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梦的青春时间:2014-09-02 作者:未详 点击:165次 这是一个“蚁族”的奋斗故事，不，只能说是“挣扎”的故事。当我快要读完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时候，泪水终于忍不住哗哗流淌，悲从中来，一股强烈的绝望几乎使自己窒息。
涂自强是从穷困的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他几乎具备传统道德里所有的好品质：本分、善良、乐观、勤奋、坚强，但是这些好品质没能助他走向人生的成功。他在半饥饿的状态下考上大学，在村人羡慕的目光中走向省城。大学4年他靠在学校食堂帮厨和带家教，艰难地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四处找工作，租住在逼仄的出租房里，艰难地挣扎着。他也有梦想，也有多次上升的机会，但家庭的拖累使他丧失了幸运女神的眷顾，他依然只能挣扎着生存。一天，医生告诉他：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他安顿好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平静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一贯关注社会底层的作家方方，这次把目光投向了贫困大学生群体。一说到社会底层，我们常常会想到进城的农民工，但是近些年，那些出身于贫困农村或城镇穷困家庭的大学生，他们的生存困境也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面临多重重压：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贷款、学业，尤其是就业，在不公平的游戏和残酷的竞争中，他们是弱者，始终处于不平等的位置上。他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血泪，尽管如此，他们沦为失败者的概率还是很大。
涂自强善良而知足，他总是和过去的生活比，总是觉得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当他的同学惊讶于他对自己的苛刻时，他的反应是：“我觉得还好呀！”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为换得一台电脑，他为同学洗了几年衣服。为了省钱，他长期不洗澡，去同学住的宾馆“蹭澡”，对同学的嘲笑不以为意。他太穷了，消费不起“自尊”。哪怕是别人对他居高临下的帮助，他都能坦然地笑着去接受。按理说，他的隐忍、他的吃苦耐劳、他的脚踏实地，都应该是他成功的踏脚石，可是现实中他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一直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没有希望。时下流行一种精英主义思维方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的不成功一定缘于你自身，要么是不努力，要么是笨，怨不得社会和他人。这种精英主义思维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丛林法则的盛行，这是对涂自强们的冷血和对他们努力的亵渎。
同样是农村青年，30年前的高加林可以有个人奋斗的意气风发，30年后的涂自强为什么却失去了自己多彩的青春梦想，以至于追梦成了一种奢侈。30年前寒门学子靠自己的能力和奋斗，还能够实现梦想，为什么30年后，奋斗的路却越走越窄，越走越漫长？正如微博评论中说的那样：“一个时代，如果不能给涂自强这样的青年以希望，或者说他们左冲右突还是找不到生路，那它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
有一种木马叫卡巴斯基时间:2014-09-02 作者:未详 点击:123次 卡巴斯基的“履历”引人注目。
他早年获准进入克格勃支持的研究所，进行为期5年的学习，所学专业是密码学。1987年毕业后，他被委任为苏联军队的情报人员，进入克格勃从事密码解析工作。
卡巴斯基实验室
1965年，尤金·卡巴斯基出生于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父亲是个工程师，母亲是书库管理员。在前苏联，他家的家底算不上殷实。
