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这些种种，让王晨峰有了创业灵感，他决定开一家面向妇幼群体、宣扬健康自然、提倡有机生活的公司。为了试探这个想法是否可行，他和妻子首先在网上成立了“莱茵德堡母婴健康沙龙”，利用论坛、QQ群等方式，聚集了一帮“奶妈奶爸”，并与各大医院合作，定期免费举行相关主题的讲座。
　　
　　渐渐地，他的沙龙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欢迎，有些孕妇不辞辛苦地从下午2时听到5时许，还一字一句地记在笔记本上……他还被粉丝们誉为“专业奶爸”。
　　
　　在一次以孕妇饮食安全为主题的讲座上，一位准妈妈提问：“既然这么多食物不能吃，那吃什么？”一句话，问得王晨峰哑口无言。
　　
　　冥思苦想后，王晨峰认为要想真正吃得安心，惟有抛开所有中间环节，直接到农民手上购买天然食品。于是，2008年底，他正式成立了拉图尔自然生活俱乐部，旨在为会员寻找真正的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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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寻找农耕人
　　
　　寻找的过程十分艰辛。王晨峰先从网上找那些自称生产“天然食品”的有机农业基地和私人农户，然后不远千里亲自跑过去考察、确认。遗憾的是，很多地方名不副实。他通过与基地工人交谈、寻访周围群众、请人化验等详细调研，确认该基地在生产中完全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等，才会放心地与对方签下供销协议。
　　
　　好不容易弄回来一批山东食品，由于他调研的过程都拍成了DV，粉丝们看了后都信任他，一哄而上抢光了那些食品，尽管价格比市价贵了好几倍。
　　
　　为了减少寻找成本和提高效率，王晨峰后来参加了不少倡导食品安全的组织和活动，并建立了一些人脉圈子，这样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获得相对可靠的食品线索。但无论对方的食品有多大的权威和名气，他都要经过自己长久的实地考察和探访才会合作。
　　
　　在此过程中，王晨峰还和每一位农户都结交为朋友，除了生意来往外，平时有很多的沟通。从2010年起，他对合作的农户也采取会员制，定期组织他们到武汉来参观、游玩儿，并与俱乐部的城市会员互动。
　　
　　随着农户会员越来越多，王晨峰俱乐部的有机食品种类也就变得丰富多彩：有来自河北用石磨碾出来的传统面粉，产自湖北恩施山区的山药和红薯，山东的小麦胚芽等等，多达几十种。2010年秋的一天深夜，王晨峰突然接到一条来自宜昌山里的短信：“王老师您好！我给您发的山货已经装箱上车了，明早就准时出发。我家有一头400多斤的土猪，绝对是用猪草喂出来的‘天然猪’，我娘准备明天卖给猪贩子，可我想到了您，不知道王老师您是否需要这头猪呢？……”
　　
　　王晨峰立即笑着回复：“这头猪我要，哈哈！”他知道，对方是与他已合作近一年的山里小伙子黄军，特别朴实厚道。第二天，他就在QQ群里发布消息：“有一头宜昌来的土猪，正在赶往武汉的路上，谁要？”“我要猪腰子！”“我要猪头！”“我要排骨，哈哈……”不到半个小时，那头可怜的猪竟然就被几十个粉丝提前“瓜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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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生活趣味生财
　　
　　一次，有个来自大别山的女农户到俱乐部参观，武汉的会员们夸赞她的食物很好，她笑得合不拢嘴，还热情地邀请大家：“如果不嫌弃的话，你们明天跟我回去，到山里去做客吧！”没想到这激发了不少会员的兴趣。次日刚好是周末，在王晨峰的带领下，十几个会员家庭呼啦啦地开车去女农户的家乡自驾游。正值收获的金秋，在那片风景优美的山区里，会员们跟农人去挖红薯、掰玉米，尤其是孩子们，满山撒野，欢呼不已……
　　
　　“这真是个好主意啊！”从那以后，王晨峰几乎每周都会举行一次“农家游”。他最有成就感的是，每次带着会员们去农场、山林、村庄游玩儿时，能看到会员的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变得无比聪明可爱。而有些曾经迷恋网络游戏的孩子，在他的引领下，都渐渐摆脱坏习惯，爱上了大自然。有的孩子叫他“拉图尔叔叔”，有的称呼他为“拉图尔导演”，最后干脆简称他“拉倒（导）”，这些调皮搞笑的孩子，让他获得很多当“孩子王”的乐趣。
　　
