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知识具有暧昧难明的特性。依照我们对世界的观察而得来的知识，永远包含着一些不确定的成分在内。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说：“为了更好地了解事物，应该了解其细节；由于细节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因而我们的知识也始终是表面的、不完全的。”知识往往一边发展一边崩解。所有理论都是暂时或片面的，是有待于被修改或被超越的。科学的基石在于开放怀疑的态度，而不在于证实和确定。相反，不确定性才是科学成功的核心要素。所谓的“经科学证实”云云，其实也只不过是暂时地“证实”了一种偏见而已。以往有太多科学理论的结果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个过程仍将延续下去，永无止境。
　　
　　只有明白了人人会有偏见，我们才能更加理性、宽容。偏见，即使是错误的，它也可以改善你对世界的认识、破除你对世界旧有的顽固的观念。同时，偏见亦有助于我们抱着谦卑、好奇、尊重和同理心去倾听别人的意见，即使它是与我们的认识相左的，也会让我们变得更聪明。
　　
　　人类思想的宝库正是由无数个偏见构成的。没有谁能够垄断真理以及对发现真理的权利。真理有很多形貌，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看到它的哪一种形貌。正是你的“偏见”的集合构成了你独特的个人标记——你有别于任何其他人的思想体系。
　　
　　因此，我们应该不惧偏见、热爱偏见、拥抱偏见、善用偏见，但又不能拘泥于偏见、固执于偏见。任何偏见都是过渡性的，可随着我们对事实的认知而不断调整——一方面，我们依靠偏见来调节自己的理性和感性，同时，还要善以批判性思维和怀疑精神来认识和纠正偏见。
　　
　　任何人的思想都可以自成体系，但所有体系都不应该封闭。为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纠偏机制使然，先有偏见，后有纠偏。否则，偏见越走越远，错误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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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庙会文化
时间:2014-12-06　作者:未详　点击:119次

　　庙会，就是在宗庙祭祀的地方进行聚会、祭神、娱乐、购物等等的活动。中国庙会是从古代严肃的宗庙祭祀和社祭及民间的信仰中孕育诞生。
　　
　　庙在古代是供祀祖宗的地方。据《礼记·曲礼》记述，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黄帝、帝喾、尧、舜、禹、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庙的规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
　　
　　社祭是中国庙会产生的主源。远古时的人类处于幼稚时期，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先民们对人类的生死及自然界的许多现象不能理解，不能抗拒，只能幻想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主宰它，于是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神。当社会生产由渔猎转入农耕，土地便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于是渴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或驱鬼逐疫的祈禳性祭祀活动便产生了。
　　
　　商周时期，庙会是一种不自觉的活动。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汉代以后，庙逐渐成为祭鬼神的场所，还常用来敕封、追谥有贡献的英雄人物。这实际上体现了从祖先崇拜到英雄崇拜的嬗变过程。
　　
　　庙会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后来也有把神像抬出庙外巡行，谓之迎神赛会。是人们敬祀神灵、愉悦身心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就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逐渐融入到集市交易活动，这时的庙会又得名为“庙市”，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庙会和集市交易融为一体，成为人们敬祀神灵、交流感情和贸易往来的综合性社会活动。随着人们的需要，又在庙会上增加了娱乐性活动。
　　
　　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同时，道教也逐渐形成。民间信仰的报赛酬神活动，纷纷与佛道神灵相结合，其活动也由乡间里社逐渐转移到了佛寺和道观中进行。在佛、道二教举行各种节日庆典时，民间的各种组织也主动前往集会、助兴。于是寺庙、道观场所便逐渐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的场所了。庙会活动中，佛与道或分庭抗礼，或相互渗透，使庙会文化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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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时期，寺庙与市场已经发生联系，但是这时的寺庙与市场的关系还不密切。
　　
　　唐宋毕竟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尤其是胡人文化的大量介入，儒释道三教并立，进入全盛时期。庙会活动逐渐由祀神、娱神向娱人发展，增加了娱乐内容，如舞蹈、戏剧等等。佛道二教大量修建寺庙、道观，争取信徒，招徕群众，从而促进了庙会活动的繁荣。此时，庙、台、祠、宫、观、庵等宗教建筑十分密集，龙王庙、天爷庙、祖师庙、娘娘庙、火神庙、土地庙、城隍庙、关爷庙、山神庙、河神庙、禹王庙、圣母庙、二郎神庙等数不胜数。这些为日后庙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庙会亦应运而兴，虽然这一时期的庙会不论从其数量还是规模，在全国都已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但就庙会的活动内容来说，仍偏重于祭神赛会，而在民间商业贸易方面相对薄弱。