少年卡巴斯基勤奋好学，母亲买了许多数学杂志供其阅读。16岁那年他跳级进入密码、电信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就读，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便对资料压缩和密码学有很深的研究。毕业后，卡巴斯基进入克格勃从事密码解析的工作。
1989年10月，因电脑感染了“瀑布”病毒，卡巴斯基产生了研究电脑病毒的想法。其实这个病毒就是个恶作剧，对计算机唯一的破坏，就是让你电脑屏幕上的字符像俄罗斯方块一样掉下来。出于好奇，卡巴斯基保存了一份该病毒的副本，并开始研究病毒的工作原理。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病毒，卡巴斯基就会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脑前，尝试“解剖”病毒。当时反病毒研究的圈子还很小，这位年轻的苏联情报官的名号迅速响亮了起来。
20世纪90年代，卡巴斯基离开了克格勃，自己开起了反病毒公司。今天，卡巴斯基实验室拥有约200名病毒研究人员，其中小部分人员在美国和中国，大部分人员在克里姆林宫西北6公里外的一个改造过的电子工厂中。目前，电脑病毒层出不穷，能让机场瘫痪、银行巨款失踪，甚至能让一个国家的国防出现巨大“空洞”，但在反病毒软件创始人尤金·卡巴斯基面前，无论多么诡奇难测的病毒，最终都能被他破解、消除，他被称为“全球黑客的克星”。
卡巴斯基实验室的工作说难也不难：当一个用户安装了卡巴斯基软件杀毒，它就会扫描你的每一个应用程序、文档、电子邮件，查找恶意行为的信号。它会删除检测到的已知的恶意软件，并在无法识别某个可疑的程序时，将程序副本加密发送到卡巴斯基服务器上——在用户同意加入卡巴斯基安全网络的前提下。少数情况下系统会对该副本束手无策，这时就轮到卡巴斯基实验室里穿着T恤的研究员出场了。他们会根据代码的功能对代码进行分类，例如密码窃取、伪造网页服务器、恶意软件下载器等等。随后他们给这段代码打上一个“特征指纹”，用于以后的自动检测和识别。要不了多久，一个包含该“特征指纹”的软件更新就可以推送给卡巴斯基数以亿计的用户。
这就是为卡巴斯基带来年均6亿美元业务的核心工作。在过去十几年里，卡巴斯基实验室一直是IT安全领域的创新者，为全球的企业和家庭用户提供高效的反病毒解决方案。公司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为全球3亿多用户提供安全保护服务，是全球最大的私营终端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同时也是全球四大终端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
原来是克格勃的人
卡巴斯基的“履历”引人注目。他早年获准进入克格勃支持的研究所，进行为期5年的学习，所学专业是密码学。1987年毕业后，他被委任为苏联军队的情报人员，进入克格勃从事密码解析工作。1985年至1990年，普京被克格勃派遣到东德做特工，两人当时应是克格勃的同事。
很多人都知道，卡巴斯基是普京政权的同盟。2003年，普京与超级富豪之间的较量成为最令人注目的国际政治事件。卡巴斯基实验室选择加入支持普京的西罗维基集团，而且卡巴斯基的公司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进行了密切合作。
2012年4月，卡巴斯基参加了一个会议。“基辛格、麦凯恩、总统、政府总理都出席了，”他说，“我参加了一个小组讨论，意大利国防部长坐在我左边，CIA前领导坐在我右边。我当时感觉像是，‘哇，都是同行啊’。”
了解他间谍背景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没有吹牛，甚至低估了自己。意大利国防部长没有能力推断出罪犯或政府是否动了你的数据，但卡巴斯基实验室却有这个能力。微软、思科、Juniper网络公司都在自己的产品中内嵌了卡巴斯基的代码，为这个公司贡献了3亿用户。卡巴斯基在与病毒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坐上了业界领导者的位置。对任何人来说，能够站在这样一个组织的顶端，意味着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力。
作为杀毒软件的卡巴斯基，确实为人们查杀了许多木马病毒，进而保护了网民们的信息安全。但卡巴斯基本人没有这么简单，他曾经是一名情报官，而作为间谍的卡巴斯基就是个木马。其实，间谍跟木马有很多相似之处：隐蔽、神秘、破坏性极强。
不安全的安全专家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影响力巨大的卡巴斯基能够控制网络安全，却未必能够保证现实中家人的安全。
