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带禁书的日子时间:2014-07-10 作者:未详 点击:87次 在民主德国，追求自由阅读的人寻找的不是在民主德国境内经过审查而出版的书，而是在境外出版的书。因此，在柏林墙建起之后，寻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一个非法携带图书入境的问题。因此，边境、海关、口岸便成了带书和查书的战场。
关于私自偷带图书的各种回忆
〔德〕芭芭拉·阿梅隆
我在德累斯顿一直生活到1957年，1957年10月我和父母一起离开了民主德国，从那以后就定居在联邦德国。最初是我一个人去民主德国探望亲戚，后来便和丈夫一起。大家最渴望的东西向来都是我们偷偷带往民主德国的图书。
我父亲1956年时还住在德累斯顿，当时通过新教教会的介绍去联邦德国疗养了一段时间，然后在那边买了本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的《革命舍弃了自己的孩子》。在火车过边境前，他想着怎么才能过关，然后当机立断关掉了厕所水箱的进水口，按下冲水按钮让水流尽后，把书包裹在塑料膜里藏了进去。当时厕所水箱没有被检查，过了边境之后——估计他一直待在厕所附近等着——再把书取出来塞进夹克，然后回到他的车厢。父亲私下里把书借给可信赖的朋友亲戚阅读，这本书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哥哥的一位朋友曾公开宣称自己是体制反对者，1957年从柏林弄到了一篇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文稿，然后大方地借给朋友们看。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通过边境检查的，反正那篇文稿被带到了德累斯顿，朋友们拿来互相传阅。当时我哥哥和他这位朋友刚刚高中毕业，但由于政治信任度不够不被允许读大学。还没等到举办毕业典礼，那位朋友就因持有赫鲁晓夫的文稿而被逮捕进了有“黄色噩梦”之称的包岑监狱，被判10个月监禁，之后被驱逐到了联邦德国。
1974年我和丈夫为探望亲戚去了趟东柏林。我把给表姐用来做衬衣和裙子的纸样塞进了我的大包，还有必带的咖啡，下面放着施太格缪勒的《当代哲学主流》，表姐说对这本书感兴趣。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我连同我的大包一起接受检查——当然是一位女士查的。她用手指尖从包里拿出了纸样，认为这纸样属于印刷物，不能带到民主德国。接着我跟她解释，这只是用来缝制衣服的样本，几乎没有字在上面。她叫来一位女同事一起商量着把纸样在桌子上铺开，两个人非常仔细地检查起来。然后那位女同事用悦耳的萨克森方言说道：“这个可以带！”她们没查施太格缪勒那本书，我把书带到民主德国给了表姐，她非常高兴。
1981年，我和女儿经沃尔夫斯堡去德累斯顿。在沃尔夫斯堡，一位妇人上了车，她体态异常丰腴，气喘吁吁地在车厢角落里坐下。然后来了人开始检查，我们不被允许下车。我女儿的小箱子里藏着苏联作家安德烈·阿马尔里克的《苏联会生存到1984年吗？》和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查到我们时，他们要求打开箱子把每一件东西拿出来看，但没发现什么可疑物品——他们没有查女儿的小箱子。火车开过边境后，一沓报纸从那位胖妇人的衣服里“现身了”，她说：“想偷带过境只有这个办法，我每次都把当下所有最新的东西带去，我那些亲戚都特别高兴，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感觉更美好。”把藏着的报纸拿出来后，她看起来苗条无比呀！
我们每次都带了书去民主德国，当然都是禁书。有一次我给姑姑带了一本里斯的《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这本书政治上无害，之前我也把它作为圣诞礼物寄过，但被当作禁书从包裹中拿了出来。一位女邻居来串门，我们本以为她属于体制批判者的一员。我姑姑骄傲地说侄女把这本书带了过来，接着邻居说道：“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没有人这么要求她，不是吗？但把书带到民主德国终究还是不被允许的。”看来我们想错了，我们沉默不语。
图书走私商雷纳·埃克特
〔德〕科琳娜·布绍
玛利亚·多布纳
“如果有人将你阻挡在了某一个图书世界的大门之外，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雷纳·埃克特1950年生于波茨坦，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在想，为什么在他生活的国家不允许他读那些他喜欢的图书。
柏林墙建立以后，埃克特的外婆同他和他的母亲分开了，独自生活在西柏林，会时常给他寄一些图书到波茨坦。作为圣诞礼物和生日礼物，外婆总共寄来了26本卡尔·麦的书，没有一本被没收，其他图书也都顺利过关。只有历史学家尤阿西姆·费斯特写的希特勒传记，埃克特收到包裹时发现不在里面。“我不知道那本书是否由于政治原因被择出，显然也可能是某位海关关员对历史感兴趣，拿出来留着自己看。”
