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也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上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吗？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扑哧一声，会淹没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以前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大概是被他这声音惊动了吧，附近看画的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这边望了望。我越发不痛快了。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遗族央求审查员，好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不知不觉间，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惟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为生歌唱

在丹佛车站，很多旅客拥进开往东部方向的BM公司的快车车厢。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在刚刚上车的旅客中走来了两个人，一位年轻英俊，神态举止显得果敢而又坦率；另一位则脸色阴沉，行动拖沓。他们被手铐铐在一起。
　　两个人穿过车厢过道，一张背向的位子是惟一空着的，而且正对着那位迷人的女子。他们就在这张空位子上坐了下来。年轻的女子看到他们，脸上即刻浮现出妩媚的微笑，圆润的双颊也有些发红。接着只见她伸出那戴着灰色手套的手与来客握手。她开口说话的声音听上去甜美而又舒缓，让人感到她是一位爱好交谈的人。
　　她说道：“噢，埃斯顿先生，怎么，他乡异地，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
　　年轻英俊的那位听到她的声音，立刻强烈地一怔，显得局促不安起来，然后他用左手握住了她的手。
　　“费尔吉德小姐，”他笑着说，“我请求您原谅我不能用另一只手来握手，因为它现在正派用场呢。”
　　他微微地提起右手，只见一副闪亮的“手镯”正把他的右手腕和同伴的左手腕拴在一起。
　　年轻姑娘眼中的兴奋神情渐渐地变成一种惶惑的恐惧。脸颊上的红色也消退了。她不解地张开双唇，试图缓解难过的心情。埃斯顿微微一笑，好像是这位小姐的样子使他发笑一样。他刚要开口解释，他的同伴抢先说话了。这位脸色阴沉的人一直用他那锐利机敏的眼睛偷偷地观察着姑娘的表情。
　　“请允许我说话，小姐。我看得出您和这位警长一定很熟悉，如果您让他在判罪的时候替我说几句好话，那我的处境一定会好多了。他正送我去内森维茨监狱，我将因伪造罪在那儿被判处7年徒刑。”
　　“噢，”姑娘舒了口气，脸色恢复了自然，“那么，这就是你现在做的差事，当个警长？"
　　“亲爱的费尔吉德小姐，”埃斯顿平静地说道，“我不得不找个差事来做。钱好像总是会长翅膀。您也清楚在华盛顿是要有钱才能和别人一样地生活。我发现西部有个赚钱的好去处，所以——，当然，警长的地位自然比不上大使，但是——”
　　 “大使，”姑娘兴奋地说道，“你可别再提大使了，大使可不需要做这种事情，这点你应该是知道的。你现在既然成了一名勇敢的西部英雄，骑马、打枪，经历各种危险，那么生活也一定和在华盛顿时大不一样。你可再也不和老朋友们一道了。”
　　 姑娘的眼光再次被吸引到了那副亮闪闪的手铐上，她睁大了眼睛。
　　 “请别在意，小姐，”另外那位来客又说道，“为了不让犯人逃跑，所有的警长都把自己和犯人铐在一起，埃斯顿先生是懂得这一点的。”
　　 “要过多久我们才能在华盛顿见面？”姑娘问。 “我想不会是马上，”埃斯顿回答，“我想恐怕我是不会有轻松自在的日子过了。”
　　“我喜爱西部，”姑娘不在意地说着，眼光温柔地闪动着，看着车窗外。她坦率自然、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说：“妈妈和我在西部度过了整个夏天，因为父亲生病，她一星期前回去了。我在西部过得很愉快，我想这儿的空气适合我。金钱可代表不了一切，但人们常在这点上出差错，并执迷不悟地——”
　　“警长先生，”脸色阴沉的那位粗声地说道，“这太不公平了，我需要喝点酒，我一天没抽烟了。你们谈够了吗？现在带我去吸烟室好吗？我真想过过瘾。”
　　这两位旅行者站起身来，埃斯顿脸上依旧挂着迟钝的微笑。
　　“我可不能拒绝一个抽烟的请求，”他轻声说，“这是一位不走运的朋友。再见，费尔吉德小姐，工作需要，您能理解。”他伸手来握别。
　　“你现在去不了东部太遗憾了。”她一面说着，一面重新整理好衣裳，恢复起仪态，“但我想你一定会继续旅行到内森维茨的。”
　　“是的，”埃斯顿回答，“我要去内森维茨。”
　　两位来客小心翼翼地穿过车厢过道进入吸烟室。
　　另外两个坐在一旁的旅客几乎听到他们的全部谈话，其中一个说道：“那个警长真是条好汉，很多西部人都这么棒。”
　　“如此年轻的小伙子就担任一个这么大的职务，是吗？”另一个问道。
　　“年轻!”第一个人大叫道，“为什么——噢!你真的看准了吗？我是说——你见过把犯人铐在自己右手上的警官吗？"
　　（月汐摘自《外国百篇经典微型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张媛）

