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薇薇安·于在美国拿到了传媒硕士的学位，两年时间里，她的父母为此花了15万美元。她在美国和中国的好几个地方投了简历，但都没成功。“我最终靠家里的关系，在一个美籍华人开的公司得到了实习机会，但总是感到不舒服。”她说，“我想放弃，但不相信自己还能找到另一份工作。”
北京男孩杰瑞·杨在英国拿到硕士学位后，又在美国继续攻读了MBA，但目前的月收入只有1800美元左右。“在美国时，我并没有泡图书馆，而是在研究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我用父母的钱在曼哈顿买了一套小公寓，现在我靠这份租金生活。”他说，“我后悔没有省下留学的钱，多投资几处房产，因为学位没法帮助我找到如此高回报的工作。”
求职网站“前程无忧”的首席人力资源专家珍妮弗·冯说，持有海外或本地的大学学位，找工作的起点和薪水“没有很大区别”。海归一定能拿到高薪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如今的留学生，有很大一部分只能算是平均水平的中国学生，甚至有些是未能进入中国大学、低于平均水平的学生。同样，他们上的外国大学也可能并不是一流的。
在海外学习英语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招聘人员表示，从本地接受英语教育的毕业生中，完全可以找到满足要求的员工。
作为中国第二大富豪宗庆后唯一的女儿和继承人，娃哈哈集团的“公主”宗馥莉曾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但《金融时报》称，宗庆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30多岁的女儿“既不了解中国企业的现状，也不了解国际形势”。
有钱没钱，都要送子女出国留学
自上了外国语高中以来，去美国留学，便是埃琳娜·高一直以来的愿望。但直到在国内取得硕士学位，这个27岁的河南女孩才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心仪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美国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埃琳娜迟迟未能踏出国门的最大障碍。虽然她家境尚可，但她并不希望父母为自己付出太多，拿到较高的奖学金是她出国留学的前提。
对于25岁的高薇（音）而言，上墨尔本大学本不是她的第一选择，但她没能考入中国的顶尖大学。4年下来，她在墨尔本的生活开销达到100万元人民币，但对于她在南京经商的父母而言，这点钱“没什么大不了”。“那不是我的钱，所以我对所谓的投资回报没什么概念，但我有4年的美好回忆。”她告诉《金融时报》的记者。
在中国，埃琳娜和高薇的选择并不鲜见。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壮大，无论有钱没钱，中国父母都越来越希望送子女出国留学。
据美国《国际商业时报》报道，中国90%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富人计划将孩子送到国外，而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父母中，有85%愿意送孩子出国接受教育。2013年年底，在世界各地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为45万；到2014年，送孩子出国留学的中国家庭将达到50万个。
《金融时报》称，过去10年里，中国留学生数量增加了3倍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来自中下层家庭的留学生数量增长尤为明显。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称，2009年年底，出身自中下层家庭的留学生仅占总数的2%，但到2010年年底，这一比例已上升至34%。
美国的高等教育是中国父母的首选，英国和澳大利亚紧随其后。中国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无法培养批判性思维”的中国教育，则因“过于死板机械和过分强调死记硬背”而备受责难。
希望“创收”的外国大学，也越来越依赖来自中国学生的费用。美国教育情报中心发布报告称，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已成为最大的教育资本来源，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左右的父母，希望花三四年的收入，为孩子“买”来外国大学的学位。近40%的中国家庭相信，花20%～50%的积蓄让孩子出国留学是值得的。
留学海外仍是不错的选择
为了供26岁的顾慧妮（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父母花了50万元。“我去美国的费用高得就像每天都住在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里。”这个年轻的女孩用流利的英语告诉《金融时报》的记者。毕业后，顾慧妮加入了一家教育咨询公司，希望“帮助别的家庭避免类似的错误”。