还有一种阅读的途径是来自联邦德国朋友的馈赠，他们大多是大学生，通过邮寄的方式或者来民主德国时顺便带过来，他们用的办法听上去都比较外行。埃克特从来都为他的书标注好购买日期或者送达日期，还有为了弄到这本书有哪些特殊的故事也记下来，他对这种走私图书的方式记得非常清楚：“我那些联邦德国的朋友大多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书里，遇到海关检查就要编故事了。”朋友们编造的借口“这是我旅途中看的书”让所有海关关员都相信了，那些书从来都没有被送回去。
埃克特高中毕业后在波茨坦国家档案处整理普鲁士的海关资料时了解到，可以用一把钥匙或者简易螺丝刀把火车厕所的镶板墙揭掉。于是埃克特也学着把书藏在那儿，等过了边境再取出来。把书藏在火车厕所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无法识别藏书者的身份。此外，埃克特还用了一个办法，把书装在塑料袋里然后挂在火车厕所里的十字钩上，厕所底部是对着铁轨通道的，这样藏起来的书也没有被发现——或许海关缉查人员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后，也就懒得再去探个究竟了。
然而有一次埃克特偷带图书差点儿坏了事儿，连他自己也心惊胆战。讲起这件事，他说道：“我们坐在从布达佩斯开来的火车上，远远地坐在一边，又累又饿。我们把那些来自联邦德国的图书装在旅行背包里放到了地上，然后一位海关关员来到处查看，还查了包里的东西，一直翻看到包底，发现了那些书，然后操着德国靠近捷克边境的口音要求我们跟着走。那节车厢里还坐着一位老妇人，就像一位好妈妈，灰白的头发，上了年纪，体形很丰满，突然也操着这种奇怪的口音冲这位关员喊道：‘放了那些年轻人。您肯定知道，带他们走会有什么后果，您会把他们的生活全毁了。’那位关员红着脸走了，我们继续坐车。然后这位妇人对我们说：‘嗯，成功了吧。我给你们看看我都带了什么东西。’她是一个宗教走私团体的成员，带了一个老奶奶式的小箱子，箱子里装满了俄文《圣经》，这些俄文《圣经》在慕尼黑印好后，被从慕尼黑带到维也纳，又从维也纳带到布拉格，接着由她带到民主德国，然后再从民主德国带往苏联，她肯定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如果那位关员再狠毒一点儿，就可能会说：‘请您也一起跟着来。’”
如今，雷纳·埃克特为他的反对态度感到骄傲，他甚至认为受到追踪调查是一种“乐趣”：“是这样的，民主德国反对派一直都有这种自由感，自成一个生活世界。我们也轻视了大多数人民的能力，进而有一种深深的优越感。”这种狂妄——埃克特选用的这个词——最终也在他这一观点中体现出来：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每一本书，只需要花费一些努力。但是，埃克特又加以限制性地强调，需要更久的时间和更多的付出。
脸谱时间:2014-07-10 作者:未详 点击:200次 马悦然是湘江京剧团专画舞台布景的，山啊，水啊，亭台楼阁啊，画得活灵活现。这个行当，圈内人叫作“舞美”。他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脸黑且窄长，配着小眼睛、塌鼻子、大嘴巴，论长相还真上不得台面。
他爹马正雄虽是个码头搬运工，却是个京戏迷，爱看戏，爱谈戏，也爱唱几嗓子花脸戏。这种家风对马悦然潜移默化，但他更钟情那些舞台上的布景和演员形形色色的脸谱。在小学和中学，他的美术成绩总是被同学称赞。后来他考上了省戏剧学院的舞美系，一毕业，就被分配到故乡的湘江京剧团工作。
马正雄高兴，儿子到底与梨园行沾点儿边了。马悦然也高兴，可以近距离地研究京剧脸谱的画法，这里面学问大着呢。
“舞美”忙在平日，演出时倒很轻松。但马悦然总是和演员一样，准时进入后台，为的是看生、旦、净、丑和跑龙套的怎么化妆，怎么勾脸，还会问一些相关的问题。散戏后他回到家里，再根据记忆画出谱式，做出详细的说明。
渐渐地，他“登堂入室”了。
脸谱在图案结构上，分整脸、六分脸、三块瓦、十字门、碎脸、无双脸、歪脸、揉脸、花脸、精灵脸……在色彩上，归类为红、粉红、紫、黑、油白、蓝、黄、青、金、赭、灰等等。还有眉、眼窝、鼻窝、脑门、嘴，各种各样的画法，他都懂。
在家休息的日子，他会忍不住对着镜子，在自己的脸上勾勾画画。他的脸，最适于画丑行的角色：蒋干、时迁、胡里、陶洪……马正雄也是个热心人，看了总是喊“好”，还会求儿子给他画《坐寨盗马》中窦尔敦的脸，然后得意地唱：“将酒宴摆至聚义厅上……”
1966年冬，马悦然28岁，结了婚，只是还没有孩子，仍和父母住在一起。这个小巷中的小院落，关上门，自成一个天地。
京剧团早就不演戏了，有身份的主角、配角都成了“牛鬼蛇神”，扫地、清理厕所、接受批斗、写检讨。马悦然出身好，又没有成名成家，而且做事扎实，不喜欢多说话，被拉进了“造反派”的行列，成了看守、监管这群人的骨干力量。
马正雄说：“可不能作孽，睁一眼闭一眼吧。不能骂，更不能打，多关照他们。将来，老百姓不看戏了？我才不相信！”
马悦然连连点头，说：“爹，我记住了。”
团里“造反派”的主要头目是文化局派来的，叫吴廉。他忽然想出了新招：要押解这些“牛鬼蛇神”游街，而且必须化妆、勾脸，还规定脸谱越丑越难看越好。现场的总监，指定是马悦然。还交代，如果谁抵制，就由马悦然强行给他们化妆、勾脸。
又丑又恐怖，是神灵鬼怪的脸谱，《西游记》中的金钱豹、《探阴山》中的油流鬼……还有丑行的脸谱，《巴骆和》中的胡里、《时迁盗鸡》中的时迁……
这些人是马悦然的前辈、同事，一个个古道热肠、技艺高超，能勾画这样的脸吗？那是对好人、对艺术的亵渎，他不能这么干！
马悦然把这事告诉了爹。
