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时候时间:2014-02-14 作者:未详 点击:460次 “你什么时候最美？”我问陈冲。
她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说道：“可能是那么一个时刻，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回家去看妈妈。我拉着吊杆，心里有点急切。不经意间在车窗里看到自己的脸。那时候，觉得自己原来还是挺好看的。”
我想，那一眼，陈冲看到的是自己的本色，一种没有修饰却让一切都有可能的本色。
同样的问题，每一位上我节目的女嘉宾都有不一样的回答。有人说是第一次穿上妈妈缝制的礼服，有人说是第一次听到腹中胎儿的心跳，还有人说是男友第一次深情地注视自己……
但是，你知道吗？妈妈缝制的礼服往往不是最时尚的，孕妇往往连妆都不化，男友第一次深情注视时，我们往往还在咀嚼刚进嘴的煎饼果子……
原来，我们最美的时刻，与平日里费尽心机掏尽钱包所做的种种“美”的努力并没有直接关系。让我来尝试着解释一下——美丽的极致是忘却自己的那一刻。这时的你不仅是最自然的，因为你不必取悦任何人；你也是最独特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你相比。这是只属于你的内心体验，是摆脱了任何高矮胖瘦的尺度发自生命本源的炫目光环。
总会与一个特别的时刻邂逅时间:2014-02-14 作者:未详 点击:379次 在街边小面摊吃面。
刚坐下，一个蓬头垢面的傻女人冲了过来。她朝着我身边一个人吃剩下的半碗面发出“呜呜”的怪叫声，意思是要吃掉它。很快，周边的人呼啦一下跑掉不少。接着，再远一点的人也跑开了。整个面摊就只剩下我以及抢面吃的女人。
人们吃惊地看着这个疯女人，也吃惊地看着我。他们的脸上，眼神里，满满的，是这样一句话：“咦，怎么这个人没有跑掉？”
我安静地吃着我的面。
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总该有一个人不跑掉吧。
他没有见过爸爸。一直没有。也因此，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爸爸”这个称谓。直到后来，学校要召开家长会，直到同学们欺负他。
他跟母亲要爸爸。开始，母亲还搪塞。等他再大的时候，母亲不解释了，只是掉眼泪。他不需要眼泪，他要爸爸。为此，他恨母亲，非常恨非常恨。
他渐渐长大了。看着母亲一天到晚含辛茹苦，他体会着一个词——相依为命。
有一天，终于有一天，母亲要为他讲爸爸的故事。他一把捂住母亲的嘴，说：“妈妈，不要说，不要说，你真的不要说。”
妈妈，这个世界，我什么都不需要，有你在，已经足够了。
学生在诵读古诗词。教室里，一片琅琅的读书声。
老师笑笑说：“这些诗词你们不懂。”学生讶然。这些诗词明明是老师讲过的，怎么又说我们不懂。
老师苦笑一下，说：“好多事情，譬如爱恨情仇，譬如家国情怀，若非经过，是不会真懂的，孩子们，你们只是明白了，而非懂得了。”
老师这是怎么啦？学生们个个面面相觑。
老师跟学生说这些话的那天早上，刚刚听过罗大佑的那首歌《滚滚红尘》。其实，这首歌，在上大学的时候，他曾经无数次听过唱过。那时候，只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然而，那天早上，当他听到“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这句时，突然间，潸然泪下。
那是个特别的早上。
也许，老师的想法是，多少年之后，每个人，每个人生，总会与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邂逅吧。
每天清晨，男人都会载着女人到公园里，用最简单的三轮车。
看见的人都感叹说：“瞧，多么纨绔的子弟，现在真的本分多了。”是的，他曾经很混账地活了好多年，与父母反目，与朋友生隙，爱过好多人，也抛弃过很多人。
女人说，她是当年最爱他的一个。但男人不承认。男人说：“当年爱过我的女孩都这么说。”后来他得了一场怪病，家道中落，好多人离开了他，包括曾经说很爱很爱他的那些女孩。
只有这个女人例外，她一直跟着他。
有人说，男人最后，一定真的爱上了这个女人。是不是呢，不好说。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男人学会了珍惜。