　　于是，王晨峰又在俱乐部增加了针对会员孩子的“自然教育”项目，得到了很多父母的支持。2012年春，他带着一群孩子走进鄂北山区的一个养猪基地，带孩子们去田间地头割猪草，回来又切猪草，然后煮猪食、喂猪……回程途中，孩子们都说：“拉倒，拉倒，这次去看猪太好玩了！”他笑道：“比你们在家玩儿电游刺激吧？不过回去一定要每人写一篇作文哦！”后来，孩子们的游记都写得非常鲜活，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经过4年的摸索与打拼，王晨峰的俱乐部如今已有近百种天然食物，吸纳了数百名长期稳定的粉丝会员，受到武汉2000多个家庭的关注。他还发展了一家母婴服务公司、商贸运输公司等。他的俱乐部有一句口号：“真实，真食，珍食”。谈起成功的经验，他说：“诚信是需要经营的。我相信，真实的东西，永远都是最有力量的，正如刚从土里刨出来的农作物，看起来丑陋，却是最健康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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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短信”终结之战
时间:2014-11-24　作者:未详　点击:188次

　　中国人与垃圾短信的斗争，论时间跨度已然超越了“八年抗战”，至今仍硝烟不止。
　　
　　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垃圾短信超过2000亿条。绝大多数中国手机用户，都被垃圾短信所困扰。
　　
　　在2004年，信息产业部就发出《关于规范短信息服务有关通知》，2008年7月，“中国互联网协会反垃圾短信息联盟”成立。
　　
　　或许，2012年12月28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可称为中国垃圾短信治理历程的一道分水岭。
　　
　　以此法律文件为据，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对垃圾短信展开围剿，一个垃圾短信治理解决方案趋于成型。
　　
　　上述《决定》将垃圾电子信息界定为：不请自来的商业性电子信息。要点有二：违背接收人意愿；商业性信息。
　　
　　在实践中，这样的界定会遇到两个操作困难：一是违背意愿是主观标准，如何对其进行客观评判；二是并非所有的商业性信息都是垃圾信息，干扰用户的除了商业性信息之外，还有违法信息和大量重复推送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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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短信的“生产体系”
　　
　　根据工信部的统计，2013年我国移动短信业务量约为9000亿条，其中近1/4属于垃圾短信。
　　
　　就发送手段来看，在所有被举报的恶意垃圾短信息中，通过端口发送的信息约占17%，以个人手机点对点发送约占76%，由小灵通网路发送短信约占5%。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反垃圾短信联盟”的分析报告，制造垃圾短信最核心的参与者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广告主。他们是短信内容的策源地，为发送者提供资金支持、支付发送费，同时也是整个链条中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第二类是发送者，包括SP企业、群发公司等。还有一些发送者依靠非法手段来运作，如生产运行伪基站，或者将集团端口挪作非法用途。
　　
　　第三类是运营商。运营商是通信网络平台最基础的运营者，短信业务由它们来提供，因此它们既是服务者，也可以是发送者，包括发送自己的业务推销信息。
　　
　　广告主有短信推广的需求，设计好内容交给发送者，而发送者往往并不对信息的具体内容作任何把关，也不追究发送方式是否合宜。各取所需，就形成了完整的垃圾短信运作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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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无法根治
　　
　　2013年4月开始，为贯彻落实人大《决定》，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新一轮“深入治理垃圾短信息专项行动”，宣布对垃圾信息开始了“史上最严”的治理。