马正雄一拍桌子，吼道：“这些狗杂种，居然想出这样的坏主意，缺德！可这些名角如果硬扛，会遭更大的罪。你不是总监吗？你让他们勾画别的脸谱，梨园行得有自尊。出了事，你担着，你是工人阶级的子弟，能把你怎么样？”
这个上午，被点了名去游街的人，早早来到办公楼的一间大会议室里，每个桌子上早备好白粉、胭脂、油彩、画笔。
马悦然让人把门关了，然后沉重地对各位说：“生活中，你们不是小丑，不是鬼怪，你们应该有本色当行的脸谱，想怎么勾画就怎么勾画，这是我允许的！唉，我们这几个前来督促的人，也商量好了，和各位都是一出戏里的人物，也同样化妆、勾脸！不过，我们原本担当的就是小丑角色，所以一律的丑行脸谱。大家加紧吧，然后游街去！”
一片寂静后，各处便响起细碎的声音。
生行中的诸葛亮、关羽、海瑞，旦行中的佘太君、李慧娘、窦娥，净行中的廉颇、姚期、窦尔敦、焦赞。但没有丑行中的人物，谁愿意勾画呢，不如暂入另外的行当。
马悦然和几个本可以不化妆、勾脸的人，倒真的成了粉墨登场的小丑！他成了《问樵闹府》中的老樵夫，角色属于丑行，老脸上双眉如飞蛾展翅，面纹好似游鱼摆尾，行话是“腰子粉脸、棒槌眉、老脸纹”，再戴上毡笠，挂上髯口，真可谓阅尽沧桑。
他站起来，问道：“各位方家，我的脸勾画得如何？”
众人左看右看，喊起“好”来，声音又焦又脆。
催促的擂门声咚咚乱响。
门打开了。
马悦然迎上去，笔直地立在吴廉跟前。
吴廉惊诧地问：“你，还有其他监督的人，怎么化妆、勾脸了？”
“这样热闹些！”
“他们都成了正人君子，你们倒成小丑了？”
“都是我安排的。我们不是小丑是什么？”
“胡闹！”
吴廉一甩手，气呼呼地走了。
游街的事，还搞得下去吗？无疾而终！
但此后，马悦然被开除出“造反派”队伍了，吴廉当然也不敢把他塞进“牛鬼蛇神”的行列。他成了一个谁也管不着的“逍遥派”，有的是时间去琢磨脸谱，其喜洋洋者矣。
马正雄说：“儿子，老爹嫉妒你，啥事不干，成天弄的就是京剧脸谱。脸谱好，有定式，不会变得让人不认识。”
“爹，我懂你的话。再苦再难，人不能变心、变脸，这叫万变不离其‘谱’。”
“这才是句人话哩！”
雅俗时间:2014-07-10 作者:未详 点击:197次 雅俗这两个概念，也是我几十年来常常想到的问题。雅俗是文化的两种境界，没有高低之分。
我今年九十岁了。家父家母当年都是时新知识分子，我却是从小在俗文化——木板年画，佛、道雕塑艺术，地方戏，渔鼓，春倌调，傩祭诸般文化的影响中长大的。
因为时代、家庭和个人际遇的复杂原因，我没能受到正常的高等教育，长大之后漫长时间里用以谋生的美术手段都是得自儿时俗文化的熏陶。掌握的另一些现代艺术观点和感觉，都是长大成人以后的事，不是根本。
讲到俗文化，不免就想到俗文化哺育下那几千年，老祖宗得以快乐、得以存活的千万条道理。
“万物生长靠太阳”，其实也靠沃土。俗文化是贴着土地生长的。
周敦颐先生是个趣人，写了一篇《爱莲说》，称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他老人家光顾着说荷花好，却忘记“淤泥”与荷花的关系。
淤泥者，泡水之沃土是也。无淤泥焉有荷花？
雅俗是不论高低上下的，都要看从事这番行当的个别人士的修炼功力如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侯宝林老兄在世的某一天，我和他参加完什么会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我们都被分配在丰台一家招待所居住，他搭我的车一起回那个招待所，就我们两个人。半路上他问我：“你还教不教课？”
我说：“奶大了孩子把我的奶头都咬掉了！”
停了几秒钟，他说：“怪不得现在都改用奶瓶……”
俗文化的功力，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球王贝利，人们庆祝他进球一千个的会上，他说：“一个进球刹那的偶然，是十万个勤学苦练的必然堆起来的。”
春节期间，朋友不断，一个朋友半夜十二点还不走，死盯着我的电视看节目。
“你家里没有电视机吗？干吗不回家看？”
“我家的那台电视机旧，晚会节目都是上个世纪末的！”他说。
无事此静坐时间:2014-07-10 作者:未详 点击:189次 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岛儋州，在室内题了一首诗：
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
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东坡还告诉朋友：“世界上没有任何延年益寿的方药能有此效果，既无反胃呕吐和其他副作用，又省药费，并且人人有效。只是没有好汤送服，好多人咽不下去。”纂辑《苕溪渔隐丛话》的宋人胡仔说：“鄙人运气不好，当了四十闲散差事，深深体会东坡此方是好药。
但儿女婚嫁，妻子啼饥号寒，也十分累人，正所谓‘无好汤送服’。所以说，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他这段话的意思是：东坡说的好汤，指的是钱。但有了钱，钱会作怪。除了不愁儿女婚嫁、妻子衣食之外，人有了钱，便野心勃勃去赌钱，换宝马车，买屋，领绿卡，夜总会卡拉OK……身心忙碌纷乱，一日不得安宁，总之，浑身不得闲暇。
钱多，如何支配，也是一大烦恼事。股票、汇市忧涨忧跌；楼市，谁知会怎样？
俗话说“十年兴废几多人”，何况不到十年？所以“钱”也不是送药的“好汤”，反而是催命的鸩毒。“无事此静坐”，真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做和尚如何？“袈裟未着嫌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一宰官问赵州禅师：“和尚也入地狱？”师答：“入。”官说：“和尚如何也入地狱？”师答：“不入地狱如何救你。”和尚要入地狱救人，怎能“无事此静坐”？
