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范德思就像真的被言中了。他躲在家中，情绪越来越糟。几天后，他虚弱不堪，不得不住进医院。医生无法找出他痛苦的原因，后来，范德思的妻子对医生讲述了这个奇特的诅咒。医生最初十分迷茫，随后，他开始了诊治。他打电话叫来范德思的家人，站在病床前，说他和巫医谈过话了，那个巫医当时把蜥蜴卵引进了范德思的胃里，一条小蜥蜴在那里孵化出来了。这个寄居在他身体中的爬行动物，会慢慢地从内部将他吞噬。
在医生的命令下，一个护士走进来，拿着一个装有催吐剂的大针管。医生把针扎进病人的身体，病人开始呕吐。在混乱中，趁病人没有注意，医生从口袋中拿出一条蜥蜴，带着胜利的微笑说：“看，你吐出了什么？现在好了，诅咒解除了。”病人喝下一口水，陷入了深度睡眠。一周后，他出院了，完全恢复了健康。
医生的诅咒
在医学界，存在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病人在听到医生关于某种副作用的警告后，就真的会出现该种副作用，糟糕的好奇心引发糟糕的身体反应。在服药之后，病人开始受苦，说明书中列举的副作用一一出现，口干、皮疹、疲倦、视力障碍、便秘等。“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这种说法对有些病人来说就像一个可怕的诅咒。
美国人山姆·苏曼在20世纪70年代时被诊断为肝癌晚期。苏曼、他的家人和医生都认为他只能活几个月了，而他也确实在几周之后死亡。然而，尸检结果让所有医生大吃一惊：这是一个直径仅3厘米的小肿瘤，没有感染其他器官，癌细胞也没有转移。这个男人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自己即将死于癌症的想法。
心身医学（研究心理对疾病影响的科学）认为：病人对医生语言的不同理解，会使治疗要么出现可怕后果，要么出现神奇疗效。相信女人更易死于早搏的女人，死亡率比没有这种想法的女人要高三倍。对所有人来说，负面感觉都会像高血压一样，极大地增加心肌梗塞的危险。非常典型的是，病人会在心肌梗塞发生前6个月内，出现筋疲力尽或绝望的症状。医生应该更多地关注病人的精神痛苦和情绪低谷，而不仅仅是观察高血压、糖尿病和升高的胆固醇等传统的风险因素。
在一个研究中，一组病人服食同样的药物，却被告知不同的药物价格。得知药物很贵的病人中85%都称疼痛减轻了，而那些故意被告知药品价格很低的病人有61%感受到疼痛减轻。医生也可以从每天的出诊中得出这个结论。很多病人都更倾向于服用昂贵的处方镇痛药物，而不是低价的非处方药。很多病人抱怨，廉价的药物不如昂贵的药物有效，尽管它们所含的有效成分可能完全一样。所以，医生应该尽可能多花时间向病人解释，廉价的药物和昂贵的药物一样有效，而不是简单地对他们说“医保不会为其他药物付款”。
此外，很多人因为害怕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而选择不吃药，医生必须更好地对此作出解释。如今，制药公司正在履行越来越严格的药品安全义务，每一种副作用，哪怕只出现过一次，都必须列在说明书中。正因如此，再无害的药物可能带来的不良反应列出来也像一张恐怖清单，其实，这些副作用出现的概率比被雷电劈死还要小。
言语的力量
医生总是低估了他们言语的力量，所以专家建议，将来的医学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和病人对话、交流，进行角色扮演训练，医生应该真正在医患互动的细节上下功夫。那些对医生来说很好理解的医学术语，却可能让病人误解，引发他们的强烈反应，大大降低疾病治愈的可能性。
美国心脏病医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伯纳德·劳恩在著作《痊愈的遗失艺术》中叙述了年轻的他做医生助手时经历的一件事。当时的主任医师情绪很糟，匆匆探视病人后，在病床边对其他医生说，这位女病人患的是典型的TS。TS在医学术语中是三尖瓣狭窄的意思，实际上大部分都不会带来很大的身体损害，绝对不算致命的疾病。女病人聚精会神地听着。探视之后，她对劳恩说：“看来一切都结束了，TS肯定意味着晚期。”尽管劳恩马上向她解释这个缩写的含义，并告诉她不需要担心，但她的状况还是迅速恶化。她呼吸困难，肺中的液体越积越多，数小时后，她便死于肺积水。
