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属于时间，静默属于永恒
时间:2015-02-19 作者:未详 点击:213次
不知道我们这一生究竟要讲多少句话。如果有一种工具可以统计，像步行锻炼的人所带的计步器那样，我相信其结果必定是天文数字，其长可以绕地球几周，其密可以下大雨几场。具体情形当然因人而异。有人说话如参禅，能少说就少说，最好是不说，一切尽在不言中；有人说话如蝉鸣，并不一定要表达什么，只是无意识地做口腔运动而已。说话，有时只是鼓唇摇舌，有时是为了表情达意，有时，却也是一种艺术。
哲人桑塔亚那就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艺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他所指的“贵”不是阶级，而是趣味。
最常见的该是两个人的对话，其间的差别当然是大极了。对象若是法官、医师、警察、主考官之类，对话不但紧张，有时恐怕还颇危险，乐趣当然是谈不上的。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如果双方的识见悬殊，那就好像下棋让子，玩得总是不畅。要紧的是双方的境界能够交接，倒不一定两人都要有口才，因为口才宜于应敌，却不宜用来待友。甚至也不必都健谈，而最宜一个健谈，一个善听。谈话的可贵之处在于共鸣，更在于默契。真正的知己，就算是默默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这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包括夫妻和情人。
这世间如果尽是健谈的人，就太可怕了。每一个健谈的人都需要一个善听的朋友，没有灵耳，巧舌拿来做什么呢？英国散文家海斯立德说：“交谈之道不但在会说，也在会听。”在公平的原则下，一个人要说得尽兴，必须有另一个人听得入神。如果说话是权利，听话就是义务，而义务应该轮流承担。同时，仔细听人说话，轮到自己说时，才能充分切题。
如果是几个人聚谈，又不同了。有时座中一人侃侃而谈，众人睽睽恭听，那人不是上司、前辈，便是德高望重之辈，自然拥有发言权，甚至插口之权。其他的人就只有斟酒点烟、随声附和的份儿了。有时见解出众、口舌敏捷的人，也能独揽话题，语惊四座。有时座上有二人焉，往往是主人与主客，一来一往你问我答、你攻我守，左右了全席谈话的大势，也能引人入胜。
最自然也最有趣的情况，乃是滚雪球式。谈话的主题随缘而转，愈滚愈大，众人兴之所至，七嘴八舌，或轮流坐庄，或旁白助阵，或争先发言，或反复辩难，或怪问乍起而举座愕然，或妙答迅捷而哄堂大笑，一切都是天机巧合，甚至重加排练也不能再现原来的生趣。这种滚雪球式，人人都说得尽兴，也都听得入神，没有冷场，也没有冷落了谁，却有一个条件，就是座上尽是老友；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良宵苦短，壁钟无情，谈兴正浓而星斗已稀。日后我们怀念故人，那一景正是最难忘的高潮。
聚谈杂议，幸好不是每次都这么危险。可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毕竟愈来愈快，无所为的闲谈、雅谈、清谈、忘机之谈几乎是不可能了。“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一切讲究效率的工业社会，这种闲逸之情简直是一大浪费。刘禹锡但求“无丝竹之乱耳”，其实丝竹比起现代的流行音乐来，总要清雅得多。现代人坐上计程车、火车、长途汽车，都难逃噪音之害。到朋友家谈天吧，往往又有孩子在看电视。饭店和咖啡馆能免于流行音乐的，也很少见了。现代生活的一大苦恼，便是经常横被打断，要跟二三知己促膝畅谈，实在太难。
剩下的一种谈话，便是跟自己了。我不是指出声的自言自语，而是指自我的沉思默想。发现自己内心的真相，需要性格的力量。唯勇者始敢单独面对自己，唯智者才能与自己为伴。一般人的心灵承受不了多少静默，总需要有一点声音来解救，所以卡莱尔说：“语言属于时间，静默属于永恒。”可惜这妙念也要言诠。
为学三态
时间:2015-02-19 作者:未详 点击:168次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这既是大学的四大功能，也反映着人类大学的发展史。换一个角度看，还可以把大学表述为“一个与知识相关的学术机构”。大学是知识的守望者、知识的传播者、知识的应用者、知识的创造者。作为学术机构的大学，应以学术为本位，倡导学术自由，尊重知识，尊重有知识的专家。
大学培养的学生，是具有特殊品格的人。这特殊品格就是要有：人民的立场，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创新的能力。
要具有这些特殊品格，要能够传承文化和创造文化，就必须经过类似“蚕、蛹、蛾”的三态变化，我把这叫作“学术三态”。
“蚕”字，上面一个“天”，下面一个“虫”。蚕是一条虫，但不是一条普通的虫，而是有天大志向的“天虫”。这天大的志向，就是家国情怀和人类关怀。大学生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以及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有志向还得有意志，坚定地向着人生的目标迈进，像郑板桥说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同时还需要身心健康，砥砺心志，锻炼身体，把体育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给我们高尚的灵魂找一个健康的居所。
话说回来，纵然有天大的志向，但蚕仍然是一条虫，要不停地吃，不断地睡，过一个阶段要蜕一层皮。吃，就是摄取精神食粮，特别是阅读经典。眠就是要消化吸收，要把知识内化。蜕皮就是成长，由中学时代的“低级清楚”发展成“高级糊涂”，将句号变成问号，问号是研究的出发点，是希望把问号伸展为感叹号的心理动力。
既然有天大的理想，就不能只吃、只眠、只蜕皮，还必须吐丝结茧，变态成蛹。蛹是“静修悟道”的阶段，是进行严格学术训练的阶段。从学业上看，这就是进入了做毕业论文或是攻读研究生学位的阶段。
在“蛹”这一阶段，要建立学术框架，要掌握科学方法，要明确学术规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学风问题。抄袭即剽窃，对于学风不端，学校的态度是“零容忍”。
如果只是蛹，那叫书呆子，动也不会动，爬也不会爬，还必须破茧而出，羽化成蛾。“蛾”这个字，左边是“虫”，右边是“我”，也就是你要能够成“虫中之我”。“虫中之我”就是“学中之我”，用黑格尔的话讲就是“这一个”，你的研究别人是不能代替的，是后人研究必须超越的。
为学三态——若蚕，若蛹，若蛾。为学若蚕，摄取学术营养要“贪得无厌”，但只若蚕，书虫也；需进而为蛹，裹丝静修，参道悟学，但只若蛹，书呆也；需再羽化为蛾，成学中之“我”，有独自学长。
最后，我把宋朝大儒张载的话送给大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假如没有啤酒，人类还住在洞穴
时间:2015-02-18 作者:未详 点击:158次
