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卖的不是商品是智慧
时间:2015-01-01 作者:未详 点击:211次
哥卖的不是酒菜，是教养
英国伦敦北部有家叫“就在拐角处”的法式小酒馆，到此的客人们往往花上两个小时品美酒、尝佳肴，饭后自己算账付钱，顾客可自己做主吃饭该付多少钱。餐馆吃饭付费“随便给”，这是餐馆老板瓦索斯的创意。
瓦索斯说：“如果服务和饭菜非常好，人们会给很多小费。于是我就想，为什么不把整个账目交给顾客去算呢，他们认为值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他做了个实验：让顾客享用葡萄酒及蟹柳、三文鱼后自行决定付账金额。出乎意料的是，大部分顾客均以公平或慷慨的态度结账。
不少人以为瓦索斯注定赔钱，但事实证明其营销策略还很成功的。瓦索斯说：“迄今为止，顾客们所付的钱比那些菜肴本来的价格还要高出20%呢，人们都希望自己看上去显得有教养，如果掏钱不够多的话他们会感到难为情的。”沃索斯在另外4家餐厅也有股份，而这4家餐厅每周的利润与由顾客决定自行付账的餐厅相比少了5%-10%。
事实上，瓦索斯也有妙法防止顾客付钱太少。若有客人过分吝啬，他就会把钱退给对方，这样他们便知道若想再次光顾，还是应多付些钱。由于“就在拐角处”运作得很成功，目前已有多家餐厅效仿瓦索斯的经营方法。
哥卖的不是咖啡，是手机
2004年10月，全球排名第五、在欧洲拥有超过1200家连锁店的德国咖啡业巨头——沏宝宣布与英国移动电话运营商合作，进军移动电话市场。
“这哪是什么咖啡店？整个一杂货铺啊！”走进沏宝咖啡店，人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的确，不光是手机，这里从咖啡、手表到炖锅、内衣，一应俱全。把这些毫不相干的商品摆在一起卖，就是传说中的“沏宝模式”，也就是客户共享，使品牌的可接触范围最大化。
沏宝咖啡店遍布德国的大街小巷，在这些咖啡店里，客户除了能享用美味的咖啡外，还可获得基本的技术支持，购买手机、预付费卡、SIM卡，以及办理签约手续等，这种联合销售模式充分发挥了产品的整合效应。一些顾客本打算来店里喝杯咖啡，结果却购买了一部手机；而另一些人在办理移动电话服务的同时，也难以抵御美味咖啡的诱惑，乖乖地掏了腰包。短短16个月，沏宝就已吸引了超过50万名预付费用户，以及数量庞大的签约用户，现已一跃成为德国最大的预付费服务供应商之一。
哥卖的不是食物，是色彩
日本东京“三叶咖啡屋”的老板三叶挖空心思，利用人眼对颜色产生不同的感觉，达到了节省咖啡用料进而赚取更多利润的目的。他让30位朋友每次都喝4杯完全相同的咖啡，但每次盛咖啡的杯子颜色不同，分别为咖啡色、红色、青色和黄色4种。试饮结果，居然对完全相同的咖啡产生了迥然不同的评价：对咖啡色杯子里的咖啡，2/3的人都说“太浓了”；对青色杯子里的咖啡，大部分人认为“既不浓也不淡，正好”；对红色杯子里的咖啡，十人之中九人说“太浓了”。
三叶据此想出了节省咖啡用料的方法——咖啡屋的杯子一律改用红色。这样不仅节省了咖啡用料，还给顾客留下了特好的印象，生意因此而十分兴隆。
一百零一次求婚
时间:2015-01-01 作者:未详 点击:126次
我第一次向朱颜求婚那年，她只有18岁，她立刻就答应了。
她是董太婆的外孙女，来外婆家里过暑假，我家与董家比邻而居，我是家中老三，哥哥们去游泳，不肯带我。我追到门口，还是只有站在门外哇哇大哭，她在隔壁听见了，就过来问我：“小弟，你哭什么呢？”
我记得那天她穿了一件清水蓝的软裙，黑黑的大眼睛里满是关切，风把她馨香的长发拂到我脸上，我呆呆地看着她，觉得她像《木偶奇遇记》里的蓝衣仙女一样好看。
朱颜问明白了，便自己带我去，经过冰棒摊的时候，还给我买了一根红豆冰棒。我问她为什么叫朱颜，她便说给我听，“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她只说了一遍，我就记住了，而且永远不会忘记。
她每天都带我去，每天给我买一根冰棒，因此觉得全世界人只有她对我最好，就跟她说：“朱姐姐，等我长大我要娶你。”她答应了，但是她马上又说：“你今年9岁，我是你的两倍，那么，等你18岁，我就有36岁了，比你妈妈还要老，你还愿意娶我吗？”
我想了一个晚上才终于做出回答：“愿意。”大清早就兴冲冲地想往外跑，妈斥我：“去找谁呢，朱姐姐已经去北京念大学了。”我呆了半天，可是没有哭，因为朱颜说过，她不喜欢男孩的眼泪。
