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的领和袖
时间:2015-02-23 作者:未详 点击:167次
几年前，香奈儿艺术总监卡尔·拉格菲尔德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外套，一个是香奈儿，另一个是毛泽东。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他说错了，是孙中山吧？这就是时差的奥妙，中国人喊了一百多年的中山装，在西方被称为毛装——中山装是被毛泽东穿出来的，穿得全球闻名。
二战后，所有对西方有抵触情绪的国家领袖，都非常刻意地拒绝在公开场合穿西装。
甘地——我们脑海中的甘地，基本上都是光膀子披床单。他最后一次穿西装还是在南非的时候，回印度后就再也没碰过。他的继承人尼赫鲁也基本不穿西装，他经常穿的外套不是开领的，而是有个小立领，这个小领子后来被大家称为尼赫鲁领子。
一般二战后才独立的国家领袖都不穿西装，非洲很多国家的元首在正式场合都五彩缤纷地穿着大袍子，这袍子肯定比西装舒服。原殖民地领袖不穿西服是一种政治态度。
反西方态度造型拗得最过头的肯定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
和西方国家元首见面时，他喜欢穿特制的军官式制服，但是颜色都很喜感，比如天蓝色的和橘红色的军服。去意大利的时候，他还把一个在独立战争时被意大利枪毙的利比亚诗人的黑白照片印在套装的上兜，很潮、很叛逆。卡扎菲的各种服装和那副发黄或黑漆漆的墨镜，已经成了独裁者的标志。
领袖的服装永远是被大众议论的主题，因为一件普通的衣服，一个没有系好的风纪扣，会引来一系列的议论甚至政治风波。比如古巴的卡斯特罗，二战后他一直穿着军用的迷彩服，其目的是告诉历届美国政府：“来吧，伙计，我随时准备消灭你。”委内瑞拉的新总统也是冲着美国人穿衣服，永远一身红色的衣服，强调他反美的、左翼的立场。
2011年，卡斯特罗大病之后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穿的不是军装，而是像佛罗里达退休的老爷爷，穿着一身松散的运动衣，立刻，“卡斯特罗不行了”“古巴要变天”的消息就传出来了。
领袖的衣服向来和政治有关，阿富汗的卡尔扎伊曾经被时尚达人汤姆·福特称赞为全球最时尚的领袖人物。卡尔扎伊总是披着一件长外套，这叫tunic，至今还没人能把这个词翻译成中文。这种外套是阿富汗各个民族都穿的，他们的帽子才是各自民族的标志。他这么穿不是没有原因的，美国人占领阿富汗之后，穿西装会给人民感觉他是个傀儡，坚持穿民族服装能够让他更容易得到阿富汗人民的信赖。卡尔扎伊唯一西化的地方是脚穿意大利皮鞋。
独裁者的服装就更讲究了。
皮诺切特、希特勒、墨索里尼……都喜欢穿军装，军装的语言是很强势的——服不服？不服打你丫的。
穿西装有什么意思吗？这要看西装的历史含义。工业革命初期，欧洲宫廷里面时髦穿一种套装，叫DittoSuit。外套像现在的燕尾服，裤子到膝盖下面收口，有背心。平常这套装讲究料子，正式场合就讲究套装里里外外的刺绣，越多越牛。这就是三件套西装的祖宗。
配Ditto西装的衬衫是没有领子的，男人要用一条很细长的围巾，在脖子上绕几圈之后打结，其视觉效果有点儿像今天女装的皱边领子。
这条围脖法文叫cravat，也是今天法文领带的意思。
法国革命混乱的时候，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别忘了，工业革命是以时尚工业打头阵的——纺织机械是18世纪后半叶在英国诞生的。赶上英国国王乔治四世超级喜欢打扮，在他的带领下，时尚和挥霍流行，加上面料越来越便宜，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在国王的号召下，过着糜烂的时尚生活。
乔治四世死后是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女王马上对糜烂的时尚生活喊停，男人的西装也从各种花里胡哨变得严肃起来。