回家的路时间:2014-02-15 作者:未详 点击:204次 娶一朵云回家
●朱成玉
要过年了，几个和我一样出来打工的同事大包小包地往家里邮东西，那架势似乎是想把整个城市都邮回老家去。
由于刚刚买了房子，手头很紧，就不想回老家过年了，我充满歉意地打电话对老妈说：老妈，您儿子现在两手空空，什么都不能给你带回去了。抬头就看到了云朵，便自嘲道：就剩下一朵干巴巴的云彩了，你要吗？没想到老妈更幽默：要啊，儿子，你把她给俺娶回来吧。
娶一朵云回家，多好的创意啊，我为母亲的这句话深深感动。在外闯荡了多年，人人都想衣锦还乡，我们生在一个奔跑的年代，注定要忽略一些温馨的细节。其实，一辈子，拥有一朵云，已经足够了。
夜里，我给老妈的电话留了言：妈，我三十那天回去。
我还偷偷地给母亲带去了惊喜：女朋友答应跟我一起回去，她说她要做那朵被我娶回家的云。
梦里，修一条回家的路
●李丹崖
年是一根线，一头牵着男人的心，一头牵着乡下的母亲。除夕下午，男人一边想着母亲包的饺子的香味，一边带着妻小走进了车站。汽车快启动的时候，男人的手机却响了，是院长打来的，说有一个患脑瘤的小伙子，急需手术。
男人想都没想，就让妻子带着儿子先走了。
病房里，经过5个小时的忙碌，手术很成功，小伙子被男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已是晚上8点了，男人洗了手，正欲上街吃口热饭，这时候，一位满眼热泪的妇人叫住了他。
王医生，您救了我儿子的命，我们娘俩都是打工的，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我包了饺子，您吃一碗吧！
男人一边道谢，一边接过那碗冒着热气的饺子，夹起一个，刚刚放在嘴里，电话就响了，是母亲。母亲告诉他，媳妇和孙子平安到家，唯一遗憾的是，他没吃上饺子。
男人在电话里笑呵呵地安慰母亲说，吃上了，吃上了，和娘包的饺子一个味！
这天晚上，男人在病房里打了个盹儿，在这个短暂的梦里，男人坐上一班动车，回到了农村老家……
大陆的一块银元
●向明
几十年没有回大陆，千里跋涉回去的时候，已经认不出那块地方，百年老屋如今只剩一口老井。看上去比我还老的幼弟，搭了一座草屋勉强度日。
从各地赶来相聚的弟弟妹妹们吃过团圆饭之后，幼弟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摸出一个小布包，说这是妈妈临终前留给我的东西。他呜咽地哭了起来，却又像完成一件大事似的显出自在轻松。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块已经生了绿锈的银元，和一张发黄的小纸片，上面歪歪斜斜地留着母亲的字迹：
仲儿：这是你在九岁时连说梦话也在吵着要的一块钱，妈妈一直替你留着，也算是我们董家留给你的唯一的一点家业。
母字
看完字条，搓摸着冰冷的金属块，我不知所措地愣在那儿。这是怎样的一种罪孽呢？童年时一个不经意的小小心愿，竟劳母亲如此一生沉重地记挂着，眼看时间不容许她亲自偿我夙愿时，她该是多么不舍地瞑目的？
九岁那年的一块钱无法从庞杂的记忆中翻找出原因了，我问围在灯下的弟妹，他们也都一脸的茫然，说母亲从未提起。在抵御外侮的那些艰苦日子里，一块钱却成了母亲沉重的负担。
远方传来了稀疏的爆竹声，猛然我想起了什么似的对弟弟说：“过完年，我们找人来盖新房子，妈妈的意思是要我们家‘一元复始’呢。”我挥动着手中的银元，弟妹们哭笑声比远方的爆竹声更响。
在小地方做大事情时间:2014-02-15 作者:未详 点击:193次 要毕业了，你在网上发帖：“留在北京还是去二线城市？纠结中。”“北京”切换成“上海”“深圳”“广州”也同样成立。这是时代给我们的不大不小不轻不重的命题。
回答千千万，让我们看几个经典的。
留京派：“北方人只适合北方，北方过得去的城市只有北京。”
“文化氛围好，亚洲第一的图书馆就在这里，随时可以附庸风雅。”
“公园多，适合父母养老。”
反对留京的则说：“风沙太大，买辆车还得限行。”
“想多活几年就去二线，为了下一代你就留北京。”
我的回答是，别人说喜欢不喜欢仅供参考，关键看你是否开心，是否明白什么是心所依归。
“在北京你可以实现梦想”的故事，已经听得太多了。不管是主持人、画家、英语教学专家、企业主，甚至“杰出青年”，励志书总结出相似的路径：出身贫苦，最好是手持放羊鞭长大，来到北京打拼，住地下室，吃方便面，历九九八十一难，然后笑傲都市之巅。
不过，这样的成功版本，调转过来，是否也行得通呢？如果我们一开始选择的不是这浩渺的所在，不是一千只一万只手臂争相举起简历，高喊：“我的，我的！”不是这硕大无朋的六环路———以天安门为中心，北京城被摊成一张大烙饼，你只是大饼上不起眼儿的小芝麻。
