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企业班组小故事征集令

为生歌唱

非常感谢杨玉清老师本期的支持！

幸福海边

                                         ■李建军
       地心，男儿战斗的疆场，错综复杂的幽深井巷，机声歌唱的煤海歌潮里，每一个开拓的身影挥汗如雨。八百米深处，星光璀璨的夜晚，一串串故事像涌动的乌金一样流淌着、感动着......
       2002年7月，我招工来到砚北煤矿，被分到组建的掘进二队生产三班。2002年9月12日中班“我们在当班作业过程中，绝不能赶急图快，要把安全时刻放在心上，绞车司机安少祖要听清信号，上平巷推车的李刚，王晓峰要随时关闭挡车门，摘挂车辆时要检查仔细确认，提升时要设好警戒，防止人员上下行走，任务两架，茬面人员要保证安全，保证质量”，班长王军开完班前会后带领我们坐上入井的人车。
      蒲朝晖是9个人班组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我进矿后就是想着一月能拿1000元的工资，干上8年，给我的两个弟弟安顿好家事”他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笑着对我说；刘永强是班组中的“开心果”，我们都叫他“小萝卜头”，别看他人小，心眼还不少“我想着比你们多学一门技术，将来靠手艺挣钱，取个漂亮媳妇，给我每天做好饭菜”，话音刚落，逗得我们一班人在入井的人车上哈哈大笑起来；班长叫王军，个头不大是个华亭本地人，听说进矿前他在小煤窑干过5年的掘进工，进砚北矿后，他名正言顺地走上班长位置。
      当时，掘进二队组建后就接上维修北翼轨道上山艰巨任务，该巷道因年久失修，原来架设的2.8米宽3米高的U型钢支架，局部高度现在不足1.5米，钢支架出现折梁断腿，掉包十分严重，要维修起来难度相当大，况且是300米的小上山20°坡度。根据维修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要求，工期紧，任务重，现在维修要换成3.8米宽4米高的U型钢支架，每班分配的任务是拆两付旧支架换两付新支架，确保茬面煤出干净才能交班。
      记得那个时候，生产三班一班人的劳动热情真的不敢想象，无论干任何工作都齐心协力，团结战斗拧成一股绳。当时小上山提升用的是25kw小绞车，一次只能挂一辆小翻斗矿车，煤装满后提升到上平巷，推车的两个人和1名绞车工要推300米才能到地点，把煤从矿车里翻到溜煤眼，来来回回，一个班要跑10多趟，从来不叫苦叫累，剩余的6个人在维修点包揽一切工作。由于顶部大多局段是高冒区，拆原来支护遇到条件好，9个小时就顺利完成当班两付任务，遇到高冒区时，甚至超过14个小时。
      记得当天，茬面的6个人齐心协力把第二付支架放正，班长王军用最快的速度用背板材铰好顶，突然，一煤爆声震翻了刚刚架设好的支架，侥幸的是我们6个人都安然无恙，一个班的成绩全没了，就在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那一刻，班长王军大声喊：推倒了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大家辛苦一点不要紧，能保证安全、保证质量，我们就是强兵；那一刻，我看到工友们能拧出水的工作服冒着热气，个个汗水洗脸，用矿灯的余光看去，此时，已经精疲力尽的工友们丝毫感觉不到疲劳，出煤的出煤，架设的架设，30分钟、50分钟、120分钟，终于把钢支架架设完毕，此时，已整整劳作了13个小时......
      多少年过去了，我挚爱的掘进三班黑哥们，时常闪现在脑海里，仿佛就在昨天。那份真情，那种感动，时刻流淌在心田。他们一个个为了贫困的家庭、为了实现多学技术、学精技术的梦想一起走进了井巷，以不计时间，不讲条件和忘我的劳作身影，支撑着大地，激励着今天热爱幸福生活的每一个人去深思......

为生歌唱

很不错的小故事！

为生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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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海边

感谢新宇老师加亮鼓励，在矿山工作了20多年，一串串感人的故事就是我最幸福的故事，因为在我梦里，时常有我挚爱的一群黑哥们，与我朝夕相处，黑夜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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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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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歌唱

队友情真（原创）


沈宏胜

少年时代每每回忆起来，总是忘情的。尤其是我们这样的群体，如今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想到少年的同伴，或者相聚时其亲切之感油然而生。迎接猴年春节之前，从微信上获悉，德珠已从上海回铜探亲，于是我向好友幸才说明了聚会一事，幸才立马答应可以。正月初十，我们在市内一家土菜馆相聚，共10人。其中，昌宝自参加省第三届运动会之后，有40余年未见面。

我们虽谈不上为铜陵体育做了多少贡献，但也曾经为铜陵体育赢得了荣誉。敏丽、德珠、伊凡、振兵等队友参加省里集训，吴敏丽因获得全省自由操第一名，于1972年代表安徽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全国少年体操比赛。在省三运会上（1974年），景山、福刚获得了跳马、吊环个人比赛第三和第五名。最令人值得欣慰的福刚代表安徽队参加全国第三届运动会，获得了跳马第八名。自高考恢复后，铜陵体操队有多人进入高等院校深造。1982年，蒋德珠、杨婉丽、吴军、瞿卫军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大学生运动会比赛。其中，蒋德珠、杨婉丽、瞿卫军参加艺术体操比赛，吴军参加男子体操比赛。毕业后，或任学校教师，或到国外打拼，或在企事业单位谋职。如今，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接近退休年龄。

说到铜陵队员的跟头为何比其他地市的队员跟头翻得高，幸才说得很打趣。我们是在水泥地上训练的。70年代初，市体操训练房，只有一层薄薄的地毯几块棕子垫。训练时稍不注意，就会落到水泥地上。队友李富安在练习团身后空一周，就是前额与双腿同时落地。当时把我们吓一跳，可李富安摸摸前额，又继续训练。也正是他这种拼劲，1972年他被选入安徽省技巧队，多次参加全国比赛，并且为安徽体育赢得了荣誉。

为了做好参加安徽第三届运动会准备，教练安排我们到南京观摩全国体操选拔赛。在南京市体院馆，我们一睹了当时全国体操最高级别的比赛。男子个人全能第一名有福建的蔡焕宗，第二名的为上海杨明明，安徽吴守德为个人全能第四名；女子为云南的蒋少毅和安徽的丁照芳。闲暇之余，我和幸才一道乘公交到南京雨花台游玩。在公园里遇到几个陌生人，问我们带没有带钢笔，我们不加思索地回答，没有带，只有手里一把带铁耙子的小扇子。“这个也行。”陌生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拿起我们手中的扇子，在铁耙子上画了几笔，就给我们。说一毛钱。看到画的不错，自觉得被骗了，但最后还是付了一毛钱。

回到铜陵后，我们投入到集训当中。每天10多个小时的训练，让我们无暇顾及家人。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床，早训练，吃罢早饭后，要训练到上午11点多钟，午饭后，我们要午睡到下午3点半。那时我们睡觉真不想起来，起来后也是无精打采。等活动一段时间，才可以投入正规训练。晚上我们要练到9点半，有时也到10点多钟。

1979年，举办第四届安徽省运动会，我以为自己年龄大了，未参加体操项目比赛，与队友组成男子技巧四人组参加比赛。结果参赛成绩不如人意，比淮南队少了0.3分屈居第四。而陈福刚带领的铜陵男队获得了团体第二名。

我说，我们是汗水凝结的友谊，参加聚会的队友认同。正如被安徽杂技团选用的吴敏丽所说，是体操让我们有缘；是队友的那份真情，让我们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