来一杯啤酒吧，喝的时候请保持敬意，如果没有这种冒着气泡的液体，也许我们现在还住在洞穴里！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发生在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是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一部分人类决定告别狩猎为生的游牧生活。他们离开洞穴，住进房屋，开始耕种大麦，这批人创造了人类的第一个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
“种植大麦是为了酿造啤酒！”在探索频道纪录片《啤酒是如何拯救世界的》里，食品科学家帕特里克·海耶斯表示。多年来，专家们认为大麦是用来做面包的。
按照发酵学家汤玛斯·肖汉默的说法，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原始人发现酿酒之法，应该纯属意外。当时，采集野生大麦的狩猎文明，无意中把一些盛放大麦的容器敞着口放在露天的地方，遇到了容量恰到好处的雨水，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大麦发酵了！
数百万年的进化史中，人类从未尝过酒的滋味，突然一陶罐下肚，“生活变得有趣多了”。于是，人类开始种植大麦了。海耶斯指出，人类使用谷物制造酒类饮料，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比面包早了3000年。《黄帝内经》中记载的醪醴，正是中国古代的啤酒，醴在中国一直流行到被度数更高的黄酒取代。
如果你以为，这种被称为“液体面包”的神奇饮料，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仅仅是导致了农业革命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亚述文字的研究者史蒂芬·提尼发现，在人类的第一种文字——楔形文字中，代表啤酒的符号频繁出现。事实上，作为一种酒精度低、营养价值高的饮料，啤酒曾经是古埃及人的流通货币，类似古代中国的大米和布帛。一个金字塔建造工人的酬劳是一天一加仑啤酒，著名的吉萨金字塔，造价是231414717加仑啤酒。
不过，古埃及人喝的啤酒，和现在冻在你我冰箱里的啤酒不太一样。那时候的人饮用的，是一种现在被命名为金字塔淡啤的酒，酒精含量仅仅是3%，但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很高。
毫不夸张地说，古代啤酒是医疗革命的先驱。人类学教授乔治·亚美纳苟斯就在一具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木乃伊骨骼中发现了四环素，“就好像你拆开一具木乃伊，却在它的头上看到一副雷朋墨镜”。
为了搞清楚20世纪的抗生素进入古代骨骼的原因，亚美纳苟斯博士尝试各种古代配方，研究古埃及人的饮食。最后，他按照古法啤酒配方去酿酒，检测发现其中充斥着现代抗生素。
而在中世纪，黑死病、霍乱和鼠疫在欧洲的许多城邦中肆虐之时，还不懂得煮沸饮用水以消毒的欧洲人，大批大批地被已污染的水源毒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位酿造科学教授查理·班佛斯坚信，啤酒拯救了中世纪欧洲数百万人的性命。
“酿酒过程中某个煮沸的过程，使致命的水源变成了可饮用的啤酒。”中世纪配方中那种微咸、有着肉豆蔻香气的啤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挽救了中世纪的欧洲。
奠定了现代医学基础的巴氏杀菌法，研究的对象其实是啤酒，或者说，啤酒是首个使用巴氏杀菌的饮品，其发明者巴斯德起初只是想弄明白为什么啤酒会变质，随后发现了细菌的存在，而这恰好是微生物理论的根基。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酒精饮料，啤酒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19世纪冷冻机的发明，使啤酒的工业化大生产成为现实，人们开始对啤酒进行低温后熟的处理，就是这一发明使啤酒冒出了泡沫。现在，啤酒是全世界年产量最多的酒类。
美国总统华盛顿有着一手叫人惊叹的酿啤酒绝活，法国元首拿破仑曾迷迷糊糊地把军旗遗忘在一家小啤酒馆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最爱一款名为“爱儿”的啤酒，每当她外出巡视，一定会来上一杯。
还等什么，超市里最便宜的啤酒还不到两元钱人民币，赶紧和我一起，来一杯吧！
半边脸
时间:2015-02-18 作者:未详 点击:192次
半边脸
［陈叔］
一朵半开半醉的花，
以人的姿态审判这个世界，
问它太阳是什么，
火红的外表包裹的，
不过是一粒微黄的苦莲心。
山里的小诗
［冯雪峰］
鸟儿出山去的时候，
我以一片花瓣放在它嘴里，
告诉那住在谷口的女郎，
说山里的花已开了。
希望
［悲逸］
当我的嘴被微笑打开
未来，也被打开
所有花开，还有所有歌声
响彻云海
蝴蝶梦
［钱浩］
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掠过我的梦影
手握镰刀的少年正在回忆
那时他背对着同龄人
对自己说：“我是不同的。”
追赶那蝴蝶吧，跑步或能追上
累了就躺在草丛中歇息
蝴蝶停落在草尖上
梦醒了我看到了你
黄昏
［阿九］
没有斜阳的黄昏。
雨伴着风，如胶似漆，淅淅沥沥，无休无止。
黑暗悄无声息撒向大地，我能听见无可逆转的声音。
楼宇里的灯光是否照亮了你的眼睛？
黑暗里的美丽也会给我刻骨铭心的记忆！
十六岁信封里的青春
时间:2015-02-18 作者:未详 点击:117次
2008年暑假，16岁的我和妈妈大吵了一架。她讶异于向来以乖乖女形象示人的我，居然没有任何理由就伸手向她要500元钱，而我则愤恨于向来信奉富养女儿穷养子的她竟然拒绝了我这个要求。在对她一通歇斯底里外加眼泪控诉后，恼羞成怒的我甩门而去。
我不知道这青春期的叛逆是在认识白翔之前还是在认识白翔之后来临的。究竟，是因为变得叛逆，才会喜欢他，还是因为喜欢了他，才变得叛逆？不得而知。
白翔不是人们眼中的好孩子，他有点坏坏的，名字经常会因为违规犯纪出现在学校的公告栏上。就在老师们对他摇头叹气的时候，我喜欢上了他把双手插在裤兜里满不在乎的酷酷的样子。我知道他对我也有一点好感，我想让他对我有更多的好感，所以知道他需要钱，我二话不说就应允了要帮忙。
我没想到的是妈妈的拒绝那么斩钉截铁，甚至让我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我想，那么多年来她对我的疼爱其实会不会都是假的。
为了凑得500元钱，我悄悄在外面的小餐馆找了一份端盘子的临时工作。我开始早出晚归，一边为自己喜欢的人努力付出劳动，一边以沉默的姿态对抗妈妈的关心。在和她的对抗里，我偶尔也会放任自己的情绪，横冲直撞，仿佛用力地宣泄着内心的怀疑与躁动。她那颓败而忧伤的神情，总能让我获得一种恣肆昂扬的快感。
我在餐馆里打零工，每天50元钱，扫地洗碗端菜擦桌子，家里从不让我干的活儿都给干了。每天要工作8个小时，对娇生惯养的我来说不辛苦是骗人的，但想到只要坚持10天就能够帮到白翔，我心里就骄傲得不行。
可10天还是有点久了，我怕会耽误白翔的事情。
我鼓起勇气请求餐馆提前预支我的薪水。但老板没答应我，他说我是兼职，怕我拿了钱就给跑了。我只好给白翔打电话，让他再给我一点时间。虽然白翔口里说着没关系，可是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意兴阑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生气了。
