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而在国内，类似的课程还停留在医学院的选修课中。在北大医学部教授王一方看来，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教育，死亡才无法“脱敏”，“我们对那些临终者浑浊的眼神过分地消极，这其实是对死亡的特别的歧视”。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这是生命的必然过程，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情况，而谁都不想被遗弃。”在这个经常在课堂上谈论“死亡”的教授看来，“让每一个将死的人获得善终，这其实应该是整个社会要做出的承诺，也是那些健康者对同伴的一种责任”。
　　
　　文明的标志
　　
　　像一枚翻转的硬币，临终关怀在国内面临的困境还有另一面。
　　
　　2010年的南京，一名网友发帖寻找临终关怀医院。原因是家里老人患有癌症，在没有后续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各个医院均不肯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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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有医生愿意做这件事。”成文武坦言，临终关怀的基础是关注生命的宽度而非长度，让患者有尊严地活着，安详地离去。因此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系下，临终关怀一不开刀，二不使用昂贵药物，三要占用床位和医疗资源，其所能够创造的经济效益非常低。
　　
　　事实上，就在2013年，济南市一家医院曾选择试点临终关怀，却因为经济负担过重而以失败告终。
　　
　　“要满足临终关怀的需要，仅仅靠民政系统内的民营机构是完全不够的，全世界的临终关怀都是以医疗系统为主线，实际上政府在这里面是有责任的。”曾经先后去英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考察过的沈伟医生也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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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台湾护理学会博士陈玉枝曾提到，台湾的几百家医院，几乎都有“安宁病房”。每个患者都专门配有一名护士，负责陪伴患者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而其护理费用是有医保制度保障的。
　　
　　在香港，也已经有13家医院设立了专门的临终关怀病房，而每一个陪伴患者的护士都会被亲切地称为“握手姑娘”，“病情经过医生评估后就可以进入那个病房。那里会设计得像家一样，墙壁不是白色，而是比较温暖的颜色。里面面积比较大，有厨房，可以煮一些食物，家人还可以有比较长的陪伴时间。”一位香港社工向记者介绍。
　　
　　成文武说，相比之下，中国内地的临终关怀事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据报道，2010年7月，英国经济学家集团旗下的信息分析机构——经济学家信息部（EIU）曾推出首例“死亡质量报告”，对40个主要经济体关于死亡前看护质量做出评估并进行排名。排名最高的是英国，其次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而中国则排名倒数第四。饶有意味的是，2014年5月，一份来自英国皇家医师学会的报告则指出，英国的临终关怀体制仍然需要进行大幅度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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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文武经常想起，在20世纪80年代末，临终关怀在中国刚刚起步时，学者李同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临终关怀在中国，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始终没有用太大的精力去关注死亡。但其实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朝死亡这条路上走。”成文武说，“善始善终是中华民族对一个人最好的评价，我想，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让每一个成员都走上善终这条路，这应该就是文明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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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独有的“时间”去哪儿了
时间:2014-08-30　作者:未详　点击:203次

　　中国人太忙了。2014年，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持续火爆，向来“优雅”“奢华”的中产阶层也成了“忙一族”。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2011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对实际休闲的满意度不高，最大的原因是“忙，没时间”。
　　
　　中国人的时间去哪儿了？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宁写了《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一文。他认为，“时间荒”已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病症。“关键还是制度的问题。在通货膨胀、房价过高、福利保障制度长期缺位等问题的裹挟下，人们不得不疯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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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时间荒”对比
　　
　　美国人早就意识到了过分忙碌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病症。1998年，美国学者朱丽叶·斯格尔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一书中提出“时间荒”概念。她认为，消费本身也成为促成工作时间延长的一个因素。工作时间的延长，使美国人陷入了“工作然后消费”的隐性循环。人们一边拼命工作，一边拼命消费，以补偿休闲时间不足造成的缺憾。
