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撷趣时间:2014-07-06 作者:未详 点击:145次 外交似乎是一项普通民众参与代入感最强，而实际距离感最远的政府事务，于是“误会”在所难免。最典型的“误会”发生在2011年，一名中国军人不满外交部的对日政策，给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寄去了钙片，暗示外交部“太软”。
时隔两年，2013年12月12日，外交部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外交部发言人在会上再次提到了钙片“误会”。总之，近年来随着聚焦度高的外交事件越来越多，“误会”不少。
这里撷取李肇星的新书《说不尽的外交》中的若干片段，为您澄清有关中国外交的几个“误会”。
问：新闻联播里时常会说的“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是不是表示双方聊得还不错？
答：有时候，“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也是“双方吵得厉害”的同义词。
1993年，中国与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沟通很艰难，中国当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联合国一次大会上与英国外交大臣赫德争论激烈，双方寸步不让。直到会谈结束，英方的无理要求被中方一一驳回，中方的要求对方也没有接受。
这是一个让双方都失望的结果。
这时，钱其琛开始总结：“今天我们的会谈很重要，应该说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旁边的李肇星很纳闷：“今天吵得这么厉害，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何来积极成果？”
且听外交部部长解释：“第一，今天我们进行了十分坦诚的交流，双方争论得这么激烈，说明双方对香港回归问题都极为重视，这是今后我们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第二，今天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双方都愿意继续谈，哪怕是吵架似的谈，这为双方进一步沟通打下了基础。”
听完钱其琛的总结，同是外交大臣的赫德“心领神会”。
问：外交谈判就是要西装革履、仪表端庄、正襟危坐？
答：还得随时做好与外国领导人在厕所里会谈，在咖啡馆对暗号的准备。
中日关系曾因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变得很僵，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高官不便安排正式的双边会见，但仍然有话需要当面说，怎么办？
2006年，李肇星在马来西亚出席一次会议，会议参加者也有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在李肇星发言结束，起身去洗手间时，他发现麻生也走进了洗手间。在这个窄小的空间里，两人开始了一次计划外的“单独”见面，事后李肇星回忆：“交流效果不错，为两国高层恢复接触开了个头。”
不过也是“偶遇”发生后，李肇星才得知，这次见面其实是日方有意为之：当时麻生是专门跟进厕所的，秘书把住门，不让其他人进入。
所以，当突然被谈判对手关在厕所里时，还需要“正襟危坐”吗？
更何况，有时候连见上对方一面都要经过自我掩护、猜测对方身份以及“对暗号”等特工式环节。
2005年，中国与西非大国塞内加尔还没恢复外交关系，但双方有进一步接触的意向，所以双方将见面地点选在了第三国意大利。
李肇星刚下飞机就发现，除了来接机的中国驻意大使，同行的还有两名披着长发、穿着花衬衫的男子。大使告诉他，这是意大利派来保护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贴身警卫。有他们的存在，与塞内加尔外长的会谈明显进行不了。这时大使示意，先回宾馆。