我觉得挫败而沮丧，心下更怨恨妈妈的无情，如果不是她，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想到白翔可能因此对我印象大打折扣，我觉得没意思极了。然而第二天转机就出现了，老板把5张大团结塞进了我的掌心！
顾不上多问，我就急匆匆跑了出去给白翔送钱。但不知怎么回事，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都跑到我们以前经常逛的街角了，他的电话还是没能接通。然后我一抬头，就看见了他。噢，不只是他，还有我们年级里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两个人就站在我最喜欢的精品店门前，白翔拿着一条银手链，正要给那个女生戴上。我像被定格了一样在街对面站住，默默地，那么近又那么远地观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电话终于拨通，响了许久白翔才从包里掏出手机，他给她戴手链的动作那么温柔，的确是需要点时间。我问他还需不需要钱，我看见他特地走远了点才给我回话说不需要了，因为他已经从家里要到钱了。准确点来说应该是骗到钱了。电话里像以往一样响起白翔调皮生动的笑声，第一次，我觉得有点刺耳。
白翔一定不知道，那条手链，我曾经也垂涎了很久。我还记得在精品店里，它的价格是498元人民币，我一直觉得它好贵，舍不得买。
后来，我在小餐馆干满了10天，拿到工钱后我写了一封信，连同1000元钱一起塞进了信封交给妈妈。没错，是1000元，500元是我的薪水，另外的500元是妈妈托餐馆老板用提前预支工钱的名义转交给我的。我知道，就从这封信开始，我告别了我的单恋，我16岁青春的叛逆与忧伤就此呼啸而过。
为什么读书的时候不快乐
时间:2015-02-17 作者:未详 点击:204次
问：我们为什么游戏的时候快乐，读书的时候不快乐？
答：理由很简单，因为你的老师不知道如何教你们，就是这样，没有其他非常复杂的理由。你知道的，如果一个老师爱数学、爱历史或爱任何他所教的科目，那么你也会爱这个科目，因为“爱”自己会沟通。
你难道不知道吗？如果一位音乐家热爱唱歌，他全身心投入其中，这份感觉难道不会传达到听众心里去？你会觉得连自己都想学唱歌了。但是大部分的老师不爱他们所教的科目，他们对自己所教的科目感到厌倦，教书变成了用来谋生的例行公事。
如果你的老师真的热爱教书，你知道他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吗？你会成为不凡的人。你不但爱游戏、爱读书，也爱花朵、河流、飞鸟和地球，因为你心中有爱的动力，你会学得更快，你会有杰出而不平凡的心智。
因此教育这些老师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做起来十分困难，因为大部分的老师早已在习惯中定型了。但是年轻人的习性并不重，就算你只爱做一件事，真的爱做一件事，不管是游戏、数学、历史、绘画或歌唱，只要你学会去爱，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智变得机敏而有活力，你会在所有的学习上表现得非常优秀。
毕竟人心希望探索、了解，因为它是好奇的，可惜这份好奇心被错误的教育破坏了。因此不但学生需要教育，老师也需要教育。生活的本身就是教育的过程与学习的过程。考试是有止境的，但学习没有止境，如果你的心是好奇的、机敏的，你就能从万事万物中学习。
美丽人生
时间:2015-02-17 作者:未详 点击:101次
一袭蓝色的连衣裙，白色的皮鞋，她是校园里一道淡雅的风景。
他从她男友的口中知道她的名字，认识她的时候，她刚失恋。
他并不是那种很优秀的男生，成绩一般，个头并不伟岸，长相也不英俊。能跟她认识，他就很知足。
而和他在一起，她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只是觉得他很体贴周到。每次和他吃饭的时候，他总会“蹬蹬蹬”地跑去排队，买来她最爱吃的烤小鱼，用筷子悉心地为她挑好刺，然后推到她的面前，“饿了吧？”他总是这样说。他喜欢看她吃饭的样子，所以经常会对她说：“呵呵，今天又赚了份好家教，我请客！”于是，花掉近一个月的积蓄，并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再偷偷地吃方便面当午饭。
他和她一起上过几次自习，总是她说：“我要好好地背英语了。”于是他认真地拿起笔计算她背单词的失忆率，并且，哼着已经跑调的《十年》，直到她把刚背完的单词本砸到他的头上。
他们只一起看过一次电影，是在学校的放映厅，贝尼尼自导自演的《美丽人生》，一部二战片。因为是免费的，所以他们就在上完自习后一起去看。结果他哭得一塌糊涂，特别是在看到男主人公为了让躲在垃圾间的儿子相信这只是一场游戏，而微笑着模仿木偶走路的样子，被德国纳粹押出去枪毙的时候。他鼻涕和眼泪横流，还大大咧咧地用袖子擦脸。“男孩还哭呀？”她笑着逗他。“He'saman（他是个男人）。”他说。她又笑：“可是我还是更喜欢英俊、伟岸一点的那种。”
他知道自己并不英俊，也不伟岸。所以他只是默默地陪她走，从来也没有提过什么要求。毕业的时候，他为她折了999只纸鹤，她有点感动，却说：“这么老土的礼物，为什么不是1000只？”他笑：“收到1000只就会实现一个愿望，不是那么容易的。”
分手的时候，是在学校旁边唯一一家小咖啡馆里。她说她要到外地继续读书，而他却只好留了下来。学校大门口的白炽灯，街角霓虹的闪烁和小咖啡馆里《爱的罗曼丝》的旋律交织在一起，映在他手边温暖的白色咖啡杯上，静静地凝固在那里。“我还是喜欢比较英俊、伟岸一点的。”她轻轻地说。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要她好好学习。
几年后，她已是硕士毕业了。并且在这个大城市里找到了份满意的工作，认识了一个英俊、伟岸的男孩，并且准备结婚。有时候，她会想到他，那个像贝尼尼一样，不很高大帅气、唱歌跑调、又哭又笑，却很体贴、并为她折了999只纸鹤的男孩。
男孩再次出现在她的面前，是在她准备结婚的时候。对于他的出现，她很惊讶，望着他熟悉的笑脸，她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结婚的消息告诉他。她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等她。他们在夜晚的街道上走着，默不作声。这条街道并不是很繁华，只有晕黄的路灯把他们的影子越拉越长。她仍然穿着一身蓝色的连衣裙，只不过已经换成了黑色的高跟鞋。
他们就这样默默地走了十分钟。突然，从后面尾随上来两个黑影，不怀好意地狞笑着，他们走得越急，他们跟得越紧。“快跑，打电话报警。”他低声吼道，她从来没有看过他那么决绝。“不行，那你怎么办？”两个影子已经扑了上来。“快走！别管我。”他一跺脚，转身冲向那两个黑影，没有半点犹豫。她吓呆了，愣在那里。他死死抠住那两个人的大腿，“你快走，快走！”
那两个人显然喝过酒，都急了，眼睛红红的，专拣他要害的地方打。他声音渐渐地微弱了，但仍然念叨着：“快走，快走……”她留着泪跑开了，这才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为他流泪。
在警车凄厉的呼啸声中，他被抬上救护车。他感觉意识很弱，所有的景物都在变淡，淡淡地……就像又回到那间咖啡馆，霓虹的交响，《爱的罗曼丝》，温暖的咖啡杯，她低垂的眼帘，“我还是喜欢比较英俊、伟岸一点的。”她轻轻地说……
在救护车上，她发疯地呼喊着他的名字。她第一次这么害怕失去他，害怕再也见不到这个看电影也会涕泪横流的男孩和他那微笑的眼。他费力地睁开眼睛，望着她，努力地指了指自己的上衣口袋。她摸索着掏出一只蓝缎面的小盒子，盒子里放了只纸鹤。这只纸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用蓝色的彩纸折成。