为生歌唱

一天下午，我正坐在窗前看书，突然有人轻轻敲我的玻璃窗。一个憨厚的乡下人，拿着一个硕大的搪瓷杯，笑容可掬地站在窗外向我讨水喝。讨了水之后，他猛喝一气，又让我给杯子加满水，晃悠悠地端去给他的家人喝。这时候，我才发现，窗外一株小树边，歇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有个看上去很文静的女人，还有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中，大的那个不过五六岁，捧着搪瓷杯喝了几口，接下来是女人喝，女人喝完了，又喂怀中那个小的，小的似乎不渴，不肯喝，于是女人自己又喝。那男人知道我正望着他们，回过头来，冲着我笑，我们开始攀谈起来。
　　他们是出来逃荒讨饭的，那个看上去很文静漂亮的女人，有点儿精神病。订婚时，媒人做了手脚，他并不知道要娶的女人有病，结了婚才发现，已经晚了，结果只能将错就错。好在女人也不是频频犯病，好的时候，不过人迟钝了一些，不懂得照顾自己。看得出那男人对女人是真的好，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屡屡回过头去注视自己的妻子，目光中充满了爱怜，那是一种毫无掩饰的爱怜。
　　那个女人平静地坐在那里，经过他的提醒，我看出她的确有些不正常。她看上去就像是个大孩子。她怀里的小孩，突然撩开母亲的衣服，捧住硕大的乳房吃奶，奶汁从小孩子的嘴角边溢出来。那男人平静地告诉我，家里实在过不下去，把能卖的都卖了，出来闯闯。我感到惊奇的是，男人说这话时的表情，没有悲伤，没有沮丧，也没有抱怨，就像是在谈一件最平常不过的家事。一个人都到了讨饭的地步，竟然还能保持这样的自信，竟然还能这么从容。他说“出来闯闯”的口吻，就像那些想赚大钱的人准备下海一样。
　　那女人真是个傻女人，怀中的小孩吃完奶以后，连把自己的衣服放下来都不知道。男人和我说着话，转过身去，走到女人面前，替她把衣服拉好，又细声细气地问她要不要喝水，然后重新回来和我继续聊天。我们始终隔着一扇窗说话，说了很长时间。也许平时很少有人愿意听那男人唠叨，他说得很开心，很投入。
　　那男人终于推着板车远去了。我的眼前，有意无意地会重现这场景。我难以忘怀的是那男人并没有被世人眼里的不幸所击倒，他没有逃避，如果换了一个人，很可能会这么做。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加上两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意味着这个人终身将与幸福无缘。那男人缺乏起码的理智，心甘情愿地背着沉重包袱，不是因为思想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无可奈何。他想不出什么高招来，不知道把妻子送进精神病医院，也不知道避孕以及堕胎。他顺应自然，听天由命。认命的他却没有像我们一样迷失自己。

