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我有一位影视界的朋友，是那种难得的不浮华的女人。一次，我们谈及一个正走红的导演，她淡淡地说：“虽然他目前的市场状况挺好，但就我看来，也不过仅此而已，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发展。”
　　“何以见得？"
　　“我差点儿加盟他的一部片子。但是拍戏第一天我就退出了剧组。你知道为什么吗？”朋友笑道，“他居然对我说，‘你别这么演，这么演太夺目了，你是个配角，不能抢主角的戏。’”
　　“配角能抢主角的戏吗？他说的有道理吗？”我不解。
　　“如果主角演得好，配角能抢走她的戏吗？如果主角很平庸，作为配角是不是一定要显得更平庸?”朋友言锋尖锐，“我不是不注重大局，我可以少要镜头。但是我不能不全力以赴地演好我的角色，哪怕是一个最微小的角色。因为，无论导演怎么为我定位，我是我自己的主角，永远都是。”
　　她的话，忽然激起了我的感动。
　　在人们的习惯认识里，主角就是主角，配角就是配角。就像大人物就是大人物，小人物就是小人物。二者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没有统一的可能。但实际上，主角固然是主角，配角其实也是主角。一部戏里，其实没有大小角色之分，也没有主角配角之分，有的只是自己的台词自己的戏。正如本质上，大人物是自己的小人物，小人物是自己的大人物。茫茫尘世里，其实没有大小人物之分。有的只是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心。
　　“角色可以有轻重之分，但是演技不能有优劣之别。”朋友如是说。
　　也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主角出色是主角的亮丽，配角生辉是配角的风采。看似名目不同，实则各领风骚。亦如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光芒，小人物有小人物的趣味，最关键的是，在人生的大戏里，你必须把自己锤炼成一名一流的导演，然后才会是自己永远的主角。
　　(摘自《自己的观音》文/乔 叶)

为生歌唱

为了抵消内疚，莱波里诺发誓，总有一天，他会扮演圣诞老人百倍千倍地给那些像他的儿子当年一样期待自行车的孩子送去圣诞礼物。
　　
　　美国邮政管理局每年搞一次“扮圣诞老人献爱心”活动，这项活动已经延续了82年。
　　2006年的圣诞老人，花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名不见经传的莱波里诺。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捐的是一千辆自行车。好奇的记者问莱波里诺为何选择自行车作为圣诞老人礼物时，莱波里诺老人说，你们还记得四十年前圣诞节的次日《佛罗里达报》有篇叫做“好人为失主自行车被盗作出补偿”的报道吗？那篇报道说的是：
　　家住彭萨科拉的莱波里诺和他的儿子相依为命，他的孩子的母亲一年前患重病撒手归天。为了满足孩子圣诞节想从圣诞老人那里得到一辆自行车的愿望，莱波里诺在圣诞节前一天，买了辆自行车，打算圣诞节带五岁的孩子到郊外游玩，结果自行车停放在公园的草坪上不见了，他贴了张告示，告诉小偷他们是多么失望。平安夜，父子俩听到一阵敲门声，开门一看，只见有一个信封，里面装了200美元。信封里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每有一个小偷，就有一千个圣诞老人”。这事儿让莱波里诺很受感动。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后来的几天，他家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好心人送来的十辆自行车。其中，有一辆正是小偷送回的，小偷附了封愧疚的信，说是看了报纸，良心发现，现在，将顺手牵羊的自行车物归原主。
　　莱波里诺告诉记者：“我只留了一辆，其他车子都送给需要它的人了。”记者又问，你为什么不给你和孩子各留一辆呢？莱波里诺说：“我的孩子永远也不会骑车，他是个残疾人，断了一条腿。”莱波里诺沉吟良久，说：“你们也相信当时我真的丢失了一辆车？”这下子，记者们面面相觑，如坠雾里云中。莱波里诺先生说，那个小偷偷的不是他的车，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钱买车。
　　原来，正如那篇报道所说的那样，莱波里诺当年家里很穷，靠领救济金度日，加之，妻子患病，用去了不少钱，圣诞节快到了，腿脚不便的五岁儿子盼望圣诞那天，和爸爸一起到郊外森林里游玩，儿子幻想着圣诞老人给他送一辆自行车，于是，儿子歪歪斜斜地给圣诞老人写信，诉说了自己和自己家的不幸，提出了想得到一辆自行车的心愿，信写好了，儿子委托爸爸到邮局代发。信发了几天，都没收到圣诞老人的回信。儿子疑惑地问莱波里诺：“爸爸，圣诞老人会收到信吗？会送给我这么珍贵的礼物吗？！”
　　面对儿子澄澈稚嫩的眼神，莱波里诺喉咙哽咽了，点点头，安慰儿子说，当然会的，圣诞老人最同情残疾的孩子了，你耐心地等着吧。眼看圣诞节就到了，可是到哪里弄一辆自行车啊？莱波里诺一筹莫展。圣诞节的头一天，莱波里诺从外面心事重重地空手而归，他先发制人地对望眼欲穿的儿子说，圣诞老人给你送来了圣诞礼物了。儿子兴高采烈地问：“在哪？”他失魂落魄地告诉儿子：“不过，我把那辆崭新的自行车放在公园草坪上，进了趟厕所，就不翼而飞了。”儿子一下子掉进冰窟，信以为真的儿子说，或许是哪位借去用了吧，你何不写张告示，看能不能把圣诞老人给我的礼物找回来。儿子太想那辆子虚乌有的自行车。为了假戏真唱，莱波里诺真的写了那张告示……这事他没有对任何人透露，包括他的儿子，一直是他心中的痛。为了抵消内疚，莱波里诺发誓，总有一天，他会扮演圣诞老人百倍千倍地给那些像他的儿子当年一样期待自行车的孩子送去圣诞礼物。这个目标，让莱波里诺自强不息，奋斗了一生，终于在四十年后得以实现。　　　