2011年4月19日，身处伦敦某酒店的卡巴斯基接到一个电话，一个中年男性很客气地告诉卡巴斯基：“我们绑架了你儿子伊万。”卡巴斯基表面上很镇定。他告诉绑匪他很困，让绑匪过一会儿再打给他，绑匪照办了，但是换了一个号码。卡巴斯基又说自己在接受一个采访，并让绑匪再打一个电话。
这段时间，卡巴斯基联系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一般情况下，俄罗斯情报局只管涉及国家安全的秘密行动，不接绑架之类的私活。但卡巴斯基的儿子非同一般。当晚卡巴斯基就满眼血丝地回到了莫斯科。最后绑匪开价300万欧元，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停地更换手机试图掩盖行踪。
俄罗斯情报局的特工可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最终缩小了绑匪的活动范围，通过电话呼叫记录将伊万的藏身地点锁定在城郊的一个小屋中。最终，绑匪缴械投降，伊万毫发无损。
这件事对卡巴斯基的刺激非常大，他将矛头指向了俄罗斯社交网站VK，指责这个网站怂恿伊万公开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社交媒体不应该鼓励用户公开类似信息，否则就要在相关的信息泄露事件中承担法律责任。”
安全第一，不管线上还是线下，致力于维护网络安全的尤金·卡巴斯基开始重视自身安全。现在他搬到了一个带花园的双层房子中，房子四周被篱笆环绕，环绕式阳台可以看到尚未解冻的莫斯科河和卡巴斯基总部新的大楼。向左看，可以看到卡巴斯基儿时的家：斯大林时代为劳改人员建的单间棚屋。
人生需要“归零”的勇气时间:2014-09-02 作者:未详 点击:212次 有一位老者曾经问我：“你的奖牌和奖杯都放在什么地方？”我说：“我父母把家里的一间屋子专门设为荣誉室，把我所有得过的奖牌、奖杯、奖状全部放在那里。”他说：“你应该把它们收起来，因为这些已经统统成了过去。”
从那一刻开始，我一直在思考这句话。因为作为一名运动员，转型是很困难的。快要退役的时候，我就在考虑退役以后是继续当教练，还是走向社会？如果不当教练的话，我会做什么？我能跟别人去竞争吗？我认为我竞争不过别人。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定要去读书，要更好地完善自己。于是，我选择了清华大学。
刚刚进清华的时候，我是自卑的。当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跟老师很坦率地讲：“我没有办法上来就跟大课，尤其是英语课。”老师问我：“你的英文是什么水平？”我说：“是零。”他说：“那你先试试写26个字母吧！”我把能想起来的字母，大小写一块混着写也没写全26个。这就是我在清华上的第一堂课。
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从会再逐渐地去感悟和提炼。成功一定要经历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当时自己也很纳闷，我打球也不是不动脑筋，因为乒乓球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运动项目，但是为什么读了书，学了点英文，就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呢？这个问题只能留给科学家去研究了。
在清华读了一段时间书，萨马兰奇主席任命我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成员。第一次去开会，我很受刺激！因为所有的委员都是可以讲英文、法文的，唯独我带着翻译去。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因为我需要翻译，所以总是比别人慢半拍。会后的交流中，我也总觉得隔着一个人，很困难。这次会议极大地刺激了我，我决定无论如何也得把英语拿下！
我第一次去英国留学的时候，是在1998年。国际奥委会要在葡萄牙开会，需要我在会上发言。一篇简短的英文发言稿，也就一页纸。但是就这一页纸对当时的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我立即请了一个英国人当我的私人老师，让他先读，并把他的朗读录下来。然后我不断地模仿、学习——把全部内容翻译出来、标上音标，跟着老师的录音带一遍遍地学。
一篇不超过5分钟的讲稿，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学习。这次会议，正好是老萨（萨马兰奇）主持，他以为我会请翻译。结果我一开口讲英文，老萨就笑了。他一直笑着听完我的讲话，他说：“邓才学了3个月的英文，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发言，我们大家应该给她鼓掌祝贺！”
