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和奶奶一起住在阿肯色州的斯坦斐。奶奶开着一处小店。每当有以牢骚满腹、喋喋不休而出名的顾客来到她老人家的小店时，她总是不管我在做什么都会把我拉到身边，神秘兮兮地说：“丫头，来，进来！”当然我都是很听话地进去。
奶奶就会问她的主顾：“今天怎么样啊，托马斯老弟？"
那人就会长叹一声：“不怎么样。今天不怎么样，赫德森大姐。你看看，这夏天，这大热天，我讨厌它，噢，简直是烦透了。它可把我折腾得够呛。我受不了这热，真要命。”
奶奶抱着胳膊，淡漠地站着，低声地嘟囔：“唔，嗯哼，嗯哼。”边向我眨眨眼，确信这些抱怨唠叨都灌到我耳朵里去了。
再有一次，一个牢骚满腹的人抱怨道：“犁地这活儿让我烦透了。尘土飞扬真糟心，骡子也犟脾气不听使唤，真是一点也不听喝，要命透了。我再也干不下去了。我的腿脚，还有我的手，酸痛酸痛的，眼睛也迷了，鼻子也呛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这时候奶奶还是抱着胳膊，淡淡地站着，咕哝道：“唔，嗯哼，嗯哼。”边看着我，点点头。
这些牢骚满腹的家伙一出店门，奶奶就把我叫到跟前，不厌其烦地对我说：“丫头，你听到这些人如此这般地抱怨唠叨了吗？你听到了吗？”我点点头，我奶奶会接着说：“丫头，每个夜晚都有一些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富人还是穷鬼———酣然入眠，但却一睡不起。丫头，看那些与世永诀的人，温柔乡中不觉暖和的被窝已成为冰冷的灵柩，羊毛毯已成为裹尸布，他们再也不可能为糟天气或倔骡子去抱怨唠叨上5分钟或10分钟了。记着，丫头，牢骚太盛防肠断。要是你对什么事不满意，那就设法去改变它。如果改变不了，那就换种态度去对待，千万不要抱怨唠叨。”
据说人在一生中接受如此教育的机会并不多。而奶奶在我到13岁的时候，抓住每个这样的机会来教育我。牢骚满腹不仅使人颓唐，而且导致危险———它在给猛兽发信号：猎物就在你鼻子底下哩。
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混混儿。我知道他来自于怎样的环境———一个聚集着帮派、吸毒者以及满是暴力的低等住宅区。他说话时带着街头的痞气，他的行为和平常人也不大一样。他走路总是摇摇晃晃的，像一个被击败了的拳击手，而他的面部表情就像银行地下室坚硬而呆板的铁门。在我看来，他长得过于粗壮，他似乎总是小心地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暴躁，以便自己能够适应康复医院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工作。
我们医院的病人，大多数是来这里度过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的。他们来这儿，因为残疾，或是重病，或是神智混乱，要不就是身体机能已经衰竭，丧失了活动的任何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清晰的思维，绝症和残疾使他们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尽管这似乎很残忍，但对他们来说，却完全无关紧要。
玛丽B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护理人员喊她“玛丽B”，因为她是病房西区4个玛丽中的一个。她94岁，脆弱得就像一张飘荡的蛛网。她的丈夫和姐妹们都已先她而去，如果她还有孩子，他们也很久没有管过她了。只要她醒着，她总是一刻不停地手舞足蹈，几乎没有安静下来的时候。
玛丽B的脑子里始终盘旋着一个念头：有人拿走了她的皮包。她整天整夜不停地找，除非她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她会出门穿过医院的林阴路，进入男病房区，钻进洗衣房或者厨房，没头没脑地寻找，并且从不放弃。当别人干涉她，她就要求护理把她的轮椅推到大厅，她会一直呆在那个人来人往的地方。
“能借给我一把梳子吗？”她对每个路过的人都这样说，“我的梳子丢了，它在我的红皮包里。我的钱也丢了。我的皮包在哪儿？"
每天，她都重复同样的事，最后玛丽B的询问变成了院子里的噪音———就像手推车装载着滚烫的盘碟经过门厅，或是空调发出的嗡嗡声，又像是对讲机里发出的静电噪声。
我们都知道她根本没有皮包。但尽管我们都特别忙，偶尔还是会有人停下来，带着关心和善意聆听她的唠叨。当然，大多数人都会安慰她两句：“好的，玛丽，如果我见着你的皮包，我会给你拿回来。”
我们大多数都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只有一个人除外。