为生歌唱

小弟考上了北京的一所美术学院，全家都很高兴，但那两万多元的报名费着实让我家犯了难。
　　一天，母亲把一张发黄的欠条拿出来给我看。欠条是一个叫张红民的人打的，金额是三百元，落款日期是1983年7月14日。我忙问：“张红民是谁？”母亲说：“张红民是我们原来的邻居。他养了几百只鸭，一年四季在外放鸭，后来带着老婆孩子到外地放鸭去了，就一直没回来。”看着那张发黄的欠条，我摇了摇头说：“都二十多年了，不知他现在家庭情况怎样，我看这钱难讨回呀。”母亲说：“你弟急着等钱用，我还是去试试吧。他在东河镇有个家，我二十年前去过一次，还有印象。”我叫母亲等父亲回来后一起去讨，可她不肯。母亲做事向来都是急性子。
　　我和母亲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找到张红民。他如今是一家建筑公司的门卫，那天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在用酒精炉煮面条吃。他已认不出母亲了。当母亲说出自己的名字和住址之后，他好久才醒悟过来，忙说：“啊，啊，原来是大嫂啊。”母亲说明了来意，他接过那张发黄的欠条看了看，沉思片刻，说：“大嫂，真对不起啊，欠了你那么多年。你看，我这人真是不讲信用。”他叫母亲等等，他这就去拿钱。
　　不一会儿，他满头大汗地回来了，交给娘一个信封，说：“这是三千块钱，大嫂，你拿去吧。”娘忙说：“你只借我三百块啊，我怎么能要那么多？”他说：“大嫂，二十多年了，加上利息何止三千？”可母亲坚持只要三百元。他俩拉扯了好长时间，张红民就说：“大嫂，这钱算是我借给你的吧。侄儿考上了大学，缺钱啊。”母亲只得把钱收下。
　　第二天，父亲回来了。我们把讨债的事对他说了。可父亲忙说：“你们真是乱弹琴！张红民根本没借钱啊，你们还去向人家讨钱？”我和母亲糊涂了，我说：“不是有借条吗？怎么说没借钱呢？”父亲说：“事情是这样的，那年，张红民的女儿得了重病要住院，可他到处借钱都没借到，于是就来找我借。我当时也没有那么多钱，就对他说等明天把猪卖了再借给他。那天晚上，他就打了一张三百元的借条，说是叫他老婆第二天来取钱，可他的女儿当天晚上由于病重就死了，他和他老婆再也没来取钱了。可那张借条放在我这里，竟放失了手。我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着，真没想到，竟被你们发现了。唉……”父亲长叹一声。
　　当天下午，我和母亲又赶到了张红民那里，把钱还给张红民。可张红民说什么也不接。母亲急了，说：“我家没借钱给你啊，哪好意思收你的钱呢？"
　　张红民说：“大嫂，虽然你们没有借钱给我，可你和大哥的那份真诚那份善心，我终身难忘啊。你知道我当时借钱多难吗？我跑了十几家一分钱也没借到手，没一家肯答应借给我。当时，我和老婆抱着昏迷不醒的女儿急得都哭了。大哥真是好心人呀，只有他肯借钱给我！我儿子如今在北京工作，条件可好啦。大嫂，二十多年了，你们的那份情意何止三千元呢？”看着手中那三千块钱，母亲眼眶红红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　　　