好多人曾问我：“面对转型，你害怕吗？”我说：“有什么好怕的？我们生下来就什么都不会，不都是一点点学会的吗？”所以，今天的成功，不等于明天的成功；但明天的失败，也不等于后天不可以成功！这个过程虽然很艰辛，也很困难，但要记住“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就一定可以。
我在清华拿下学士学位，随后又到了诺丁汉大学攻读了一个硕士学位。信心来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到剑桥去读一个博士学位。但刚有这个想法，我周围所有的人——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老师，包括老萨，统统说别去读。为什么？他们觉得太难了：“你的名气这么大，万一读不成，这多难堪啊！”我觉得，他们都是在为我考虑。但是我干吗要等到下辈子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仍然非常坚持地去剑桥读博士。
我读的这个系是Land-economy，翻译过来叫“土地与经济系”。当时是2003年，为了2008年中国奥运会，我走访了很多跨国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奥林匹克品牌的商业价值研究》。
为什么要研究奥林匹克品牌的商业价值？又是怎样一双无形的手在推动着奥林匹克运动这么蓬勃发展？是商业的模式。
大家不要简单地把奥林匹克运动看作是一场体育比赛。其实，国际奥委会对每一届奥运会的每个项目，都会进行严格的评估。哪些项目不受欢迎，就要淘汰它。在淘汰旧项目的同时，还要引进年轻人喜欢的新项目。奥运会都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那更不要说今天的互联网行业。
在我进入互联网这个行当之前，我拜访了多位这个行业的专家、学者，包括李开复、张朝阳、马云、曹国伟……
今天，我成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CEO，所以，我认为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要不断地完善自己，也要勇于将人生“归零”。
人要有“归零”的决心。从零开始，保持一种勇往直前、拼搏向上的精神。在拼搏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困难，这时需要有忍耐力。忍耐力有多强，成就就有多高；承受力有多大，成功就会有多大！
人生需要“归零”的勇气时间:2014-09-02 作者:未详 点击:212次 有一位老者曾经问我：“你的奖牌和奖杯都放在什么地方？”我说：“我父母把家里的一间屋子专门设为荣誉室，把我所有得过的奖牌、奖杯、奖状全部放在那里。”他说：“你应该把它们收起来，因为这些已经统统成了过去。”
从那一刻开始，我一直在思考这句话。因为作为一名运动员，转型是很困难的。快要退役的时候，我就在考虑退役以后是继续当教练，还是走向社会？如果不当教练的话，我会做什么？我能跟别人去竞争吗？我认为我竞争不过别人。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定要去读书，要更好地完善自己。于是，我选择了清华大学。
刚刚进清华的时候，我是自卑的。当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跟老师很坦率地讲：“我没有办法上来就跟大课，尤其是英语课。”老师问我：“你的英文是什么水平？”我说：“是零。”他说：“那你先试试写26个字母吧！”我把能想起来的字母，大小写一块混着写也没写全26个。这就是我在清华上的第一堂课。
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从会再逐渐地去感悟和提炼。成功一定要经历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当时自己也很纳闷，我打球也不是不动脑筋，因为乒乓球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运动项目，但是为什么读了书，学了点英文，就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呢？这个问题只能留给科学家去研究了。