我从不认为肯尼会有耐心停下来听玛丽B念叨，但奇怪的是，他总是能跟玛丽B在一起说着些什么。
他要做什么？我很担心，我观察着。我的第一个猜测是，他是想偷些麻醉剂之类的药品所以才在这里工作。我想我碰到了一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的人。
当玛丽B每天叫住他问皮包，而肯尼都答应帮她找时，我的猜疑更不断加深了。我推断出肯尼的某种计划也许要把玛丽B也搅在其中。我想，他可能是想把偷到的药藏到玛丽身边，然后他的同伙再溜进来把药从医院里偷出去。我对自己的猜测深信不疑，因此我特别加强了对药品分发部门的安全防范工作。
一天下午，在晚餐之前，我看到肯尼往大厅走去，手里拿着一个杂货店的塑料口袋，它看上去鼓鼓囊囊的。
就是这个袋子，我告诉自己，我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悄悄跟了出去。我从后面盯着他，但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于是我停在大厅里一辆洗衣车的旁边，洗衣篮高高地堆在车上面。
这些洗衣篮正好挡住了我的身体，但是我仍能清楚地看到肯尼大步走向大厅，朝玛丽B的轮椅走过去。
他走到那里，突然转过身来，朝四周张望。我躲开他的视线，看到他紧张地窥视着整个大厅。他显然是不想让人看到他要干什么。
他拿起塑料袋。我的心提了上来，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直到他掏出一个红色的女士皮包。
玛丽B瘦骨嶙峋的手猛地抬起来，在脸前做了一个惊异和高兴的手势，然后像一个饥饿的孩子想抓住面包那样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玛丽B紧紧抓住那个红皮包，她把它握在手里，仔细地打量着，然后把它紧贴在她的胸口，像抱着一个婴儿一样地轻轻地摇晃它。
肯尼转过身来，再次飞快地往四周看了一眼。确定周围没人看他以后，他弯下身，打开皮包，把手伸进去，然后他从包里给玛丽B拿出一把红色的梳子，一个装硬币的小钱袋，还有一副小孩玩的玩具眼镜。
玛丽B的脸颊上流下了高兴的泪水。我认为她是因为高兴而流泪的。
泪水也流在了我的脸庞上。
肯尼轻轻地拍拍玛丽B的肩，把塑料袋卷成一团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里，然后，他离开了大厅继续去做他的工作。
我走回我的桌前，坐下来，想起以前对肯尼的怀疑，心中充满了愧疚。
下班的时候，我站在平常护士助理上下班经过的门旁。肯尼带着他的上衣和收音机，蹦跳着走过大厅。
“嗨，肯尼，”我说，“还好吗？你喜欢这个工作吗？"
肯尼惊奇地看看我，然后耸耸肩。“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工作。”他咕哝着说。
“护士是一个好职业，”我强调，一个主意忽然从我脑海里冒出来，“唔，你可曾想过去上大学，得到一个正规的护士学位？"
肯尼简直不敢相信。“你在开玩笑吗？我不可能得到那样一个机会的。除非这个护士课程是免费的，否则我不可能得到这个机会。”
我知道这是事实。肯尼放下他的收音机，穿上外套。“上大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奇迹，”他说，“我爸在圣昆顿监狱，而我妈在吸可卡因。”
我紧紧咬住牙齿为了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仍然保持微笑。“奇迹总会发生的，”我告诉他，“如果我能想法资助你的学费，你愿意去上大学吗？"
肯尼不敢相信地盯着我。在这一刻他不再像一个混混儿了，我期待着他的回答。“当然！”这就是他所说的，但这已经足够了。
“晚安，肯尼，”当他握住门把手时，我对他说，“我相信，有些事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那是1992年我服务于洛杉矶市警察局的时候，一个深夜我奉无线电调度奔赴一个车祸现场。车祸发生在好莱坞101高速公路上，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有两三部警车到达，可救援车辆还在途中。这是一起恶性车祸，有六部汽车撞成一团，起因是一个酗酒驾车的家伙疯狂变道驾驶。无辜受伤者不少，而肇事者却只是擦破皮而已，他已经被先行抵达现场的加州公路巡逻队拘留。
一位非华裔警察告诉我有一名华裔女子伤势非常严重，而且不大会说英文，希望我去照顾一下。
当我走近伤者的时候，一位已经守候在那里的白人警察起身朝我走来，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对我轻轻地摇了摇头，我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伤者没有什么希望了。