为生歌唱

那节车厢也许是世界上最拥挤的空间。座位上，过道上，甚至厕所里，满满的全都是人。人和人挤在一起，前胸贴着后背，呼吸与汗水混杂交融，难分彼此。下午，窗外冰天雪地，车厢里却酷热难当。从郑州上了火车，我就被挤到靠近车门的位置，汗流浃背的身体迎接着硬挤进车厢的寒风，苦不堪言。
　　不断有人挤过来打水，泡茶或者泡面，盯住我看，面无表情。终被挤成一只脚站立，我低声骂一句，又说，这火车什么时候才能到徐州？
　　凭经验，到徐州站，车厢里就宽松了，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一个座位。
　　这才注意蹲在门边的那位农民工。之所以确定他是农民工，是因为他卑微的表情以及靠在身旁的竖起的蛇皮口袋。那是农民工特有的表情和行李，一种身份的刻意暴露。
　　顺便问他一句，到哪里下车？他答烟台。我说和我一样，咱们还得一起熬上十几个小时……不过这么挤，说不定熬不到烟台咱俩就给挤死了。想不到他竟然说，我倒希望火车别到得太早。
　　别到得太早？我吃了一惊。
　　到得太早，我还得在车站待上半宿。他说，火车上虽然挤，总还暖和一些……车站就不一样……得坐明天最早一班汽车才能回家。
　　可是火车站附近有很多旅店啊。
　　不安全。
　　怎么会不安全？那里治安很好的。
　　这我知道。但我还是怕不安全。
　　如果你带了什么贵重的东西或者很多钱，可以托旅店代为保管。
　　这我知道。但我还是怕不安全。
　　表情和语气很是固执。我不知道他说的“不安全”到底指什么，是怕有人抢走他的钱，还是怕人身受到威胁？我在想，以他这样的打扮，也许连贼都不屑下手吧。那么，是他身上已经没有了住店的钱？在城市里白干了一年的农民工，并不少见。
　　他的手里，抓一个用废弃的塑料管黏结成的坦克。他告诉我，那是他用工地上的废料给儿子做的玩具。不过粘得不结实，他晃晃手里的坦克说，得这么拿着，放包里的话，准得压碎！
　　列车到了徐州站，我与他都得到一个座位。一坐下他就闭上眼睛，头靠着座背，睡过去的样子。可是我知道他没有睡着，他的眼睛眨动着，每隔一会儿，就睁开看一下周围。他的眼神充满警惕，似乎他对所有人都怀着戒备。
　　后来他开始静静地吃饼干，喝一杯没有开透的热水。我对他说，要不，把这个坦克卖给我吧？
　　我猜他肯定是没钱住店。“不安全”只是一个幌子，是农民工特有的维系自尊的一种方式。卖给我吧！我说，我出一百块钱。
　　你买这个干什么？他有些奇怪。
　　当成工艺品。我说，你手艺很好的……肯不肯卖？
　　肯定不卖。
　　一百五怎么样？
　　多少钱都不能卖。他说，这是我给儿子做的，怎么能卖呢？
　　但是你可以再给他做一个啊，或者，去商场为他买一个别的坦克车，一百五，肯定够了。
　　他看着我的脸，研究我的表情。他肯定猜出了我的用意。他说谢谢，不过这个坦克车，我不会卖的。
　　他端了水杯去打热水，邻座一位男人冲我笑笑，小声说，这个人不识抬举啊。
　　他回来，重新坐到我的对面，慢慢喝着水，眼神仍然是警惕的。那眼神拒人千里之外——也许，他真的感到这个世界不安全。
　　你完全可以去找一个旅店。我劝他，在车站待上半宿，会把你冻成冰棍。
　　他笑笑说，没关系，习惯了。
　　或者，你跟我走。我继续说，我认识一家旅店的老板……
　　真的不用。他摆摆手，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再说我还想随便逛逛……
　　逛逛？
　　随便逛逛。
　　可是到烟台的时候，应该是夜里三点多钟吧……你到大街上逛逛？还要背着你的行李？
　　也许会吧。就在车站附近走走……反正那时天也快亮了……我媳妇一直想让我给她讲讲城市的夜景……
　　可是你一直在城里打工啊！
　　可是我晚上从不出去。
　　工作很累吗？
　　主要是怕不安全。
　　又是不安全。我不知道城市为什么会给男人留下“不安全”的印象，难道有人伤害过他吗？或许在他看来，所有家以外的地方，都不安全吧！
　　可是今夜，我想，他注定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熬过一夜。也许他真会在车站附近转一转，看两眼城市的灯火，然后回家讲给自己的妻子听；也许他只会缩到一个角落，睁着眼睛熬到天亮，然后为他的妻子，描述虚构出来的城市夜景。
　　我注意到他把饼干包装袋和被人们丢弃的矿泉水瓶装进一个塑料袋里。我知道这些东西可以换来一点点钱。我想也许他会把这些东西带回家。为什么不呢？这样的男人，干出什么事情，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他闭起眼睛睡觉，仍然每隔一会儿，就睁开眼睛看一下周围，又把手里的玩具坦克握得更紧。倦意阵阵袭来，我迷迷糊糊地睡去。再一次醒来时，列车已经抵达烟台站。
　　他扛着行李，拿着坦克，并不忘带上那个装着几个矿泉水瓶的塑料袋。出站后，我跟在他的后面慢慢地走。我讶异地发现他走向一个垃圾桶，将手里的塑料袋认真地放了进去——他绝不是丢进去的，他的确是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动作和姿势，甚至有些恭敬。我猜他要把这几个矿泉水瓶送给早起的拾荒者，尽管他们注定不会谋面。
　　他发现我在看他。他盯住我，目光中含着拒绝。他拒绝我对他的留意，就像他拒绝旅店，拒绝帮助，拒绝城市，拒绝城市的人群。也许回家以后，他会再一次来到城市，也许，他会永远留在他有家的村子，不再出来。
　　我知道像他这样的农民工，城市里到处都是。或许他们也曾经试图接近并且融入城市，却被城市无情地拒绝；或许他们从来未曾想过接近并融入城市，他们对城市，一开始，就怀有一种戒备、防范、拒绝和恐惧。尽管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可是城市的灯火，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
　　他们只是过客，城市的灯火注定与他们无关。其实，最开始，是我们这样说的。我们这样说，说多了，他们就信了。