　　
　　明清以至于近代是庙会真正定型、完善时期。明代庙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行会”（“会馆”、“公所”）的大量兴起，使庙会更加秩序化，如山西、陕西两省工商业人士在全国各地所建的“山、陕会馆”。
　　
　　现今，庙会又重新成为百姓一项必不可少的民俗活动，除了在寺庙进行，也有在公园和广场等开阔的地方举行，主要是进行文化、贸易和娱乐活动，宗教活动已经很少了。全国各地的庙会活动随处可见，比较典型的有：北京地坛庙会、上海城隍庙庙会、南京蒋王庙会、山东泰山东岳庙会、天津皇会、福建妈祖庙会等。丰富多彩的地方庙会活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庙会文化。
　　
　　庙会文化是我国民族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极其复杂、古老而又新鲜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充分反映了农民群众长期积淀形成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心理态势。它世代延续、传承和发展，历久不衰，屡禁不止。近1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城乡各地庙会兴起，规模可观，值得研究。
　　
　　庙会文化内涵体现的是原始信仰、民间信仰、宗教信仰，最本质的是祈求生命和健康，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倡孝扬善、祛灾避凶。”农耕文化从根本上讲是小生产者文化，是落后的、弱势的经济文化。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普通民众将希望寄托在对自然神、图腾、祖先的崇拜上。在“天人合一”和“万物有灵”的思想观念支配下，出现的有关神灵的崇拜和仪式，构成了原始信仰、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先民们在“生命与健康”、“倡孝扬善、祛灾避凶”等观念的支配下，善待一切、关爱一切。比如“中元节”是道教的倡善日、佛教的倡孝日；“腊八节”人们用腊八粥不仅要敬献祖先、神灵、动植物、甚至自家门前的一块石头。中华民族是博爱宽厚、最重情感的一个民族，从庙会节庆文化活动中就能充分体现出来。
　　
　　庙会和节庆是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两个大的文化载体和文化空间。庙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祭祀祖先到祭祀神灵，从娱神到娱人的演变过程。庙会活动越来越受到政府的认可和高度重视，而作为庙会文化活动的主体——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是愈来愈高，这是庙会的发展趋势。在全国，尤其是陕西，在申请非遗保护中，庙会的申遗越来越多。这也使得民间对庙会产生了更大的热情和兴趣。
　　
　　了解庙会的起源发展，挖掘它的文化内涵，研究它的发展走向，使庙会文化更加凸显它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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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蘑菇拯救地球
时间:2014-12-06　作者:未详　点击:80次

　　如果一个人把蘑菇戴在头上，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叫保罗·史塔曼兹，他之所以戴着蘑菇帽，是想告诉人们他的使命——通过开发蘑菇来拯救地球。
　　
　　蘑菇是我们对一些大型真菌的俗称。一提到真菌，相信多数人都会感到不太舒服。人们脑中马上浮现出来的，可能是过期面包上长出的“毛儿”，老旧墙壁上洇出的霉印，蛮烟瘴雾之地肆虐的传染病。这些无疑是对真菌以偏概全的认识。其实，我们吃的香喷喷的面包，喝的爽口啤酒，以及享受的美味奶酪，都是真菌对人类的慷慨馈赠。看来，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自古以来人们对待真菌的态度，那么“爱恨交加”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如果史塔曼兹和他的朋友们的“蘑菇开发计划”能够实现，那么人类和真菌的关系也将步入新时代。近些年，真菌工程技术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应用领域甚广，从优质药物到环境友好型材料，再到绿色燃料，这一切，让我们感觉真菌时代的黎明已经到来。
　　
　　琳恩·博迪是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真菌学家，她积极响应“蘑菇开发计划”。她说：“事实告诉我们，真菌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没有真菌，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很难正常运转，我们将会被堆积如山的动植物尸体淹没。”
　　
　　真菌广泛存在于地球上，空气、水、土壤、动植物的体表或体内，都可能找到它们的踪迹。有的真菌比如酵母菌，体型很小，需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有的大型真菌，体型超大，单株覆盖面积就可达100多平方米。虽然大小迥异，但其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具有成形的细胞核；通过腐生、寄生或共生的方式进行异养生活；细胞外有以“几丁质”为主要成分的细胞壁；通过孢子进行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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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是非凡的化学家”