她被笔直地放在高速公路旁边，脸朝上，静静地躺着，周围都是鲜血。我在她身旁蹲了下来。
“很疼吗，小姐?”我用国语问她。 “你是中国人?”她奇怪地盯着我看。我一边检查她的伤势，一边顺口嗯了一声。
“太好了，真没有想到在美国还能碰到中国警察。”她有些兴奋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我发现她伤势很重，腹部严重受挫，而且右腿大量出血。这种情况已经大大超出了我所能应付的范围。
“你肯定没有系安全带。”我说。她轻轻应了一声，我知道她此时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你很年轻吗?”我没有想到她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今年22岁。”我一边回答一边开始注意她。她眼睛不大，但眼睫毛很长，鼻子虽不高，可是搭配上那张小嘴让人看着非常舒服。她给了我一个淡淡的微笑：“我25岁。”
她脉搏跳得非常快，而且浑身发抖，这是严重内伤和大量失血的直接反应。我起身打算去车上拿条毛毯。 “请你别走好吗?我现在很不舒服，希望你在旁边陪我说说话。”我心里一震，“可以帮我做件事情吗?”她说话的声音已经开始减弱。
“当然可以。”
“我的包在车里面，包里有个红颜色的通讯录，不过，请不要打电话给我父母，我妹妹在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先打给她好吗?”
“你不会有事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几乎听不见。
此时我们周围被头顶上警用直升机的强烈灯光照得雪亮，远处传来了大批消防车、救护车逐渐靠近的警笛声。
“别担心，救护车已经到了，”我试图安慰她， “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送你去医院，你肯定没有事情的。”
她勉强地露出了一丝笑容说： “你人真好，可是我刚刚看到那个警察对你摇头，何况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痛了……”
“你从大陆哪里来?”我想打断她换个话题。
“长沙。”
“警官，这里让我们来吧。”此时五六个救护人员已经围在了我们身旁，他们给她做了迅速的检查后便决定不在现场治疗。
“我去拿你车上的东西，等会儿我们医院再见。”我站起来对她说。
“谢谢你。”她又对我嫣然一笑，那个笑容刻骨铭心，让我永世难忘。
她开的是一部1982年产的本田，车子已经被撞得完全变形。我无法打开车门，所以只有让消防队员用气压锯切开。车里到处都是鲜血，她包里的东西七零八落地散落在各个角落。我一边帮她收拾东西，一边祈祷她能渡过难关。
因为伤势太重，她后来没能渡过难关，死在了开往医院途中的救护车上。我信守诺言，遵照她的意思通知加州公路巡逻队将电话打给了她的妹妹。我在检查证件的时候看到她驾照上的名字是lisaChan，家住加州San Cabriel，除此以外我对她一无所知。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可以让一个25岁的女孩子面对死亡却如此从容，她没有惊恐、没有抱怨，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而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惦记着不让家中的父母难过……
我们给未来不可预测的事情冠以“命运”两字是因为我们在命运面前的确毫无选择。或早、或晚、或突然、或意料之中，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也将面临死亡。如果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能拥有什么，我希望我能拥有那个女孩的笑容，有了这个笑容我便多了一分勇气，多了一分坚强，多了一分只要活着就不悲悲戚戚的从容。
在那种场合认识一个人的确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不过，我相信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如果不是因为那起车祸，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相识。虽然我和她认识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所说的话也仅有几句，可那个晚上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被她的勇敢所折服，被她的从容所感动，尤其是她最后的嫣然一笑，我觉得那是，我所见过最美丽的笑容，足以让我回味一生。