男装的面料不好玩了，主要强调庄重。而我们今天熟悉的所谓商务套装是20世纪初诞生的，是做买卖的人穿的。
现如今，国家政治都是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穿西装就对了。但是信息时代又来了，如果西装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那么Hoodie，就是那个Facebook男孩在股票市场敲钟时穿的带帽子的运动衫，很可能就是未来的西装。坊间这个变化已经到来，就缺一个迷恋时尚的乔治四世，男人们就可以从西装中解放出来了。
雨点落在瓦背上
时间:2015-02-23 作者:未详 点击:175次
雨点落在自己家的瓦背上……
好听得像花骨朵儿在弦上轻轻跺脚，又来回踮着脚尖小跑。是什么要从天上下来吗？是春天吗？
一间屋，千片瓦。每一片瓦上都站着天籁。横吹的朝云是笛，竖吹的暮风是箫，平拂的流光是筝。经过的，都是素音，都是好听的。
喜欢住在小村，喜欢住在青瓦的屋顶下。听得见时光流逝的声音，听得见简单生长的雀跃。在突然醒来的夜里。
新搬来的茶花一家，还在连夜收拾箱奁吗？次第打开的花布包里都层叠着香。
晚上喝了酒的碗碟还没睡，碗橱里坐立不安的声响，是等不及天明，摸着黑在给谁写信吗？
树叶向风借了翅膀，飞身去扶树下梦游的白玉兰。
竹子们推推搡搡，争着签收午夜刚给自己送来的翡翠。
瓦背上歇过萤火虫，歇过霜，歇过梦，歇过一整个夜，和天一样大的夜。唯有这雨点，歇得最动人。
总想不好，如果谁在屋顶上敲门，我该把木梯子搭在哪片青瓦下，一手提着裙子，一手把一片瓦那么大的一小片天轻轻托起。
这样的时刻，一定要听得见父母的鼾声二重唱，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心安了。像握紧一颗糖，手心就会听到甜。多少年过去，终于轮到我怕失去。
所有的雨夜，我都想回到这里，想象瓦背上的情景，守着家人，让他们高兴。
每一个雨夜，我都想醒在这里，放心地让自己家的雨盛大地抱紧，让心安静。
雨越大，夜愈静，心更静。
静得听得见，你想我，我想你。
“人”字的结构
时间:2015-02-23 作者:未详 点击:148次
2008年5月12日，地震那会儿，我正在飞往西班牙的飞机上。舷窗外白云朵朵，苍茫大地上的山川河流依稀可辨。到达阿姆斯特丹机场转机时打开了手机，十几条与地震有关的信息争先恐后地跳出来。因为信息简短，再加旅途劳顿，说实话也没太当一回事。转机飞抵巴塞罗那时已是当地时间凌晨一点。飞机降落时，看到迎面扑来的万家灯火，首先想到的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十几年前，北京争办奥运会时，某校发动小学生给萨老写信，一位朋友的儿子写道：“萨爷爷，如果你让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我会请你到我的家吃饺子，我外婆包的饺子可好吃啦……”
第二天中午，在西班牙亚洲之家接受埃菲社、《国家报》、《世界报》等媒体采访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因为，几乎每一个记者，都神色凝重、语调沉痛地提到了发生在中国的地震。为我做翻译的中国留学生，也向我报告了地震发生的地点，以及伤亡的大概人数。接下来的两次演讲，主持人都首先表示了他们对中国地震的关切以及对死难者的哀悼。演讲效果非常好，观众掌声非常热烈。我知道这并非是我的演讲有多么精彩，而是奥运会、“藏独”、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地震等诸多事件综合的效果。这是2008年春天，世界给予中国的掌声。