　　
　　10年间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却始终未能根治，其中症结究竟在哪？
　　
　　综合“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提供的案例和政策法规，我们不难发现，现行的治理体系主要由工信部牵头设计，联合主要的电信网络运营商、通讯服务商和行业组织综合实施，是一套侧重电信行业自律的机制。
　　
　　这样的机制存在两个显著的短板：一是公安、司法、工商等执法力量参与不足，对于恶意发送垃圾短信的行为难以作出实质性的惩处，导致垃圾短信制造者的违法成本低廉；二是电信行业的自律难以真正触及广告主的利益，往往只能制约他们的发送手段，增加投放难度，却无法给他们造成实际警戒。
　　
　　管理者的另一个难题在于分头治理。在管理层面上，垃圾短信涉及工信、公安、工商三个行政领域。工信主要管理电信行业的事务，公安有权力对违法犯罪分子依法进行惩处，工商部门则主要从消费者权利和市场规范入手，对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进行处理。
　　
　　但从媒体的报道情况来看，公安部门处理的垃圾短信案件数量并不大，而且其中多数并非真正按照垃圾短信的路径来惩治——更常见的情况是，一起垃圾短信诈骗的举报被转给了公安，警方顺藤摸瓜一查到底，最后以诈骗案来惩处，而不会对制造垃圾短信的人产生太大威胁。
　　
　　由于运营商本身也在利益链中，在这样的机制下，运营商既作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给自己开成绩单，很难说能充分保障用户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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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的自缚与踌躇
　　
　　这个问题来自于运营商自身的角色定位：它们是通讯基础服务的提供者，为公众运营着短信业务的源头，因此，当垃圾短信通过运营商的网络、在付费给运营商的手机用户间传播时，它们理所当然要对用户的正当权利负责。
　　
　　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思路和看法就完全不同。运营商既是短信业务的经营者，又是目前治理垃圾短信的主要执行者，在这种矛盾的缝隙中，自身取得平衡已然十分艰巨，更遑论去调和公众的评说。
　　
　　似乎是为了回应公众对运营商治理垃圾短信决心的疑虑，2013年11月26日，中国电信发布《关于进一步从严治理垃圾短信的通知》，宣布先行关闭所有商业短信端口，每个端口在重新梳理客户协议、由集团公司逐个审批后，才能再次予以开放。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万猛表示，依照现行的法律框架，在垃圾短信举报案件中，运营商、电信部门应承担举证的职责，然后由执法部门根据举证，对案件进行判定并执法。依照判定得出的案件性质不同，执法者可能是公安，也可能是工商部门。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法律界定，举证者与执法者各司其职，责任有明确而安全的划分。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一些短信诈骗案例中，曾有运营商自行判定诈骗短信号码后，未报经执法机关处置就直接关闭了诈骗号。随后被关停用户不服，将运营商告上法院。对这种在法理上欠妥的做法，运营商很难举证自辩。
　　
　　因此，单纯依靠运营商的技术手段和业务策略并不足以完全根治垃圾短信。解决技术问题并不困难，但它首先需要清晰的法律制度和明确的授权，消除不同部门、不同专业领域之间合作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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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短信回归本质
　　
　　2009年6月中旬，三大电信运营商正式上线运行网间垃圾短信联动处理平台，联手进行垃圾信息自主屏蔽。此后，这个平台逐渐发展为反垃圾短信联盟的共同信息数据平台。
　　
　　通信行业的管理者要对运营商实施更有效的监督，就必须为垃圾短信治理绘制发送轨迹图。今天的“网间垃圾短信联动处理平台”，就是绘图的产物。
　　
　　过去一年多以来，网间联动平台广泛地将各方的用户举报、用户意愿等信息收集起来，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进行数据挖掘，建立起由数据支撑的行为分析体系，从而对短信息的发送行为进行判定。