　　
　　在王宁看来，消费主义只能部分有效地阐释中国人的“时间荒”现象。“在中国，‘时间荒’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比如近10年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使没有购买或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人不得不拼命工作。对于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人来说，20年或30年的分期付款对他们构成了一个持久的经济约束。一旦购房者失去收入，很可能会陷入家庭经济破产。许多年轻人不得不选择主动放弃自由时间，以延长工作时间来赚更多的钱。”
　　
　　“房子的负担本该由政府承担一部分，但政府显然做得并不够。”王宁举例，“同样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英国工人的工资与城市住房价格发生脱节后，英国政府推出了保障性住房以弥补工人工资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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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他人的私人时间
　　
　　这些年王宁经常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不得不感慨国内的办事机构太僵化，太多形式化的程序浪费了办事人的时间。“比如美国的一些机构可以用驾照证明身份，但在中国只能用身份证。”
　　
　　让王宁深感无奈的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每年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答辩都只能安排在周末，因为老师们平时都太忙了。他认为这个问题源于制度僵化。例如，由于少数人在提交的成果清单中存在作弊现象，为了避免人们作弊，学校管理部门要求所有的人在职称晋升或年度考核中，必须上交成果原件，以供学校管理人员核对。制度环节的增加使得教师们无端耗费了额外的时间。
　　
　　中国人付出的“无效时间”太多了。我们一生需要办103个证，办理这些证件需要经过18个部、委、局、办，39个处室、中心、支队、所审批，盖100多个章并需要缴费。
　　
　　2014年4月，微博上疯转着一条“法国的最新劳动法规定”：晚上6点后到早上9点之前的非正常工作时间，将不允许公司向员工发送邮件，也不可以给员工打电话。“国外的员工都很少会在周末工作。可在中国，老板以各种借口要求员工加班加点，侵占员工的私人时间，甚至要求他们必须随叫随到。中国并不存在明确的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王宁认为，“这说明中国人还是不懂得尊重他人拥有私人时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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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割重组任务法
　　
　　老是太忙的人跟老是太穷的人一样，会变傻——这是美国一个跨学科团队得出的研究结论。研究的起点始于哈佛教授穆来纳森对自己拖延症的憎恨。
　　
　　谈到拖延症，王宁的第一反应是：“工厂里不存在拖延症的问题。”在漫长的人类史上，拖延症的数据在1978年才有所增加。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工作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与工厂里的流水作业相比，越来越多的人本质上都是在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完成单项任务的时间也变长了。这一工作性质的变化使得人们更有可能拖延。
　　
　　拖延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如果你是生活在两万年前的热带草原上的人类，担心灌木丛后面的东西要比担心3个星期之后的事情来得重要得多。现代的行为经济学家观察到：当一件事或一个目标，其时间设定在很远的将来，它就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从而使这件事看上去没有它实际上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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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宁本人并不存在对拖延症的焦虑，这源于他长期以来严格的“自我训练”：将一项重要任务分割为无数个小任务，以消解焦虑感。每年他都会用同样的法子训练新学生：让这些学生将一篇需要用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写作的论文拆解为多个不同的任务。在他们的时间表上写清楚完成文献回顾的最后期限，进行经验收集的最后期限……在许多个最后期限面前，一个个可供延迟的未来时间也就被取消了。在他的经验里，这个办法百试百灵。
　　
　　在王宁看来，解决拖延症的最佳途径正是这种分割并重组任务法——将看上去遥远的任务重组为一个个清晰而紧迫的目标。这个办法跟穆来纳森的发现不谋而合：当判断问题的心力不够时，专注于主要任务就变得更加困难，拖延症会愈加剧烈，最好的办法是分割问题，淡化处理问题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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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诫
时间:2014-08-30　作者:未详　点击:116次

　　七八年前，出门的装备中还没有电子阅读器，旅行时常在机场书店乱逛，看见顺眼的书就买。随意买进的书很像露水姻缘，一夕缘尽，看完就扔。唯一保留到现在，偶尔还会翻翻的是一本《无用书》。这本书当年（2006年）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头牌，美国读友们称赞它是“厕上第一书”。
　　
　　编辑这本书的是一个秘密社团，叫“无用知识协会”（UIS），由英美的一批读书人、作家、艺术家聚集而成。他们志同道合，立志发掘、分享暗藏在全世界各个犄角旮旯里的古怪且无用的知识。这些知识虽然离奇，但必须真实、言之有据。协会有不少口号，直译成中文都不算贴切，我替它拟了一个：难称有用之学，并非无稽之谈。
　　
　　《无用书》于2006年首版。2008年出了第二本《神奇的无用书》。每本都载有几千条无用知识，差不多每条都透着诡异，读来有趣。比如：
　　
　　彼得大帝时期，俄国男子如果留胡子，就要缴纳蓄须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