行走在北京街头，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但到了国外的某种场合，身份就发生了变化。这也让我体会到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应对听众提问时，我借着会场后悬挂的西班牙亚洲之家的会徽做了很多发挥。那是一个汉字“人”，字很僵硬，仿佛两根支在一起的木棍，显然是画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我便从前些年甚为流行的一部电视剧的插曲中一句词儿谈起：“‘人’字的结构就是互相支撑。”不但灾难中的人要互相支撑，和平中的人也要相互支撑。不但中国人要互相支撑，全世界的人，甚至是政治观点相左、宗教信仰不同的人也要互相支撑。只有互相支撑，才能有生存空间。地震灾难中的幸存者，多数是借了建筑材料支撑形成的空间而得以呼吸，然后，又在互相支撑着的人们的救助下重获生机。你用自己的身体支撑着别人时，别人的身体也在支撑着你。你在用真诚的善意抚慰着他人的创痛时，你自己的灵魂也得到了升华，一旦你也遭逢劫难，必会有人抚慰你。
第二天，在马德里火车站，正当朋友们对我介绍着几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恐怖爆炸时，忽听到身后一声惨叫，猛回头，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跌倒在地。周围的人们，扔下手中的行李，一窝蜂地扑上去救助。他们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关切表情，让我深深感动：好像跌倒的，是他们的祖母。
我的青春原动力
时间:2015-02-22 作者:未详 点击:209次
我从小跟着爸爸长大，是单亲家庭的小孩。在那个年代，很少有父母离婚的家庭，一般人想到单亲家庭的小孩，常会觉得他们缺乏关爱或者管教，最后十之八九变成了问题儿童。但是我的爸爸很伟大，他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关爱我们，用爱的教育让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爸爸喜欢广交朋友，待人友善仗义。从小，我就跟着他跑各种社团，认识不同行业的叔叔伯伯，也常去孤儿院、老人院、监狱等地方做义工。
这培养了我们关心他人、回报社会的意识。
男孩子小时候都会很调皮，我也是常常拆坏东西、耍赖不讲理、胡闹，有时候在外面捉弄人闯祸，他知道了都会批评训斥，但也会帮我承担后果。他很少对我们体罚，从来都是爱的教育，跪佛堂就是最严重的惩罚。
记得有一次初中考试，我嫌气氛凝重，就自己把很多爆竹分解重新组装，制作成了一枚声音很响的“炸弹”。考试中间就交卷跑出来，朝着极为安静的校园丢了这枚“炸弹”。（读者们可千万不要模仿哦！）同学们都吓个半死，后来我也被揪了出来。爸爸因此给了我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惩罚——跪佛堂。他从来不会动手打小孩，而是让我们自己反思错误，想清楚错在哪里了才不会再犯。
那时候，爸爸身兼父职与母职，白天要赚钱养家，晚上回来还得做家务、教我们功课，非常辛苦。但他一直隐忍，从不抱怨，从来不把负面的情绪带给孩子。无数个夜晚，我起床上厕所，都会看到他累得睡倒在沙发上。看着他孤独疲惫的身影，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此生，一定要尽我所能地好好孝顺他！
因为是跟爸爸相依为命长大，所以我们父子的感情一直很好，直到我有了自己的梦想，父子之间开始产生矛盾。
我很小的时候就梦想长大了做一名赛车手，这变成了我和爸爸最大的分歧。我追求速度和激情，而他最担心我的安全。
我刚开始玩赛车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我是玩玩而已，爸爸也不例外，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希望我真的只是玩玩而已。后来我越玩越认真，出车祸、拿冠军，大家开始相信我是认真的，都不再阻挠我，他心里反而阻挠得更厉害，因为他更担心我的安全了。