　　
　　以大量此类数据分析为基础，管理者能够在联动平台中借助统计学方法对恶意发送垃圾短信的行为进行甄别，由各单位在各自业务中对疑似度高的发送源进行追查、处理和屏蔽。
　　
　　治理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将负的事物完全抹除，而是要为正的事物营造尽量广阔的空间。因此，治理垃圾短信，关键不在于取缔了多少非法端口、减少了多少恶意发送，而是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让用户满意，为用户的问责提供畅通的渠道。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管理者必须尊重用户对短信内容的判断，除违法违规的信息外，将商业短信息的选择权交给用户。
　　
　　从用户投诉和用户满意度入手，接下来就要完善在这一领域的制度架构，特别是出台和完善垃圾电子信息治理的相关立法。
　　
　　治理垃圾短信并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的含有商业推销内容的、数量巨大或发送集中的短信息都纳入管制，而是要打击以牟利为目的恶意发送行为，防范其透支社会信任、维护正常的通信秩序。
　　
　　治理不是目的，管理者通过治理垃圾短信，最终目的是要去更好地保障用户正常短信往来的自由。“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正本清源、对症下药，这才是制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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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防伪劣食品
时间:2014-11-24　作者:未详　点击:118次

　　一防“艳”。对颜色过分艳丽的食品要提防，如草莓像蜡果一样又大又红又亮、咸菜梗亮黄诱人、瓶装的蕨菜鲜绿不褪色等，要留个心眼，是不是在添加色素上有问题。
　　
　　二防“白”。凡是食品呈不正常不自然的白色，十有八九会有漂白剂、增白剂、面粉处理剂等化学品的危害。
　　
　　三防“长”。尽量少吃保质期过长的食品，3℃贮藏的包装熟肉禽类产品采用巴氏杀菌的，保质期一般为7天—30天。
　　
　　四防“反”。就是防反自然生长（或称为反季节生长）的食物，如果食用过多可能对身体产生影响。
　　
　　五防“小”。要提防小作坊式加工企业的产品，这类企业的食品平均抽样合格率最低，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事件往往在这些企业出现。
　　
　　六防“低”。指在价格上明显低于一般价格水平的食品，价格太低的食品大多有猫腻。
　　
　　七防“散”。指散装食品，有些集贸市场销售的散装豆制品、散装熟食、酱菜、散装酱油醋等可能来自地下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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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第一次进城
时间:2014-11-24　作者:未详　点击:206次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离常州大概有20多公里。小时候听祖父讲，过去他们上常州，都是步行往返的。汽车舍不得坐，坐不起，坐船太慢。
　　
　　离我老家六七华里的前黄镇，便是常州通往宜兴的水陆交通要津。镇上有个车站，前黄周围坐车的人，一般都在这儿排队买票坐车。
　　
　　我上中学时，中午去母亲工作的社办厂吃饭，一般都经过车站，每次经过，车站都是人声鼎沸，很多人挤在那儿，很是热闹，也可见当年前黄车站之重要。不过，我们乡下人，城里也没有亲戚，平常都是走路，小孩自然也就没机会感受一下坐车的滋味了。
　　
　　1984年暑假，我一位在北京上大学的同村大哥和他母亲要到常州城里去走亲戚，我听说了，就问能不能带我去常州火车站看看，除了在电影里看到过火车，我还没见过真火车呢。
　　
　　那个时候，我的成绩还算可以，我想，万一考上了大学，一定是坐火车走，总得先见见火车是什么样吧。
　　
　　父亲觉得我的理由还靠谱，给了我5块钱，又跟我伯母交待了，让他们带着我多照拂，别走丢了。虽然我对乡下四邻八村都很熟悉，但毕竟我从来没有进过城，进城了估计分不清东西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