我的高中同学牛旦旦，走的便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成功路。他当年算失败者，去了一家很普通的高校，后来发愤图强考到华中理工大学读研究生。
硕士读完，读博，给命运翻牌的机会来了。选择有二：一。继续留在华工；二。去中科院读博。
后者，听起来有点让人神往，他悠悠地想着，至少以后可以这样跟后代吹牛：“老子还不是混到北京来了！”但且慢，他的思路及时刹住了车：那儿，适合我吗？我喜欢吗？
北京的宿舍让他却了步，俩人一间呢；那房价让他却了步，6000多呢，得穷其一生才能买到；环境让他却了步，出门是乱糟糟的大马路，那时候真的还跑马呢。
相形之下，地方高校的生活才是小知识分子该有的生活呀！一个人住一个大房间，敞亮通透；晚饭后溜达一会儿，便可看见绰约的东湖；房价也不贵，彼时才3000多；再加上导师器重，女朋友恩爱……
他选择留下来。
“燕雀之志”，没出息。你会“哼”一声吧。但他清楚，那浩荡的都市，不适合自己。自己的心性、兴趣和能力，与中等城市、中等工作环境相得益彰。
10年后，轮到我们羡慕他了：130平方米的房子，小高层，老婆有一个专门的房间练瑜伽，女儿则有儿童房放跳跳虎。有“鸿鹄之志”的心高气傲的才子们在首都正拼得死去活来，而37岁的他已被评为副教授了，负责一个重大的攻关项目，据说也是国家级重点工程。
老观念总教导年轻人迎难而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练就“万人敌”的本领。怎不说世界上别有曲径通幽处，人所罕至的地方，有为我量身打造的人生。
又想起采访过的一个浙江的企业家。他做过木匠师傅，养过长毛兔，种过桑树苗，经历过工厂失火的打击。理想十分远大，却只选择于“小处”做事。不去上海、苏州、杭州这些毗邻的大地方，只待在自己的家乡诸暨。
他做的是“小”生意，为电视机、电风扇、节能灯这样的小家电提供电容器。一个电容器的大小，以毫米为单位，利润以零点几分钱来计算。但这样的“小”生意，他做出了大名堂，年生产能力达6亿只以上，年营业额千万元以上，企业员工200多，不乏残疾人。
大时代需要大建筑、大制作、大剧场、大诗篇，也需要“尚小”的观念。小，意味着脚踏实地，意味着力所能及，意味着不虚荣不盲从，从心而行，从一而终。大，没什么错，但在“巍峨”“高大”“壮观”面前迷失、慌乱，搞不清楚状况、弄不清自己的斤两，就是你的错了。
去“小地方”，做“小人物”，成大事业，在当下不失为一种聪慧的人生。
庄子的坏笑时间:2014-02-14 作者:未详 点击:186次 庄子是一个有名的战国愤青，他常常一脸坏笑地看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对孔子，笑得最厉害。
孔子周游列国时，遭遇过最困窘的事就是“厄于陈蔡”。这是事实，蔡国人兴兵围绕，一连7日。孔子粮食罄尽，从者饿病者极多。忧悲困苦，邻乎死地。
于是，庄子就在他的故事里，安排了一个叫太公任的高人去安慰并指点孔子。
太公任语重心长地问：“你差点死了吧？”
孔子说：“是的。”
太公任又问：“你怕死吧？”
孔子说：“是的。”
于是，太公任就给他讲了一个意怠鸟的故事。东海有一只鸟，名叫意怠。它行动呆笨迟缓。好像很无能，得让同伴领着飞，挤在同伴中休憩。大家不排斥它，外人也伤不着它。居然活得比别的鸟都好。
太公任怕孔子还听不明白，继续引导说：“直木先伐，甘井先枯，你一定是扮着聪明相，又洁身自好，衬出了他人的污浊，才不能免祸。”
孔子顿时大彻大悟，从此“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穿兽皮粗衣。吃椽栗野果，完全融入了大自然。
其实，庄子的坏笑跟孔子本人无关，只因他骨手里的愤世嫉俗，实在看不惯人们矫情地拿圣人那一套说事儿，借名人效应，抓了个典型。
事实上，庄子本人非常尊重孔子。在故事、里，庄子就亲自出马，去见孔子时代的鲁哀公。
鲁哀公对他说：“鲁国有很多儒士，却很少有人学先生的道术。”
庄子不屑地说：“鲁国也没几个儒士！”
鲁哀公反问：“全鲁国都穿儒士服装，怎么能说儒士少呢？”
庄子自信地说：“儒士戴圆帽是表示懂得天文。穿方鞋表示懂得地理，腰佩玉珏表示遇事能当机立断。但是穿这种衣服的未必能做到这些，您若不信，可以向全国发个号令：穿此服而无此能者，死罪！”
发出号令5天后，没人敢那样穿了。只有一个男人，穿着儒服来到鲁哀公门前。召他来询问国事，千变万化而应对无穷。庄子说：“全鲁国只有一个儒士罢了。”我想。这个男人只能是孔子。