无情对面是山河时间:2014-07-10 作者:未详 点击:198次 十几年前，一个大雪天，我坐火车从东京去北海道。黄昏里，越是接近札幌，雪就下得越大，就好像我们的火车在驶向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国家不在大地上，不在我们容身的星球上，它仅仅存在于雪中。稍后，月亮升起来，照在雪地里，发出幽蓝之光。
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一样，也被窗外的景色震惊了。老妇人的脸紧紧地贴着车窗朝外看，看着看着，眼泪便涌了出来。良久之后，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对我说：“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记了十几年。它提醒我，当造化、奇境和难以想象的机缘在眼前展开之时，不要喧嚷，不要占据，要做的，是安静地注视，是沉默；不要在沉默中爆发，而要在沉默中继续沉默。多年下来，我的记忆里着实储存了不少羞于说话之时：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呼伦贝尔的玫瑰花，玉门关外的海市蜃楼，它们都让我感受到言语的无用，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羞愧。
我说的害羞，不是要强制我们蜷缩在皮囊之内，而是作为一段偈语，一声呼召，让我们去迎接启示：世界何其大，我们何其小；我们站在这里，没有死去，没有徒劳无功，即是领受了天大的恩典。
就像有一年，我去了越南，那一日黄昏之际，在河内街头，我目睹了一场法事。其时，足有上百个僧人陆续抵达，坐满了一整条长街。绿树之下，袈裟层层叠叠，夕阳映照过来，打在僧人们的脸上，打在被微风吹拂的袈裟上，就像此地不是河内，而是释迦牟尼说法的祗园精舍。随后，吟诵开始了，这清音梵唱先是微弱，再转为庄严，转为狮子吼，最后又回到了微弱。当吟诵结束的时候，一切都静止了，飞鸟也纷纷停落在屋顶，在场的人全都默不作声，就好像释迦牟尼刚刚来过，又刚刚离开，就在这短暂的聚散之间，地上的可怜之人接受了他的垂怜。
袈裟、绿树、梵唱、夕阳，还有羞愧得说不出话——此时言语是有用的吗？我们去看去听的感官，难道不应该被取消吗？应当让这奇境和狂跳的心孤立地存在，像海市蜃楼一般地存在，如此，当我回忆起来，才要一遍遍地去确认它的真实，确认我有过羞于说话之时。如果你没有忘记，那么，这些羞于说话之时，不管是寥落还是繁多，它们就是散落在生命中的纪念碑。
无情对面是山河。羞于说话的人，往往最安静，也最无情，他既然可以忍受最枯燥的安静，自然也能接受穿越众多枯燥的无情：人群的呼号、受冤时的哭诉，你们只管来，我都受得起，我都发得出声，且莫说这小小的情欲，无非是几声欢好时的叫喊。
天分四季，月有圆缺，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人这一世，越是反对什么，你就越是被反对的东西限制得深，反之亦如此。但凡物事，你越增添爱欲，它便越会成为你的救命稻草。但活在凡俗的日常里，更多时候，我们要的只是一饭一蔬，而不是救命稻草，稻草多了，造化多了，都会压垮自己。
我未能甘心。多少滔滔不绝的闲谈间隙，我还会想起札幌郊外的那场雪。《五灯会元》里记录过这么一段——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东海浮沤。”曰：“如何领会？”师曰：“秤锤落井。”好吧，我既无法回到十几年前，暂且就不再将那羞于说话之时看作中心，看作行路的终点，而是看作浮沤，随缘任运，无所挂碍，随处漂流，时有时灭。说不定，到了最后，那些沉默、震惊和拜服反而会像秤锤般结结实实地落入井中。
去想想风吧时间:2014-07-10 作者:未详 点击:93次 读书时，有时会有一段文字萦绕脑际，永不离去。好像是在十八岁时读杜鲁门·卡波特的短篇小说《关上最后一扇门》，那最后一节就紧黏在脑袋里。是这样的文章：
“于是他把头紧贴在枕头上，双手捂住耳朵。他这样想，去想无关紧要的事，去想想风吧。”
我非常喜欢最后的这个句子。
我曾在希腊一座小岛上生活过，那是座此前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岛。当然，除了我们两人（我和妻子）没有日本人。靠着只言片语的希腊话，好歹对付日常所用，此外就只管伏案工作，工作间隙常去散步。那时候，我们仿佛就生活在风中。大多是微风，不时会变大。大多是干燥的风，不时会含有湿气，极其罕见地还会带来雨，但总之风无时不在。我们与风同时醒来，与风同行同止，与风同时沉入睡眠。不管我们到哪儿去，风都如影随形。在海港的咖啡馆前，风匆匆忙忙将遮阳伞的边缘吹得哗哗作响；在无人的游艇码头，船桅不停发出咔嗒咔嗒的干燥响声；步入林中，风拂过绿叶四处飘飞。它将漂浮在海上的白云运往遥远的岸边，它让桌前窗边的九重葛花翩翩起舞。它浓淡不匀地运走街头小贩的吆喝，送来不知何处的烤肉的香味。我们几乎片刻不能忘记风的存在。
迄今为止，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可是再也不曾像生活在那座希腊小岛时那样，深切感受到风的存在。我们简直像三个人相依为命一般，默默生活在那座岛上——我们两人，再加上风。这是怎么回事？也许那儿本是那样的地方，也许那儿是个风拥有灵魂的所在。因为那真是一个除了风几乎一无所有的宁静小岛，再不就是碰巧住在那里的时候，我正好进入了深刻思考风的时期。
