出要加强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提升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加强再生材料应用推广等3项具体任务。

方向既定，路径已明，关键在于精准落实。推进固废资源化利用，需以创新为驱动，提升需求适配，稳步推进相关工作。

依托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不断拓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深度与广度。《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加强有价组分高效提取及整体利用，因地制宜推动煤矸石多元化利用，拓宽秸秆综合利用途径；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升级行动，引导企业提高再生材料应用比例，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再生材料和产品纳入政府绿色采购范围。这些举措精准发力，有利于进一步扩展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空间。

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全面提升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以煤矸石、赤泥、磷石膏、建筑垃圾等大宗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方式为例，随着建设市场对可再生建材资源的需求出现波动，其绿色低碳循环处置模式，应结合市场供需变化情况优化调整，通过经济化适配实现长效发展。

同时，要秉持科学审慎态度，稳步推进固废利用工作。对于当前尚难以综合利用、循环利用不经济的固废种类，不宜盲目推进，防止出现为追求资源循环利用而违背经济规律的新问题。可采取合规的卫生填埋或者矿井、矿坑填充等方式进行生态化处置，部分大宗固体废物也可留存，待经济和技术条件具备时再启动资源循环利用。（金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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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月31日，由于众议院在休会前未能就参议院批准的拨款协议进行投票，美国政府部分部门开始“停摆”。1月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两起美国公民被联邦特工枪杀事件后，两党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移民执法策略上。

移民执法分歧为何成为触发“停摆”的关键因素？

美国联邦政府近一年来频繁“停摆”，“停摆”为何成常态？

总台环球资讯《闪评》栏目邀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为您解读：

观点速览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美国联邦政府预算问题，涉及到民主、共和两党在使用政府资金、自身政党规划方面的一系列博弈。

明尼阿波利斯的两起枪杀事件，恰恰揭示了这一深层次问题：

当前美国国会中，共和党优势并不明显，若共和党能在1-2个民主党主政州内实现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规划，便能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两院的优势地位。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及预算使用，确实是两党激烈党争的核心议题。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美国政府“停摆”近年频次增多，是其政治机器运作紊乱的突出症状。理论上，国会需在每年10月1日前审议批准下一财年预算案并经总统签署生效，但受党争、游说团体、舆论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往往无法按时完成。

为避免政府关门和维持政府运作，国会通常以临时拨款法案的方式补救。然而，近年民主、共和两党在临时拨款法案问题上难以获得共识，从而出现政府“停摆”频发的局面。

这种局面不利于解决深层次问题，也不利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功能。政府“停摆”已成为美国政治运作的常态，反映出政治极化、政治恶斗等问题难以根本解决。

采访 | 张晗

签审 | 杨琼

监制 | 刘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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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机器人租赁平台成为行业焦点。全球首个机器人租赁平台“擎天租”上线后用户显著增长，随后“万机易租”等平台也相继涌现，标志着机器人产业正从传统的硬件销售向“机器人即服务”（RaaS）模式加速转型。这一现象不仅是简单的商业模式创新，更是机器人产业服务化演进的重要体现，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路径。

机器人租赁服务，体现为将机器人从商品转化为资源，实现机器人的共享、使用。通俗来讲，就像租车一样，相关企业不再购置昂贵的机器人，而是根据需求进行短期或者长期租赁，同时将机器人产品交付给客户，并负责所有相关的技术咨询、安装部署、维护升级以及使用培训的服务。其主要优点在于可以快速获得新型号机器人，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收益，从而专注于核心业务并灵活增减规模，避免设备冗余和技术落后。目前，机器人租赁模式正在智能制造、商业服务、物流仓储、文旅会展等行业中快速普及。尤其对中小制造企业来说，它缓解了“买不起、养不起”的难题，让机器人技术不再只是大公司的专属。“租赁+共享”模式的逐渐兴起，对于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探索可持续盈利的产业发展模式至关重要。