也许庄子经常坏笑，但我可以作证，他的确是个不坏的人。
消费时代的失败者时间:2014-02-14 作者:未详 点击:230次 无意中听一位女孩跟另一位女孩说：“坐公交车去上班，能会是成功人士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以前的人不是这样认为呢？
蒋经国回忆：曾有人送给老师是稚晖一辆人力车，那时候，人力车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凯美瑞吧，吴当即令蒋经国拿来锯子。将车子的两根拉杠锯掉。然后哈哈大笑，把这辆没有拉杠的车身抬到书房里。他懒洋洋地坐了上去。说：“我现在有一张沙发椅了！”接着他又说：“一个人有两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奇士”韩衍，生活清贫，有时穷得靠典当衣物度日。高语罕回忆说：“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瓮中只余糙米3升。”韩衍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戏称为：“讲地狱学，作天台游。”有一年春节，他在绿云楼贴出“盘古第二，乞丐无双”的对联。
为什么以前的人可以生活得这么潇洒呢？无他，价值理念决定的，在传统的社会里，无钱无势的人不一定是失败的人，宗教、宗族、行会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意义感、存在感的天地。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革命者、手艺人、庄稼人、猎人，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地度过有尊严有成功感的一生。
以前的人，可以有很多种比较方式，比如说我不跟你比钱，我画画比你好。我比你有文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评判标准变了，变得单一，变得面目全非。现在全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财富。教授们比讲课费多少。画家们比卖一幅画多少，手艺人们比制作一个工艺品卖多少钱。如今所有的价值全部都要折现。如果按现在的标准，很多大师级的人物都活得很失败。
比如傅斯年。晚年的傅斯年出掌台湾大学。因家贫买不起好烟丝。他是把劣质烟拆开，把烟丝放到烟斗里抽，过过瘾。同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的妻子有一回还不得已借钱买米。傅斯年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要知道，傅夫人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胞兄俞大维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
比如启功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启功，每月只有30元的生活费，居无定所，先是借住在杨姓姨母家，一住就是3年。时间最长的是借住在内弟家，竟达20年之久。内弟家在小乘巷，借住的是“寓舍两间，各方一丈”。一丈十尺，三尺一米，“各方一丈”。不过18平方米多一点。他在《卓锥》诗中描写道：“片瓦遮天栽薜荔，方床容膝卧僬侥。”“僬侥”是古书上的小人国。1976年启功为3年前作的《鹧鸪天》加了一个补注，透露出：“老妻已多年未有完整衣裘，次年始制一外衣，又一年遂逝。只此一裘，即为附身之物，痛哉。”
罗韬兄在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人时说：“怀念从前的学者，他们都不甘于当时，而别具幽忧之怀。在政治专制的时代。容易产生这种气象，亦能产生大著。倒是市场专制的时代，学者‘不甘于当时’的气象少了，他们做‘市场专制’之下的顺民而甘之。近年畅销书繁荣而杰作寥寥，学者的气象与底蕴，也有所不及。”在单一的评判标准下，在价值理念迷失的当下，学者哪来的大气？他们自己也迷失了。