思考风，这并非人人可为，也并非随时随地可为。人真正能思考风，仅限于人生中一小段时期。我这么觉得。
老囚时间:2014-07-10 作者:未详 点击:142次 妈妈说我必须跟她去火车站，去接从劳改营回来的姥爷。我和弟弟从来不知道姥爷犯了什么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够资格枪毙的。后来不知怎么，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给忽略了，死刑也延缓了，一缓三十年。我们都要走了，看见车尾巴上站着个老头，穿一身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棉裤，黑暗的脸色，又瘦又矮。老头唤出了妈的乳名，妈脸上显现出轻微的恶心和过度失望的表情。妈推我一把：“叫姥爷！”
这是她坚持让我陪她来的原因：我叫一声“姥爷”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爷哭了一下，妈也哭了一下，这场合不哭多不合情理。
不久，姥爷就成了我们家很有用的一个人。我们都抓他的差，叫他买早点，跑邮局寄包裹，拿挂号信。自从我们多了个姥爷，家里就开始丢钱。
有一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边，问：“你今天去哪儿了，姥爷？”
“去门诊部了。”他已能很流畅地扯谎。
“我在电影院看见你了。”我脸上出现捉贼捉赃的笑容。
“在劳改营里没电影看。”我说，“三十年都没看过电影了吧。”
“怎么没有电影？”姥爷扯起一脸皱纹，鄙夷我的孤陋寡闻，“场部一个月放映一两部新片子！”
“你们劳改犯也能去？”
他被我问住了。见我要走，他忙说：“你妈演的电影，我就是在那里头看的！”
“妈演的哪部电影？”
“那天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远就喊我：‘老贺老贺，我跟你讲个事，我看见你女儿了！’我一听腿都软了，插在雪里拔不动了。王管教鼻子、嘴通红地笑：‘看了你女儿演的电影！’你姥姥隔一两年给我一封信，信里提过你妈给提拔去演电影了。我随身带的相片是1947年拍的全家福，你妈那年才八岁。”
“你去看电影了吗？”我问。
“场部离我们大队有三十多公里，还要请假。一个请假报告等大队长批下来，起码要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早就换别的电影了，你妈也不在上头了，我跑三十多公里去看谁？”
妈这时进厨房倒烟灰缸，然后去洗手，身子尽量绕开姥爷，尽量不去闻姥爷身上的气味。
“一整天我都在想，”姥爷等妈妈出去后说，“唯一的办法是偷跑。每天晚上十点要点名，缺席的人以逃跑论处。怎么都没法子过点名这一关，除非哪个管教肯帮你打掩护。我马上就想到王管教，他人和气，心眼多些，就是喜欢贪点小财。
“我把一点家底都翻出来了，总共只有一支派克金笔和一小瓶没启封的进口止疼片。刚到里头我有不少好东西，那些东西保住了我的老命。实在饿得吃不消，我就拿件东西去跟干部换羊油。派克金笔是我留着到顶难挨的时候派用场的，止疼片是我给自己留的，牙疼起来，我的头能把土坯子墙都顶出个坑来。
“下午我见了王管教，小声跟他说我有事跟他私下讲。他一听就明白，让我吃过饭到他家去。我揣上东西——药瓶子我装在左边口袋，钢笔装右边——能少拿出来一样，就省一样。走到离他家院子差十来步了，他七八岁的女儿背着他两岁的儿子跑出来，拦住我说：‘我爸说中队长在我家，你有话跟我讲就行了。’
“我呆掉了。这种话小孩子怎么能传递？再说还要来来回回地讨价还价。看我为难地直干笑，小丫头说：‘没事！我趴在我爸耳朵上跟他讲，谁都听不见！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跟她一个字一个字把话交代清楚，小丫头就回去传话了。几分钟后又跑回来，告诉我：‘我爸说批准你去看女儿，他会跟大门岗的哨兵打招呼。不过，你要在早晨五点之前赶回来，不然他就不管了。’
“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我打算早上点过名就走，三十多公里路踩着大雪要走一天。十点钟我就上路了。到了大门岗跟前，我正要走过去，岗楼上的哨兵一下就把枪对着我，叫我不准动。我说：‘我是三队的老贺！’哨兵喊：‘你动一动我就打死你！’
“我一再跟哨兵说‘我是三队老贺’，哨兵一再叫我‘滚回去’。我心想王管教受了那么重的贿，不该诓我吧？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小丫头耍了我，自己要了那支笔。
“我怎么也找不到王管教。我不能等啊，一等就错过那最后一场电影了。
“我想了两个小时，午饭后我把罗桥找来。罗桥是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他在十五岁时把他妈给打死了，判了死刑，要等他满十八岁才能枪毙。我把那瓶进口止疼片给他，问他肯不肯帮我忙。他知道一片止疼药能换一个馒头，那里头天天都有人犯牙痛，他只要拿一片药出来，那人就肯把晚饭的馍换给他。我把事情跟罗桥一说，他就答应下来。