在我国，租赁模式的发展正在将机器人产业向轻资产、灵活化的趋势推进，呈现出产业平台化聚合、标准化服务以及场景化定制的特点。借助共享的租赁平台，供需双方得以有效对接，解决了机器人价格昂贵、维护难的问题，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容易接触机器人的方式，使其能够以较低成本享受智能化服务。租赁模式也倒逼机器人厂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硬件竞争，转而更加注重场景解决方案的设计，加速了产业价值链的专业化分工与价值延伸。专业化的机器人群体服务商开始出现，推动了产品向场景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盈利模式也逐渐由以硬件销售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用户黏性得以提升。举例来讲，在浙江省，本地企业通过建立相关的租赁平台，对通用机器人进行“二次开发”，如让机器人参加职业培训等，降低了机器人使用门槛。同时，浙江省不少城市通过制定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地方政策法规、设立专项资金、打造完整的产业带布局、集中开放“机器人+”应用场景等，为租赁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土壤、应用空间和制度保障。

接下来，更好地推动机器人租赁服务发展，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生态培育。应将机器人租赁服务纳入未来产业规划，并尽快出台数据安全及权责认定等方面的标准，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在技术与模式创新方面，引导机器人制造企业、租赁企业和应用主体协同进行机器人应用场景的开发。扩展重点领域应用及政策激励，聚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服务升级等领域，建设一批示范场景及典型案例，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降低用户使用成本。（何平林 徐以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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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条例》的出台，对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增强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初见成效，但也要看到挑战。几组数据值得关注。一是全民阅读率不高。调查发现，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9.9%，比上年仅增长0.1个百分点。二是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不多。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9本，比上年仅增加0.04本。三是看书时间不长。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阅读纸质图书24.41分钟，远低于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四是读者选书难。2024年我国新版图书22.8万种，重印图书32.2万种，图书浩如烟海，读者挑选适合自己的图书并不容易。这些挑战都指向全民阅读的关键问题：如何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全民阅读，关键在“读”。《条例》提出，“形成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这既是推进全民阅读的目标方向，也是检验全民阅读成效的重要标准。一方面要加强阅读服务和阅读保障，完善阅读设施，改善阅读条件；另一方面，更要关注阅读的主体“读者”，了解他们读不读、读什么、怎么读。

加强阅读引领，激励人们爱读书。当前，不读书或读书少，一般不是时间问题，也不是无书可读，主要是读书的动力不足。如何增强阅读动力、激发阅读兴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好的做法，那就是讲好读书故事、树立读书榜样，比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牛角挂书、手不释卷等。我们既要讲好古代勤学苦读的故事，又要讲好新时代读书成才的故事，让读书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

加强阅读推荐，倡导人们读好书。《条例》提出，“倡导公民多读经典、提升精神境界”“做好党的创新理论、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优秀出版物推介工作，引导公民阅读优质内容”。在茫茫书海之中，为读者遴选和推荐好书，尤为重要。我们要加大优秀出版物的推荐力度，满足不同读者群体多样化阅读需求，向大众推荐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出版物。要提升推荐出版物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将服务读者阅读和引领读者阅读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优秀出版物推荐机制。

加强阅读指导，引导人们善读书。《条例》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读出成效，就要善于学习和掌握读书的方法。要重点关注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探索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阶梯阅读体系，大力倡导和开展家庭阅读、亲子阅读活动，在培养阅读兴趣中助力少年儿童掌握阅读方法，收获阅读成效。

智能时代，信息可以一目十行，读书的乐趣却是非下一番功夫不能解锁的。期待更多人与好书相遇，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作者吴尚之为中国期刊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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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人工智能），学会“打广告”了。

试想这样的场景：想送朋友一件生日礼物，但拿不准选什么好，于是向AI寻求建议。AI检索大量资料给出回答，但仔细一瞧，推荐所依据的信息源，却十有七八都像广告软文。这时候，心里难免犯嘀咕——这AI，怎么像个“推销员”？

这样的场景，已不是想象，而是现实。

近期，有媒体调查发现，GEO（生成式引擎优化）服务正受到越来越多商家的青睐。这类服务会分析AI大模型的内容抓取偏好，并通过一套技术设定，让AI把带有品牌信息的内容整合成答案。通俗地说，就是人为控制AI的信息筛选。

广告行业中，这种模式并不新鲜。比如，在搜索引擎主导流量入口的时代，就有针对搜索引擎排名规则优化网站内容的服务。当下，用户的使用偏好向AI聚集，AI生成内容也必然会成为商业角逐的重点。