至于普通的我们，更是悲哀，绝大部分人会被划归到失败者的行列中。我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人的失败，而是这种文明形态，这种价值理念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失败的，从而丧失尊严、丧失在这种形态的文明中发出声音的底气。
最平凡的港大院士时间:2014-02-14 作者:未详 点击:122次 她没有上过大学。也不知道什么是“院士”。她一生只学会写5个字。却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院士”。她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44年如一日地为学生做饭、扫地。在颁奖台上，这位82岁的普通老太太被称作“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是“香港大学之宝”——
袁苏妹从没想过，在自己漫长的生命中，也有可能站在舞台中心。2009年9月22日当香港大学向她颁发荣誉院士那一刻，这个82岁的老太太，“看起来神气极了”。
她被安排压轴出场。这一天与她同台领奖的，有汇丰银行曾经的行政总裁柯清辉、香港富豪李兆基的长子李家杰，以及曾获铜紫荆星章的资深大律师郭庆伟。
这场历年完全以英语进行的典礼，此刻因她破天荒地使用了中文。香港大学学生事务长周伟立先用英语宣读了写给这位老人的赞辞，接着又以广东话再次致辞。直到此时。从未受过教育的袁苏妹才听懂，颁发院士的荣誉，是为了表彰她“对高等教育界做出独特的贡献。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
有人开始称她为“我们的院士”，但她显然更喜欢另外一个称呼——“三嫂”。因为丈夫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三嫂这个称谓被港大人称呼了半个多世纪。
“三嫂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很多宿舍旧生都会满怀深情地说出这句话。当然，就像描述自己母亲时总会出现的那种情况，这些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旧生，能回忆起的无非都是些琐碎的小事。
今年70岁的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副行政主席梁乃鹏还记得当年考试前“半夜刨书”。三嫂会给他煲一罐莲子鸡汤补脑。已经毕业15年的律师陈向荣则想起，期末考试前夕高烧不退，三嫂用几个小时煎了一碗凉茶给他，“茶到病除”。
时常有学生专门跑到饭堂找她聊天。男孩子总会向她倾诉自己的苦闷，诸如不知道如何讨女友欢心之类。女孩子也会找到三嫂，抱怨男孩子“只顾读书。对她不够好”。多数时候，三嫂只是耐心地听完故事，说一些再朴素不过的道理，“珍惜眼前人”，或是请他们喝瓶可乐，“将不开心的事忘掉”等等。每年毕业时分，都会有很多穿着学士袍的学生特意跑来与她合影留念。
就连大学堂球队的比赛结果，三嫂也常常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输赢都好，”她乐呵呵地说。迎接球队的总是她最拿手的菜远牛河或马豆糕。
那些大学时独特的味道，成为旧生每年聚会时永恒的话题。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人像个孩子一样夸耀三嫂的手艺：“你知道吗，大西米红豆沙里面的西米直径足有1厘米。好大一颗！”
很少有人知道，为了将这些“大西米”煮软，三嫂要在灶台前站上两个多小时。为了让红豆沙达到完美，她只在其中放新鲜的椰汁。而蒸马豆糕时，为了让它“有嚼劲”，她必须用慢火煲1小时，“不停地用汤勺搅拌”。
然而自从20世纪70年代安装心脏起搏器以来，三嫂再也无法继续在厨房工作了，这位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从此转做清洁工。男生们历来喜欢在饭堂开派对，每每狂欢到凌晨两三点，尽管这早就过了三嫂的下班时间，但她总是等到派对结束，再独自进去清理地板上的啤酒、零食和污渍。那个在凌晨的饭堂里独自拖地的驼背老人背影，让许多学生总“不敢忘记”。
直到今天，小女儿卫锦璧还记得妈妈“见学生比见家人的时间还多”。尽管竭尽全力工作，三嫂一家当时的生活仍然十分拮据。她因不舍得花钱坐巴士，有时竟会提着40只鸡从街市一路走回山上的大学堂。