但是我真的热爱赛车，它是我的梦想。我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成功，实现梦想才是我的重点追求。最初家里人反对，舆论又不看好，尤其是出车祸后，我压力特别大，但我就是要努力去实现梦想。不管通告排多满，我都愿意牺牲睡眠时间在电脑前面研究赛车。难得有假期，我就去赛车场上一直反复练习，超越自己。因为这些都是爸爸坚持的精神。每当沮丧时想到他的身影，想到他为我们五个孩子所做的努力，再低潮，我也会告诉自己要像爸爸一样，撑下去，我一定可以的。我爸爸常说：不要把忧愁传给别人，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生命这么美好，本来就应该充满期待、惊喜和感恩，对吧？
爸爸把他的座右铭写成纸条给我，直到现在我都贴在我的电脑边上，随时可以抬头看到：“成功是给坚持到底的人，希望是给时刻积极的人，机会是给准备完全的人，使命是给愿意承担的人。”
三十五岁的时候，我也为人父了，我和老婆有了小小志（Kimi）。
我跟大家分享我做父亲的喜悦时，小小志才刚满月，但他已经在我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和很大的分量。因为我多了一份使命感和责任。
以前比赛，赛车过弯的时候，我都会一脚油门踩到底，趁机超越前面的人。可是自从有了他，我每次要一脚踩到底的时候，想到他，嗯，脚就收回来一点点。我变成了一个沉稳的车手，表现更稳定。因为我也是一个沉稳的父亲了。
我爸爸是我的偶像，我也希望我是Kimi的偶像，希望他喜欢赛车，喜欢唱《十七岁的雨季》，喜欢爸爸。所以我要努力行动起来，成为他的偶像！
我开始接很多戏，长时间在外拍戏，我错过了他第一次叫“爸爸妈妈”，错过了他第一次站起来，错过了他第一次长牙齿，错过了很多他的第一次。终于有一次回家，Kimi一开始看着我先愣了一分钟，我心里难过地想，他不会忘了我是爸爸吧？后来他笑容慢慢展开，跑过来抱着我！我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幸福的时刻！我不可以再错过他的成长！
大家都说三岁看老，在他三岁的时候，我推掉了很多工作，专心陪伴他，教他成长。我爸爸为了能够陪伴我们，放弃了很多。我也想当一个好爸爸。我觉得一个好爸爸一定是要陪伴孩子成长的，我不想错过这段宝贵的时光。
春到深处不见春
时间:2015-02-22 作者:未详 点击:123次
一
我的朋友张扬和马艳琳从认识起就没有喊过我的名字，只喊我黑妹。
“黑妹，你晚上哪里都不要去，出门就隐于夜色了。”
“黑妹，你快别上学了，给电视台打个电话，直接去做牙膏代言吧。”
马艳琳是个回族姑娘，脸上两坨高原红，嗓门大大的，说着一口地道的青海话，整天一副大姐大谁也不能招惹的样子。而张扬是个囊棒（方言，形容呆头呆脑的人），电视台是我家开的吗，让我去做代言？
总之，我对我有这俩小伙伴时常感觉很丢脸。马艳琳在上学去的4路公交车上揍过两次人。每次还都跟人家说：“你也是五中的吧，别让我看见你！”张扬考试成绩总是倒数。
二
为了这事儿，我妈特意找我谈过，让我终结我们之间的友谊，转而去和我住同一个小区的优等生向波同学建立美好关系。
向波和我总一起坐32路公交车上学，偶尔我们会聊几句。后来他也开始喊我：“黑妹，你看没看过《速度与激情》？”
我耳朵里塞着耳机，不想理他。
“真的很酷啊……”
我依然不理他。5分钟后，他递过来两张电影票：“我请你看吧。”
“好啊。”我抓起两张票，准备往书包里塞，结果马艳琳直接抢去了。
三
而我，那时刚刚知道什么叫摇滚，和张扬一起听Nirvana、Queen、TheCranberries。一到周末就和张扬一起去淘打口碟。因为穷，所以我们不敢买一样的，总是交换听。我们拿着淘来的碟站在天桥上，一人一个耳机，一边听一边看车流。那时西宁的车并不多，偶尔还能看到骑马上路的藏民，还有僧人。风吹得人脸上火辣辣的，而车道两旁开满丁香。我和张扬在音乐中越靠越近，感觉某种爱情的温度渐渐升腾。
马艳琳知道我和张扬谈恋爱后，大喊一声：“妈妈呀。”
马艳琳实在瞧不上张扬，说张扬那囊棒样，打架不行，学习不行，啥啥不行，还胖。
张扬的胖，在我看来就是婴儿肥，他的手第一次握着我的手时，软绵绵的，很温暖。
四
2003年，我考上武汉的一所二本学校，而张扬可想而知地只能读私立大学，他选择了去北京。马艳琳去了兰州，向波考上了清华大学。