合理利用规则开展竞争，符合商业逻辑。但问题在于，相比过去常见的广告投放渠道，利用GEO服务让AI“打广告”，产生了更多合规争议。

GEO服务的“卖点”，很大程度上就是“迷惑性”，即将商业推广“包装”成AI生成的客观内容，以增强广告说服力。然而，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难以被标识的AI“打广告”，有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之嫌。部分GEO服务商为吸引AI的“目光”而捏造事实，也涉嫌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

此外，AI大模型的发展离不开优质训练数据这一基石。倘若放任大量夹杂商业属性的同质化信息污染AI训练的“源头活水”，长远来看不利于技术的迭代进化。

2025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如何破题？

要认识到，面对新技术、新场景、新问题，仅靠老经验、老方法是行不通的。

比如，从技术演进方向看，AI的应用意味着将代替人作出很多具体决策。前段时间引发热议的“AI手机”，以智能体代替用户点餐、购物等，用户只需确认付款。当技术成“黑箱”，用户就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牵着鼻子走”。又如，传统的互联网广告监管多为事后监管，在AI数据“投喂”阶段进行监管、防患于未然的机制，尚待完善。

因此，对治理者而言，当务之急是与时俱进转变治理思维，推动关口前移，提高全流程监管的效能。对新业态特点进行研判，划定清晰红线；明确服务商和平台责任，清除“灰色地带”；探索“以技治技”，提升相关算法透明度、可解释性……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才能平衡好技术应用与用户权益保障。

以更广阔的视角看，AI“打广告”折射出技术变革浪潮中治理所面对的共性挑战。技术发展的超前性，考验着治理者快速反应、及时跟进的能力；技术议题的专业化，则呼唤着以更开放多元的治理格局吸纳更多专业智慧共治共享。但归根结底，不变的是改革的勇气与开放的胸襟，这是我们过往识变、应变、求变的经验所系，也是未来掌握主动权的底气所在。

技术愿景并不总能转化为美好的现实，人们需要时刻在观点的交锋、利益的博弈中反思并匡正技术的走向，避免陷入技术主义的狭隘与傲慢，从而让全社会共享繁荣。AI“打广告”，或许正是这复杂博弈的一个侧面。追求进步、乐见创新但绝不放任自流、“蒙眼狂奔”，我们才能以人的主体性确保技术带来普惠福祉。（李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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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近日报道，一名消费者在挑选电动牙刷时，面对五花八门的品牌和型号无从下手，于是求助于当下流行的AI工具。然而，购买AI推荐的品牌后，其发现市面上还存在不少功能、价格相近的产品，AI推荐的电动牙刷并非性价比最高。与此同时，央视调查发现，目前有一些人专门从事“帮商家把产品推荐给AI”的业务，即生成式引擎优化（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GEO），其目的就是让特定品牌或商品被AI当作标准答案推荐给潜在消费者。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逐渐融入我国各类群体的日常生活，用户规模和普及率呈爆发式增长。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达5.15亿人。作为数智时代的贴心顾问，生成式AI正在成为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入口。小到书籍、电影、化妆品的选择，大到理财产品、房屋车辆的购置，生成式AI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选项和方案，有效减轻消费者的决策压力。

一直以来，AI被视作中立的内容生产工具和新型基础设施，正如搜索引擎问世之初人们赋予它的信任一样。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竞价排名、搜索引擎优化等商业操作的介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此类技术工具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报道显示，GEO服务通过撰写大量产品文章，将其投放到AI常抓取内容的平台，让相关信息更容易被AI抓取，从而完成产品的推广。这种以海量投放同质软文、伪造权威信息等方式操纵AI生成和推荐内容的行为，存在显著的风险隐患：不仅可能误导消费者，损害其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容易造成“数据污染”，大幅降低AI生成内容的可信度，进而引发公众对AI技术的信任危机。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将商业推广伪装成专业测评、行业报告或科普文章，从而“引导”AI给出“客观公正”的推荐，显然有违互联网广告的可识别性要求，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生成虚假有害信息，并要求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透明度，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AI搜索结果中混入付费内容，势必会对AI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造成冲击，影响生成式AI的健康规范发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鉴于当前生成式AI的技术局限，要避免AI推荐的结果被人为“污染”，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对AI平台而言，提升对营销内容和虚假信息的识别能力至关重要。例如，可以对算法进行优化，强化对数据源的溯源与筛查，并在推荐内容后附上链接，供用户核查验证。对有关部门而言，须紧跟技术迭代步伐，将GEO服务纳入监管范畴，推动AI平台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斩断“数据污染”的利益链条。例如，可以参考竞价排名相关规定，要求对生成式AI平台中的付费推广内容进行强制标注。对广大用户而言，应当理性看待AI生成内容，不断提升自身数字素养和媒介素养，避免掉入披着中立外衣的营销陷阱。