　　
　　相信你一定曾看到过，甚至还采到过丛林中那些小伞一样的柔嫩蘑菇，但你所见到的或者摘走的，其实只是蘑菇非常小的一部分。博迪说：“我们常见的‘小伞’其实只是蘑菇的冰山一角，在地面之下，还有90%没被我们采走呢。”那伞状蘑菇的地下部分，才是蘑菇的主体——菌丝。真菌的菌丝可以扩展到更宽广的地下空间。
　　
　　1992年，在美国俄勒冈州东部的马卢尔国家森林里，科学家发现了一株已经生长了2000多年的奥氏蜜环菌，它露出地面的黄澄澄的“小伞”，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榛蘑。而它的地下菌丝所占面积多达10平方千米。博迪说：“真菌是非凡的化学家，菌丝就是它们的化工厂。菌丝分泌的酶可以分解周围的有机物，甚至坚硬的岩石，然后将分解后的营养物质释放到土壤中。还有一些真菌可以产生挥发性化学物质，来保护自己的领地不受细菌、昆虫和其他真菌的侵扰。”
　　
　　博迪的专长是研究木腐菌——引起树木或木材腐朽的真菌。她说：“它们是强大的攻击者。”在实验室，她观察到木腐菌为了争夺死去树木中的汁液善用缜密策略，以使自己抢占先机。这些策略包括勒住“对手”的菌丝和向“对手”释放化学烟雾。
　　
　　一些真菌早就因其自身特有的化学本领而声名远播了。比如，有的蘑菇中含有能够使人产生幻觉的化学成分，被各国政府当作毒品严防死守。还有家喻户晓的青霉菌，能产生青霉素。如果能合理利用真菌之间相互抑制的特点，还可以对某些真菌进行有效防控。比如，多年异担子菌经常威胁针叶林，令林木的根部腐烂，若使用它的“劲敌”大伏革菌对其实施生物防治，则收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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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菌生产微生物柴油
　　
　　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加里·斯特罗贝尔认为，真菌的开发还有其他很多途径。10年前，他在巴塔哥尼亚的古老森林中进行野外考察时，发现一种木腐菌，它释放出的化学烟雾中含有大量类似于柴油的挥发性有机物。经鉴定，该真菌属于肉紫胶盘菌。回到实验室，斯特罗贝尔制作了一个特殊的反应容器，潜心研究这些新发现的真菌能否在实验室中重现神奇的本领。
　　
　　经过一番努力，他将这种真菌与枯枝败叶混合在一起，仅用了3星期就让枯叶转化为可供使用的微生物柴油。斯特罗贝尔说：“我将这些柴油加入我的摩托车里，效果还不错！”与传统真菌技术相比，比如利用粮食发酵来产生酒精等能源物质，这种新方法可谓变废为宝。斯特罗贝尔正在考虑将这一实验成果进行商业化。
　　
　　和塑料一样，菌丝本质上也是由柔性聚合物组成的。不同的是，前者的成分是聚乙烯，后者是几丁质。塑料很难分解，而菌丝不仅可以完全被降解而且非常容易利用。只需要为它提供不同的原材料，保证相应的温度和湿度，就可以培育出不同密度、不同形状和不同抗拉强度的菌丝制品来。美国一家公司总裁埃本·鲍尔说：“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把任务告诉真菌，其他的事情就让真菌自己解决吧。”目前，他的公司正致力利用真菌生产人造骨骼，制作耐火又绝缘的泡沫材料，甚至生产真菌模具用于制造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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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是属于蘑菇的”
　　
　　但是，对于戴蘑菇帽的史塔曼兹来说，这些真菌的开发成果都只能算作“小打小闹”。他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利用真菌通往美丽世界的康庄大道。2008年的技术、娱乐和设计大会（TED大会）上，他做了题为《蘑菇拯救世界的6种方式》的演讲，截至2014年4月20日，这个演讲的视频已经被播放了2453465次。鲍尔称史塔曼兹为“蘑菇代言人”。
　　
　　史塔曼兹说：“未来是属于蘑菇的！”听起来好像有点王婆卖瓜，但是，他的“美好蘑菇”公司已经拥有了30多项蘑菇产品专利，其领域跨越了环保和医疗。史塔曼兹的最大目标是利用真菌来做生态恢复：选择适当的真菌加入土壤中以增加土地的生产力，清除污染物，加强碳封存能力，来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程度。
　　
　　水体净化袋也是史塔曼兹的发明。他将一种特殊的真菌填充在麻袋里，让其漂浮在水面上。这种真菌可以分泌酶，分解油污等污染物，从而对水体进行净化。他的最新一项专利是从药用落叶松层孔菌中提取抗虫和抗病毒物质。
　　
　　燃料、医药、材料、环保，这是史塔曼兹“美好蘑菇”公司的官方网站上打出来的标语，也代表着真菌开发的美好前景。“人们经历了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和塑料时代，现在，欢迎大家进入‘蘑菇时代’。”鲍尔说，“这可不是纸上谈兵，对此，我们满怀信心。”
　　
　　史塔曼兹则更是信心爆棚。如果我们需要多快好省地解决人们的健康、环境以及气候问题，那么，我们就应伸开双手欢迎真菌。他说：“时不我待！即使蘑菇有辱使命，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把它们当菜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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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组部
时间:2014-12-06　作者:未详　点击:107次

　　在离中南海不足一公里的北京西长安街南侧，坐落着一幢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组部）的所在地。
　　
　　作为几乎与中共同时诞生的部门，中组部在过去90年间，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工作体系以及独特的文化氛围，成为中共执政必不可少的核心机构。但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又处于一个巨大的变革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有人将中组部比作全球最大的HR（人力资源部），管理着全国8000多万党员、大约60万党政领导干部。但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然是跨国公司的HR无法想像的。