他心里有了仇恨感，这种仇恨感是从四次失业，三次打工拿不到工资，两次被城里人暴打中形成的。
本来，他是到城里寻梦来的，但现在，梦碎了。他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是给一家广告公司挂横幅，每月的工资是500元，这些钱只能维持生存。
他需要钱，每次看到老板从客户手中拿过钱，慢慢放进抽屉时，他的心就会狂跳起来。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但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他需要钱给乡下的妻子，需要钱给病痛中的双亲治病。
但他终究是一个善良而本分的人，他在罪恶和善良之间挣扎，异常痛苦。现在，只要一个小小的念头，就可以把他送上完全不同的两种道路。
这一天，他又看到老板把一大笔钱放进抽屉里，当老板看到他时，对他吼道：“还不干活去。”
他的恶念突然间产生了。他想让这个胖胖的城里人受到惩罚，他把牙咬得紧紧的。他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亲人，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好。他准备今天晚上动手。
他拿着横幅走出公司，他要继续干活，他要让胖老板根本觉察不出他有任何变化。横幅需要挂在一幢高楼上，高楼有十层，他必须在天黑之前全部挂好。
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有人走上楼顶，那是一个中年男人，中年男人和蔼可亲，他说：“兄弟，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在城里，从来没有人唤过他“兄弟”。他呆在那里。中年人说：“你有什么困难，看我能否帮你解决。”
他更加奇怪了。
中年人说：“人这一生不容易，不能轻易寻短见，你有父母，有兄弟姐妹，你这样做，他们会很伤心……”
他突然觉得中年人完全误会他了。
他回转头，吃惊地发现，楼下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还有许多人在搬气垫。
他就呆住了。
中年人伸出手，眼里充满了怜爱，说：“兄弟，你过来，看我能不能帮你。”
他突然流泪了。他说：“我不是寻短见，我是在挂广告横幅。”
中年人很愕然，但随即笑了。他拿出手机，说：“是个民工，在拉横幅，不是自杀。”
中年人回过头对他说：“安全一定要注意，你这样，把大家都急坏了。”
他被中年人带下楼的时候，一直在流泪。他想给家里人打个电话，他想告诉家人，他在城里真的好好的。
韦特是一名职业魔术师，他受雇每天晚上在洛杉矶的一家餐馆里为前来就餐的顾客表演魔术。一天晚上，他走到正在餐桌边就餐的一家人面前，取出一副牌，开始表演。他转向正坐在餐桌边的一个小女孩，请她抽出一张牌。女孩的父亲告诉他女儿温迪是个盲女。
韦特回答：“噢，那没什么。如果她同意的话，我还是想专为她表演一个魔术。”说完，韦特又转向小女孩：“温迪，你愿意配合我表演一个魔术吗?”
温迪有点儿羞涩地说：“我同意。”
然后，韦特在餐桌边温迪对面的位置上坐下来，说：“我举起一张牌，温迪，它将会是红黑两种颜色中的一种，或者是红色或者是黑色。我需要你做的就是请你运用你的精神力量，告诉我那张牌的颜色是红色还是黑色。你明白了吗?”温迪点了点头。
韦特抽出一张梅花五，说：“温迪，这张牌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
过了一会儿，盲女孩温迪回答：“是黑色的。”她的家人都笑了。
韦特又举起一张红桃七，说：“这张牌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
温迪说：“是红色的。”
然后，韦特又举起了第三张牌，是一张方块三，说：“这一张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
温迪毫不犹豫地说：“是红色的!”她的家人都兴奋地鼓起掌来。韦特接连又抽出了三张牌，温迪全都说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总共猜了六次，居然六次全都猜中了!她的家人简直不相信温迪的运气会这么好。
韦特举起的第七张牌是一张红桃五，他说：“温迪，我想让你告诉我这张牌是一张什么牌，是红桃、方块、黑桃还是梅花，数字是几。”
过了一会儿，温迪信心十足地回答：“这是一张红桃五。”她的家人全都屏住了呼吸，全都被惊得怔住了!