在清华读了一段时间书，萨马兰奇主席任命我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成员。第一次去开会，我很受刺激！因为所有的委员都是可以讲英文、法文的，唯独我带着翻译去。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因为我需要翻译，所以总是比别人慢半拍。会后的交流中，我也总觉得隔着一个人，很困难。这次会议极大地刺激了我，我决定无论如何也得把英语拿下！
我第一次去英国留学的时候，是在1998年。国际奥委会要在葡萄牙开会，需要我在会上发言。一篇简短的英文发言稿，也就一页纸。但是就这一页纸对当时的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我立即请了一个英国人当我的私人老师，让他先读，并把他的朗读录下来。然后我不断地模仿、学习——把全部内容翻译出来、标上音标，跟着老师的录音带一遍遍地学。
一篇不超过5分钟的讲稿，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学习。这次会议，正好是老萨（萨马兰奇）主持，他以为我会请翻译。结果我一开口讲英文，老萨就笑了。他一直笑着听完我的讲话，他说：“邓才学了3个月的英文，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发言，我们大家应该给她鼓掌祝贺！”
好多人曾问我：“面对转型，你害怕吗？”我说：“有什么好怕的？我们生下来就什么都不会，不都是一点点学会的吗？”所以，今天的成功，不等于明天的成功；但明天的失败，也不等于后天不可以成功！这个过程虽然很艰辛，也很困难，但要记住“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就一定可以。
我在清华拿下学士学位，随后又到了诺丁汉大学攻读了一个硕士学位。信心来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到剑桥去读一个博士学位。但刚有这个想法，我周围所有的人——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老师，包括老萨，统统说别去读。为什么？他们觉得太难了：“你的名气这么大，万一读不成，这多难堪啊！”我觉得，他们都是在为我考虑。但是我干吗要等到下辈子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仍然非常坚持地去剑桥读博士。
我读的这个系是Land-economy，翻译过来叫“土地与经济系”。当时是2003年，为了2008年中国奥运会，我走访了很多跨国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奥林匹克品牌的商业价值研究》。
为什么要研究奥林匹克品牌的商业价值？又是怎样一双无形的手在推动着奥林匹克运动这么蓬勃发展？是商业的模式。
大家不要简单地把奥林匹克运动看作是一场体育比赛。其实，国际奥委会对每一届奥运会的每个项目，都会进行严格的评估。哪些项目不受欢迎，就要淘汰它。在淘汰旧项目的同时，还要引进年轻人喜欢的新项目。奥运会都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那更不要说今天的互联网行业。
在我进入互联网这个行当之前，我拜访了多位这个行业的专家、学者，包括李开复、张朝阳、马云、曹国伟……
今天，我成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CEO，所以，我认为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要不断地完善自己，也要勇于将人生“归零”。
人要有“归零”的决心。从零开始，保持一种勇往直前、拼搏向上的精神。在拼搏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困难，这时需要有忍耐力。忍耐力有多强，成就就有多高；承受力有多大，成功就会有多大！
一个敢字让场外的父母面露得意之色。
课间休息，父母们挤进围栏，递水，揉腿，倾听他们过木桩的心得。也有在训练期间突然冲进场内的家长——孩子摔倒了。
课时结束，孩子们被领出铁丝围栏，抱进各家车中。
曼谷市中心，CentaraGrand酒店东侧，有一片棚户区——这里拥挤、逼仄、潮湿。
五星级酒店与潮湿的棚户仅一条马路之隔。每晚8点，这条划分贫富的隔离带便真的被隔离起来。之后的两个小时，足球是这条马路上唯一滚动的物体。
20多个孩子，自顾自踢着比赛。所有人都光着脚，“抹球”接着“踩单车”，他们说这些动作都是学罗纳尔多的；回传，抽射，配合的默契能让人看出他们在一起踢过三四年。
没有观众，马路两旁只有路灯看着他们对着一只足球撒野。
散场时，足球被一个孩子抱起来，他说：“好久没有新球了。”