“下午三点，西北风紧了。罗桥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小碗青稞，把它炒了，跑到岗楼下去吃。哨兵在两层楼高的岗楼上冻得要哭了，看见罗桥吃热乎乎的炒青稞羡慕得骂娘，让罗桥请他吃两口。罗桥爬到岗楼上，跟哨兵又打又闹地抢吃青稞。那里头的人，管教也好，当兵的也好，都不防备罗桥。趁哨兵和罗桥耍闹，我不紧不慢走出了岗楼下的大门。
“大门外是一大片开阔地，寸草不生，这样有只老鼠跑过都逃不出哨兵的眼。眼看就要走出那块地进向日葵田了，一进那里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秆子给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竖在那里。要是哨兵不开口先开枪，那些葵花秆子能挡一下枪子。还差一二百步，岗楼上传出一声：‘站住！’我装作不知他在喊谁，继续往前走。我都不晓得自己怎么有那么大胆子，一下子不知道害怕了。哨兵嗓子都喊破了：‘我开枪啦！’枪还真开了，打得我脚边的雪直开花。我还是那个步子，坦坦荡荡地走。我就是想看看我女儿，我就一个女儿，真给他们毙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儿想得这么苦了。
“这时候我听见王管教的嗓音，喊他们不要开枪，说：‘你姥姥的，那个样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贺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给他们看看，你那三根老丝瓜筋挑个头逃不逃得动！’我转过身子，脸迎向枪口。我看见王管教那小个子蹿得老高，要那些枪放下。他对警卫兵说：‘就派他去趟中队，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挥手，就几步跨进了葵花田。”
我说：“他还不算太王八蛋。”
姥爷说：“就算好人啦。那种人，报德报怨都快。”
我问姥爷后来怎么样了。
“我就上路了呗。”姥爷说，“二月天短，五点多就黑下来。场部我顶多去过三回，只记得在东南方向，路上要过个小镇。我进镇子的时候，看见军用大卡车占了镇子大半个地盘。我赶紧进了镇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见我的粗布灰棉衣上的号码就说：‘你怎么敢到这里来？没看见镇子戒严了？’我问为什么戒严，他愣住了，瞪了我一会儿才说：‘跑了个人！昨天跑的！’我又问是哪个大队的。他还瞪着我，半天才说：‘噢，不是你啊？’他把我当逃跑的那人了。我不敢再进镇子，就从一片荒地往场部去。还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绕过小镇，我还得回到公路上。刚要出林子，我看见有烟头火星子在前头闪。对方也听到了我这边的响动，手电筒一下就照过来。我赶紧蹲下去。电筒光柱子就在我头上晃，我一点一点趴下去，肚皮贴地。那边叫：‘看见你了！还往哪儿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样。那人又喊：‘还往哪儿跑？我打死你！’手电一下子晃到别处去了。
“我才晓得他在诈我。他又瞎喊几声，就闭了手电。我往前爬几步，发现他也藏起来了。我必须找到他的方位才能决定我下一步怎么走。风硬起来，我汗湿的棉袄结冰了，跟个铁皮筒一样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冻死的时候，听见划火柴的声音。他把火光遮得再严我还是把他的方位认准了。他不晓得我离他那么近，我闻得到他纸烟的味道。
“我算着那个兵的行动规律，然后撑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经冻得很迟钝了。我必须在他向右走的时候从他左边穿过去。我一步都没算错，他转过身的时候，我已经在他的另一边了。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车了，就顺着公路旁的防风林带小跑。时间不早了，我怕连电影尾巴都赶不上，跑得棉袄棉裤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汽。这就看见场部的灯了。
“我进礼堂的时候，电影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场子里挤满了人。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我对他说：‘你肯让我站上去看一眼吗？’他先不理我，后来看见我手上有张两块钱的钞票，马上跳下来。
“我站到两个凳子上面，动一动就会跌下来。电影上的人是男的，过几分钟，还没女的出来。我脑子急得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晓得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裤脚，越拽越狠。这时电影上出来个女的，大眼、尖下颏，跟你妈小时候一个样。十几年没见了，怎么看怎么熟悉！我呜呜地哭啊，泪水把眼睛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就用两只手满脸地揩眼泪。