为生歌唱

师大毕业，我被分到一个林区小镇的中学当老师。
　
　 语文组共有八个老师，我是其中惟一的名牌院校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我颇有激情地搞了一点儿教学改革，校长在教工大会上表扬了几句，加上我平素喜欢舞文弄墨，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一两篇“豆腐块”，很自然便成了办公室里的“出头椽子”，惹来别人的嫉妒。有的当面阴阳怪气地冷嘲热讽，有的私下里散布我的种种子虚乌有，让我烦恼而又无奈。
　
　 以前只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过小知识分子的穷酸气和小肚鸡肠，这回我算是真的领教了。尽管我在同事们面前十分谦虚，从不显示自己那一点点的“与众不同”，努力用言行表白自己与大家一样平凡，可我还是受到了同事们的孤立，他们对我猜忌、躲避、挑剔……，很少有人跟我谈知心的话。
　
　 一天，我把心中的苦恼向谢老师倾诉。谢老师给我看一幅风景画，那上面画了许许多多几乎一般高的杨树，在画面的左上角，有一棵参天挺拔的杨树特别醒目，虽然只画了不足一半，但它那超凡脱俗的壮美却是显而易见。
　
　 “小伙子，这回你该明白，'出类拔萃'这个成语的含意了吧？嫉妒，是人之常情，但我们嫉妒的往往是略微比自己强的人，你见到谁嫉妒那些成就非凡的伟人？人们对远远超出自己的人只有敬佩。就像这株醒目的大树，别的树对它只有仰慕，只有学习和努力地追赶……”
　
　 哦，我懂了——面对嫉妒和误解，没必要抱怨、消沉、妥协，没必要为适应别人而改变自己。最好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努力争取出类拔萃。　　　　　　