女孩又一次看到男孩微笑的眼，她发现他居然还有一个浅浅的酒窝。“算上这只，你就、就可以凑齐一千只了……”男孩的声音几乎停在喉咙里，发不出来：“这样……这样你就可以实现一个愿望，我希、希望你们结婚后美满。”他清楚地说完最后几个字后，似乎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使命，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就再也没有醒来。
她看着他就像是睡着了，那恬淡的笑容融化在脸上。他也许并不高大，也算不上英俊，甚至没有说过爱她，但是他却像贝尼尼一样用生命保护了她，捍卫着他永远的挚爱和尊严。
一个孩子和他的三个母亲
时间:2015-02-17 作者:未详 点击:98次
在湖北省孝感市，流传着一个关于三位母亲共同拯救一个儿子的故事。故事中的儿子名叫董重，今年十六岁。他为什么会有三位母亲？这三位母亲和他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还得从董重的爸爸董利祥的婚姻经历说起。
董利祥是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公安分局的一位普通民警，今年46岁的他经历了三次婚姻。董重两岁的时候，老董与第一任妻子——董重的生母离婚。1996年，他与第二任妻子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由于性格不合等种种原因，2000年，老董与第二任妻子离婚。2004年初，老董经朋友介绍，与柴丽相识。2004年4月，老董与比她小12岁的柴丽结婚了。此时，董重已经上初三，成为一个15岁的少年。他能否再接受这个陌生的女人做他的妈妈？老董对此非常担忧。
柴丽的第一次到来，并没有引起董重的注意。但当董重得知这个陌生人即将成为自己的继母时，他感到难以接受。
董重处处表现出对柴丽的排斥和反感，柴丽却不在意，还是尽自己所能，为这个家张罗着生活。她希望用自己的爱和关怀来温暖孩子这颗从小缺少母爱的心。
就在柴丽还没来得及体会新婚的甜蜜和家庭生活的温馨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董重突然因急性肠梗阻被送进了医院。那一天是柴丽和董利祥结婚的第九天。
刚踏进这个家门没几天，孩子就突然生病。这使柴丽有点不知所措。看着孩子痛苦的神情，柴丽顾不得很多，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董重，她希望能给这个病痛中的孩子一点安慰。
柴丽的精心照料，使病中的董重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与他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母亲，他们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了。
柴丽发自内心的关怀和呵护，打动了病中的董重，他开始接受这个继母了。这使柴丽非常欣慰。
在医生的建议下，柴丽和老董把董重送进了武汉同济医院。
为了感谢柴丽，董重将自己最心爱的玉坠儿送给了她。
在柴丽的照料下，董重的身体在一天天好转，一家人都在盼望着出院回家的日子。然而，刚刚享受到母爱的温暖，还没有来得及体会个中滋味的董重，此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前方等待着他的又将是一段难忘的历程。
就在出院的当天，董重突然昏迷。医院一边组织抢救一边通知家人准备后事。这次董重患的是急性肾功能衰竭，生命垂危。
面对危难中的家庭和生命垂危的养子，很多人劝柴丽尽早离开这个家，以免被拖累。老董也觉得对不起柴丽。
最终，柴丽还是决定留下来与这个家共渡难关。但是，董重的病却已经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地步。
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的老董和柴丽，为了不给儿子和另一位母亲留下遗憾，哽咽着将孩子的病情告诉了远在东北、董重的亲生母亲王金芳。当得知儿子病危的消息后，王金芳连夜乘火车赶到武汉。
看到董重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看到孩子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王金芳感到心被揪到了一起。
13年前，由于感情不和，王金芳和董利祥离了婚。这些年来，她一直在东北独自生活。
患病的儿子将两位母亲的心连在了一起。为了弥补亏欠儿子的13年母爱，王金芳决定留下来。由于担心王金芳承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柴丽一直在王金芳的身边安慰着她。
要挽救董重的生命，最紧迫的是找到合适的肾源。王金芳决定去做肾移植配型检测，如果条件符合，她就捐一个肾给董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时，柴丽提出，她要和王金芳一起去做配型检测。
2004年9月，两位母亲一起去医院为儿子做了肾移植配型检测。
期间，老董和董重的母亲一直守候在医院。为了节省生活开销，也为了给董重增加营养，他们想办法在医院附近找到了一个可以做饭的地方。
王金芳担心，她的到来，会影响老董和柴丽的关系，所以，她总是回避着老董。同时，她也担心自己会影响董重与柴丽之间的感情。由于董重和王金芳十三年没有相见，在这个少年心里，对于亲生母亲，多少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
当看到儿子和柴丽之间那份融洽的感情，作为亲生母亲，王金芳百感交集。
由于董重的病情极不稳定，被转至重症监护病房。家中的积蓄已经几乎耗尽，但却无法和监护室中的儿子通话，看着命悬一线的儿子在病痛中挣扎，王金芳备受煎熬。
为了给被病痛折磨的儿子一点鼓励，也为了能及时了解儿子的病况和心情，王金芳每天通过护士给董重传一张纸条。
通过这种特殊的交流，王金芳和儿子之间的隔阂慢慢消除了。看着忙碌的亲人，对于董重来说，此时令他难过的，倒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亲人为自己的奔波与操劳，一种强烈的内疚感在这个15岁少年的心中慢慢产生了。
为了避免与老董之间的尴尬，也为了不给这个家庭增添负担，王金芳后来在孝感市租了一个房子，还找到一份卖报纸的工作。每天早晨五点，她就出门赶往报纸发行站。
卖报的收入每月不足三百元。虽然挣得不多，但是王金芳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尽量为给儿子治病多攒一点钱。此时，柴丽和老董，也因四处借钱而奔走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配型检测的结果出来了，老董一家人陷入深深愁苦的情绪中。两位母亲的配型都未成功。为了寻找合适的肾源，筹集换肾所需的医药费，他们后来想到利用网络和媒体向外发求助信，希望有更多的好心人来救救这个屡遭劫难的孩子。但是求助信发出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就在他们苦苦等待消息的时候，老董忽然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