到达宾馆后李肇星才知道，这个比平时下榻的住处豪华些的地方，在备餐间有一部直通楼下厨房的电梯，借助它可以顺利避开紧紧守在门口的警卫。
就这样，李肇星通过厨房出了酒店，并来到与塞内加尔外长约好的晚上6点半见面的咖啡厅。
不过中方人员都没见过这位外长，只知道他40岁左右，中等身材。
时间到了晚上7点，咖啡厅仍然不见人来。后来在一个角落里，他们发现一位看起来彬彬有礼的黑人，正在看报纸。
李肇星的秘书昆生走过去搭话：“先生，你觉得这儿的咖啡怎么样？”对方回答：“这儿的咖啡很好，对来自塞内加尔的客人来说更是如此。”昆生又说：“你喜欢这儿的咖啡吗？”对方说：“当然，似乎中国人也喜欢这儿的咖啡。”
这样，两人就像特工一样，在第三国意大利的咖啡厅里对上了“暗号”。那人马上又说：“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
后来李肇星还通过加迪奥见到了塞内加尔的总统。5个月后，中塞两国签署复交公报。
问：联合国就美国提出的反华议案进行表决时，中国外交部能做的只是抗议？
答：私下也会有游说，而且投票国如果不想得罪美国，我们还会帮他们想办法。
上世纪90年代，在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几乎年年都会提出反华议案。有一次李肇星访问某拉美国家，该国外长表示，在人权会议上完全支持中国有困难。李肇星明白，美国向这个国家“施加了很大压力”。
于是李肇星提出，请对方在“关键时刻”支持中国，不过换来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李肇星再退一步：“你们至少不能支持美国。”对方直言：“弃权也有困难，美国施加的压力实在太大。”
最后李肇星给这个国家出了一个主意：“为了不让你们为难，中国不要求你们公开说弃权，到投票的时候你们的大使离开会场就行了。”
那个外长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
问：给领导当翻译的工作人员外语都很厉害？
答：当年李肇星的法语学了不到一年，也“客串”过外交部部长的法语翻译。
1982年12月，时任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几内亚、纳米比亚等非洲国家出访，李肇星作为新闻司外国记者处副处长随团访问，为会谈会见写新闻稿。有一场计划外的临时活动需要用法文，吴学谦“随口”问李肇星是否学过法语，在得知李学过后，吴学谦马上说：“那就由你来当翻译，有些词我可以帮忙。”完全不管李肇星特别强调的“学了不到一年”。
网友问：如果别人说你长相不敢恭维，你怎么想？
李肇星：没有想到网友除了关心中国外交外，对我个人的情况也这么关心。记得我当外交部发言人时，就有人提出，外交部人才济济，就找不出比李肇星长得好点儿的发言人了？……这次问题又来了，我只好回答说：“我的母亲不会同意这种看法。她是山东农村的一位普通女性，曾给八路军做过鞋。她为我的长相感到自豪。我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演讲时，近3000名学生曾起立给我鼓掌3分钟。如果我的工作使外国人认为我的祖国是美好的，我就感到幸福和荣耀。”
做人时间:2014-07-06 作者:未详 点击:137次 高阳说杜月笙“逆取顺守，最终修成正果”。杜月笙之胜，不在做事，而在做人。
我特别喜欢章君榖讲的一个故事。杜月笙初入黄金荣门下，领到的第一笔奖金，是黄金荣的老婆桂生姐给他的一大笔钱。黄金荣说：“小孩子怎么能给这么多钱？”桂生姐坦然应对：“我这是试他——假使他拿了钱去挥霍，狂嫖滥赌，那他再能办事，不过是个小白相人。假使他拿钱去存银行或者买房子开爿店面，那他就是一个不合行当的普通人。现在他花大笔钱清理旧欠，结交朋友，等于说他不但要做人，还要做个人上人。我断定他才堪大用。”
这个故事点明了杜月笙一生散财的逻辑。实际上，杜月笙看淡钱财，“张眼吃亏”的胸襟，桂生姐和黄金荣都比不上。