分开前，我和张扬一起坐公交车去了塔尔寺。一路上晃晃荡荡的张扬都抓着我的手。他瘦了一些，手心微微沁出了汗。好几次，我都没能控制自己掉下眼泪。我靠在他的背上，眼泪浸湿了他印着柯本头像的T恤。对于这即将到来的分离，我几乎无法承受。
我宁愿不读大学，只要能和张扬在一起。
在塔尔寺，在转经筒和酥油花的注视下，在菩提树前，在红的黄的白的各种庄严肃穆神迹之间，我们双手合十，对未来的爱情虔诚祈祷，誓死不渝。
五
到武汉之后，我才发现，世界上竟然还有蚊子这种东西。我被叮过的皮肤几个月都不会消肿。而没有了高原的日晒，我的脸竟然慢慢地脱了黑，新朋友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曾经被叫黑妹。
我每天和张扬打电话，电话卡摆满了一个抽屉。也许爱情也会水土不服，隔着电话线，我们的对话越来越短，话题越来越少。他中摇滚的毒太深，总是愤怒，他说脏话越来越严重，我们开始吵架。不断争吵，又不断和好。有几次，我被气得大哭。
他来武汉看过我一次，我去了两次北京。
圣诞节礼物，我送了他一把吉普森的电吉他。他为我弹了一首《爱情之爱情》，用一种很粗犷的方式演奏出来。我拿着电话，一边听一边泣不成声。我想，我们如此相爱，一定会永远在一起。
可是后来，后来，我们还是分手了。
六
传言张扬又找了个小对象，几个人一起组了个乐队。他弹吉他，小妞弹贝司，写一些很愤怒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歌。
我在电话里质问他，他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办，你又不在我身边。”
我只恨自己在武汉，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该多好。
我的大学是稀里糊涂地上完的，也一直没有恋爱。
毕业后我也去了北京，每当有欣喜或困惑时，有成就感或失落感时，我都会想起张扬。而我每当走在路上，内心里便全是“也许会逢着他”的忐忑。
但我再也没有逢到过他。
一语成谶这话，总有由来。马艳琳说张扬不会打架，而我说上帝会成全张扬的愤怒。《圣经》上说，人的口带着权柄。
2009年的7月，张扬死了。那天刚好是他的26岁生日。他在北京的一家酒吧庆生，因为西北人骨子里的太过豪迈，惹了旁人的不满，争执起来动了手。
七
马艳琳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也在北京，我正在为一个新工作准备面试。接完那个电话，我在人群中感觉到天旋地转，几乎是四脚朝天地倒了下去。
那一年，向波也在北京。我们一起去了医院，陪同张扬的父母把他的骨灰送回了家。22个小时的火车旅程，我一直发抖，一分钟也无法入眠。后来我打了一个盹儿，醒来时发现我的手被向波握住。
张扬的葬礼后，我们在西宁停留了几日。
那时，环青海湖自行车赛正在火热筹备，向波约我一起环青海湖骑自行车。我们在蓝天白云下，在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和湛蓝的湖水间，感觉风吹向自己，感觉活着的尴尬还有美好。
我骑在前面，向波骑在后面。他大声地喊我：“黑妹，你知道我一直喜欢你吗？”
“我知道。”我大声地回答。
2013年，保罗·沃克去世。和张扬分手后，我再也没有追过《速度与激情》，但这个新闻让我在震惊后怅惘了很久。回忆如水袭来，无法阻挡。缺席了很久的眼泪似乎在和我一起祭奠无常。
但向波说他可以陪我一起重温经典，重温那些我们彼此缺席的旧时光。
孩子，等我老的那一天
时间:2015-02-22 作者:未详 点击:184次
儿子：
几经犹豫，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世事难料，我怕哪一天突然会有什么事，让我来不及对你说出下面这些话。
201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大型公益活动《我的父亲母亲》，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要给你写这封信了。