潘晓英是董利祥的第二任妻子。2000年与董利祥离婚后，她一直在南方打工，随后与老董断了联系。这天，她从报纸上看到董重的病的消息，便打电话前来询问董重的病情，这让老董感到非常意外。然而，后来发生的事让老董感到更加意外。就在他与潘晓英通话后不久，柴丽收到了一份从南方寄来的汇款。
如今潘晓英每月都寄钱给董重。当记者想要采访她时，得到的答复是：她只想默默地为这个家做点事，因为毕竟她也曾经做过董重的母亲。看到这三个女人抛弃以往的恩怨是非，为挽救孩子无私的付出，老董也不禁感慨万千。
2004年11月，在社会各界好心人的帮助下，老董一家终于在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找到与董重相配的肾源。
2004年11月26日下午4时，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为董重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
在焦急等待了三个小时后，手术成功了。董重的脸色逐渐恢复了红润，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由于术后所需的抗排斥药物非常昂贵，为了筹集药费，董重的三位母亲仍然在不同的城市里，为她们共同的儿子，继续忙碌着。
爱的拯救
时间:2015-02-17 作者:未详 点击:149次
信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又多了一道数字的桥梁，一道时尚的风景。一位总工程师，在移动梦网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与一位美丽的世界技巧冠军相识了，虽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只见过一面，但以梦网为媒他们迅速发展成为火热的恋人。然而，在总工程师四十多次汇给这个女孩43万元后，才发现这段浪漫的“梦网之恋”其实也是虚拟的，他愤而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可是了解到女孩将会受到牢狱惩罚时，他却又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诧不已的举动。
在移动梦网
她与他相遇了
黎丽1982年出生于广西一个普通市民家庭，1993年在保加利亚举行的第十届世界杯技巧锦标赛上，还差几天才满11岁的黎丽一举夺冠，成为我国最小的世界冠军。
2001年，未满20岁的黎丽大学毕业了，但她没有寻找与她专业对口的工作，而是去了桂林，接受别人的邀请，到一些体育培训班做她喜爱的体育辅导。由于这些培训班都是短暂的，黎丽也就不时地失业。但她并不在乎失业，因为她觉得她还没玩够呢。
很快，她迷上了上网，开始是玩玩游戏，在聊天室里聊聊天，2003年初，黎丽从收到的一条短信中知道了移动梦网聊天的内容，即用手机通过短信和其他手机用户进行短信聊天，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查找聊天对象，黎丽不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到网络聊天室聊得到网吧去，不是很方便，而有时她的朋友们都上班去了，撇下她一个人真是无聊。有这个梦网聊天，就可以想什么时候聊就什么时候聊了。
注册不久的一天傍晚，黎丽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你好，能认识你吗？”当时她正在街上毫无目的地瞎逛呢，于是回复说：“好啊，请问你叫什么？”很快传来了答复：“我叫石勇。在上海工作，你呢？”
“我叫黎婷，在桂林一所中学教体育。”黎丽继续回复。
其实这个石勇不叫石勇，他叫韩启林，35岁，在上海市一家大型建筑公司担任总工程师。他已结婚，并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由于从事建筑工作，工作地点不停地换，他很少呆在家，妻子对此颇有意见，两人的关系也一天天变冷淡，这让他苦恼和失落。带着这样的情绪，在东走西转过程中，每当夜色降临，栖身在酒店，他常常感到寂寞难耐，就这样他也成了“梦网一族”。
这天两人通过短信聊了半个多小时，石勇风趣的语言让黎丽乐不可支，而黎丽落落大方的表现也让石勇感觉她一定是个十分可爱的女孩。他将黎丽的手机号码存了起来。
让我们共筑一间爱巢吧
3月的一天，黎丽找了个机会到了上海。得知黎婷来了上海，石勇惊喜万分，他要求一定要见上黎婷一面。
当黎婷款款地走到跟前时，石勇真是惊得要晕倒，黎婷比他预想的还要美。黎婷看上去十分地清秀，一双大大的眼睛亮晶晶的，她扎着一支马尾辫，身着一套淡白底兼红色图纹的运动装，显得朝气蓬勃、青春十足。
黎婷回桂林后，石勇久久回不过神来，他的眼前老是闪现着黎婷靓丽的身影，他发现自己痴狂地爱上了黎婷。他更加频繁地给黎婷发短信，抒发他的爱慕之情。然而黎丽却不很愿意理会他，甚至对他频繁的短信有点烦。
就在两人的关系快要“见光死”的时候，两人突然又峰回路转，陷入了热恋中。
原来，黎丽的经济状况又陷入困境。尴尬之中，她想出了一个主意。她给石勇发去了一条短信，说：“你的热情让我感激，你的激情让我心跳，你的真情让我无法抗拒。”终于打动她的芳心了，石勇心头的喜悦无以名状，当即又回复了一条短信表白。
几天后，黎丽拨通了石勇的电话，说了一些思念的话后，黎丽说，她一直是租房子住，很想买套房子，已经看好了，问石勇能不能资助她。石勇很快就把钱打到了她的账户上。
接连的欺骗，让他汇款不断
石勇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中，他想，等黎婷的房子买好了，他就跟妻子离婚，迁到桂林去与黎婷一起生活，开始一种新的人生。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与黎婷聊的基本上都是房子的事，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共汇了6万多元给黎婷买房和装修、买家具等。
得了6万多元意外之财，黎丽决定用它出去好好旅游一下。两趟旅游下来，6万多元花光了。还要不要再问石勇要钱？黎丽犹豫了好些天，最后还是决定继续要。因为石勇越来越频繁地给她发情意绵绵的短信，有时她还在睡梦中，有时正在吃饭。看来她是无法摆脱他了。带着一种报复的心理，黎丽决定继续要下去，而且要狠，要到他害怕，这样他就退却了。
6月底，黎丽打电话给石勇说，她妈妈生病住院了，得的是脑瘤，十分危急，家里的钱一下子全用光了。这个上海男子紧急汇了3万元过去。他还表示要去桂林看望岳母娘，但黎婷说妈妈还不知道他俩的事。为了给未来的岳母娘治病，石勇陆续汇出了13万元。但未来岳母娘还是医治无效，“告别”了人间，他又汇了一笔钱过去，让已一贫如洗的黎婷买墓地。
7月中旬，黎婷打电话给他，说母亲的去世让她十分悲痛，她不想在桂林工作了，想调到上海去跟他一起生活，她已经电话跟上海师大联系好了。但桂林市教委要她交一笔款才能给她辞职，上海师大也要她交一笔押金才接收她。黎婷愿意来上海，这正是石勇所希望的，他当即给予支持，汇出了5万元。
43万无踪影
总工程师梦中醒来
9月初，到了学校开学的日子，石勇关心地问黎婷调上海师大的事办妥了没有？黎婷高兴地告诉他办妥了，现正办户口。
过了一段时间，石勇还是等不来黎婷。黎婷告诉他，她了解了一下，觉得上海师大不适合她，她也不想当老师了，办了停薪留职。现在她已经到了青岛，想在青岛发展，她爸爸是青岛市公安局的领导，在这里发展会很方便的。石勇隐隐感到失落，但他仍未往深处想。