他们更比不上杜月笙礼敬文人的气魄。杜月笙一生都是个半文盲，但他始终敬重书生，优待文人。国学大师章太炎，自负帝王学的杨度，都是杜家常年资助的座上客。他礼敬文人，交友为重，基本上不求回报。杨度在杜府顶着记室（秘书）的名义，光拿钱，不干活。非但不干活，杜月笙还替他搜集各地的州府县志，助他写作《中国通史》。
对各路文人，他能帮的都帮。对开口相骂的文化人，他一笑置之。
杜月笙未必佩服文化人的见识。他养着章太炎这样的名士，却从未听说他曾问政问计于这些书生。在他心里，可能他们都是有点迂腐的“书蠹头”，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友天下士”的态度。这或许是他“养名”的手段。他死后几十年里，和他有过交往的写字人，几乎没有一个对他口出恶言。他的故事开花散叶，成为一个传奇，也许就缘于他礼贤敬士的风度。
书生迂腐、短视、不懂事，会有种种毛病——可是有一点确凿无疑，历史是书生写的。杜月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更多，历史上虐待迫害书生的人物，没有一个能留下好的名声。
三个美男时间:2014-07-06 作者:未详 点击:132次 从网上看到一篇博客文章《中国为何出不了门罗那样的作家》。文章立意是不能轻视短篇小说而只追求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希望中国作家也能像门罗那样以短篇小说表现日常生活并探究心灵的“深洞”。文章的内容我是赞同的，不赞成的是那题目。其实当代中国作家写短篇小说的大有人在，林斤澜就是一位短篇小说大师，堪称中国的契诃夫。
我1978年结识林斤澜以后，就尊称他为林大哥。2009年，他病重住院，我去看望他，大声呼唤：“林大哥，心武看你来了！”他睁大眼睛望着我，几秒钟后，忽然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就在我离开医院约一小时后，林大哥驾鹤仙去。他赠我的、我自己买的那些他的小说集，是我枕边的常备书。
林大哥是美男子。抗战时期，他作为流亡学生，在重庆成为舞蹈家戴爱莲的学生，攻芭蕾舞。那时他只有十七八岁，戴老师有时会带些学生参加文化界的活动，因之他得以目睹那时重庆文化界不少人士的风采。多年后他与我闲聊，有回就说到冯亦代。冯比林大10岁，那时候冯的正式身份是印刷厂副厂长，经常参与进步文化界活动。他写杂文随笔，翻译海明威的作品。
林大哥跟我形容，他所看到的冯亦代，30来岁，西装革履，鬓如刀裁，面若美玉，风流倜傥，谈笑风生。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我见到冯亦代时，他却分明是一位眼袋突起、面有褐斑的老人，不过双眼依然炯炯有神，总是笑眯眯的。
1978年，我参与《十月》的创刊，编辑部派一位女士去找林大哥约稿，去时见林大哥正坐在小板凳上，俯身在椅子上写作，“远看他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现在80后、90后可能不知赵、孙是何许人了，上世纪60年代，他们是全国电影院统一悬挂的22位大明星照片中的两位帅哥明星。林大哥一人兼具两位帅哥之美，非同小可！后来我请他到寒舍小酌，说起那位女士对他的印象，他先呵呵一笑，忽又正色对我说：“人不可自以为美，美是脆弱的！”
林大哥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候他是北京人艺的编剧。有一次，戏剧界人士在老北京饭店宴请苏联戏剧家，他坐在末席，观察到位列前席的路翎，俨然一个美男子，也是西装革履，扎着领带，其潇洒俊逸，不让当年在重庆见过的冯亦代。当时路翎微醉，举着盛葡萄美酒的玻璃杯，很销魂的模样，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两年以后，路翎就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锒铛入狱。多年后路翎刑满释放，住在胡同杂院里的一间破屋，衣衫褴褛，满脸皱纹，每天需扛大笤帚扫街。