女孩的父亲问韦特他是在玩魔术还是真的会施展魔法。韦特回答：“你还是问温迪吧。”
于是，温迪的父亲说：“温迪，你是如何说对的呢?”温迪微笑着说：“这是魔力!”韦特与这家人握了手，拥抱了温迪，留下了自己的名片，然后道别离开了。显然，那天晚上，他创造了这家人一生也不会忘记的魔力时刻。
那么，温迪到底是如何知道那些牌的颜色的呢？韦特在进餐馆之前从未遇到过她，所以他不可能预先告诉温迪哪些牌是红色的，哪些牌是黑色的。而温迪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因此，她也不可能在韦特举起牌的时候，看见牌的颜色和牌上的数字。那么，这一切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
韦特能创造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奇迹是因为他运用了一种秘密的代码和敏捷的思维。在韦特从事这个职业生涯的早期，他设计出一套不用语言也能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脚代码。那晚在餐馆里遇到温迪一家之前，他从来没有机会运用过那套代码。当韦特在温迪的对面坐下来的时候，他说：“我举起一张牌，温迪，它将会是红黑两种颜色中的一种，或者是红色或者是黑色，”他一边说，一边在桌子底下用脚敲了敲她的脚，当他说“红色”这个字的时候他敲一下，说“黑色”这个字的时候敲两下。
为了确保温迪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又把刚才的那个秘密的暗示重复了一遍。他说：“我需要你做的就是请你运用你的精神力量，告诉我那张牌的颜色是红色还是黑色。”与此同时，当韦特说红色时他的脚在桌子底下偷偷地敲她的脚一下，在说黑色时敲了两下。并问她：“你明白了吗?”当她点头说“是的”的时候，他知道她已经明白了那套代码，并且乐于和他一起玩这个魔术。而当她的家人听他问她是否“明白”的时候，他们以为他指的是他刚才说的规则。
那么，他是如何把“红桃五”这个信息传递给她的呢?很简单。他用脚敲她的脚五下，让她知道它是五。当他问她那张牌是红桃、黑桃、方块还是梅花的时候，他在说“红桃”的时候用脚敲了敲她的脚。
这个魔术的魔力在于它对温迪所产生的影响。它不仅给了她一个在她的家人面前出风头以及觉得自己很特别的机会，它还使她在她的家人把这个令人惊异的“精神”体验告诉他们的所有朋友们的时候，令她成为家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在这件事过去了几个月之后，韦特收到温迪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副用盲字印的牌和一封信。她在信里为他让她感觉自己是那么特别而向他道谢。她说尽管她的家人一个劲儿地追问她，但她还是没有说出那个魔术的秘密。在信的末尾，她说，她希望他收下那副盲人牌，以便他能为盲人表演更多的魔术。
一场龙卷风袭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座小城，报纸上一张特别的照片尤其触动了我的心。照片上，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一座完全被毁坏的房屋前面，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男孩低垂着眼站在她的身边，旁边，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女孩用手抓着妈妈的裙裾，眼睛盯着镜头，目光里充满了慌乱和恐惧。在相关的文章中，作者给出了照片上每个人的衣服尺寸。我注意到他们衣服的尺寸与我和孩子衣服的尺寸很接近。这将是教育我的孩子帮助那些比他们不幸的人的好机会。
我将照片贴在冰箱上，把他们的困境向我的一对7岁的双胞胎儿子布兰德和布雷特以及3岁的小女儿梅格安做了解释，“我们有这么多东西，而这些可怜的人现在却什么也没有。我们将把我们的东西和他们分享。”我从阁楼上拿下来3只大盒子放在地板上。当男孩子们和我一起把一些罐装食品和其它一些不易腐坏的食物、肥皂等装进其中一只大盒子的时候，梅格安怀里抱着鲁西她爱极了的布娃娃来到我们面前。她紧紧地将它搂在胸前，把她圆圆的小脸贴在鲁西扁平的、被涂上颜色的脸上，给了它最后一个亲吻，然后，将它轻轻地放在其它玩具的最上面。“噢，亲爱的，”我说，“你不必把鲁西捐出来，你是那么的喜欢它。”
梅格安严肃地点了点头，眼睛里闪烁着被她强忍着没有流出来的眼泪，“鲁西给我带来了快乐，妈妈。也许，它也会给那个小女孩带来快乐的。”
我突然意识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他们弃之不要的东西捐赠给别人，而真正的慷慨却是把你最珍爱的东西给予别人。而我，本来是想教育孩子的，结果却从孩子那儿受到了教育。