其实黎丽一直在桂林，11月底，黎丽在电话中跟石勇说，她想利用父亲的关系在青岛开一家出租车公司，注册金和押金她父亲可以帮解决，但13。6万元办证费需要她自己出，希望石勇资助她。
这一次石勇感到为难了。其实，他作为一个工程师，每月虽领近万元的工资，可是要供家庭开销，要租楼，要应酬，他并没有存下多少钱。在这之前，他汇给黎丽的钱有一多半是向人借的。
这次为难让石勇理性地回想了他们交往的历史，他发现这段历史就是他不断地汇钱给她的历史，他简单算了算，他汇给她的钱可能有40多万了！石勇吓了一跳，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就这么轻易地汇了40多万给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女孩。她怎么会需要这么多钱？会不会是个骗子？
2003年12月11日，他向桂林市公安机关发去了一份报案的传真。
总工程师的惊人举动
几个月后，警方对黎丽涉嫌诈骗案侦查终结，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04年4月，法庭开庭审理此案。石勇委托了一位代理人来宣读他的证词，在证词上，石勇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黎丽与他是相爱的，他汇给她的43万元都是他自愿的。他报假案的原因，是因为跟黎丽闹了矛盾，他一赌气要她还钱，她在气头上说没有，所以他就报案了。他希望法庭判黎丽无罪。
由于最重要的证人“翻供”，法庭只好宣布休庭。随后，公诉机关考虑到此案仅发生在黎丽与石勇之间，石勇推翻了他以前的证词，证实黎丽犯诈骗罪的证据链就不完整了，于是撤回了起诉。一起在当地轰动一时的世界冠军诈骗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原来，黎丽在被捕关押后，石勇来到桂林，了解到黎丽此前的生活，尤其是黎丽11岁就获得过世界冠军，觉得这件事也许不全像他想象的那样。一天，他收到了一封黎丽写给他的信。
“我不到7岁就进了训练营，每天所处的只是百平方的空间，没有休息日，没有父母在身边，没有公园和草坪，没有童年的玩伴，每天都做着千篇一律的动作。我的童年没有快乐，只有汗水和孤单，尽管我得了世界冠军。慢慢地，我长大了，离开了体坛，我却变得好玩、贪玩，怎么玩也玩不够，我不想工作，只想玩。”
回到上海，读着一行行尚未脱离稚气的文字，石勇的心在颤抖，他没有勇气把这封信读完，他伤感地闭上了双眼。黎丽其实还只是一个没玩够的小女孩啊，在世界冠军的道路上，黎丽失去了嬉玩的童年，因此长大后她的精神世界依然停留在了童年时代。她其实并不是恶意地骗他，只是贪玩让她克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这样，石勇决定推翻他向警方所说的一切，以挽救黎丽这个还没长大的女孩。黎丽获释后，石勇给黎丽打了个电话，他说：“黎丽小妹妹，如果你愿意，我就做你的大哥哥吧，希望你下次还到上海来玩！”
寻找“失去的”居住
时间:2015-02-17 作者:未详 点击:167次
和所有那些告别福利制度的行业一样，如今住宅产业甚至已经成为最时髦的行业，它比其他行业更彻底地皈依了市场原则。比起五六十年代那个住宅紧缺时代，我们对自己居住的方式有了更多的选择，对根植于内心的对居住环境和品质最隐秘的欲望有了更多的释放渠道。然而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对房子的设计和生产之中，也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到对“天人合一”、温情脉脉的既往居住方式无限的追忆里去。人们开始反思这场60年来快乐与痛苦交织的居住变迁史：是居住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居住？
被规制的居住
赵景昭在四合院住了两年后，1959年，搬进了同样是他父亲从邮政系统分得的一套住房，在北京三里屯附近。这种被称为“二型住宅”的单元房是赵景昭后来所供职的北京建筑设计院设计的第一批住宅通用图，也曾是很多早期享受福利分房的人共同的记忆符号。
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住宅的标准化时代。“标准化”的一层含义是替代传统建筑方式的“工业化”批量生产模式，它意味着新的技术——对于向现代化发展的中国，这当然令政府和人民兴奋。而对多数人而言，更为真实的含义还是另外两个方面，赵景昭说：“一是中国人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临住房的紧缺和拥挤时代，因为‘工业化’的出现也是人口剧增和住宅需求量急增下的应对，二是，当中国人享受着只需微薄付出就可获得一套福利分房的同时，也将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给你什么你就只有要什么’。”赵说，对于习惯于农业社会形态下舒适和缓慢居住方式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并承受理想和现实的居住尴尬。
对于刚刚搬出四合院的赵景昭来说，1959年的居住变迁是无比尴尬的。“所谓‘二型’住宅，那套图纸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设计的，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人口压力这个问题，所以房型设计还是很大，单元平面一种为五开间一梯二户，每户3～4个居室，平均建筑面积是98。88平方米，另一种为一梯三户，每户为两个居室，平均面积是62。92平方米，我们家住的单元房是后一种类型。”赵景昭说，“相比较后来的住宅，这相当奢侈，设计总体来说是很合理的。”“但国家计委1957年颁布的《住宅经济指标的几项规定》里写明，每户的居住面积不得超过18平方米，这样，62。92平方米的房子不可能允许只有我们一家人住在里面，必须要两家合住一个单元。”
合用一个厕所在当时的居住条件下是司空见惯的事，居住的私密性当然就变成集体的敞开性。赵景昭说，这种房子是四层砖混结构，苏式密排木屋架坡顶，楼板为30厘米厚的预制混凝土方孔板，楼板和墙体都薄，隔音效果很不好，“隔壁有两个小男孩，淘气得不得了，三天两头哭闹还不算，经常用钉子在两家共用的墙上敲一个洞，小孩子好奇心重，好想看看对家在干什么，我母亲发现了，就拿面团塞住，过两天又被捅掉了，就再塞”。
“标准化”最直接的动力是满足解放后日益膨胀的人口与随之膨胀的住房需求。北京建筑设计标准化办公室主任林晨说，要在有限的空间安排下尽可能多的人。这样的居住现实和居住的空间背景有点类似解放前的上海——那种闲适生活其实在现代化面前变得特别脆弱，与北京相比较，上海其实早就形成了普通市民居住的集约化。