没人记得比分是多少，谁输谁赢。孩子们一身汗地钻进棚户区的大门。
这是现实版的《漂浮在水上的足球场》，而这部讲述泰国南部最强足球队——攀易足球俱乐部创立故事的励志广告短片，让你了解什么是快乐足球，也让你明白1∶5的真正差距其实不是比分，而是中泰孩子们对足球运动的理解。
流落街头的足球队
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刘建宏曾问：“如果你是一个家长，你会让你的孩子踢球吗？如果你是一个班主任，你会让孩子们上操场吗？如果你是一个校长，你的学校里有足球队吗？如果你是房地产商，你建设的小区有足球场吗？如果你是一个市长，你的城市有多少足球场？”
目前，在中国足协注册的中超球员中，共有124名辽宁籍球员，其中大连球员多达70人。同样，大连籍球员在目前中超球员中的比例最大。本届国足大名单的26人中，8人来自大连，而这8人又都出自大连东北路小学。
在刘建宏主持的“足球之夜”节目中，新老国脚曾经“回访”母校。课堂上，孩子说：“踢球的都学习不好。”曾经的国家队主力中后卫张耀坤尴尬地说：“谁说的？我的学习就挺好。”
这不是一轮简单的对话——足球与学习对立，教育与体育剥离——练体育必然文化成绩不好，文化成绩好的孩子，哪个家长愿意送他去体校受训？
自大连成立足球特区，东北路小学足球队也走向了市场，教练组7个人自负盈亏，学生踢球也开始收费。上世纪80年代学生交纳的训练费只有5元钱，后来10元、20元不断上涨，如今每月的训练费是100元。
成立于上海的真如三小足球队去年底至今，先后获得上海市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小学组冠军、全国校园足球冠军杯赛华东地区小学组冠军、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杯赛冠军。他们获得赴美参加“AC米兰洲际杯”比赛的机会，但赴美参赛的全部费用都要学生自己承担。小队员朱阳感到困惑：“为什么国家队踢得那么臭，去国外比赛可以报销，我们这支冠军球队却碰到了经费困难？”
陆汉良说：“都说要重视青少年足球，我们的球队这么优秀，得到出国比赛的机会却有可能流落街头。”
父母陪出来的球星
1980年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加上应试教育的压力，基本宣布了中国孩子体育运动的死刑。
四川省仁寿县古佛乡小学校长鄢栋才说：“倡导全民体育，倡导体育从娃娃抓起，但我们不敢啊。”
“运动总要到户外，你看看我们学校的操场，是一个连200米跑道都划不出的小操场，要容纳1000多名学生，运动必然出现损伤，一旦出现，家长便对我们不依不饶。”鄢校长说，“而教育主管部门又没有相应的政策保护教师，尤其是体育教师，他们不敢放开手脚让孩子们去玩，去锻炼。”
有研究指出：当今社会生存竞争日趋激烈，每家只有一个孩子，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而社会给孩子提供的发展机会太少，只有高考一条路。很多地方恢复了小学各年级期末统一考试，其严肃性超过高考。教育局按成绩给各学校排名，用成绩考核学校，考核校长；学校按成绩给班级排名，用成绩考核老师，考核学生。各小学为此展开了激烈病态的竞争，学校要争第一，校长要政绩；班级要争第一，老师要成绩；学生要争第一，家长望子成龙，最后学生可悲地成为政治和虚荣心的牺牲品。一切给考试让路，一切为考试服务。体育等边缘学科变得可有可无，体育课随便被挤占甚至取消的事情时有发生，体育课的质量更是无从谈起，而教育部规定每天体育活动一小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东北路小学踢球的学生中，1/3有家长陪练。这些家长几乎是全职陪练——送孩子到校，看孩子训练，带孩子回家。
张耀坤当初在东北路小学踢球时，他母亲就是训练场边的常客；董方卓的父亲在世时，也是一天不落地看儿子踢球；原国青队守门员王大雷训练时，父亲就坐在操场上，一次王大雷表现不好，父亲从场边冲到场内一脚把儿子踹到沙坑里；冯潇霆的母亲不仅全天候陪伴，甚至还把假期攒起来陪儿子去冬训……
英格兰足坛名宿鲍比·查尔顿曾说：“中国青少年球员的天赋并不差，他们自身的素质和潜力与韩日青少年球员差不多，但是韩日两国的足球水平更高，因为他们联赛的体制和培养青少年球员的机制仿效西方，而中国却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始终在摇摆。”
查尔顿一定体会不到中国父母心。中国青少年球员从小就被保护着，教条着，功利地灌输着。长大后，他们赢不了、输不起。足球是他们一生的噩梦，他们从未体会过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