如同互联网诞生之初所承载的期待一样，生成式AI的发展也承载着社会大众对技术进步赋能生产生活的美好愿景。AI的每一次“思考”，不仅是在回答某个具体的疑问，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着我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期待。在AI不断演进的道路上，唯有以法律和政策进行规范和引导，平衡好社会效益和商业效益，才能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杨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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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今年2月1日起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保障和促进全民阅读的全国性行政法规，《条例》将这些年从政策倡导、地方试点中积累的经验，固化为一整套可执行、可评估、能追责的制度安排，让“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不再只是宣传标语，而是成为一项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长期工程，必将推动“文化强国”从宏大的战略愿景转化为惠及每一位公民的生动实践。

长期以来，推动全民阅读主要依靠社会倡议、媒体宣传和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活动。成效显著的背后，也存在持续性、均衡性和专业性等方面的挑战。《条例》的出台，不仅为构建书香社会筑牢了法治基石，更为我们在信息时代重塑深度阅读的价值与习惯指明了行动方向。在一个大众被短视频和信息流包围的时代，为阅读立法本身就是一个鲜明姿态：国家愿意用制度的力量，和注意力经济“较一较劲”，为公民留存一块可以安静阅读、沉思内省的精神栖居地。

作为高校教师，笔者深感学生的注意力正被数字娱乐持续挤占，由此导致专注力下降，影响了深度阅读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数字阅读既是全民阅读最大的增量，也是阅读领域风险相对集中的地带。《条例》专门对此作出规定：国家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推动优质数字阅读内容供给，提升数字阅读便利性和满意度；同时要求数字阅读服务提供者加强内容管理，推送优质数字阅读内容，营造健康向上的数字阅读环境。这意味着，立法并未将数字技术视为阅读的“敌人”，而是希望通过制度设计，把数字技术拽回到为阅读赋能的轨道上来。

从供给侧看，上述条文将提供优质数字内容明确为国家责任，并把内容管理义务压实到平台身上。这是因为，数字阅读领域长期以来存在一个悖论：入口十分便捷，但真正有深度、有质量的内容，却常常被淹没在娱乐碎片和低俗噪声之中。《条例》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管理、推送优质内容，实际上是在用法律语言回应公众对算法推荐的普遍焦虑——不是让算法退场，而是让算法学会“向上”“向善”，减少流量绑架下的劣质内容对阅读生态的侵蚀与破坏。

从需求侧看，数字阅读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承载着缩小“阅读鸿沟”的期待。对于偏远地区居民、行动不便人群以及工作节奏紧张的城市“打工人”而言，数字阅读是成本最低、接入最快的路径。《条例》强调“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支持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等，将数字技术明确为公共阅读服务的重要抓手。如果这些条款能够落地为更多开放的电子书库、流畅可及的数字借阅服务等，数字阅读就不再只是商业平台的竞技场，而会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惠及更多群体。

当然，立法对数字阅读的规制只是起点。如何界定优质内容，如何在维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方面形成更细化的规则，如何引导算法优化升级、避免将读者困在“信息茧房”里……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配套政策制定、行业规范完善和执法实践推进中加以解决。但无论如何，将数字阅读写进全民阅读的专门法规，已然在高速运转的信息社会立起了一块“减速标识”，它提醒我们：不是所有的屏幕浏览都能算作阅读，真正的数字阅读应当帮助人们从信息洪流中找到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而不是让人沉溺于无目的的指尖滑动与浏览。

