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他说了啥我一点都没听到，因为整个剧院又再次沸腾了，胜利的欢呼声巨浪般袭来。我激动地手舞足蹈，像个小屁孩，但随即想起自己还站在舞台上，好歹也该有些淑女的模样，于是赶忙微微屈膝，行了个礼。
不过我的淑女形象也没能保持多久。刚下舞台，我就一把抓来安仔和戴仔，给了他俩一个熊抱。他们重复着评委们的评语，把我乐得屁颠屁颠的，就像个上下扑腾的溜溜球！他们哪里见过我兴奋成这样啊，不停安抚我说：“好啦好啦，你过关了。”
在编辑这段海选视频时，编导剪去了一大堆我的尖叫声和跑来跑去的画面，但却保留了一个我那时的瞬间反应。如今回看录像，感觉特别有提纲挈领的意思，准确总结了我当时的心声。
“简直就像在做梦！”
结果见分晓
半决赛选拔———“结果见分晓日”———也许是整个赛程中最漫长也是最让人绞尽脑汁的一天。剧组把我从机场送去了一个录影棚，并做了个深度访问。他们问我，晋级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对。我从不习惯成为焦点，因此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都倍感压力。而对付这种状况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做你自己，但问题就是，按照我以往的经历，别人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向来就毫无兴趣。
这类访问结束后，另有部分外景是在环伦敦绕行的双层巴士上拍摄的。当我正要上其中一辆车时，有个剧组人员对我说：“不是这辆，你上错车了。”我说好吧。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节目时，我才发现原来我上错的那辆巴士上，全都是被淘汰的选手。但当时我对此并不知情。之前我只来过伦敦一次，参观过一间时髦酒店的房间，搭过地铁去维多利亚火车站，因此这次能够坐在巨大的红色巴士上环游伦敦，心情着实兴奋，一路上饱览了各种地标建筑，比如白金汉宫外的纪念碑、议会大厦，还有伦敦眼等。但是说实话，谁也无法真正尽情欣赏眼前的风景。
和我同组的是两个穿白西装跳迪斯科舞的小伙，10岁小歌手娜塔莉，头戴平顶帽的矮个子街舞表演者艾丹，还有一个身材粗壮、全身上下只穿了一件斗篷和一条米字旗短裤的男人。让你不由感叹：这是多么奇形怪状的一组人啊！我们被引入一间房间，本人生平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房间，它就像一座宫殿，铺满金红两色的天鹅绒，还有两座华丽丽的巨型楼梯，就像灰姑娘变身公主时会从上面走下来的那一种。在楼梯下方，三位评委齐刷刷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他们被二十来台围成半圆形的电视摄像机包围着，镜头全部对准一块矩形地毯，而我们即将站在那里听候命运的召唤。任何一种表情———笑容、眼泪、尖叫都不会被错过。
我们谁都不晓得评委们打算说些啥。
终于，西蒙开口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一直屏住呼吸，因为之前见过这类节目的套路，有时候他们会变着法子地玩弄你的期望值。
当他说出我们全都将晋级半决赛时，我还是没能一下子接受这个事实。跳迪斯科的男孩之一将小娜塔莉一把抱起，周围很多人开始互相拥抱。我直立着，就像被钉在地板上。尽管在此之前我从来没离评委那么近过，但还是感觉不到真实。
“西蒙，我能和你握手吗？”我问道。
他站起身，向我伸出手。于是我走到他的面前。直到我的手掌接触到了他的，我才开始相信耳朵里听到的那番话。
我入围四十强了！我要上电视啦！我哪里还需要什么飞机把我送回苏格兰啊！我已经飞在天上了。
结果见分晓日是在2月，但是首期节目却要到4月11日周六那天才会播出。真是一次漫长的等待。我只把结果告诉了家里人，他们听说会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海选镜头时，就已经跌破眼镜了，更别提还会在半决赛的现场转播时看到我的演唱。我们谁都不敢真的相信这一切，因为当中还要等那么长一段时间，总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而事实上，一切都正常极了。制片人员来过一次苏格兰，拍摄我坐在小山坡上满脸渴望的模样，还让我谈自己的梦想。在此期间，我的生活又重新回复到了老样子。我坐巴士去巴斯盖特镇的乐购买东西，回家的路上，又在特定的路口遇到一群取笑我的小青年，他们以前也这样干过。我练习了一些曲目。我去教堂，唱圣歌，就像以前那样。
4月1日是我的48岁生日，那天也和平常没什么两样。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甚至没有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我根本没钱做这些。
我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告诫自己，激动一下就够了，别老指望着这件事。不过每当我偶尔允许自己念想一下即将发生的事情，一种秘密的喜极而泣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测不准的海森堡时间:2014-08-06 作者:未详 点击:159次 几乎是一夜之间，31岁的维尔纳·海森堡便让德国人爱恨交加。
1933年11月3日，在德国物理学会全体会议上，海森堡从普朗克手中接过了马科斯·普朗克奖章。这是德国物理学家在国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6天之后，他又收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决定将推迟一年公布的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海森堡，以表彰他“创立了量子力学”。
获奖的消息令德国人激动不已，但他们随即被泼了一盆冷水。31岁的诺奖得主通知物理学家斯塔克，他不会参加11月11日在莱比锡举办的群众大会。
这次大会由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同盟主办，支持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被视为“德国学术界的示威”。追随希特勒的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塔克是组织者，着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都将参加大会。
斯塔克指责海森堡，拒绝参加“教授们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致谢”是个非同小可的罪名。
在敬意和敌意的交锋中，海森堡带着母亲悄悄去了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了诺贝尔奖。在那里，他见到了曾一起工作过的狄拉克和薛定谔，他们来共同领取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很对不起薛定谔、狄拉克和玻恩。”在给老师玻尔的信中，海森堡写道。在他看来，这个奖应该和玻恩分享，而薛定谔和狄拉克不应该分享一个奖，“他们都配得上得一个完整的奖”。
海森堡的想法，对刚刚逃离德国的薛定谔等犹太科学家来说更像是一种奢望。他们能从希特勒的清洗政策中逃亡，已属万幸。在这种环境中，留守德国的海森堡也无法置身事外。他不仅要应对学界同行的论争，还要应付一些人的政治攻讦，这差不多耗费了他同等的精力。尽管如此，他依然试图“在新德国中保持一种头等的、不受政治污染的物理学”。
可惜这个目标终成空想。1934年8月，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自封国家领袖。
政治很快渗透到科学中。在讲授物理时，海森堡在指名道姓地提到爱因斯坦等犹太物理学家时，必须同时提到德国物理学家的名字。
不久他发现这样也行不通。一个纳粹官员直接向组织建议，“集中营无疑对海森堡先生是合适的地方”。考虑到海森堡的国际声誉，组织最终只是给他发来了一个申斥文件。
虽然在祖国的遭遇痛苦不堪，海森堡依然拒绝了诸多邀请。1939年夏天，海森堡到美国讲学时，物理学家费米和高德斯密特问他：“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
“不，我不能，因为德国需要我。”海森堡回答说。
战争甫一爆发，德国就展开了原子弹的研究计划。那时是1939年，全世界只有德国在进行这样一个原子能的军事应用项目。德国占领着世界上最大的铀矿（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化学工业，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所有的这些科学家都参与了希特勒的原子弹计划，成为“铀俱乐部”的成员，海森堡是这个计划的总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