男孩子们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布兰德什么也没说，走进房间拿着他最喜欢的圣斗士出来了。他稍稍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梅格安，把它放在鲁西的旁边。布雷特的脸上露出了温和的微笑，眼睛里闪着光，跑回房间拿来了他的一些宝贝火柴盒汽车，郑重地放到盒子里。
我把我的那件袖口已经磨损得非常厉害的棕褐色夹克衫从那个放着衣服的盒子里拿出来。然后，把上个星期刚买的一件绿色的夹克衫放了进去。我希望照片上那个年轻女人会像我一样喜欢它。
每次吵架，都是他先低头。两个人只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他不舍得她疼，总是他先去敲她的门。她把自己关在房内不吃不喝。大冷的天，她会穿件单薄的睡衣，坐在地板上，为的就是让他心疼。
其实，她只是表面上的虚张声势，是女人那一点点可爱的虚荣——只是为了证实他还是爱着她的。只要他肯低头哄哄，她纵使刚刚还梨花带雨，转眼也会变得桃花烂漫了。
小吵小闹过后，他们还是恩爱的一对。何况，他们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能背几十首唐诗。
那一日，一家人欢天喜地去了街心公园。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单位新来的女孩打来的。女孩是外地人，经常得到他的关照，因此对他很信任。她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只是说想逛街去，不知哪里最热闹。他只“嗯啊”着，怕她多心。她醋醋地问，不会是情人吧？他赶紧收了电话。
她暗暗地委屈着，闷着头坐了一会儿，说，你陪儿子玩吧，我先回家。之后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并不是真心想走，只要他低头在她耳边说一声，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可他想，犯得着这样吗？他于是转身坐到凉亭上去翻带来的一本书。两个人暗暗较着劲，谁也不肯先低下头去。
这时，3岁的儿子跟着她的背影跑，一边跑一边叫妈妈。但街上车声人声太过嘈杂，她没听到，他也没听到。当人群中爆发出一声惊呼时，他们可爱的儿子被一辆面包车撞到了。
日子从此如黑色的苍穹般压在他们的头顶。曾经的相爱，竟是沉沉的一只陀螺，压在心口上。不能再面对，他们只好分了手。
幸福，有时只是一低头的距离，而深刻的伤害也是一低头的距离。
我下了夜班后，匆匆忙忙坐公交车往家赶，没想到，随着车“摇篮”般地晃悠，我竟然站着睡过去了。醒来时，车已经到了终点。哎，真倒霉，还得往回坐！
等车的时候，我从包里掏了根香烟点上，嗯？忽然感觉到包里有情况，我神经质地拍拍，没有？又摸摸口袋，还是没有！完了，钱包被哪个挨千刀的“顺”走了。这可怎么办？离家还有三站路呢，说实话，以我现在仅存的气力，顶多走半站路，然后扑通倒下。“哎，破财免灾！”我阿Q式地安慰自己。一边想着一边找手机，准备对老婆求援TMD，手机也没了！
抬头看看天，云淡风轻，没有一星半点的阴云来配合我糟糕的心情。我扔了香烟，轻轻走到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前面，佝着腰作媚笑状：“您好！我的钱包被人偷了，能不能借我一块钱坐车？”男孩斜我一眼，继而转身。我苦笑一下，仔细打量自己，不像骗子呀！我又重复刚才的动作走到一位小姐面前：“您好！我的钱包被人偷了，能不能借我一块钱坐车？”小姐也重复着那个男孩的动作，只不过多出一句话：“一人一块，一天不少挣吧？"
晕！什么世道啊？我正欲朝别人走去，只见他们跟喊着口令一样留下一个个不屑的背影！罢罢罢，我大不了“壮烈”半路还不成吗？
正在这时，看见有人向我招手：“小伙子，过来！”是一对老夫妻，看样子是在遛弯儿。我疑惑着走过去：“有事吗？”“没钱坐车了？”老太太问。我忙不迭地点头。
老太太拿出一元钱塞给我：“赶紧坐车去吧！”我感动得眼泪差点掉出来，还是老年人识“货”，一看我就不是骗子。
我走回等车处，不时回头对老太太微笑以示感激。
“总算破财了，走，老头子，爬山去！”老太太说。“你还真迷信，算命的没几个是真的！”老头摇摇头说。
表弟在东莞打工，那天，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高中毕业证搞丢了，工作不好找，薪水也低，要我找人去帮他重新补办一个。我说，你到那些桥孔下面去转转吧，那里有办证的。表弟说，不行，我凭本事吃饭，查出来丢脸。
我先去找了阿华，阿华的老爸是县一中退休教师。听我说了来意，阿华的老爸搔了半天头皮，他说他以前的老同事都差不多退了，没退的也素无往来，不好办。后来，我又去找到老鹏，老鹏是我同学，交际很广，但是老鹏在教育部门没有朋友，这事帮不上忙。老鹏想了想，忽然一拍大腿，他说：“你去找唐来中，他在市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打个招呼，谁还不买账？"