同样是在1949年到北京参加工作的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1921年到1948年在上海的石库门渡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上海的租界被洋人和富人居住，普通老百姓都挤到了石库门这些民居里，尽管那时整体上的人口远没有达到后来的压力，但这种人为的空间分割在事实上造成和后来其他城市因人口膨胀所形成的相似局面。”张敬淦亲历了上海老房子里“七十二家房客”的时代，他说，“石库门的老房子倒是很好找，一排从头上第一家是1号，排到20号，就开始叫20弄，每条弄里面至少要住二三十户人家，多的要住上百户人家，真是鸡犬之声相闻，每家的院子进去有一个狭长的小天井，也分正房和东西厢房，但空间利用率非常高。”张敬淦回忆，他们家正房后面是一个通向二楼的楼梯，在一楼半的地方有个朝北很窄很小的“亭子间”，一层和二层之间还有一个阁楼，就是在楼梯上开个门，后来加住进来一户人家，又在二层也搭了一个阁楼，“亭子间”的下面还开了一个房间，“这些在原本现有空间下多隔出的空间甚至多的时候要有一家人住在里面，有的房间拿布帘隔开，分两家住。”他说，“一家人所有的活动都在一个房间里完成，根本没有任何私密性可言，上厕所也在房间里，不过就是找一个隐蔽点的地方，拿布帘子遮一下。所以家与家之前的干扰也相当大，张家吵架李家听得一清二楚，碰到关系差一点的院子，家庭私事很容易变成街谈巷议四处传播。龙骨铺的地板本身就不隔音，加上空间被尽可能地缩小，楼上一点点走动楼下听得清清楚楚。”张敬淦笑着说，这种居住状况可能也是造成上海人斤斤计较的原因，“比如，楼梯间是黑间，要安灯泡，不是一个灯用电大家摊，而是一家一根电线一个灯，谁家用开谁家的，用完了下楼再关掉，如果开了别家的灯也是容易引起纠纷的”。“人多住房紧这种矛盾就很难避免”。
赵景昭说，1959年前后住宅建设时代的原则是“谈适用，不谈舒适”，要求“住得下，分得开”，“这家人能住下了，如果这家有个女儿长大了，要能分得开，所以当时的房型以最紧凑的2室户为主”。
这两条原则也成为“工业化标准”里的“社会标准”被推诸广之。“许多人的居住问题得到了及时的满足。”林晨说，但也相应失去了中国人传统居住中的很多“舒适性”因素，“‘标准化’强调减少‘构件规格’，所以当时的一批住宅只用了3。2米一种开间，6米一种进深，1959年根据北京总体规划的每人居住面积9平方米的住宅指标，我们设计了八种住宅的平面方案，编制了39套组合体，大部分是四层砖混结构，比较流行的五开间三户主导了国内住宅很长时间的设计格局，但这种以个人面积底线为前提的设计带来的一个致命的问题是中间单元没有穿堂风，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民居最不能容忍的地方”。
被怀念的老房子
北京首席中式住宅“观唐”的老板、清华紫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大龙说，“四合院一家住就叫豪宅，10家住就叫大杂院”。
照这样来划分，张敬淦出生时的老房子肯定属于前者。他说他关于中国传统居住的记忆都来自那里。张的祖上是杭州知府，在当时的松江府（现在上海市的松江区）置了一些田产，盖了幢大宅院，“是典型的江南民居，七开间，十几进”。张敬淦说，在功能上和北京的大四合院基本相同，进大门后便是第一道院子，南面有一排朝北的房屋，类似于四合院的倒座，通常作为宾客、男仆居住，或书塾，或杂间，自此向前经过二道门才进到正院，院子里是很大的一棵桂花树。过了院子是厅，厅又分正厅、餐厅和会客厅。二进三进之间也是一个很大的门，相当于四合院里垂花门的作用，是内宅与外宅（前院）的分界线，这道门起屏障作用，保证内宅的隐蔽性。从边上可以上二楼。最后是一个竹园子。
“我母亲是新时代妇女，上学校，学的是养蚕，就在院子里种了不少桑树，每年都盼着打甜桑葚吃。邻居家的小孩也到院子里来玩，打下的桑葚不洗就吃，弄得一嘴紫色。”张敬淦离开老家快60年，讲起这些老房子里的童年还充满着向往。
“从祖上开始，这套祖宅就由长房系统来管理，到我父亲手里，他复旦毕业后到上海做中学教员，很长有时间委托别人代管家业。”张敬淦说，可是一解放，问题就来了，这么大的房产怎么定性，“1949年，我到北京工作，参加革命，要填表，家庭成分不知道怎么填，后来专门有人去老家调查，因为我父母当时的工作都还有不低的薪水，结论是我们出租房屋和地租收入占我们家总收入的5%到6%，算不上地主，这套祖宅才逃过了被没收充公的命运。”“最后我家庭成分填的是自由职业，个人成分是学生。”
来北京前，张敬淦在上海念书，就住进了石库门，只有暑假才会回老家，“简直是两个世界”，张说，“上海那么拥挤，狭小，一回老家，大得不得了，甚至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房子，居住对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来说，都是这样分裂的。”“房子和命运一样，都是被规制好的”，他说，让他备感怀念的是有院子有竹园的老房子永远没有办法迁置上海，也没有办法迁置北京。
不光如此。当他从上海到了北京之后，好的居住同样是个奢侈的愿望，并且这个大城市也正在为他这样的新进人口的居住问题头疼不已。
被“挤爆”的四合院
丁艾家的四合院为什么要换地砖？就因为本来隔潮很好的家里到雨季渗水渗得厉害，查了一圈才弄明白是那个“气眼”被堵住了，她说，“当时四合院的住户越挤越多，每家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就都借院子的后墙加盖屋子，屋子的地基原本比院子高，他们要加，就要做一个和台阶一样高的地基，这一来，‘气眼’就被堵在里面了”。
丁艾家的四合院在50年代成了大杂院，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十口人挤在这原本给一家人住的院子里。丁艾说，住在东厢四间房的一家三代人，奶奶、儿子、儿媳、还有6个小孩，“堵住‘气眼’的房子就是他们家盖的，因为四间屋实在住不下了”。
丁艾的家可能还不算拥挤的。到80年代末北京危改试点工程开始，一些四合院居住的拥挤程度，当年参加危改工程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住宅设计研究所原主任、建筑师黄汇回忆说，“当时城规控制建筑高度限四层，容积率限1。15，而拆迁小后仓胡同，人口居住密度之高，以至于如果把可能建造的全部住宅都还给原住户，每户平均也仅能得到46平方米，当时一般职工分配住房的标准为平均每户56平方米，而这些四合院住户每户的人口都在十来个人左右，你说这个胡同里的四合院在漫长的二三十年里一直挤着多少人？”
丁艾说，和她家一样，四合院的拥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次挤进居民的历史时期，1949到1953年为第一次，当时是大量的进京军队及军队家属、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土地革命逃亡出来的地主富农，还有就是灾荒与水荒中的难民。1957年“经租”政策出来后，胡同内的独门独院很多都变成大杂院，因为消灭房产私有，私房主被要求交出11到12间自留房之外的房屋，给那些贫苦的无房人口居住。到了“文革”，房管局接收了所有私房，很多军代表与工人阶层住进了胡同，四合院的人口压力又陡然增加。
宁静而中国式的四合院生活被打破，不光是丁艾这些从胡同里长大的人居住岁月中的疼痛，也是这个国家和城市发展中转型的阵痛。更重要的还是发展中的问题。张敬淦说，1953年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实当年计划生育的压力还不是很大，完全是由迁移人口带来的。北京成立了新部委，每个部委下面成立的机构，都要从外地大批调集人才，引进人才的条件首先是要解决居住问题”。“就地盖房已经开始，但毕竟需要一个周期，于是旧城的四合院就成了用人单位的一个不二选择。”张敬淦就是这批最早调入北京的技术人员之一。他与同他一起从上海来北京的同事住在单位给的宿舍里，两个人一间房，十二三平方米一间，就是在白塔寺附近的一所四合院，“这所四合院的门面是一个大当铺，我们住的是厢房，当铺叫‘永存当’，我们当时几个人开玩笑说，‘我们要被永存’了，这辈子出不去了”。