“我那样呜呜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坏了——他肯定没见过老头像我这样不知害臊，号出那种声音来。我不晓得哭了多久，也不晓得人都走光了，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地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脸跟身子一块儿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爷不答我，换了个语气，带一点微笑地说：“我都不知道那部电影叫什么名字。我趴在地上，清场子的人说叫三中队来认尸首——我衣服上有中队的编号。三中队一来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来的，逮着会给我加刑。我这刑还能往哪儿加？再加就是死了。
“等他们一转身，我就忍着疼爬起来。还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冻住了。从场部回我们队是迎风。那风是满头满脸地吹，满嘴地钻——没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队里，赶上早晨六点的点名。我看到我们队那片土坯房的时候，天泛白了，也不晓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头。后来那些人说，他们从我的棉袄棉裤里剥出个血人。我们犯人都没有内衣内裤，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旧棉花织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毡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轮回了多少次。那东西能穿着走三十多公里路吗？给汗湿，又结冰；人走一步，它就跟锉刀一样在皮肉上锉一锉，一身皮还不都给它锉烂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语说‘不死蜕层皮’，那是真的，一块好皮都没了……”
姥爷忽然不说了。
妈眼下在电影中演的角色越来越次要，也越演越无声息。不经常地，晚报会有一两行字提醒一下人们：她尚活着，尚演着。妈有成大角儿的本钱，却不知怎么就错过了，她一向认为这主要得归罪于姥爷。在那个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个人命运的时代，妈的推断或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叫姥爷“爸爸”。
姥爷在哇哇乱响的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把妈拉到客厅门口，小声跟她讲了姥爷刚讲给我听的那事。妈想了一会儿说：“那他肯定看错了，那个电影里我的戏不到五分钟，他看见的是女主角。我本来该演女主角的，要不是……”她嗓音开始爬音阶，我嫌恶地制止她：“行了！”
我狠狠地要求妈，不准她把实话讲给姥爷，让老人到死时仍不知道这是个误会，让他认为他曾为女儿做过一个壮举。
姥爷在1989年被彻底平反了，恢复了名誉。我们家的日子还是那样往下过，妈照样发牢骚，她有积了三十余年的对姥爷的牢骚；姥爷照样搜刮家里的钱，去看电影。只有我在唤“姥爷”时，心里多了一分真切。我静静地设想：姥爷去看电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妈妈，因为妈在银幕上是和悦的，是真实的，姥爷能从银幕上妈的笑容里，看见八九岁的她——他最后锁进眼帘和心底的女儿形象。
走的路必须赤脚时间:2014-07-09 作者:未详 点击:206次 有时候，一直以为一些人一些事只会存在于国外，所以有时候有好的创意，都要依托于国外的背景和人物。可是最近才发现，我实在是孤陋寡闻，原来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只是我一直漠然无视。
夏天的时候，我去拜访一位老者，那是在一个公众场合经朋友介绍而认识的。他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在文艺界极负威望，且在官场也是风生水起，据说还有些别的背景，是能量很大的一个人。退休后，来找他办一些难事的人极多，不过他很有原则，官场上的事不办，推荐介绍一类的事不办，等等。不过那些找他办事的人，虽然没有成功，可是没有人埋怨痛恨，反而十分感动，真不知是为老者的名望权威所迫还是什么。
我去老者那里，是和当初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个朋友同往，本来就是单纯的拜访，不过在路上也有了让老者提携引荐之意，想着等老者高兴时提一提。他家远离市区，费了很长时间才到达。那是依山而建的一座两层的小楼，院子极为阔大，楼房跟院门近百米的距离。进了门，满院花草树木，很是幽深，毫无人工造作之感，充满了自然之意。中间有一条很窄的圆石子铺就的小径，正要踏上，忽见旁边有一牌子，上面写道：“必须赤脚走过这段路，否则请回！”(www.rensheng5.com)
朋友也是第一次来，我们相顾愕然。不过还是脱下鞋袜提在手里，走上那条圆石小路。一踏上去，顿觉脚底微温，小小的石子踩在脚下，有一种被硌着的舒服感，就像刺激什么足底穴位，说不出的惬意。而且，两旁的花草鲜美，芬芳弥漫，蜂飞蝶舞之间，还有各种鸟儿的鸣唱。一时之间，仿佛回到童年，光着脚丫儿走在田野里，有一种纯净的快乐。走在圆石小径上，就像走在故乡的怀抱，有着一种巨大的亲切感。等到了楼前，心里感叹这条路竟是如此之短。
