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史【连载】

王瑞平

这种粗鄙显示出他们道德低下，但同时也暴露出英人可以受羁縻的弱点。第一批条约就这样被理性化为实现羁縻的手段。虽然英国人的贸易利益在条约口岸日见巩固，但这种利益仍可看成是随时可能丧失的东西，因此只要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就可使外国人就范——这是一种多么十全十美的理论！但可惜中国缺少必要的实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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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口岸驯服外国入侵者似乎较为可行，因为中国这个万方共主之国还没有在精神上被击败。这些化外蛮夷在清朝官方文件中依旧有时被称为“英逆”，即他们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成员，却又是这个世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进一步诉诸暴力将是 “犯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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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口岸制度首先确实不是强加给中国的，而是实际上一开始就在这里成长起来的。新条约的规定中关于通商口岸有居留和贸易区域、有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的条款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继续，作为制度，它们并没有与旧习惯发生抵触。何况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港口刚开放时，朝贡使节继续来到北京：朝鲜每年一次；琉球前后来了七次；越南和暹罗各来了三次。所有朝贡的礼仪及其记载都详尽无遗地保留了下来，其中包括蒙古和亚洲腹地的其他王公贵族通过理藩院所表示的臣服之诚在内。今天回顾起来，鸦片战争也许可以看作是一场灾祸；但当时却不是如此记载的。当 1844 年一个法国人留在琉球，1847 年一个行医①陈鍫：《黄恩彤与鸦片战后外交》，载《史学年报》，卷 3 第 2 期（1940 年 12 月）。②德雷克：《徐继畬及其 1848 年的地理学》。①《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7 第 24 页。②例如见耆英对地方官吏下达的求和之札，1842 年 5 月 20 日，文件 145，载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史料汇编》。的英国传教士在那里定居的时候，琉球国王就抱怨起来，清帝对此作了训示，他说道：“佛英二国，不应扰我属国”，“若不为之弭止惊扰，殊无抚驭外藩之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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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北京现在已没有力量维护这种古老的观念了。这些话仍被继续记载下来，但它们的功效却已成了过往烟云。①费正清：《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制度》，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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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的外侨团体

在外国人眼里，条约口岸在新的边疆地区——不是未开发的边疆，而是人烟稠密的文明边疆——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和日益扩大的社会。前几代的西方贸易商已把这些港口选定为打进中国商业渠道的潜在地点。厦门与宁波在十六世纪已为葡萄牙人所熟悉。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广州和上海却是主要的口岸，而位于这两地之间的另外三个地方不过是前哨地点而已。在订约后的头十年中，厦门的外侨约在二十五人左右，福州和宁波各有十二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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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在港口外的鸦片接受站的人数就更不多了。早就建立起来的贸易中心广州大约有三百个外侨，但是广州是两广的首府，那里住有许多官吏和世家大族，它是政府威信和地方爱国主义的象征，抗御外人和防守本地的能力比上海要大得多。外国势力增长的真正中心是在长江口上。上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已有十二个商行和一百名左右的外国人。到五十年代中期则发展到了七十个商行和三百多名外国居民（不计家眷），并有八个领事馆和三十六名新教传教士。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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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口岸，外国侨民团体集中于前滩或沿江马路一带，装载的货物由此转卸到外国商行所在地段内的货栈。每个外侨团体都设在中国本地城市外围的背水之处，使之能从水上获得援助，也能对陆地作某些防御。英国领事们早就要求有权在有城墙的城市里所租借的领事馆建筑物上升起国旗，而且除广州外，其它各地都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在厦门，外国居留地实际上是设在海港内的鼓浪屿；在福州是设在闽江上的中州岛上；在宁波则是设在城关一条小河的对岸上。当外国人在上海城关以北黄浦江岸定居时，他们住在两条支流之间，而在靠内陆的一侧的边缘，他们又开凿了另一条被称为洋泾浜的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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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条约口岸总计大约有五百名外国人，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将近两百个商行里（其中既有从事本地各种业务的商行，也有从事国际贸易的商行）。男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女人。其中半数来自英伦三岛，另外四分之一来自印度（包括印度祆教徒），总计这些外国人中来自英帝国者达四分之三。美国人数目上少些，然而他们的航运业仅次于英国，他们在上海的贸易量几乎达到一半。 1849 年 6 月航海法的废除，使美国船只可以直接把货物运到英国，或者在英国各殖民地之间运货，因此到 1850 年 1 月 1 日以后，美国快船就在茶叶输往伦敦的业务方面同英国展开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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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传教士团体在数量上只是中国这个舞台上的配角，但它们对外国侨民团体的贡献，无论在精神或知识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受到法国鼓励的天主教传教士，稳步地、静悄悄地在内地主要中心恢复了他们的位置，甚至还发展了他们的宗教信徒。1839 年在中国就有将近三十名天主教传教士，其中一半属于遣使会修士，一半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这三十人差不多都是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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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在澳门，此地是训练、供应和联络的主要基地。十人在四川，三人在江西，三人在湖北，其余的则在福建和蒙古，与当地教徒相处在一起。象某些新教教徒一样，他们偶尔也乘鸦片船在沿海通行。到 1845 年，在中国②梅耶等编：《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第 364 页。关于早期的通商口岸，见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以及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关于全面的数字，见严中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41—48 页（商埠），第 49—56 页（租界）。有七十六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上海再次活跃起来。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