为生歌唱

在这座城市的街头，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么一个人：五十岁上下光景，皮肤黝黑是肮脏所致，脸上、脖子上、手上、手臂上，满是污垢，遮住了耳根和颈部的乱发上，总会粘着些许纸片、草屑。胡子和头发一样乱，估计已有很长时间没去打理了。——一个精神病人。所有看到他的人都这么认为。
　　这当然是不会错的。不仅从他的外貌，单从他的穿着和举止，也明显看得出来：他的身上斜披着一块差不多已经褪去了本色的大红广告用布，腰间还系着一根深绿色的绸带。他的脸上涂满了戏剧油彩，甚至还涂上了口红。最显眼的，便是他的一头乱发上偏偏爱插上一朵花。这朵花大约是在街头的小公园里随手采来的，或红、或黄、或紫。
　　他常在桥头、公交站台、超市门口这类地方活动。说是活动，其实是自演自唱。一会儿演阿庆嫂，一会儿唱李铁梅，一会儿又成了玉堂春，没个闲儿。他的表演极为投入，煞有介事。如果他觉得身边没了听众，就会满大街乱跑，眼中根本就没有车辆，没有红灯。
　　“哪能让这种人在城市乱来?”不少人提出意见。
　　“相关方面都曾管过。但管不了。”有人解释。
　　后来，我还是陆续得到了关于他的一些信息：这位老兄原本是邻县一家剧团的配角演员，专门饰演战士甲、土匪乙、衙役丙、打手丁之类的角色。他不甘心演配角，一直企盼着演主角，而且是女主角。他找领导，要求改演旦行，无论是花旦、刀马旦，或者老旦，什么都行。领导呢，肯定是婉言谢绝了。一次又一次，不知怎的，他就有了精神病。
　　我没空去想他，后来干脆就忘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再看到他。
　　上个月，我去了市内一处新建成的园子。这里有鲜花、有芳草、有假山、有曲径，还有喷泉。园子里，人们在抖空竹、放风筝、打太极拳、舞木兰剑，悠然自得。在一处带有遮阳棚的平台上，我发现有一群票友正在演唱京剧。这本不稀奇——哪一座城市的公园里没有热心的戏迷朋友在活动?使我感到意外的，却是那位正在演唱的人。我差一点儿叫出声来——这不就是那位“旦迷”(姑且这么称之)老兄吗!
　　老兄已经完全改了模样。头发理了，胡子刮了，皮肤白净了许多。衣着，也和寻常人相同。他正在演唱“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沙家浜就是你们的家……”依然是那么投入，依然是那么忘情。我停住脚步，开始了对他真正的聆听和观察。他那身段虽然不敢恭维，但唱腔居然还像那么一回事。比之专业演唱，他肯定是差的，但比之业余爱好者，大约还算是可以的。
　　一段唱罢，周围响起了友善的掌声。
　　围坐的人中间站起了一位六十开外的老者。老者鹤发童颜、慈眉善目，尚未开言，已经满脸含笑。他说：“下面，请我们的主角继续为大家演唱梅派名剧《凤还巢》中的一段，大家欢迎!”
　　我注意到，老者在提到“主角”两字时，语调是刻意加重的。老兄在听到“主角”这两字时，表情是异常愉悦的。
　　掌声响起，音乐奏起，“日前领了严亲命，命奴家在帘内偷觑郎君……”老兄又有滋有味地唱开了。
　　我颇为称奇，不知老兄缘何会“进化”成这般模样。一位熟悉的朋友对我说：“看到刚才那位老者了吗?——是他师兄，一个演了一辈子配角的师兄。师兄退休了，到这里寻着了他，照顾了他。师兄说了，他的病其实并不难治，很简单，满足他就行!”
　　那一刻，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是为了那位演了一辈子配角的师兄。直到退休了，还在无怨无悔地为别人当着一名毫不起眼的配角。　　　　　　