虽然父母都在食堂工作，但卫锦璧兄妹自小很少沾光。有时，三嫂会带回家一包切三明治剩下的面包皮，全家人的晚饭就是用热糖水泡面包皮。偶尔，猪油拌白米饭也能当一顿晚餐。
不过，这些记忆却在老人头脑里慢慢开始模糊。经常，她能记起自己29岁那年进入大学堂工作的情景，却怎么也说不清自己哪一年退休。
眼下，她最害怕自己患上老年痴呆症，担心不能像现在一样，“记得每一个宿舍旧生的名字”。直到今天，每次受邀参加旧生聚会，就算有人已经移民十几年刚刚回港，她也能一下叫出那人的名字。
“这个是大律师。这个是做生意的，这个是眼科医生。”翻开相簿，她就像介绍自己的孩子一样介绍这些学生。
有男生甚至称，三嫂至今还记得他们大学时历任女友的名字。
这些有关三嫂种种琐碎的“好”，事隔若干年仍然潜伏在旧生们的记忆中。三嫂却说不清自己究竟“好在哪里”。在她看来，“拎出个心来对人”，人生其实就这么简单。在宿舍工作时，她自己的大儿子正在美国读天文学专业，她只是用“母亲的心”去照顾这群同样在外读书的孩子。
如今她早已经退休了，但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大学堂。
每年，她会回来制作“宿舍之血”。这种由生抽、老抽、番茄酱、豉汁、胡椒粉、辣椒酱制成的“饮料”，除了三嫂，“没有人调得出那么正宗的味道”。
大学堂的传统节目“拜齐天大圣”，也仍是由她来负责准备香火。
每遇迎新会或开放日，她总要在自家狭小的厨房，制作学生们最喜欢的马豆糕和大西米红豆沙，再由学生们带回去。
这位从没摸过教材的老人，压根儿不曾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学堂“迎新教材”的一部分。在名为“宿舍历史”的课程中，每年新生都要学习宿舍之歌：“大学堂有三宝，旋转铜梯、四不像雕塑和三嫂。”
更特别的荣誉出现在，2009年6月。一天，三嫂突然收到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寄给她的信，邀请其“接纳香港大学之名誉大学院士衔”。她事前毫不知情，此前，旧生会多次向学校提议给她颁发荣誉院士衔。直至2009年1月，周兆平副校长亲自作出提名。而在此之前，只有“社会名流”才有可能进入这份提名名单。
“我相信三嫂是没有争议的。”这位提名者说。事实证明，三嫂的提名“全票通过”。
3个月后，“不知道院士是什么”的袁苏妹前去参加典礼，坐在面对600多人的台上，她一直试图记住前面的人“走哪条路、何时戴帽、怎样行礼”，生怕“忘记了整个程序”。
她坦承，直到走上台前，“袍子里面的腿一直在抖”。直到听到周伟立提到她曾经因为逃难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时，她感到一阵“辛酸”，最后“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副校监的颁授。
当时，观众中20多名“头发都白了”的旧生，兴奋地跳起来鼓掌喝彩，典礼负责人甚至不得不让工作人员走过去，请这些政商两界的知名校友“不要太激动，保持安静”。
次日，旧生们振臂簇拥中的三嫂被《苹果。日报》头版以整版报道。此后，她登上了美食节目介绍自己拿手甜品“马豆糕”的做法，在娱乐节目“东张西望”中被专访，香港各大报章几乎都能找得到三嫂的照片。
授衔赞词中的一段也被各大媒体反复引用：“很多人知道，大学堂有三宝：铜梯、四不像和三嫂。三个宝贝搬不动，移不走，三嫂永远是大学堂之宝，亦是香港大学之宝。”
然而，这个爱看韩剧的老太太并没有被这些突如其来的荣誉打乱阵脚，尽管有时在街上，她偶尔会被陌生人惊喜地叫住：“你是三嫂吗？恭喜你。”
“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三嫂一如往常淡淡地说。她仍然居住在北角区一幢建于12年前的公共屋邨，因为家里没有足够高的衣柜，她只能将红边黑底的院士袍和软呢院士帽叠起来，小心翼翼地收藏到盒子里。
大学堂旧生会为庆祝她荣获荣誉院士衔，特意在饭店里摆了30桌酒席，300多个旧生到场祝贺。而她能回赠的，只是一张张自制的、只有手掌般大小的卡片。由她口述、女儿打印的祝福文字，每一字都再普通不过：“读书口既，学业进步！做工口既，步步高升！”“做生意口既，生意兴隆！”“揸车、坐车口既，出入平安。”
只是，这个本来只会写自己名字的“院士”，足足用了两天时间又学写了两个新字。她一笔一画、签了300多张感谢卡——“三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