改革开放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几步平反，路翎重返中国作家协会。在作协那栋住宅外面的街上，我见到一个两眼发直、脊背佝偻的老人。他的衣衫倒整洁，但那愣愣地朝前痴走的模样，令我惊异。后来知道，那正是路翎。那形象给予我刺激，使我想到《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及甄士隐的解析，想到了脂砚斋批语中的“少年色嫩不坚牢”。
他们在1949年以前都属于进步的文化人士，磕磕绊绊地穿越了诡谲的世道，迎来了改革开放，但就有跟我一辈的人，对他们深为鄙夷。
在冯亦代谢世前的五年，我见到他的《悔余日录》。他对自己被划为“右派”后充当“卧底”一事（就是接触下台的政治人物，向有关部门报告其思想动向）自我曝光，有人读后感到深恶痛绝，但是我觉得他能自我揭发，也就是表达了忏悔。那是被伤害者的悲剧，也是冯亦代的悲剧。我比较愿意从脆弱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这个角度，以大悲悯的情怀，来看待冯亦代晚年勇于公开自己当年日记的行为。读他的那些日记，我们可以了解，人性在苛酷的生存环境里，善恶等因素会如何激荡，那种痛苦挣扎令我们不忍自居审判者，而宁愿把他的那些文字当作一面镜子，来检视自己人性的弱点。
我们和我们的信仰时间:2014-07-06 作者:未详 点击:118次 这是我眼中的现世：所有的利益都集中在大城市，在那里，铁石心肠的野心家可以大显身手，其余的人则“路断车轮生四角”。城市在侵略乡村，乡村则在模仿城市。我们迷失在慢性自杀般的孤立之中，对我们的出生地茫然不知，切断了与过去的所有联系，被迫生活在匆匆忙忙的现实中，像尘埃一样被吹向广阔无垠的平原。故土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我们的心灵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寄托了。
然而生活仍有希望，我们仍有希望。希望来自力量——如果不感到自身充满力量，就不可能有生活；力量来自信仰——如果没有坚如金石的信仰，生活就不值得过。
这信仰翻译成一个字，就是爱。
一旦我们有爱，生活就开始有意义。一旦我们将责任赋予爱，生活就持久而丰盈。一旦我们在充满责任的爱中发现诗意，生活就再也不可能被毁掉。
所有爱情都是短暂的，爱情到最后要维系下去，只能变成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复合体，变成责任的主体和客体。责任就是为所爱者许下无需说出的大小承诺，然后一一实现。责任听起来不浪漫，但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东西之一。
不过，仅仅拥有责任还不够。如果说责任是爱的骨骼，那么诗意则是爱的血肉。海德格尔引荷尔德林的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一句非常深刻的话，触到了人类生活的本质。生活若没有诗意，可能沦为一张纸币；这诗意若没有爱，则可能走向纳粹美学。
当然，我们也承认，生活常是令人震惊的单调和雷同。但你若有勇气，就要战胜这种单调，要在单调中保护生活。诗意即是生活最大的保护伞。那么，如何让生活充满诗意？有三个好法子：重返天真、浪漫付出、共同梦想。
重返天真意味着，你要让自己的目光变得清澈，让心灵变得干净，让皮肤变得敏感，而且双脚穿上童鞋。你在人面前，再不用堆上世故的微笑，也不用戴上防尘的口罩。你们是爱人，不是需要彼此厮杀的敌人，或者相互猜忌的对手。你们应该像孩子一样，无拘无束地交谈，毫无保留地做事。
浪漫的本质是付出——出人意料的、富有想象力的以及有一定难度的付出。浪漫不一定需要大场面，尽情运用你的创造力，让生活洋溢细小的温暖，即是浪漫。浪漫没什么禁忌——也许唯一的禁忌只是自私。
共同梦想可以让诗意持久，实现梦想则会让生活达到巅峰。我们不妨设计两个梦想，一个大梦想，一个小梦想。大梦想终生未必能实现，但要持有；小梦想两三年内或可碰及，乃至实现。大小理想的具体内容，因人而异，但一定要有，这样我们才能携手驾驭灵魂的马车往高处行去。