为生歌唱

到美国探亲时，舅舅带我到西部看望一位亲戚。次日，我们返回舅舅家。
　　舅舅不带我去车站坐车，而是在路边等车。早就听人说，美国人爱搭便车，搭便车不用给钱或是给很少的钱。舅舅在美国生活半辈子，已是十足的美国人。看来，今天回去，舅舅也想坐便车。
　　终于，有一辆小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舅舅上前与司机说话，我的英语不好，但也隐约听出他们是在谈价钱。舅舅也真是的，花钱坐车，为何不到车站？在路上还讨价还价的。
　　美国的车很多，好在我们的车虽然堵，但走走停停一段路后，就畅通了。车来到舅舅居住的城市，在路边停下。舅舅招呼我下车。下车后，舅舅走到司机窗口前，叩了叩窗口的玻璃。我以为舅舅是给司机付钱，可又不见舅舅伸手掏钱包。我做梦也想不到，司机摇下车窗后，竟然从车里拿出钞票，交给舅舅。司机向我们道了谢，说着拜拜开车走了。
　　看着舅舅数钱，我茫然了。我问舅舅：我们蹭车，不但不付钱，还跟司机要钱，这是为什么？舅舅说，因为我们刚才帮了他的忙。坐别人的车，不付钱，还帮了别人的忙？我更茫然了。
　　舅舅说，这事要发生在咱国内，可能很怪，但在美国并不怪。因为美国的车多，不但环境污染严重，而且交通也时有堵塞。为了减少私人“开单车”（即一人开一辆车），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ＨＯＶ”（即多乘客通道）政策，鼓励一车多人，多人合坐一车。“ＨＯＶ”通道规定车里乘客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上这条通道。这条通道一般比别的车道畅通。所以，一些“开单车”的人，为了不受堵车之苦，只好请别人来搭便车。可近年来出现了“车客”一族，一些人把搭便车视为赚钱之道，当起专职“车客”。“车客”坐车，司机是要付钱的。有些司机，因为事急，怕路上被堵，只好出钱请“车客”坐车。我们虽然是顺路，但完全可以当一回“车客”。不过，我们今天只当了半个“车客”，因为舅舅只要了正常“车客”价钱的一半，即１小时４美元。所以司机要感谢我们。
　　看来，刚才我是错怪舅舅了。

为生歌唱

来休斯敦之前,我姐姐就和我们合买了一幢花园房子,用了14万美金。如果你以为付清这笔钱,就能安稳住在这房子里,一劳永逸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姐姐对我说,每年还要付4000美金。我一听眼睛瞪大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买房子,不就是把房子的钱付清就行了,怎么每年还要生出个4000元来啊?
　　姐姐给我仔细解释,我才明白了。在美国,不是说买下房子就万事大吉了,每年还要收百分之三的地产税,也就是说,如果你这套房子买价是14万,那么你的地产税就是4200元。这笔钱是一分都不能少的。这笔钱不派别的用处,专款专用,作为该地区的中小学教育经费,所以美国的中小学生是不用交学费的。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美国炒房商人也像中国的一样,囤积了十几座房子,每幢房子每年都有个百分之三的税,他一定叫苦连连。一般经济状况的美国人,是不敢多拥有房子的。
　　到这里事情并没有结束,如果你的房子涨价了,地产税也要跟着上涨。打个比方,你买这套房子是20万美金,你一年的地产税就是6000元。两年后市场上你的房子涨到30万美金了,你的地产税就涨到9000元了。你感到非常委屈,我不卖房子嘛,还是住在里面,房子涨价跟我有什么关系,没带来一点好处。但是不行,你每年就要多付3000元。
　　有些美国人住着豪华的房子,他赚的钱多,不为这百分之三担忧。但是,一旦他退休了,钱少了,每年这就会成为不小的压力,有人就会把豪华的房子卖掉,住进小一点的房子,或者搬进房价相对便宜的房子中去。据姐姐说,房主人65岁以后可以申请减免地产税,减免的幅度是有限的。