我的母亲、你的外婆晚年患了脑退化病，那时医学还不发达，我们不知道外婆是患病，只是后来才知道了那个病名：老年痴呆症。那几年，多亏了你舅舅、舅妈的悉心照料，但她患病以后自己所受的罪和给家人带来的沉重负担，仍然成为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年华易逝，不知不觉间我也步入老年。为了对抗脑退化，不重蹈你外婆的覆辙，退休后的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网上阅读和写作，希望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更期望将来不成为你的负担，能过上平静安详有尊严的晚年生活。然而我又悲哀地发现，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总统里根等人，思维不可谓不敏锐，人生不可谓不精彩，生活环境和条件也很好，但依然没有走出这个魔咒。
儿子，现在我想对你说的是，如果哪一天你发现妈妈有令你不解的思维方式和糊里糊涂的怪异行为，或者妈妈的存在给你和你的小家庭带来了困扰和麻烦，请理解和原谅。如果可以，带我去医院做些治疗，以延缓病情。当然如果还没有太糊涂，我会在必要的时候选择去专门的养老机构生活，尽量不给你们造成负担。如果那时我想不到这一点，你有权选择这样做，不要顾忌持传统观念的亲友们的非议。
这些话，我只能对你说，这是因为，我和你爸只有你一个儿子。而你爸，虽然现在看起来身体一直不错，但老头长期抽烟，给我们的晚年生活留下了隐患，为此我和他一生都在生气。当我老糊涂的时候，即便他还在，恐怕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的话，怕是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人老了，对疾病的恐惧远不止这一种，但我最怕的是这一种，因为这是一个使人失去尊严的恶魔。当中央电视台发起为“老年痴呆”正名时，我想，期待暮年平静安详、过有尊严的生活当是每个老人的“中国梦”。
儿子，你千万别以为妈妈很悲观，恰恰相反，我是乐观的。罗曼·罗兰说过，世上有这样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当你发现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它。为了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亲友，为了人一生只有一次的宝贵的生命，我欣赏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主义，选择积极乐观地生活。
行文至此，我心里想说的话差不多都说了，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叮嘱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我患了如影视作品中常看到的那种突发疾病昏迷不醒等病症，千万不要过度抢救、过度治疗。生命到了终点，无须徘徊，那是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那种全身插满管子的艰难求生，那种将大家都拖得精疲力竭的抢救，那种不死不活的苟延残喘，那种没有品质没有尊严的生命延长……都不是我想要的。暮年能平静安详地离去，将生命归于泥土归于自然，我心向往之。
妈妈
2014年3月7日
佛坪大熊猫：野性的自由
时间:2015-02-22 作者:未详 点击:81次
陕西大熊猫与四川大熊猫的区别率已达到了97%，与国内其他山系的大熊猫种群相比，秦岭大熊猫是一个更古老和原始的新亚种种群，在遗传多样性上更具有研究价值，而野生多、总体数量少的现状，使其更加珍贵。