在医院里，每天都会出现医生不加考虑说出的话语，有的可能出自好意，最后却带来致命的后果。心慌意乱的病人会细细斟酌医生说的每一个字。如果医生在给孕妇做超声波的时候嘟囔了句“婴儿的头有点大”，本来满怀希望的父母可能立马就会想到脑积水或严重的残疾。“这种药可能会起作用”或“我们试试这种药”之类的话都足以使病人陷入深深的不安。形象描述出来的专业术语（如在计算机断层扫描前说“现在我们把您切成一些薄片”）或报告好消息时采用负面的表达方式（如“肿瘤扩散的结果为负”）也会给无法很快理解其意的病人带来担忧。有些安慰也丝毫不起作用，只会引起病人不必要的不安，比如“您不需要害怕”“您感到疼就告诉我”或“现在会流一点血”。
就是那些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医生，也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尽可能全面地告知病人手术和治疗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副作用，是他们的义务，但是实际上厚厚的手术同意书和风险说明书会让病人不安，而不是让他们安心。因此专家建议，医生应该只告知病人重要且频繁出现的风险因素，而不是每一种可能出现的微乎其微的反应。少数病人很早就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不受负面思想的干扰，他们扔掉手术风险说明书，在面对长达几页的手术同意书时，他们只是问：“告诉我要在哪里签字，其他的我根本不想知道。”
买房记时间:2014-07-04 作者:未详 点击:57次 至今我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了，我的住房和购房史，可作为观照中国人住房和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缩影，也可以成为理解那句近乎玩笑的“坚持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动摇，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的生活是从住集体宿舍开始的，结婚时在北京大兴黄村的郊区租了农民两间狭窄的平房当婚房。工作5年后，我终于在大兴黄村分到一套不到60平方米的小两居，这才算有了自己的可以稍微认真布置一下的家。
虽然按分数排，我还是可以排到，但为了保险起见，太座瞒着我给单位负责分房的人送了两瓶醉流霞或是京都。总之，我算顺利地分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套房。
后来我转到北京市区工作，两口子都在城里上班，其时公交尚不发达，来回奔波，耗尽心力。我对在北京市区拥有一套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后来我和太座在寒冷的冬天，占用了大舅哥的一间平房，暂栖于崇文门附近的胡同。
因为工作关系，单位给我在附近安排了一间宿舍，是平房顶上用铁皮搭建的临时建筑，正好可以放得下两张单人床。冬天之寒冷，自不用说，楼上一敲门，全楼都听得到，更是让人苦恼。
但毕竟离单位近，偶尔，我和太座也会借此歇脚。
终于，我们等到了单位分房，我分了套小两居的旧房子，不到70平方米，地段很好。我把第一个单位分给我的在大兴的房子退还给原单位，彻底解除了与原单位的关系。
无论如何，我内心深处都很感谢那套黄村的房子，它是我在北京住过的第一套楼房，给过我许多温暖和快乐。
住在城里楼房的日子，免了来回奔波，我也算过上了当年考大学时梦寐以求的生活。
分这套房子的时候，也是公房改革开始的时候，按照有关要求，我们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了它。虽然这价格今天看来非常之低廉，但我们还是按照首付一部分，剩余的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
至此，我在北京工作已快10年了。
后来我又离开了这个单位，有了孩子，老人帮着带孩子，家里就愈显局促了。
其时我认识了一个老乡，当年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二手房公司。他一直认为房价会下跌，当然，政府也是这样说的。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当然，也跟我们没实力有关，我们一直没有考虑换套房。不过，我后来才知道，从投资和自用的角度看，我们错过了北京房地产价格的最低点。