再见朱颜，我已14岁，是青涩的少年，常穿一条被磨得淡白的仔裤，因为喜欢那种我自己没有的沧桑。朱颜那年已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这次回来，是因为董太婆过世，回家奔丧。她仍穿着当年的蓝裙，身上多了不可形容的柔甜味道，见到我，轻轻将我一抱，“长大了。”我全身的血都涌上了脸颊。
我去参加丧仪，她向我恍惚地笑，好像没有看见我，我便在她身边站定。在人们为董太婆盖上白布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肩上的重量，侧过头，是朱颜伏在我肩上哭了。隔着衣服，我分明地感到她眼泪的温度，仿佛烛油般滚烫，一滴滴打在我身上，竟是疼的。我很想为她拭泪，可是，没有勇气，便只有站得笔直，任我的肩一滴滴承受着她的泪，第一次那样强烈地感觉到身为男人的骄傲和力量，以及女人的柔弱。她止住泪，向我抱歉地一笑，便匆匆上了灵车。
我长高了，那件衣服我以后再没有穿过，然而有时看到它，我仍然会想起，连朱颜自己恐怕都不知道，她的泪曾经沾在我的衣服上。
此后三四年没见过她，我也渐渐不再想起。高考，读大学，结识女友，大学生活斑斓多彩。有段日子学画，兴兴头头地为小女友画像，画完了她看了半晌，道：“不是我嘛。”怎么不是？海军蓝的裙、飞扬的长发、笑起来似冰淇淋将融的软与甜……我蓦地一凛，这的确不是她，这是朱颜。
那晚我辗转难眠，想起初遇朱颜时她温暖的笑容，打在我肩头滚烫的泪，好像刹那间懂得自己少年的心情，明明是初初缘聚，难道就已永别？子夜醒转，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我不甘心。”
写写撕撕用了半本信纸，因为不知道该叫她什么，最后我到底大义凛然地在抬头写上“朱颜”，连名带姓，像叫校园里亲密的女生。我已经18岁了，算得上是成年人了，该有资格与她平起平坐了吧。
然而信才投进邮筒我就后悔了，她有什么记住我的理由呢？却仍是每天两遍地看信箱。不久放了寒假，大年初一大雪铺天盖地，街上几无行人，我却冒雪去了学校。一看到信,我的心就狂跳起来,除了朱颜,还有谁当得起这样妩媚温柔的字呢。抬头一句：“小弟。”亲切而遥远,仿佛她在久远的童年喊我。而我与她,其实已是长相识了。
每天无论多忙,我都会给她写信,不是求她帮忙,也不是叫她为我排忧解难,只是要告诉她,也像是说给自己听。喜欢在灯下一页页翻她的信,信纸、便条、资料纸、废打印纸的背面,都是她的随意也是她的平常心。可是都是一样的,抬头的“小弟”,字里行间的云淡风轻,说不出的体贴入微。她的细丽的字,与我粗重的笔迹一道放着,截然不同,却又分明紧密相连。
那年秋天,我决定做一件大胆的事。是朱颜来开的门,我把手里的红玫瑰一伸,“生日快乐。”她疑惑地看着我,忽然深吸一口气,“小弟！”她只及我肩际,细细地打量我,眼里闪着复杂的光茫,良久道：“真是雕栏玉砌应犹在……”
但是朱颜并没有改,笑容依然,惟多点沧桑意味,诉说着她美丽容颜下的底蕴。坐在她的宿舍里,捧着她给我倒的冰水,忽然觉得,一年来纷纷扰扰的心,定了下来。那年我19岁,朱颜28岁。
她带我去游览。爬香山,她问我：“你行吗？”依然是大人对孩子一贯的不放心。我笑一笑,不说什么,三步两步爬上去,反身拉她,她神色讶然,“小弟,你真的长大了。”是的,已经长大到可以追求我心爱的女人了。回程,她是累了,闭着眼打盹,头渐渐落到我肩上,我的手一点点伸出去,终于轻轻搂住她。车一个巨震,她滑进我怀里,与我紧紧相贴。车到站,她醒了,笑着抬头看我,正碰上我大无畏的眼光。她吃了一惊,脸慢慢地烧红起来。那一刻,我明白地觉察到,一瞬间,她是在把我当男人看了。
时间飞逝,转眼假期就过完了。临别的晚上,她帮我清理东西,我想问一句重要的话,却没有勇气,终于我问：“朱颜,你喜欢我吗？”她温和地说：“像你这么优秀的男孩,谁会不喜欢呢？”啊,她终于对我说了喜欢。
第二天下午我到了家,晚饭桌上,母亲忽然说：“咦,你去了北京,怎么没有去看你朱姐姐？听朱伯伯说,她要结婚了……”以下的话我都听不见了。
朱颜的门半开着,可以看见她正坐在窗边。那晚有大而圆的月亮,月光下她微微忧伤的脸容,仿佛若有所思,她所想的东西,我无从知道。这一刻,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和她之间那道时间的天堑。她是成年人,而我,还是孩子。
朱颜看到我,吃了一惊,“咦,你没回去,还是,又来了？”
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你要结婚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一愣,然后笑了,“有什么好说的。”