为生歌唱

“你是幸运的。你背着一个人产生了热量，而这个人的身体又给你保温送暖。他救了你，你也救了他。”
　　
　　这是秋末的一天，洁白云朵在九月碧空的衬托下悠闲地飘来飘去。贝恩和罗伯特决定利用这个好日子去爬山。爬山是他们的共同爱好，可以帮助他们减轻工作压力，增进相互的情谊，增添生活的乐趣。
　　面前的这座山他们已经爬过多次。这次和从前许多次一样，计划用三天两夜的时间。第一天他们将爬到山的3/4高度，然后他们将在那块他们熟悉的巨大的花岗岩旁边扎下帐篷。第二天他们继续爬山，大约在中午到达山顶。吃完午饭，再稍稍休息一会儿，他们将从原路返回，大约在黄昏时候到达他们扎在花岗岩旁边的营地。然后，他们在帐篷里睡一夜，第3天就可以回到山下了。
　　第一天他们如期到达那块花岗岩，扎下营地之后过了一夜。第二天，他们继续爬山。这天和前天一样，天空湛蓝至极，只有一丝北风吹过。当他们到达山顶时，风渐渐大了起来，而且远处开始有乌云聚集。“变天了。我建议吃过饭就走，不要午睡。”贝恩说。罗伯特表示同意。
　　两人开始下山。很快，闪电就照亮了远处的天际，还能隐隐听到低沉的雷声。一阵阵的大风席卷着灰尘、树枝将他们围住。气温也骤然下降。两个人裹紧夹克，一直把拉链拉到下巴，顶着越来越割脸的大风往山下走。
　　不久，天下起了雪。仅过了两个小时，地上就铺了齐踝深的厚厚一床雪毯。一路上，他们需要经常停下来暂时躲避冷风和暴雪，相互搓一搓肩膀，来帮助加快血液循环产生热量。
　　天气越来越恶劣，气温低得犹如冰窖，现在几分钟就像几个小时那样漫长而折磨人，他们轮流在越来越厚的积雪中开路。下午6点钟的时候，他们到达了营地。帐篷已经被大雪压塌了。他们都知道这种风暴的厉害。若不尽早走出暴风雪的中心，他们可能会陷在里面几天甚至数周。所以他们不能按原计划在营地过夜了，必须一刻不停地往山下赶。
　　他们走了没有多久，忽然见到了一个很大的凸出物。贝恩四周望了一下，刷去了物体上面几英寸厚的积雪。让他吃惊的是，这是一个昏迷不醒的人。这时，贝恩和罗伯特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别无选择，”罗伯特说，“带上他我们可能都得死。”
　　“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如果这样，他只有死路一条。”贝恩说。
　　两人争执起来。最后，罗伯特说：“我不想陪你们一起死掉。如果你一定要带上他，我们就只好各走各的路了。”他独自一人走了。贝恩使出浑身的气力背起了那个人。虽然贝恩身材魁梧，但贝恩也只是刚好能背得动他。
　　天越来越黑，路越来越难行，贝恩感到自己背着的那个人越来越沉了。但是，由于背人行走，他的身体开始发暖。很快，他感觉背上的人也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冷得像块冰，而更像一件保暖的皮袄。这时如果能停下来歇一会儿多好呀！可是，他知道，一旦他歇下来，可能就再也没有力气将那人背上后背了。“我们会成功的！”他一边坚持，一边鼓励自己。
　　在晨曦初现的时候，他看到前面弥漫的飞雪染上了桔红色。有灯光！他用尽气力大声呼救。是警车和救护车，他得救了！
　　在救护车上，他看到一个人蒙着被子躺在一张担架上，被子上有他熟悉的衣物。“是罗伯特，他好吗？”他忙问。但是，他身边的救护人员沉默不语。
　　“非常不幸，”过了一会儿，一个救护人员说，“天气太冷了，而他的衣服……”他看了一眼同样只穿着夹克的贝恩，然后继续说：“你是幸运的。你背着一个人产生了热量，而这个人的身体又给你保温送暖。他救了你，你也救了他。”
　　有时候，选择并没有对错之分，却有高尚或无私之别。贝恩和罗伯特在关键时刻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两种选择都没有错，只是不同而已。但是，最终是贝恩这种高尚的选择在救了别人的同时也救了他自己。　