28岁的桑德拉·尤知道自己的家庭无法负担她在国外上本科的费用，因此她在中国上大学，然后花一年时间去约克大学读公共经济学硕士学位。那一年她花了26万元，而她在中国股票公司就职的起薪是22万元。
埃琳娜暂时不用发愁找工作的事，她离博士毕业还有四五年时间，更何况，父母早已在她就读的明尼苏达州买下了一栋房子，她希望能留在那个国家。“独门独院的两层大房子，只花了100多万元人民币，而且是完全属于个人的产权。在北京，这样的价格简直难以想象。”与许多送孩子留学海外的中国家庭一样，钱不是埃琳娜家最大的问题，但作为独生子女，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父母养老的问题。“如果将来父母不愿意来美国，也许我会选择回国。”说到这里，她有些困惑。
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之一的夏颖琦（音）现在在北京的政府部门工作，负责引进高素质海归人才。“留学不仅仅与工资和工作有关。生活在国外，整个国家都是你的大学。”他告诉《金融时报》的记者，“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中国人的旅游观时间:2014-07-04 作者:未详 点击:64次 在中国，竹子上刻字、岩洞里题字、城墙上留字，自是文人雅士的习惯。古代文人写诗，题目常常爱写成“题×××壁”“题×××庙”：“不识庐山真面目”是苏东坡刻在庐山西林壁上的，“两山排闼送青来”是王安石刻在朋友湖阴先生房子的墙壁上的。幸亏水上不能写字，不然估计“疑是银河落九天”就被李白写到瀑布上去了。在国人耳熟能详的《西游记》里，孙悟空在佛祖的中指上写道“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还在拇指上撒泡尿，成为坏样板，为中国孩子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启蒙课。
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的原因在于对婴儿排泄习惯的训练太过随便。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一般让孩子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受这种教育长大的人，当众擤鼻涕、挖鼻屎、搓身上的汗垢，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子上，把公共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对身体的多余动作不去控制等，就都不奇怪了。
“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共场所动辄毫无节制地将怒气和敌意发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侮辱别人的冲动。”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如此写道。
现在，华人舞蹈队在纽约十分活跃，凡是华人社区的大众性活动或大型活动，中老年舞蹈队的身影都会出现，为中外民众送去腰鼓表演、传统舞蹈。平日里他们就在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里排练，但因前去该公园锻炼或跳舞健身的华裔民众越来越多，且华人大多喜爱在音乐的伴奏下大跳集体舞或交际舞，所以总是引来不堪这些音乐与噪声骚扰的公园周围居民的抗议与抱怨。结果是，有警员前来将带头者铐起来并开出传票，被诉者不得不出庭应诉。
可以说，“占领公共空间”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抗议的力量，但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日常习惯的一种而已。
学者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是其中一种表现。此外还有碰撞别人后毫无反应，更不会致歉；在车上哄抢座位，拒绝给老人和孕妇让座；随地吐痰和小便，吃饭时大声咀嚼。
但这些在中国几乎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在大多数国人看来，并不觉得不妥。每年杭州西湖都有许多游人会把脚伸进湖中，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认为：“这从侧面说明了西湖水质好，大家愿意亲近，我们挺欣慰的。”支持此行为的一些人认为，动辄责怪“国人素质低下”缘于自卑。没必要一遇到事情，就拿国民素质低来说事儿。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一场自上而下的生活习惯改良运动渐次在中国大地展开。与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81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甚至1934年至1949年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新生活运动”相比，以往都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运动，而这一次则是因为国际交往而起，它可以与提升现今中国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地位相提并论。