为生歌唱

人们只知道她是美国洛杉矶一位很富有的华籍商人，每年她都向中国内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捐赠高达50多万美元助学资金，她的捐赠与别人不同，她从来不举行什么捐赠发布会也不通过慈善机构，而是委托大陆的一位好朋友通过电话和信笺等形式直接与当地学校联系，取得受助人的名单后直接把款项寄过去，并叮嘱她不要张扬也不要什么回报。
　　为此，几位学校的负责人给一些受助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发去信函，希望他们能定期给资助者写封信，在汇报自己学习情况的同时也表达下自己的感恩之情。但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整个资助过程中，多数人没有给资助者写信，而且即便是写了信的一些受助者，内容也多数不是强调自己家庭特别困难希望多资助点，就是希望能在学习以外的生活上也能给予帮助，往往洋洋洒洒十几个页码，甚至没有一句“谢谢”之类的感恩话语……
　　但她却并没有停止捐款，整整几年时间过去了，她一如既往资助山区的孩子们。后来她的事迹还是被媒体记者捕捉到了。消息来源于一名受助者，因为连续两月没有按时收到捐款，这名受助者父母把电话打到了报社，说他们的孩子往年每月都会按时收到300元的助学款，但现在却突然断炊，他们为此很着急，甚至抱怨说：“怎么说不寄就不给寄了？”就在他们说完这话的半月后，一封加急快件把应该资助他们的款项送到了他们手中。
　　后来，经过记者的调查了解到，其实他们的捐款早就预备好了，只是因为她的委托人所在的城市当时正赶上百年不遇的洪水，邮路中断所导致的结果。记者也因此找到了她在中国大陆的委托人希望能联系到这位资助者。但她的委托人却淡然一笑说：“免了吧，她嘱咐过我，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也不能透露自己的姓名！”
　　通常企业和名流捐款之类的，如果受助者像这样不懂得感恩的话可能早就被取消了捐赠资格，而她却……面对记者的疑惑，委托人笑笑说：“我曾经问过她受助学生需要什么条件不？她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只要他们快乐地欣然接受就行！’”施舍并不一定要回报，也不是要获得某种施舍后的快感；资助者更多的是要保持一种宽容和对受助者的尊重，理解并同情受助者的不太阳光的心态，虽然他们在短期内怀着理所应当全无感恩的心态在接受着捐助，但我们也应该给予他们或者给他们的心态以改变的时间，让他们慢慢懂得感恩，懂得爱……

为生歌唱

14年前，我中专毕业，来到城郊的一家工厂。我拎着一只帆布包，里面有日常用品。袋里揣着我母亲给我的30块钱，除此，我一无所有。
　　我的工资是194元，我的生活比学校里更苦。我每天吃的菜是一元钱一份的豆腐，很难吃。
　　与我同岗位的同事，都是城里人，他们在城里有房，父母都是工人，他们衣着光鲜，他们谈笑风生。
　　我很自卑。
　　工厂里有许多光棍，城里的同事笑话我，像你这样农村来的孩子，以后肯定要打光棍的。一位保养极好的阿姨安慰我：“小伙子，慌什么，这附近村子里有许多姑娘，到时给你介绍一个，你可以住到她家里，上下班都方便，而且有田地，不用再吃食堂饭了。”
　　我听了，更加自卑。
　　说起来很惭愧，我读书的梦想，就是进城，就是娶一个城里的女孩而已。
　　但那个时候，这个梦想被砸得粉碎。当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进一次城，看看城里的花花世界。
　　有一个冬天雨夜，我没有带伞，我被冬雨逼进了一幢楼下，那双几十元钱的破皮鞋开始漏水，我冻得瑟瑟发抖，楼里有个中年人出来，看到了我，斥责我：“为什么呆在这里！”
　　我跑向另一个躲雨点，看着那些嘻嘻哈哈走过的年轻人，我悲从心来。
　　我清楚记得，那个冬夜，我泪流满面。
　　我很努力，我知道如果没有努力，我将会一无所有。我发疯似的工作，发疯似的写作，发疯似的干着一切可以改变自己境遇的工作。因为勤恳，我被公司赏识，成为一家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因为我文字能力强，我被一家媒体录用；因为我积沙成塔的赚钱方法，我在城里购起了房，有了家。
　　现在，那家工厂一半左右的人，成了失业人员。我看到过我的同事，在劳动力市场汗流浃背找工作的情形，他们找到我，让我帮帮他们找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还有那个阿姨，在市场时摆了一个摊位，每天为几毛钱的生意与客人争得面红耳赤。
　　我无法为自己得意，我很悲伤。
　　我其实就像候鸟，对季节的变化十分敏感，当感受到环境不适生存时，就会千方百计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于是，我开始努力地飞。我就像一只凡常的燕子，一直向南，向南，飞越茫茫的大海，只是为了远方好个温暖的家园。
　　动物学家说，动物之所以能够长途飞行，主要出于一种简单的生存本能，即使在飞行中死去，它们也不会放弃努力。
　　我又何尝不是。
　　人生太苦，一份好的日子，需要太多的付出和奋斗。现在，我不再为生计而忧心忡忡，我在城里有房，有爱人，有孩子，我再也不会带着崇拜的目光看待这个城市，但是，我仍是一只敏感的候鸟，为了自己的梦想，我还在努力地飞。