我认识的一些人，那时借钱买了房，就靠这房，后来他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
而我听了“房地产业名家”的话，继续带着全家居住在那套小房子里，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太座的抱怨越来越多，我们也去看房了。不过，我对房价有些瞠目。比如我现在住的房子，当年看时，是期房，3700多一平方米，首付20余万。好家伙，我一个拿工资的，旧房贷刚还完，哪拿得出这笔首付来啊！我断然摇头拒绝。
后来我辞去了公职，去了一个商业性机构，工资第一次超过了我家太座，上了5位数，太座再提购房之事，其时房价已经比原来高了许多。出于对自己未来的信心，我同意再买套房。找人商量来商量去，心里盘算来盘算去，决定买套离岳父家近些、面积大一些的二手房，也可方便互相照顾。
托中介在我们认可的地方寻摸，看了许多地方后，太座看中了一套房，位置就在我们当年看过而我付不出首付的楼盘，不过，已是二手。对方开价其实不高，不过，首付还是吓住了我。我不同意，觉得一旦买了这房，生活压力太大了。
太座看我犹豫，有些不高兴。我气哼哼地走了。正在单位开会时，接到太座短信，说签了。我顿感血往上冲，从会议室出来，就跟太座发脾气：“我怎么能付得起这笔钱呢！”
太座也不高兴，说：“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就是签字，钱我自己去筹。”
结果，太座把家里所有的存款搜罗出来，又分别跟我弟弟、我同学和一个堂侄女借了些钱，把首付给付了！
搬进去后，我再也没嘀咕什么。没过几个月，北京的房价就像坐了火箭一般，噌地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从此，我在家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我去广州工作后，太座辞了工作，在家专职照看孩子。同学朋友聚会，聊起房子的事，几乎都成了我太座和她闺密们对我的批斗会，说这几年她在家带孩子，可这套房子，给你省了多少钱，又挣了多少钱！别以为你多读几本书当个总编就怎么着，要真听了你的，你还挤在东直门那间破房呢，哼哼……我只能默默无语，同时交出当家做主的权力。
2009年，因为一些特别的情况，我把原来购买的公房卖掉了，价格正好在一个波段的中间。当时也都在说房地产价格到顶了，又是那么好的位置，出租的价格都还比较便宜。
我办理卖房手续的时候，正好赶上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遏制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势头。
不幸的是，我刚把它卖掉，过了春节没多久，房子的价格又往上直蹿，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头。
我一直用当年购房的价格来安慰自己，免得自己后悔。
每年春节我们都回老家过，老家父母住的房子宽敞空旷，但冬天寒冷，夏天闷热，蚊虫多。虽然改造也费了些心思，但在北京生活惯了的太座和丫头还是不习惯。住宾馆，我又不同意。太座与我商议在老家买套房，但我顾虑父母的感受，不同意。
一两年间，故乡的房价又上了个台阶。今年春节回家，母亲也建议我们，如果条件允许，就在湖塘买套房吧。
春节几顿饭的时间，太座和她的朋友们叽叽喳喳一碰，就委托她的朋友帮我们物色一套小户型二手房。
春节回京没几天，故乡的朋友便给太座打电话，约她回去看房。太座看后很满意，不过价格也比当初高了不少。几个人商量之后，很快决定，把定金付了，并在电话里催我，尽快回老家敲定签字。
我们踏上返乡旅程的周日，正好“国五条”颁布，要对二手房交易的差价收20%的契税！网上一片骂声。
到故乡，故乡的朋友告诉我们，幸好赶得早，要是工作日回去办，肯定办不完手续了，上班办手续的人一定是人满为患！
故乡熟悉税务的朋友也给我们算了笔账，若此举施行，契税将是原来的8倍！
办手续的时候，果然是人满为患，故乡的朋友带着我们来回奔波，终于在工作日完成了全部手续。
在朋友家吃饭的时候，朋友再次跟我开玩笑说：“朱总，以后你就专心做你的杂志、写你的文章，你们家里的事还是听大姐的吧，你看她多雷厉风行，多英明啊。”
我哑口无言。其实，家里大事的决定权，我早已交出了。
要是一直听我的，我都很难想象我们今天生活的状态。
连续看走了几次眼，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决定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