至于谁在抹黑中国游客，涉及对文化的尊重与了解，游客的品位、消费习惯，以及民族情感的好恶，实在过于复杂。从笔者采访得到的数据而言，中国年轻一代的情况优于前辈，因为受过良好教育，出生在殷实地区的人居多。
类似的例子可以从邻邦的日本人身上看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现代警察之父”川路利良曾被派去法国考察，他在坐火车的时候出恭，按照日本国内当时的习惯，他用报纸包着大便丢出了窗外，结果砸中一人，大出洋相。可时过境迁，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的深化，日本人成为各旅游国家最受欢迎的游客。
即便如此，日本人依然在反省，他们认为，他们在国外过度亲切，那些习惯性带着的、却没有眼神交流的微笑，总会招来欧美人的反感。
从样板间看中国梦时间:2014-07-04 作者:未详 点击:127次 跟美国梦一样，中国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什么比一个旨在引诱中国新兴白领阶层一掷千金的样板间更能体现中国梦呢？
为此《金融时报》记者来到深圳郊区的一个楼盘，以下是我了解的5件事：
一、中国梦很贵。我们看的房子针对的是月收入3万至4万元人民币的人群。这个收入水平在英国都超过平均值，更别提在中国了。
二、中国筑梦者喜欢旅游。最大的一间样板间的装饰公告板上贴满从巴黎寄来的明信片。巴黎是喜欢囤奢侈品的中国有钱人向往的地方。另一个样板间的架子上都是旅游书、潜水设备、老式相机等。
三、中国筑梦者喜欢洋品牌。房间里充斥着意大利牛奶咖啡、澳大利亚啤酒、法国红酒、日本电视机、苹果电脑等。空调和厨具则是国货。
四、中国筑梦者没觉得被计划生育限制。小区最大的户型有4个卧室，一间父母住，一间儿子住，另一间给女儿住，还有一间当客房。餐桌也是为两个孩子布置的。
五、中国梦可能很拥挤。这个楼盘本计划建造宽敞的别墅，以标榜美式生活。重新思考后敲定的方案是可容纳5000户的小区，更接近港式生活。
看邻人火烧时间:2014-07-04 作者:未详 点击:204次 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说金圣叹有《不亦快哉》三十三则，其中之一是隔江看邻人火烧。这种完全不符合社会道德的思维方式让一众学生目瞪口呆。看日本在大发展时代的种种纠结，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金先生这个古怪的爱好。
看邻人火烧，不仅仅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怪癖，也许，它还能让我们因此而深思。
那天是星期一，我坐北京地铁五号线，周围挤得水泄不通，完全可以把人挤成贴饼子。一位以曲线形式存在于车厢的老兄破口大骂线路的设计师，说肯定是吃了回扣，才会设计出这种挤死人的车。他身旁同样以曲线形式存在的朋友随声附和，对啊，外国哪有这样的地铁……我被挤得动弹不得，但也忍不住笑了。
因为想起了一幅照片。一个女子从窗口纵身一跃而下，大裙子飞旋如同喇叭花，背后是挤成贴饼子状的男士们暧昧的笑容。这张照片刊登在日本历史照片集《一亿人的昭和史》上。它描述的是战后东京大都市化时期，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和女性进入社会工作，东京地铁乘用人员达到了设计运力标准的5倍。在这种难以形容的拥挤之下，经常有女白领到站时无力挤到车门，只好如照片上那样跳窗而出。
这一幕已经被作为一个难忘的镜头刻入了日本人的记忆之中。
这样的场景看似无奈、可笑，却又有些令人感慨。社会大发展时代，人在不断主动或被动地寻找着自己可以承受的极限。
在现代空战中，战机只有3倍音速，很难逃脱导弹的追击，为什么战机不能飞出导弹的6倍音速呢？答案：战机以那样的速度在大气中飞行，飞行员会无法承受。社会的高速发展正如一场空战。当社会的各种结构在高速发展的压力下“吱嘎”作响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其实，此时最难以承受的，正是人类自身。
日本曾经用30年时间实现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和今天中国在做的事情很相似。奇迹背后，日本社会同样经历了激烈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副产品，便是各种超越道德底线的犯罪和极端行为。
1955年，日本爆发了森永毒奶粉事件。利欲熏心的厂商使用含有剧毒成分的添加剂，造成100余名幼儿死亡、1万多人中毒。
1956年，水俣病事件爆发。无良企业无序排放污染物，造成当地大批人员中毒。与此案相关的诉讼，至今仍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