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唐来中。虽然我和唐来中平时没有什么交往，但毕竟是老同学，他还是很客气，握手，寒暄，给我泡了杯龙井茶。听我说了缘由，唐来中打了个电话。打完，他说，行了，你到宣传科去找小李，就说我叫你去的。
我找到了小李，把情况给他讲了讲，小李拍着我肩膀说，“行，这事我负责，你先回去，我找到人再告诉你。”
我留下电话，道了谢，回去了。过了一个星期，我打电话找到小李。小李说，一中的方校长到省里开会去了，过段时间才回来，到时再说。小李还说，直接找他好些，找别人做不了主，反倒把事情搞复杂了。
搞行政的就是不同，处事老练，我心里很佩服。
表弟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我要他莫急。表弟还是着急，等着用。表弟说：“需要花钱就花点吧，没关系。”
我说：“不用花钱，又不是开后门。”
表弟说：“你看着办吧，现在的事儿，不花钱恐怕不容易办成。”
过了十来天，那天下午，小李叫我去一趟。他告诉我，方校长已经回来了，他正在找机会去和方校长说说这事。
我问：“要不要我去他家里拜访一下。”
“不用，”小李说，“这样吧，先请他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再说，好吧？"
我只好硬着头皮说：“行，听你安排。”
小李说，他先联系好，再给我电话。我和他握别出来，便在街上闲逛。我心里有些烦躁，觉得对不起表弟，这点小事，一个多月了还没办妥。我闷着头走，无意中竟到了县一中校门口。我在门口站了站，一横心，决定进去问一下。
来到办公大楼，找到人事处，一个瘦高戴眼镜的人问我：“你找谁？"
听我说了来由，他推推鼻梁上的眼镜，问我表弟叫什么名字，是哪年毕业的。问完，他转身到后面的档案柜里翻了翻，翻出一个厚厚的档案盒，打开，找到了记载有我表弟学业的档案，他让我填了一个表，随即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空白毕业证，填好，盖上钢印，对我说：“工本费五十块。”
我有些难以置信，等接过毕业证，我问：“行了？"
“行了。”他向我摆摆手，又低头忙别的去了。
我如释重负。走出来，在门口接到了小李的电话，小李说，“他和方校长说好了，五点半，在‘红月亮酒家’。”我喃喃地说，“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太阳虽然高挂空中，却显得苍白无力，挡不住北风的凛冽，街上的行人稀稀落落，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冷，真冷啊！
急步跨进自选商场，一股热气迎面扑来。爽！舒服极了。商场里倒是挺热闹的，顾客们穿梭选购，店员们殷勤服务。
忽然，商场里安静下来了，一种异样的氛围弥漫开来。售货员的微笑变成了惊疑，顾客的脸上也带着惊讶或气愤。怎么，今天出了什么大事？疑惑的我不由随着人们的目光向前望去。啊，乞丐，一个老乞丐正在选购食物！
他弯着腰，眯着眼，在食品架上扫描，右手紧紧地握着。而众人正“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乞丐怎么也进了商场？我暗暗自问：“怎么不能？他也是一个人，也有应有的权利。”这时，犹豫多时的他终于选定了食物——一条最便宜的面包棍。
他向收款机走去，右手仍然紧握着，人们纷纷自动让道，正在交款的一位女士立刻局促不安起来，一面催售货员赶紧收款，一面把自己的女儿——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拉了过来。他排在了女士的后面，隔着一段距离，但女士却像背上遭了芒刺一样，身子猛地向前滑出。小女孩不懂事，却回过头来，好奇地望着这个衣裳破旧的老人，一双纯洁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脸上展现着纯真的笑容。“爷爷！”突然，小女孩亲热地叫了一声。全场顿时一震，那老人更是惊呆了，嘴唇动着，昏花的老眼里泪光闪烁。他弯下了腰，颤巍巍地用他那干枯的手掰开了面包，递了一半给小女孩；小女孩伸出细嫩的小手毫无顾忌地接了过来。她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就被她那涨红了脸的母亲一把拉了出去。
老乞丐默默无语地在收款台上，撒下了一把“叮当”作响的硬币，驼着背走出了商场。商场里又活跃起来了，售货员的脸上又绽开了温暖的微笑。
我走出了商场，看见老乞丐正在弯腰从废物箱里捡起半根面包，那是他送给小女孩的半根面包，然后蹒跚着，慢慢消失在寒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