从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写入“倡导全民阅读”，到2025年《条例》出台、“每年4月第四周为全民阅读活动周”写入法规，我们清晰地看到，全民阅读这一工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可以说，《条例》既是对过去十多年全民阅读实践经验的法治总结与固化，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推进全民阅读的行动指南。

理想的书香社会，应当是每个人在需要的时候，都能轻松与一本好书相遇。《条例》的施行，已为此创造了制度的可能性。接下来，考验的就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责任担当与行动智慧，以及每个普通人的意愿追求：是否愿意在被信息裹挟的日常里，为自己留出一点安静读书的时间，让书页翻动的细小声音，汇聚成这个时代最持久、最动人的文化回响。（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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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于人”政策导向下，我国民生投入持续加码。据财政部1月30日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28.74万亿元，民生相关重点支出保持较快增长，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7%，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5.7%，教育支出增长3.2%，科学技术支出增长4.8%。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对我国投资理念、方向、重点的优化。“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其本质是将人视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动力。

回望2025年，我国将财政资源精准投向民生保障、人力资本提升、就业增收等关键领域，既筑牢民生底线，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动能，实现惠民生与育动能的双向奔赴。

在民生保障与消费提振层面，财政政策精准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众。2025年，财政部先后分四批累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将惠民生与促消费有机结合。初步统计，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产品销售额超2.6万亿元，惠及超3.6亿人次。

育儿补贴是“投资于人”的生动体现，也是“民生为大”的具体实践。2025年我国实施的育儿补贴政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也是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当年，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约1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904亿元。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财政政策将延续“更加积极”取向，持续深化“投资于人”导向，可从人力资本培育、民生保障提质等方面精准发力，进一步提升居民获得感，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一方面要优化民生保障效能，夯实“投资于人”长效基础，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优化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资金投向，加大对民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补短板项目的支持；以民生保障的持续改善，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内需动力。另一方面，要聚焦人力资本提质，构建全周期技能培育体系。依托财政资金，加大对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相关教育工作的投入，重点培育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紧缺技能人才，推动人力资源向“质量红利”转变，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聚焦“人”的发展需求、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2026年，“投资于人”有望以更精准的投入、更高效的机制，推动人力资本全面提升、创新活力充分涌流、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助力“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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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强制教师参与年会表演被投诉”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据报道，一位老师投诉反映，学校要求全体教师必须在年末年会中表演节目，强调“新颖创意”，节目需经层层审核。这让教师们不得不利用课余甚至熬夜时间排练，身心俱疲。随后，当地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称该校原计划期末召开学期总结会，拟在“育人故事分享环节”组织教师进行多种形式展示交流，引发教师不满。目前已责成学校取消该环节。

这一事件看似只是该学校内部的小插曲，实则反映出一个普遍的问题——原本是为了促进交流、增进团结的年终总结活动，却逐步演变成给职工带来沉重压力的“任务”。

就上述新闻中，对于教师而言，期末本就是最为忙碌的时候。教学任务进入收尾阶段，要批改堆积如山的试卷，准备家长会，完成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还有撰写各种工作总结。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学校安排的所谓“育人故事分享环节”不仅略显多余，还要求以创新、出彩的表演形式呈现，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将视角扩大到更多职工群体，类似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很多企业举办的年会、团建等，更像是一场场“秀”，要求员工们在活动中展现出所谓的“团队精神”和“创新能力”，于是，员工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绞尽脑汁去准备节目、布置场地，甚至有的企业还要求员工在年会上表演高难度的舞蹈或戏剧。要知道，对于那些本身并不擅长表演的员工来说，这绝对算得上是一种煎熬。

从根本上讲，无论是学校的“育人故事分享”还是企业的年终总结活动，都应该注重参与者的体验和感受。就像在学校事件中，如果能够充分尊重教师的意愿，选择合适的时间，采用一种轻松自在的交流方式，那么“育人故事分享”很可能会成为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同样，企业在举办聚会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员工的承受能力和兴趣爱好，广泛征求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合理安排活动时间等。

总之，不要让初心本是“轻松”“热闹”的活动变成压垮职工的最后一根稻草。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真正站在职工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让这些活动回归其本来的意义，也才有可能成为职工的期待。（朱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