为生歌唱

微雨的车站上，为了贪看一本心爱的书，我竟腾不出手来撑伞。
　　忽然，左边的一个女孩带着她的伞靠近说：“我们一起打，好吗？"
　　我竟然拒绝她说：“不，不用了，我有伞的，雨不大，我……”
　　忽然，我感到懊悔，我怎可对一个高贵的女孩如此说话？也许她是鼓了极大的勇气才来和我说话的，而我竟给她那样的回答。
　　每当雨季，满街的伞盛放如朵朵湿菌，有哪一朵愿意让你共同寄身？而这片惟一的庇护竟被我拒绝，何其愚鲁!
　　整个雨季我常站在冷雨的街头等车，时时想着，那安妥有如屋檐般的伞何在？　　

为生歌唱

罗伯特·米尔是德国人，今年109岁。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德国仅存的一位参加过一战的老兵。据说，他也是目前德国最长寿的男人。
　　关于罗伯特的长寿秘诀，德国的各大报纸都曾报道过。概括起来有三条：家族中有长寿基因；喜欢简单的饮食；偶尔喝一点红葡萄酒。然而，他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却常常被人忽略。前不久，德国《图片报》刊载了他二战中经历的一件事。读后，我觉得真正使他长寿的，可能不是那三点，而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1940年7月，他的邻居，也是他的好朋友约索夫被送进了集中营，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临离开家的前一天夜里，他把自己的五万马克委托给米尔保管。他说，我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你帮我照顾好。这些钱，没谁知道，妻子、孩子都不知道。我的意思你是明白的，怕他们经不起纳粹人的折腾，说出去，连累了你。拜托了！回来后，我会报答你的。
　　约索夫被带走的第二天，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被带走了。他们被关在了什么地方？米尔也不知道。五万马克现金，就这样留在了他的手上。为了稳妥起见，米尔以个人的名义，把钱分开存在了四家银行里，然后，他就把存折秘密地藏了起来。这件事，他也没敢告诉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怕走漏了风声，被以窝赃罪名而枪毙。
　　可是，一等就是五年，直至二战结束，都没见到邻居的踪影。米尔想，也许他们全都死了，这笔钱看来是无法奉还了。不过，米尔依旧没有动用它们。
　　1965年，米尔68岁。他的家庭发生了一次大的变故。他与儿子联合经营的一个机械厂倒闭了。祸不单行，这一年，他的妻子还摔断了腿。为了走出生活的低谷，米尔想到了约索夫的那五万元钱。可是，就在他准备从银行里取出这笔钱的时候，他在报上看到一篇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的文章，作者是安迪·约索夫。从文章回忆的内容，米尔断定，这位作者就是约索夫的小儿子。也就是说，约索夫的家人没有全部被毒死，至少他的小儿子活了下来。但是，这五万马克，约索夫的小儿子根本不知道。
　　米尔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他说：“我一生，共有三个晚上没有睡好觉，全发生在看到那篇回忆文章之后。是归还这笔没人知道的巨款，还是拿出来拯救自己？"
　　四十年后，当记者问他，对这件事作何感想时，他感慨道：“令我骄傲的是，我选择了前者。”
　　关于米尔的故事还有许多，但是我对这个故事最感兴趣，因为它让我知道：心灵的内在安宁，才是幸福长寿最不可或缺的因素。我甚至感觉到，人们称之为良心的东西是存在的。一个人如果撒了谎，或者说隐瞒了事实，即使没有任何人知道，但他的良心会因为一清二楚而不安，这种不安会蚕食那个被人们称为“生命”的东西。