下午，向导王小林刚走出保护站，就发现一只大熊猫蜷在后门外，雪地里这只大熊猫双目紧闭，非常虚弱。保护站养的狼狗“豹子”循声窜了出来，小心翼翼地围着大熊猫试探，发现大熊猫无力反击，豹子更兴奋了，围绕着它跑来跑去叫个不停。
站上难得这么喧嚣，大家赶紧用软网把大熊猫抬进门。有人认出，这只大熊猫是中科院研究过的“米三”，按年龄算，大约十五六岁的米三已经是大熊猫中的老年，几年未见，它瘦得出奇。
经过简单治疗，米三变得非常活泼，卷起职工们找来的竹子就开始大吃大嚼。豹子又跑过来，转着圈找机会逗弄它。恢复了精神的米三猛地发出一声怒吼，吓得豹子一溜烟地跑远，此后再也没敢挑衅这个大家伙。
三官庙位于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心，我们来时是仲夏时分，秦岭的草木正是繁茂的时节，深深浅浅的绿色铺满了群山。东河的水还没有涨起来，河水清澈得叫人吃惊，站在吊桥上，能清楚地看到水底每一块石子。一只红尾水鸲站在河道里的岩石上，摇摆着尾巴，闪烁出红色的信号，又飞快地扑腾走了。路边最多的植物就是竹子，两三米高的巴山木竹为小径编织，阳光从缝隙中透入，像聚光灯一样投射在一丛翠绿的竹叶上，聚焦的这种巴山木竹，正是秦岭大熊猫最主要的食物之一。
在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都见到过野生大熊猫。而大古坪村的村支书吕国友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大古坪村，是佛坪县最偏僻、最边缘的村子，63户村民散落在保护区内，生活里常常跟大熊猫打上照面。五十多岁的吕国友跟大熊猫已经打了三十多年交道。他最知名的身份，其实是发现棕色大熊猫的第一人。
1985年3月26日，还是小伙子的吕国友上山巡视防火，在村子边上听见林子里噼噼啪啪地响，还以为是有人收柴，走近才发现是一只大熊猫。奇特的是，这只大熊猫本应是黑色的毛发，却是红棕色，吕国友折了根树枝轻轻拍打这只大熊猫，把它赶到了空地上，大熊猫恹恹的，走路蹒跚，看起来正在生病。刚好在三官庙做科学考察的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潘文石带着几个学生下山，人们合力把大熊猫抬送到了保护站抢救。
“潘老师看见这个大熊猫也惊奇得很，我们都没见过棕色的大熊猫，后来潘老师给它起名叫‘丹丹’。第一个‘丹’，代表红色，因为它毛色泛红；第二个‘丹’意思是‘单独、唯一’。”丹丹是一只雌性大熊猫，诊断出肠炎后，一路从县里送到了省里救治，最后留在了西安动物园。特殊的颜色让它成为关注的焦点，它打破了大熊猫只有黑白两色的概念。此后，在秦岭又有几次观测到棕色大熊猫的记录。专家们认为，这或许是一种返祖现象，也可能是秦岭大熊猫独有的棕色毛基因表现为显性遗传。
从1978年到现在，吕国友和村民们一共抢救过16只大熊猫，这种大熊猫往往是体内有蛔虫，或者年老体弱，牙齿吃不动竹子了。“其他的都是要么治好了放归自然，要么就送到省上去继续救治，只有一两只年纪特别大的没有抢救成功。”吕国友很自豪村子与大熊猫的缘分，“怪得很，不保护的时候它们一有病就上山上去了，保护之后有病就下来了。”
事实上，如果用更科学的方式解释，生病体弱后大熊猫习惯往更省力的下山方向走，沿着水源一路下山，最后正好会走到海拔低的大古坪村。
很多人不知道秦岭有大熊猫。提到大熊猫，人们总会想到四川。更少为人知的是，秦岭地区的大熊猫与四川大熊猫并不相同。
由于生活区域的长期分隔，四川、秦岭两地隔离的大熊猫种群分化成了不同的亚种。在2005年，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方盛国确立了秦岭亚种的概念，他发现，陕西秦岭大熊猫牙齿大，头骨小，而且形状更圆，相比之下，四川亚种头大牙齿小，头也偏长；同时，秦岭大熊猫不像四川大熊猫那样黑白分明，它们的胸部为暗棕色、腹部为棕色。这种棕色，也是丹丹这种棕色大熊猫二态性的来源。
对普通人来讲，秦岭大熊猫圆滚滚的样子看起来更萌一些，区别两种熊猫的诀窍很简单：“四川大熊猫像熊，秦岭大熊猫像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