穿上鞋袜，进到楼里，见到了老者，我的心已经平静无比，经过刚刚短短百米的路程，已经使我尘俗顿忘，什么名利之心一时淡薄。所以与老者交谈时很是从容，朋友也是和我同样的心境，老者很是开心，与我们谈得很是逸兴遄飞。我忽然觉得，这位老者，也不愿意再去沾染世间的烦琐之事吧！我问老者为什么铺了那样一条小路还立了那样的一个规矩，他反问：你们在那条路上难道没有一种亲切感？难道没有忘了心里的烦恼？
老者又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有一次，一位盲人来访，他看不见那块牌子上的字，也从没听人说起过这个规矩。可让老者惊讶的是，那盲人居然也是光着脚走过的那条圆石小径！老者问他为什么要光着脚走过来，盲人说：“我在上面走了几步，觉得脚掌很舒服，心里也舒畅，于是干脆把鞋袜都脱了，果然更是感觉不一样。而且，你院子里的花很香，鸟也多。我不是对你不尊重，我只是觉得光着脚走这条小路太好了！”老者听了，心下很是感动，他觉得，许多美好的东西即使不用提示，大家也会发现。
从老者那里出来，又赤足走过那条小径，再次体会那种温暖而亲切的感觉，虽然并没有求老者办什么事，却觉得真是不虚此行。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真的需要赤足走过一些路，去感受自己最初的梦想，虽然鞋子可以带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有时却也是一种束缚，使我们忘了初衷。赤脚走过一段路，也许就会在风尘仆仆的人世中，发现一种美好，发现生命的真谛！
裁剪与缝合时间:2014-07-09 作者:未详 点击:115次 腰背多日酸麻，母亲抚摸我的脊骨，脸色暗淡，说容易腰椎间盘突出，教我莫再死赶写作。耸人听闻，一哂了之。读罢一则耸人的新闻：“每年有200万人是‘坐’死的！”才知母亲之虑并不耸人。经查，久坐易患颈椎、腰椎、冠心、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疾病。
柔发理寸头，是为了减少洗头次数；小口喝水，是为了避免频繁上厕所；婉拒与朋友聚会，是为了避免虚度光阴……谁知自作聪明。洗头、洗衣、打扫这类琐事亲力亲为，不仅没有阻碍我们的时间，割裂我们的生活，反而在浸润我们的生命。
钱钟书创作《围城》，日成500字，两年完稿，现代作者强求数千字，何苦来哉！每天除去吃睡，按14小时计，各1小时，品茗、观影、锻炼、闲聚、恋爱，化作五道裂缝，均衡穿插，充分hold住剩下9小时，呵，平添风采。
一天到晚持续奋斗，暴露的各种劳疾也是裂缝，却痛彻心脾。生命体不存在完美，注定会有裂缝，也许可以缝合，巧手再妙，缝痕难掩，至于有些更无法再续，或续后，也仅勉强支撑。
生活不是完美无隙的布匹，而由大小不一的碎片缝合成，缝痕勾勒，沧海生花，纵横交错的线路是人生历程。懂得裁剪和缝合这两种艺术，才能活得精彩。那为什么还不选择美丽的裂缝呢？
郑渊洁的红枣女孩时间:2014-07-09 作者:未详 点击:112次 有一道猜谜语的题，谜面是：最贵的稿费；谜底是：一字千金。其实啊，这出谜语的人，要么是早年出的，要么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因为，就是近年，就在我们身边，最高的稿费已新鲜出炉，每字60万。
2008年4月，童话大王郑渊洁来到陕西省佳县羊圈山村。陕西省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是中国最贫困的县之一，而羊圈山村又是佳县最贫困的村庄。羊圈山村村民唯一的农作物是红枣，丰年的话一个家庭勉强收入几百元。可2007年的自然灾害，使羊圈山村的红枣颗粒无收，村民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依靠。4月9日这天，郑渊洁来到羊圈山村希望小学。小学里的22个孩子用笑脸迎接他们的大王。可大王总感觉天真的孩子们笑得有些不自然。事实是孩子们确实笑不起来，大王在与孩子们交谈时，能清楚地听到他们肚子里饥肠辘辘的响声，孩子说，他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孩子们的身上味很重，他们说没钱凿井，因为没水他们从来没洗过澡。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孩子们一旦看到书本，就两眼放光。捧起书本，就像是对着神一样虔诚。大王同8岁的刘佩佩交谈后，以刘佩佩为原型，当场动情地挥笔，仅用20分钟，就从心中流淌出一篇800字的童话《红枣女孩》。4月10日，郑渊洁将新童话《红枣女孩》放到他的博客上，两天之内点击量达到68万次。《红枣女孩》没有渲染羊圈山村孩子们的贫穷，而着力表现的是一位生活在贫穷中的母亲对孩子的爱以及对孩子爱的教育，为此，人们记住了“每位女孩儿都是一朵小小的枣花，在蓝天下用笑容彰显美丽。”“坚守同样光荣。”“所有生命都了不起。咱们不会造汽车，但他们不会开花。”“女孩儿坐着汽车离开了贫瘠的土地，用自己的生命去给别的生命补充血液。”
接下来，经过博客和电视的传播，短短的两个月时间，《红枣女孩》就为贫困山村的孩子筹得善款，创造了一个字价值60万的奇迹。
连郑渊洁自己也没想到，他的深受几代人爱戴的《舒克和贝塔》《皮皮鲁和鲁西西》，也没有赢得如此昂贵的稿费，不承想，20分钟区区几百字的短文竟能创下如此奇迹。这不能不让大王动容：现实有时比想象更动人，源自人世间的爱的文字，稿费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