四合院的压力在接下来的几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到了要被“挤爆”的程度。涌入北京的人口还在持续增长。赵景昭说，建国以前，老北京城1350万平方米住宅住了不到100万人，现在一个区都要60万人。“从七八十年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和规划曾经做过6次书面的指示和批复，其中对北京城市人口明确规定的就有两次，最初规定市区人口控制在400万左右，但结果看，北京的每一次人口控制都失效了，为什么？”张敬淦说，“建国后，北京开始在老城里搞工厂，准备把它从消费型的城市转向生产型城市，各种工业项目不加选择、不加限制地纷纷上马。北京原有的工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在相当长的阶段只采取了加法而不是加减法并用，就是主要发展薄弱的产业，同时并未压缩应当压缩的产业，所以工业规模不但没有控制住，甚至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而且重工业在继续发展。北京过去搞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老三件不行了，上新三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关键是，人来了，住房从哪里来？”
在张敬淦看来，许多城市犯了这种发展中的通病：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急于发展，引起诸多后遗症。中国人的居住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他说，四合院见缝插针建小工厂，并开始安置更多居民进入，有些房管所为了往院子里多安置人，就在后跨院里修建排房，现在看到的青砖红砖，上面是平瓦的，都是那时搭盖起来的。“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城内的问题就是市政欠债越来越多，电力电信与上水基本解决，但下水还是使用着清末与民国的设施，没有下水系统，都用渗井，就是挖一个几米深的洞，填上泥沙，靠天然的地渗来排生活污水，在建造新的下水系统时我们统计过，全北京四合院有27000口渗井还在使用。”
这个时候的四合院显然就不再是庭院深深的栖居之地，早已成了“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大杂院了。丁艾说，她家的五口人，几年间孩子都长大了，1976年知青返城，找到工作的有了单位分的房子，没有工作的就回到院子里来，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没房怎么办？就再充分利用四合院院子的空间，把院子里种的丁香、海棠拔了，在父母的房子旁边加盖房子。80年代烧煤气，纷纷搭厨房。她说，她们家还算好的，“更多的四合院，里面又成了一个小胡同了”。
四合院所讲究的日晒、采光于是被解决人们基础住房挤得荡然无存。一家4口在这样的杂院里住了30年的北京人谢其章说，“我们当年住在一个大杂院的顶旮旯，出门迎面就是人家的山墙，于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之间，是我惟一能看到阳光的时辰，那阳光被山墙和厨房挡着，遥遥地投在我的白墙上，只有一线，想想，真是30年如白驹过隙。”谢告诉记者，“从这间大杂院搬到新居，虽然也只是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口子迫不及待连续7个晚上把墙刷个大白，还赶了个新潮从西单商场买的地面铺的地板革，8块钱1米，“新房子也没法南北通风，朝向也不太好，但好歹算是个新家了”。
丁艾说，“原来每家四合院种的石榴、丁香这些植物和大枣树差不多都所剩无几了，现在大杂院里最常见的香椿树、大杨树和核桃树都是80年代‘号召植树’运动中引进的树种，就这几种，没什么可选择的”。丁艾家东屋门口的4棵杨树树干已经空了，“摇摇欲坠，怕风一刮倒了砸坏屋子，前年给园林局打了个电话，他们派人来把树干锯下了，拿大铁丝绑了绑。”丁艾带着夹杂着幸运的惋惜口吻说，“不过，现在能一家人住一个院子，院子里还有树已经不错了。”
“失去的”居住
在北京第一次“住房难”出现和几乎北京旧城的所有四合院“添丁增口”的同时，北京也进入了一次住宅建设高歌猛进的时代。“政府的确不断在想办法，增加居住房供应量。”林晨说，“从1949～1978年的30年，北京新建住宅面积2953。053万平方米，超过了旧城原有住宅面积的两倍以上。”
尽管这里面大量的住宅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味道，像1950年左右北京加急兴建的一批砖木结构平房住宅，坐北朝南，成行排列，被人们称为“兵营式”。赵景昭说，“1960年公社化运动，北京在东城、西城、崇文设计建造了三栋‘公社大楼’，以二室户为主，每户有卫生间，没有厨房，因为楼下有公共食堂，托儿所和活动用房，‘公社化’集体食堂解散，结束了住宅设计没有厨房的历史，对原来所有没有厨房的住宅进行了一次全盘改造。1965年学大庆‘干打垒’、‘先生产后生活’，设计了31套‘简易楼’图纸，盖了一大批简易楼，简易门窗，无纱窗，无卫生间，不用砖砌墙，用木板中间加土，再夯，这样能省不少钱。于是盖了一批‘窄小低薄’的楼房”。但政府为此支付了大量国家财政，廉价而简易的住房也让政府背上了极为沉重的“住房包袱”。这笔钱庞大到无法计算，仅根据1992年统计，全国12亿平方米的公房，即使按每平方米120元的建筑价格计算，也有上千亿的资金在里面。
“‘简易楼’、‘筒子楼’同样是当时政府在钱袋紧张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张敬淦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层高”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后期住宅建设牺牲掉的品质之一。
“1978年，邓小平视察前三门住宅楼时，强调设计要考虑住户方便，同时提出了要‘降低住房造价’的要求。”赵景昭说，当时绝大多数建设者的意见是，在不增加投资或适当减少投资的条件下，以适当降低层高来扩大使用面积，“我们传统民居的层高一般都在4米以上，因为中式住宅的建设者普遍认为，房屋层高越高，室内高低处温度的温差越大，空气对流越好，人体感觉越舒适，当年国家标准规定的层高是2。9米”。“后来经过论证，认为保持每户投资不增加的前提下，层高降低20厘米，每户可增加3个平方米，这样定下来之后，北京将多层住宅的建筑面积标准由每户53平方米提高到了56平方米左右。”“北京因为纬度低，冬季日照在12月22日冬至前后只有26度30分，所以早期苏联专家推荐的四层住宅单元，层高上定为3。3米，是考虑到房间日照时间采光效果的，但大幅降低层高，又增加住宅密度后，许多居民楼的采光都受到影响。”
如何重回到在“三间五进”的大院子里看四季变迁？赵说，“房子越盖越高，建筑材料从砖混到大模到轻体框架结构。以前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房子，建造时要选东北的红松黄松，特别是椽檩讲究的都要使老黄松，太阳一晒就流松油，好房子要‘磨砖对缝’，就是把老砖对老砖磨，砌的时候，拿糯米加白灰混的浆水渗进去。”“至少现在，多数人居住的房子是不会这么去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