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史【连载】

王瑞平

这却不是持平之论。
政治上的互不妥协此时导致僵局。1856 年 10 月，叶名琛关闭了广州的海关，贸易陷于停顿。 12 月，十三行被焚毁。 1857 的 2 月末，英国议会辩论包令在广州的行动。格兰斯顿和狄斯累里赢得一项不利于政府的动议，但在其后的普选中巴麦尊获得大多数选票，这似乎表明人们支持对中国作进一步的胁迫行动。然而当年 6 月派往中国的远征军在途中不得不回头去帮助镇压印度的兵变，所以进攻广州的行动推迟到 1857 年 12 月。那时，法国也因中国不公正地判处了一名神甫（马赖，1856 年 2 月在广西）的死刑而参加了这次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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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终于到来，他们总数约五千七百人。12 月 28 日，他们炮击广州城，接着登上城墙，并绕城墙而进。1858 年 1 月 4 日，他们甚至派遣几个小队穿城而过去捕捉巡抚和总督。他们把顽固的叶名琛用船送到加尔各答，叶即在次年死在那里。他们把曾在广东供职二十多年的蒙古人，即那个谨慎而无倾向性的巡抚柏贵，当作现代第一批傀儡行政官员之一安置在他的衙门里。利用柏贵的名义，一个由能讲汉语的委员巴夏礼理所当然地占支配地位的联合委员会统治广州达三年半之久，直到 1861 年 10 月为止。这个联合管理机构于 1858 年 2 月重新开放关闭了十七个月的港口贸易。 它派出由中国警察和外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组成的巡逻队，沿街维持城内秩序，而中国人的法律诉讼和别的日常行政事务则继续由巡抚衙门处理。柏贵的布告由巴夏礼在幕后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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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把这场灾难归咎于叶名琛。朝廷也大体知道巡抚柏贵是受外国控制的，但没有撤免他或替换他，虽然也派遣了其他官员试图收复广州。北京以一种愚不可及的乐观心理希望广州乡村民团能把入侵的外国人赶走，因此新任总督黄宗汉就采取中间立场，想凭借民众难以和解的反抗精神去限制外国人的要求。这是中国人应用人民主权的方式，即任何政体都要顺乎民心，合乎天命。象那些好战派说的：“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在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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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激起由绅士领导的民众的排外情绪是不难的，但要胁迫入侵者却是另外一回事。为此目的，清政府需要一如既往地显示自己军事上的威力，但这一点已办不到了。广东民团局暗中受到鼓励，终于在 1858 年 7 月 21 日进攻广州城，但结果还是被英国炮兵击退。同时主和派在北京已占了优势，在那里天津条约已被接受（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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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朝廷进一步的支持，民团运动现在面临着联军巡逻队的威胁。到 1858 年底，巡逻队越来越深入到广州周围的乡村，旌甲鲜明地穿越村镇，以炫耀新政权的威风。 1859 年 1 月， 当七百名英海军陆战队员接近民团总部，最后受到炮火攻击时，英国人派出一千三百名步兵和六艘炮舰，在三天战斗中占领并烧毁了该总部和总部所在的村庄。民团的贡献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了。广州民众曾经以排外怒火长期阻止这些陌生人进城，现在开始习惯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维持秩序了。绅士领导的民团运动在乡村也渐趋消亡。由于没有别的办法对付这些蛮夷，这里也象在上海一样，蛮夷们被接纳加入地方政权机构之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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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凤标等人的奏疏，1858 年 6 月 30 日，《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7 第 31 页。1858 年的和解在广州赢得了对意志力考验的胜利以后，英法联军花了两年时间使北京就范。向远征军供给粮食，意味着要与英、美商号订立业务契约。它们的代办为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使节大开筵宴，传教士也为他们效劳。商人和士兵、政治家和传教士，共同形成了一个代表他们的文明的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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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开始从上海北上，尽管北京照例要他们返回广州。1858 年 4 月，他们用帆船和十几艘汽轮炮舰装载几千名步兵，到达天津下游河口的大沽港外。他们没有宣战；只要求谈判。特别是额尔金要求清朝谈判者象他从英国君主那里获得“全权”那样有权。对中国来说，这种意见是奇特的，而且清帝就近在咫尺，所以它也是不合逻辑的；然而它却是额尔金为取得具有约束力的协定而采取的雄心勃勃活动的一部分。为了支持这个努力，他的炮舰冲破水上障碍攻占了大沽炮台，在天津登陆。在那里，清朝全权大臣在几经抗议之后终于在 1858 年 6 月与英、法、俄、美签订了新条约。俄、美两国公使作为非武装的中立观察员乘坐自己的船只到来，他们也在这样的条约中几乎获得了联军通过战争取得的所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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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天津的主要谈判者（与威妥玛在一起）是年轻的翻译官李泰国；他是广州首任领事的儿子，从 1855 年年中以来，已是上海海关主要的外国税务司，现在是从中国的这一职位上被“借用”来协助额尔金进行谈判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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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老的大员耆英受朝廷派遣想背城借一地再次对英国人施展其魅力时，二十六岁的李泰国便向耆英引用了广州衙门缴获到的耆英奏疏中的话，即他曾把蛮夷描绘得多么蠢笨；耆英因此也闻之愧赧。这也有损于朝廷的面子，因而经过审讯，清帝赐耆英自经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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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金勋爵要求在北京派驻英国使节，以便越过广州当局而直接迫使清政府履行条约，以此不仅当作促进贸易的手段，也作为约束英国臣民的手段。他在中国痛恨的是那些“出于最自私的目的而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后来他写到：“我已经在我的同胞那里看到了比我过去生活中所看到的更多的、使我厌恶的东西。”他认为，英国的外交已经获得了条约的特权，现在必须制止对它们的滥用。英国人在中国负有义务的这种观点，更使他有力地坚持在北京有一驻节公使的主张。这是他自己（也是李泰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