即使穿越每一条路，人也永远不能发现灵魂的边界——它拥有的范围无限深广。生活永远是一场探索，一种实验。这种实验需要被检验。苏格拉底说得再好不过了，“未经检验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生活”。用什么来检验？用理性，也用情感，更用信仰。
让我们低声吟诵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感人至深的话，带着信仰重新走上生活之路：“第一要真诚，其次要善良，最后还要我们永不相忘。”
让我们返乡。再次爱上某个人，某件事，某个地方，就是返乡。灵魂的噪音只有在爱的故土才能得到过滤、平息。当我们爱着，我们就已经回到故乡。
做个能讲出细节的人时间:2014-07-06 作者:未详 点击:113次 北岛曾经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细节的时代。他在大学里教散文写作，让大家写写童年，发现几乎没有人会写细节，这非常可怕。意识形态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时代正在从人们生活中删除细节。一个概念出来，大家纷纷去跟风。话语中也是一样，有些人，说话只会炫耀和抱怨，却听不到任何清新动人的细节，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有些话越说越累人，越说越不想开口，有些人见了不如不见。但是，有些话，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却一直记得。
几年前，一位友人曾对我说：“我去了七次凤凰，将来老了，我还愿意穿一件红衣裳坐在沱江边喝一杯自己亲手煮的奶茶。”她说到了冬天，凤凰的人很少，她在吊脚楼上吃火锅，漫天的雪飘飘扬扬，红灯笼，热气，雾气……这样的细节，有审美的成分，我一直记得。对生活的热爱是通过细节表现出来的。现在，太多的人会说，我去了哪些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什么相机拍了什么照片……但是，他们一个细节都讲不出来，他们说的你一句也记不住，因为没有真正的热爱，只有炫耀和跟风。
我记得最让人悲伤的一个细节是三年前一位朋友讲的。那段时间，她妈妈刚去世不久，她说：“昨天，我开着车子走在深南大道上，儿子坐在车后。开着开着，我突然控制不住情绪，只得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泣不成声。儿子在身后怯怯地问，妈妈，怎么了？我静静地说，我想我妈妈了……”这个细节让我忍不住潸然泪下，友人后来对我说：“趁父母在时，好好待他们吧。”那天下班，我就回了父母家，陪他们吃了一顿漫长的晚餐，慢慢吃，慢慢聊……我还记得这样的一个细节。女主人住在一套只有70平方米的旧房子里，却打理着一个漂亮的花草露台。夏天的黄昏，她穿着一件宽松布裙，把冰镇西瓜挖空盛了凉面端出来，浇上芝麻酱，再泡一壶绿茶。她端着西瓜凉面走向露台时香风习习，伴着夏天的蝉鸣。这样有创意、漂亮的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前段时间与一位长辈聊天，他谈起自己的女儿。他说女儿上小学、中学时他从未接送过，但是上了大学后，他反而每个周末送女儿上同城的大学，这成了一件让他愉快的事。为什么？因为一路上可以聊天，什么都聊，边走边说，一两个小时的步行，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路上有风吹，有鸟叫，有甜品铺，还有青春的女儿神采飞扬的表情……类似的是在一个多人饭局上，听某位男士聊起自己刚上大学的女儿。他说暑假时，他每天最快乐的事是陪着女儿看一档电视节目，房间里开着空调，父女俩坐在地板上吃着瓜子评头论足，他觉得很满足很特别很惬意。假期结束，女儿要回上海，他第一次有一种浓浓的离别伤感，不敢去送别，而是让孩子的妈妈去送……讲这段话时，他的眼睛湿润了。这些细节我一直记得，父亲的深情，有时旁人看着，也是感动的。这个世界再怎么喧嚣、浮躁、动荡、变迁，还是有无可替代的深情和简洁纯粹的爱存在。