为生歌唱

忙碌的人，对忙碌的感觉总是爱恨交加。一边怨着自己太忙，但真要他们闲下来，他们又会找很多理由让自己不要闲下来。比如：“没办法，我是劳碌命啦！”“哎，习惯了！”……可一旦真的闲了下来，他们反倒浑身不自在，又开始问自己：“现在该做什么才好？"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企图让自己保持忙碌的人，是不是因为害怕孤独，才让自己忙得没有任何空当？
　　可害怕孤独，就意味着害怕面对自己，害怕真正的自由。
　　我有这样的问题吗？是的！我有！
　　我不敢说我面对孤独时已能全然安心。我常常独自一人，但仍然忙碌，我不看电视，但我看书，不断看着书，写着东西。
　　有一天，我忽然想放自己一天假，不写稿、不看书，可巨大的孤独感竟然像海潮般向我袭来，我手足无措，觉得自己像一艘没有锚的孤舟。
　　我开始问自己，我一个人时选择读书、写作，是在享受自由，还是变相地借读书、写作来让自己忙碌呢？
　　这时的惶恐使我体会到，原来一直以来我是借着读书和写作让自己回避孤独，拒绝面对自己。不然我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什么都不做”却又保持清醒而宁静，原来是最困难的。因为害怕自由，所以我们沉浸在自己并不喜欢的习惯里，被自己憎恶的关系肆意捆绑。
　　如果切断这些牵绊，我们该如何才能让自己镇定下来，去面对来势汹汹的自由？
　　纪伯伦说，自由是人类枷锁中最粗的一条。我不知道，他的体会是否正是我的感觉，我是否因害怕自由而自愿成为奴隶？
　　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在他的夏日日记中描写寻找羊群的经验，写的不只是羊，还有害怕自由的人类：
　　“我找到羊群时，发现它们害怕而沉默地缩在一起。显然它们已在这儿待了一个晚上又一个上午，根本不敢出去觅食。它们虽然逃离了桎梏，但就像我们所知的一些人一样，反而对获得的自由感到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似乎还很高兴能回到原来熟悉的牢笼中。”
　　是因为害怕自由，才使我们日复一日地过着不想过的日子，又或是不太甘心却又有点儿情愿地把自己交给忙碌呢？
　　很多人过完一辈子，一生中真正自由的时间，却少得可怜。
　　我试着在行程表里清出一些空当，让自己有时间体会无所事事的乐趣———我也不想一直与自由为敌，抗拒它的亲善访问啊！

为生歌唱

“大串联”时期，我从哈尔滨到了成都，住气象学校，那一年我才17岁，头一次孤独离家远行，全凭“红卫兵”袖章做“护身符”。
　　我第二天病倒了。接连多日，和衣裹着一床破棉絮，蜷在铺了一张席子的水泥地的一角发高烧。
　　高烧初退那天，我睁眼看到一张忧郁而文秀的姑娘的脸。她正俯视我。我知道，她就是在我病中服侍我的人。又见她戴着“红卫兵”袖章，愈觉得她可亲。
　　我说：“谢谢你，大姐。”看去她比我大两三岁。
　　一丝悱然的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她脸上。
　　她问：“你为什么一个人从大北方串联到大南方来呀？"
　　我告诉她，我并不想到这里来和什么人串联。我父亲在乐山工作，我几年没见他的面了，想他！我委托她替我给父亲拍一封电报，要父亲来接我。
　　隔日，我能挣扎着起身了，她又来看望我，交给了我父亲的回电———写着“速回哈”三个字。
　　我失望到了顶点，哭了。
　　她劝慰我：“你应该听从你父亲的话，别叫他替你担心。乐山正武斗，乱极了！”
　　我这时才发现，她戴的不是“红卫兵”袖章，是黑纱。
　　我说：“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几毛钱了！”虽然乘火车是免费的，可千里迢迢，身上总需要带点钱啊！
　　她沉吟片刻，一只手缓缓地伸进衣兜，掏出５元钱来，惭愧地说：“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黑五类’。我父亲刚去世，每月只给我９元生活费，就剩这５元钱了，你收下吧！”她将钱塞在我手里，拿起笤帚，打扫厕所去了。
　　我第二天临行时，她又来送我。走到气象学校大门口，她站住了，低声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他们不许我迈出大门。”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柚子给了我：“路上带着，顶一壶水。”
　　空气里弥漫着柚香。我说：“大姐，你给我留个通信地址吧！”
　　她注视了我一会儿，低声问：“你会给我写信吗？"
　　我说：“会的！”
　　她那么高兴，便从她的小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认认真真给我写下了一个地址，交给我时，她说：“你们哈尔滨不是有座天鹅雕塑吗？你在它前边照张相片寄给我，好吗？"
　　我默默点了一下头。我走出很远，转身看，见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
　　路途中缺水，我嘴唇干裂了，却舍不得吃那个柚子。在北京转车时，它被偷走了。
　　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就到松花江畔去照相。天鹅雕塑已砸毁了。满地碎片，一片片仿佛都有生命，淌着血。
　　我不愿让她知道天鹅雕塑砸毁了，就没给她写信……
　　去年，听说哈尔滨的天鹅雕塑又复雕了，我专程回了一次哈尔滨，在天鹅雕塑旁照了一张相片，彩色的。按照那页发黄的小纸片上的地址，给那位铭记在我心中的大姐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照片。
　　信退回来了。信封上，粗硬的圆珠笔字写的是———“查无此人”。
　　她哪里去了？
　　想到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消失”在十年动乱之中了，我的心便不由得悲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