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史【连载】

王瑞平

顾盛代表美国人方面，试图以要挟北上来得到他要签订的条约；他话音未落就在广州获得了他所谋求的条约。他没有别的事能插得上手，但他是一位精明的律师，便更明确地琢磨出了几条治外法权条款，另外又加进了几条有助于使缺乏象香港那种基地的美国人也能参加中国沿海贸易的条款。在这些新开的港口，美国人采用一种省钱的变通办法，即由商人临时担任领事，但这种做法对英国想让领事来执行条约规定的努力几乎没有什么帮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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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方面，拉萼尼代表主要致力于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并要求清帝国政府能给予宗教自由。耆英的第一着棋是利用旷日持久的谈判以达阻止拉萼尼北上北京的目的。同时耆英也看出，这位法国使者要求的让步要比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得到的还要多。在最后同意给基督教以宽容的时候（这意味着取消雍正帝的禁令），耆英含着眼泪告诉这位法国人说：“你劝我作出的这种让步……也许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你有义务拯救我……帮助我。”耆英于是企图只限定在各口岸传教，但最后没有成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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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 与 1846 年的上谕重新允许中国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并且恢复了在雍正时代查抄的某些教堂。基督教新教获得了同等的许可权利，但是教士不得离开条约口岸去内地旅行。法国人接着在广州和上海设领事。由于贸易发展很慢，上海领事孟体尼便致力于维护他职务的尊严及法兰西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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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和美、法打交道的政策是这样的：“一视同仁”，让这两国都能通过最惠国条款得到和英国同等的权利，不使他们因为享受到了同等特权而感谢英国。他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想离间法、美同英国的关系，以期将来能利用法、美来反对英国。他也认为仍要把广州继续作为中国外交的接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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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外交相辅而行的是清朝重建沿海军事的纲领，其中包括海军的训练、火器的使用以及建造新的炮台和要塞。但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想获得西方武器的势头逐渐减弱，这是因为耆英的安抚政策看来还颇著成效。因此不需要花大气力去重新建设中国的军事力量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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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新口岸与外国人打交道，耆英的首要任务是物色和任命一批可靠而又有才干的官吏，这些人要既能博得朝廷和外国人的信任，同时又能忠于自己和与地方势力合作共事。他首先起用的是在南京当过他的助手的那些属员。他在广州谈判时最得力的助手是黄恩彤，此人是中方参加附粘和约谈判的主要人物，他曾通过正常仕途升任南京盐运使，并于 1842 年为南京按察使①关于翻译的文件，见斯威舍：《1841—1861 年中美关系研究》。关于顾盛的谈判，见古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 8 章；丁名楠等： 《第一次鸦片战争》，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Ⅰ（1954年 7 月），第 114—142 页，特别是 143—146 页。①格罗士-阿肖夫：《耆英和拉萼尼的谈判》，第 74 页。确切的报道见魏景星（音）的《1842—1846 年法国在中国的传教政策》，第 305 页。②关于这次流产的海军改革，见罗林森： 《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 2 章；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 16—38 页。和代理布政使；1845 年他出任广东巡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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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南京随员则被派往上海、宁波任道台。在厦门的新式人物是福建省布政使徐继畬（后来任巡抚），此人是个学者， 那时开始根据西方资料编辑一部附有 44 张西式地图的新的世界地理书《瀛环志略》。徐继畬是 1826 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工作过十年，深受安抚政策的主要拟订者穆彰阿的赏识。他在战争时期是福建省的一名道台，后来于1842 年春被任命为广州按察使，在广州他与同窗黄恩彤（也是1826 年进士）共事过一段时间。徐继畬于 1843 年调回福建，因此利用与领事及传教士正式接触的机会而获得了许多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虽然他这本1848 年编成的书较之魏源的《海国图志》更为简明和精确，但它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流行起来；那时作者于退隐中被重新起用而进入了北京新设立的总理衙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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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因为与外国人办交涉的特殊才能而被选用，他们在通商口岸处于调解人的地位，就象参加南京谈判的清方谈判者那样。他们是两姑之间难为妇，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和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多次为此最后吃了苦头。象后来西方的“中国通”一样，这些深谙夷情的人确是一些能够对外国文化中的民俗学进行考察和挖掘的人才。中国人对“蛮夷之性”的看法是以亚洲腹地的长期经验为背景的，他们认为：蛮夷天性难测，也的确“莫可测其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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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蛮夷贪婪成性，无往而不牟利，另一方面，蛮夷也确是天性狡诈，没有按文明之道待人接物的修养。他们真是 “犬羊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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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强调贸易，这表明他们极尽本末倒置之能事—— “盖夷人重商而轻官，凡欲举事，必先谋之众商。”这是因为整个英国“均赖众商贸易以为生。上下交征利，不求物质所得者盖寡”。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