相信点什么。保持某种天真，做个能讲出细节的人吧。
壶碎时间:2014-07-06 作者:未详 点击:86次 这个故事忘了是谁告诉我的，酒桌闲扯，很多话原本无主。
话说，一位老先生，其名甚响，不过这故事与他的名姓无关，姑且称之为某先生。某日，某先生访友，其平生不爱钱，不好色，唯独爱书，访友为的也是访书。主人多的正是书，室内四面书柜，某先生一柜一柜看过去，忽蹬梯忽俯地，直把人家作自家，差不多忘了还有主人在。
忽然，哗啷啷一声脆响，正所谓银瓶乍破水浆迸，某先生差点从梯子上掉下来，定睛看时，碎了一地的是一把紫砂壶，想是方才抽书忘情，将书柜里摆着的一把壶拂落下去。
这时，某先生才想起主人，抬起眼，只见主人微笑：
“先生欠了我一把壶，日后要拿一瓶好酒来还。”
宾主相视一笑。主人自顾取了笤帚簸箕扫去碎片，先生自顾看书。
那一日，宾主尽欢。临去时，漫天大雪。
如此而已。
此事发生在20多年前，1991或1992年。书房主人年近40，在大学里已是教授，正的，笑傲江湖、踏花蹄香，抬眼便是千里万里的锦绣，一把壶岂足挂怀。
转眼又是数年，某日，教授闲翻杂志，见一篇文章谈的是制壶名家顾景舟。也是一时无聊，信马由缰往下看，看着看着，教授坐不住了。
忽想起，那把壶，原是有题款的，正是“顾景舟制”。
教授站起来，几步冲到书柜前，书柜在，书也在，壶自是不在了。教授想了想，拿起电话，拨通了，劈头就问：“那壶是怎么回事？”
这是越洋电话，打给他父亲的。教授的父亲也是教授，老教授正随着老太太住在美国的大儿子家。多少年后，老爷子归天，众弟子发一声喊，一拥而上，把老爷子抬成了文化泰斗，回忆文章连篇累牍，老爷子被描述得白衣胜雪，活活就是最后一位民国大师。其实，老爷子只在民国的大学上了一年学，剩下的全在新中国。退休后他将一屋子书留给了小儿子，住到美国去，主要爱好就是推个小车在社区里转悠，把邻居扔出来的沙发电视什么的搬回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先是藏于车库，渐渐竟登堂入室。大儿子力陈中美文化之差异，苦求老爹入乡随俗，由着美国人败家去，老爷子只当没听见。
话说那日，小儿子半年不来电话，夜半三更冷不丁来一次，不问苍生问鬼神，不问爹娘问茶壶，老爷子半天没醒过神来，想不起这一壶是哪一壶，最后把“紫砂”“宜兴”“顾景舟”凑到一起，老爷子才忽然想起——那是“文革”期间，去宜兴出差时，朋友送的一把壶。
放下电话，教授只觉得一颗心被人攥住了，是了，必定是了。当日打碎的原是一把顾景舟的壶。这一年，据杂志所说，这把壶值30万，而教授的工资也不过每月三四百。
教授一屁股坐到天黑，长叹一声，苦笑。又能怎样呢？难不成再找人家赔壶？罢了罢了，也是命该如此。
然后，就到了2013年，教授老了。这些年他过得不好，很不好。他成了一个愤怒的老货，恨官员、恨知识分子、恨富人、恨穷人，恨这个世界和世道，这个世界从他手里骗走了一把壶。谁能想到，一次壶碎事故竟阴险地埋伏着生活漫长无底的坍塌。他忍不住，他一直注视着紫砂壶的拍卖行情。那是迅速上涨的水，眼看着就从脚底漫过了头顶。他身处寂静的海底，星沉海底当窗见，而教授只见到高远的海面上漂着那把壶，顾景舟的壶。那把碎了的壶不断升值，他的人生在不断贬值，直到变成沉在海底的一粒沙子。
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某先生了。
父亲留下的书，他卖给了潘家园一个书贩子，拿到了一笔钱，几十万吧，还算是钱。在空荡荡的书房里看着那堆钱，他忽然想起，那些书其实还远远值不过那把壶。
“骗子！”
他喃喃骂了一句。
那日，我在宜兴，微雨中访吾友葛韬的陶庄，看各种壶。忽抬头，见墙上一帧旧照，一位老先生正在治壶。
清瘦，身着旧时工装，凝神注目于掌中壶。
心里一动，扭头看葛韬：
“这，是顾先生？”
“是啊。”
哦，这就是顾景舟。
顾先生的脸，净如秋水。看着他，心里只是无端地觉得好，好得心酸。
竟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