　　
　　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建立
　　
　　中组部虽然成立很早，但正规的工作业务和工作秩序，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建立起来，而真正成型，则要推迟到解放后的50年代。
　　
　　1948年10月，毛泽东给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彭真写信，要求中组部应给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门发一个通知，规定请示报告制度，并不断督催，以建立起中组部的业务。11月，中组部发布了《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在彭真的领导下，由安子文具体负责，开始大力建设中组部的机构和业务。
　　
　　建国以后，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安子文，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建议，“拟仿照苏共的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办法”，建立中国的干部管理制度。按照这套办法，党、政和社会团体中，所有重要职务以及任职干部都必须登记在册；调动任免时，需根据名单，对干部进行预先审查、选拔推荐、批准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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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从最初级到最高级的干部，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机关来管理。这个制度，我们称之为干部职务名单制。”
　　
　　1955年1月，中共颁布了第一份干部名单——《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份名单囊括了当时地厅级以上所有干部，全部交由中组部直接负责管理。在组织系统内部，这些干部被统称为“中管干部”。
　　
　　从1955年9月开始，各个省和部委仿效中央，制定了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全国逐步建立起了由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中组部和各级组织部统一管理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
　　
　　一位曾在中组部工作多年的干部对记者说，简单讲，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党管干部”，第二条是“职务名单表”。各级组织部按“权限”，管理自己“名单”上的干部。“直到今天，这套制度基本没有大的改变。”
　　
　　后备干部
　　
　　在建立干部职务名单制之初，中央就已经在考虑，将后备干部的培养制度化。
　　
　　1953年，中央就提到要仿效干部职务名单制，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将发现培养和提高后备干部的工作，看作各级党委和一切管理干部部门的经常任务之一”。
　　
　　1964年，毛泽东多次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中组部牵头，启动了“接班人”计划。但这项工作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所中断。
　　
　　改革开放后，培养接班人，成为中组部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中共元老、曾在延安时期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曾多次强调：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的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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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在陈云的提议下，中组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简称青干局），专门负责后备干部的选拔和任用。
　　
　　青干局对后备干部的管理也是通过“名单”来实现的。中组部原青干局局长李志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到1985年，“名单”上的各级后备干部人数已超过了10万。其中，中组部掌握的省部级后备干部1054人，各省组织部、各部委人事司管理的地厅级后备干部18000人，余下的96000人则是地市州组织部负责的县处级后备干部。
　　
　　不过，与“干部职务名单”不同的是，“后备干部名单”上的干部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份名单上。
　　
　　用人标准
　　
　　2013年7月1日中共建党纪念日前夕，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好干部的“五项要求”，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过去几十年，中央颁布的用人标准在提法上出现过几次大的变化，从建国初的“又红又专”到“文革”后的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再到之后的“德、能、勤、绩、廉”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