为生歌唱

小时候的约翰·戈达德，每当有空的时候，总会拿出祖父在他8岁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幅已被卷了边的世界地图看。15岁那年，这位少年一口气写下了127项人生的宏伟志愿：要到尼罗河、亚马孙河和刚果河探险，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乞力马扎罗山和麦金俐峰，要驾驭大象、骆驼、鸵鸟和野马，要探访马可·波罗和亚历山大一世走过的道路，要主演一部《人猿泰山》那样的电影，要驾驶飞行器起飞降落，要读完莎士比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要谱一部乐曲，要写一本书，要拥有一项发明专利，要给非洲的孩子筹集100万美元捐款，等等。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人生征程。60岁时，约翰·戈达德经历了18次死里逃生和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已经完成了其中的106个目标。约翰·戈达德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决不放弃任何一个目标，一有机会我就出发。当有人问他是什么力量促使自己成功时，他轻松地回答：“很简单，我只是让心灵先到达那个地方。随后，周身就有了一股神奇的力量。接下来，就只需沿着心灵的召唤前进好了。”
　　“让心灵先到那个地方”，多么富有诗意的回答！“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心中的目标，就是高耸在自己前行方向上的路标。正是有了路标的指引，哪怕遇到艰难险阻、狼群虎豹，哪怕是荆棘遍地，哪怕摔得遍体鳞伤，也其乐融融，一股豪气顿然而生。
　　在英国，一位腿患严重慢性肌肉萎缩症，走起路来都异常困难的青年斯尔曼，凭借仅有的一条好腿、顽强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信念，创造了一个个令世人瞩目的壮举：19岁，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21岁，登上了阿尔卑斯山；22岁时，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28岁前，征服了世界上所有著名的高山。然而，在他28岁时，却突然自杀在寓所里。什么原因使功成名就的斯尔曼弃世而去呢？他留下的痛苦遗言——“如今，功成名就的我感到无事可做了，我没有了新的目标。”为人们解开了这个谜底。当把巍峨、困难踩在了自己的脚下之时，一直支撑斯尔曼生命一往无前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坍塌了，他也因此而失去了人生的全部。
　　看来，无论是杰出之士还是平庸之辈，无论是青春少年还是耄耋老翁，无论是健康之躯还是身患残疾，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智慧的高低，也不在于幸运之神是否青睐有加，而在于有无永恒的目标追求。无论自己已经拥有多么辉煌的成就，无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多么平凡普通，当你决定要培育出成功的鲜花时，你就应该事先在心中暗暗种下追求的种子——“让心灵先到那个地方去！”，让它绽放出鲜艳和美丽来！

为生歌唱

要拥有更轻松的生活，就必须学会不苛求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不追求完美，因为我们的确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越是极早地接受这一事实，就越能极早地拥有轻松的心态。
　　但生活中的琐事是永远躲避不开的，关键是你如何去看待他们。
　　比如你站在一面穿衣镜前，观察自己的面孔和全身，你可能喜欢某些部位，而不喜欢某些部位。有些地方可能不怎么耐看，使你感到不安，如果你看着自己不喜欢的地方，请你不要逃避，不要自卑，不要否认自己的容貌。这时候你就需要面对你不喜欢的地方，而用自己的标准来看待自己。否则你就无法自我接受，自我肯定。
　　法国大思想家卢梭说得好：“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玄乎，其实说的是实话，可惜的是，许多人不肯接受这个已经失去模子的自我，于是就用自以为完美的标准，把自我重新塑造一遍，结果却失去了自我。
　　生活中的琐事正如同镜子里你不喜欢的地方一样，如果你死盯着这些，那么你就无法拥有轻松而完整的生活。应当怎么办呢？你要用自己的眼光注视镜子里面的自我形象，并试着对自己说：“无论我有什么缺陷，我都无条件接受，并尽可能喜欢我自己的模样。”
　　接受事实，承认镜子里的面孔和身体就是自己的模样。接受自己，承认事实，你会觉得轻松一点，感到真实和舒服。时间长了，你就会体会到自我接受与自信自爱之间的密切关系。生活的道理也大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