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史【连载】

王瑞平

不久，英国私人的护航业务碰到了其他外国人——澳门的葡萄牙人——的竞争。到十九世纪中叶，后者的十二、三艘武装洋式中国船（有着欧洲式的船身和中国式的帆），不顾澳门葡萄牙人的限制，聚集于宁波江口大肆敲诈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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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臭名昭著的布兴有（阿帕克）率领二十几艘船只组成的广州海盗船队在宁波港外停泊，本来在护航业务上就已经相当剧烈的英、葡竞争被弄得更加复杂化了。虽然用惯常的收买办法把布兴有设法安插到了清帝国的水师里去，但他继续在护航事务中进行讹诈。不幸，中国地方当局未能使这些广东海盗与葡萄牙人互相火并而同归于尽，局势依然没有被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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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鸦片贸易非法地日益扩张，以及苦力买卖、海盗活动和护航工作等原因，新的条约制度精心哺育的西方对华合法贸易，受到了贪污和混乱局势的威胁。在那么多越轨不法事情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实行条约税则就越来越行不通了。一个肆无忌惮的外国商人既可以用威胁来恫吓中国的海关税收人员，又可以接着用利诱以达到互利的目的——这样干有何不可呢？不能指望中国海关放弃它们一贯捞外快的常规，也不能指望它们执行外国制度去管理他们无法控制的外国人。然而在条约税则日趋无法贯彻的时候，依赖条约税则的大商行的贸易利益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上海成为新的发展中心地点，外国的侵略和中国的软弱在这种发展中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中外条约口岸制度。①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 338—346 页；第 17—18 章中所有有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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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兴起

上海由一个小县城的地位迅速崛起而为中国的大都市，这是由几个因素凑合起来的结果。当然，有一个是地理因素。上海濒临一条宽阔的河流，距该河流入长江的江口处约十余英里。它提供了种种港口设施，有一个安全港，由于有通向内地的河道，与内地的交道也相当方便。它位于两条贸易航道的交叉点：一条是溯江而上直达四川，一条是沿中国海岸从广州直到满洲。从国际上说，它是航运的枢纽，从广州、天津和日本循海路到这里都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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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是巨大的长江流域和华中区贸易的集中地，又是整个东亚的分配要地。从地方上说，上海之所以能够兴起，是由于肥沃的粮仓长江三角洲生产了过剩的粮食；北京的粮食供应就是从长江三角洲通过大运河或绕山东海角北运的。这个全中国最富饶的区域有能力供养一个大都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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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变成一个关键地点，中西关系新的力量对比在这里允许英国建立了优势地位。英国对上海兴起的贡献首先是皇家海军作出的，它保障了中国和外国财产的安全；其次是英国商人作出的，他们自己赚钱，也给中国帮手和商人提供了同样的机会。英国领事赋予这些起作用的势力以合乎法理的和制度的形式。其实，英国领事不过是先作出了这种贡献而已，帮助他们的有美国和法国的领事，更不用说还有美国和别国的商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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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作出贡献的则有以下几种人：中国商人，他们吸引了整个富饶的长江三角洲的地主豪绅的资本；中国的叛乱分子，他们制造了当前的骚乱问题从而引起了外国的干涉；还有那些唯利是图、投机钻营的清朝官吏，这些人名义上代表着一个软弱得不能控制他们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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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元朝以来就已经是一个县城。1871年的县志就记载， 1813 年全县人口约逾五十万，1852 年还要多一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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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居留地开始开辟于城墙北面一段地区，在城墙同苏州河（中国人叫吴淞江）及较宽的黄浦江汇合处之间（见地图 8）。早年外国领事和苏松太道台之间的有关安排都是很不正规的。不象后来别的口岸的安排那样，上海的领事们都没有从清政权那里正式获得租让给他们政府的租借区；对于这种租借区，领事们是可以转手再租给外国国民的。（譬如天津后来辟有八个租界，汉口有五个租界。）上海的情况则不同，虽然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头都要求各有各的地区，可是早期的上海租地章程规定，外国人不得购买土地，但可允许他们直接同中国的土地所有者洽商永久租借事项，并通过他们的领事向清当局申报，然后从道台那里取得租地权。虽然法国居留区被人们称为“法租界”，并且由法国领事当局进行管理，但这是一点一点地拼凑而成，而不是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单独的租界存在的。同时，占优势的英国人本着自由贸易的精神，在原来一百三十八英亩的英国居留地内欢迎任何国家的国民及其领事入境居住，因此它便逐渐扩展成为一个在整个条约制度下列强领事团共管下的国际自治区。由此产生的公共租界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它最后变成了对支配此地的英国人所特有的①墨菲：《作为近代中国锁钥的上海》。陈德昌在《历史研究》1957 年第 1 期第 58 页中提出，早在十三世纪，上海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港口。①《同治上海县志（1871 年）》，卷 5 第 9 页。关于从 1190 年建县以来上海县的发展，参看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卷 1 第 53 页及有关部分。实用主义精神的颂歌；但是，它形成的过程却经历了二十年的酝酿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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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843 至 1853 年在这些小居留区内，除中国雇员仆役或服务行业外，一般不让中国人居住。中国居民在 1853 年初估计仅五百人，但到 3 月太平军占领南京时出现了大批难民。几千名无家可归的中国人立即在外滩露宿或住进码头边的小船上；席棚、店铺和廉价住宅组成的新街道弄堂如雨后春笋那样涌现，以容纳这些人；于是外国居留地很快变成了一个中外杂居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