我忽然大声地说：“可是,可是,你说过你喜欢我的。”
朱颜脸色大变,她怔怔地看着我。我在她膝前蹲了下去,“你爱那个人吗？”
她缓缓地摇头,“这种年代,这种年纪,说爱和不爱实在是很可笑的。”
“既然你不爱他,那么给我时间,给我3年时间,3年以后我就毕业了,我就可以娶你了。我”,我的声音突然哽住了,“我,我喜欢你。”
朱颜勉强张嘴,似乎想笑,可是忽然泪水倾泻而下,“我还一直以为是我的错觉,原来,原来是真的。可是,我哪有时间给你呢？我已经28了,3年后就31了,我怎么能拿我的幸福来赌一个少年的诺言。小弟,回去吧。”
我轻轻地,无限绝望地问：“你真的喜欢过我吗？”
她终于点了点头,“是,我喜欢你。”
我以为这就是永别了。念书,毕业,找工作,一点点舔净自己的伤口,挂牵着千里之外朱颜的喜与悲。常常在静夜细想9岁那年的夏天,为什么,我一定要犹豫才能回答她的问题？而只是迟了一个晚上,就永远失去了回答的机会。
一天,在公共汽车上,远远的,我认出熟悉的背影,明知不可能,我还是脱口而出：“朱颜。”她转过身来,对我静静地笑,竟真是朱颜。
四年时间过去了,我已23岁,年纪渐长,遂不动声色。她32岁,眼角初生皱纹,风韵却更胜当年。我们随意地聊着,知道她离了婚,又调回本市,她给我留了电话号码,我们从此便淡淡地来往着。走在街上,喜欢在橱窗里看我们的侧影,我的高大和她的娇小,如此相配,看不出任何的差距。
一日,我邀她到我的宿舍里坐坐,屋子窄小,她向床上坐下时,打翻了一个木盒。
她蹲下去,我听见她的声音变了调,“这是什么？”
我也蹲下去,“这是冰棒纸,14年前你买给我的。一天一张,一共是38张。”
她的呼吸突然间急促起来,我轻轻说：“你记不记得,我9岁那年你就答应过要嫁我的。你现在还愿意吗？”
我开始每天给她送花,大束大束的红玫瑰,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嫁给我。”我送了98束后,朱颜终于约我出来见面,开口道：“小弟,我已经决定要嫁给一个50岁的丧偶男人了。”
我的心整个沉了下去,“为什么,从9岁那年开始,我向你求了100次婚,你还是不能被我感动？”
她沉默了许久,“不是因为我不能被你感动,而是因为我已经感动了,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想这样嫁给你也好。但是,我也23过,我也全心全意地爱过一个人,我相信你的情意,可是到你32岁的时候,一切也许都会改变。而到了那时,我就真的老了。对不起,小弟,我输不起。”
朱颜已经走了,我久久地坐在咖啡厅里,好久,听见邻桌的收音机里,主持人正在播送热线电话的号码,突然一阵热浪涌上心头,我冲向最近的公用电话,按下了号码。
电话通了,“从当年第一支冰棒,到14年后最后一朵玫瑰,她始终是我心中惟一的新娘,广漠世间我愿牵手的伴侣。隔开我们的,是时间,时间真的是不能战胜的吗？我应该爱她吗？”
放下电话,我立刻去了隔壁的音响商店买收音机,颤抖地调准频道,屏息,仿佛等待上帝的裁判。
第一个电话：“你应该爱她。”第二个电话：“她应该爱你。”好像全世界的电话都在为这个频道响起,此起彼伏的,是各种各样的声音。
“时间不是理由,有理由的还叫什么爱情！”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大赌,做个负责的好男人,让她敢于下注,让她赢。”
而最后的一个电话：“再向她求婚！”
这时我已站在朱颜门口,收音机的声音是从她房里传出来的,传出来的还有她的啜泣声。
我举起手中的玫瑰,敲门,准备我的第一百零一次求婚。
中国的地铁里邂逅不到爱情
时间:2015-01-01 作者:未详 点击:155次
中国人的“私家汽车时代”才过了十几年，蜜月期就开始结束。汽车有许多好处，最大的好处是昂贵，因为贵，才可以成为显示成功程度的符号。如今的一年级小学生都知道，与其让母亲开一辆夏利汽车来接自己，不如走回家。开豪华车才是开车，不然不如不开。豪华车每月的保养费、保险费，比欧美还贵，这才显出中国人与欧美人比富的豪情壮志。有了这种豪情，堵在路上，把环城高速变成圆形停车场，把汽车变成单人禁闭室，心里也是舒坦的。只是每天如此，一周五次，“成功人士”们也渐渐有点撑不住了。
曾几何时，北京是全世界羡慕的自行车之城，从高碑店到颐和园，可以一直在宽大有林荫的自行车道上骑行，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城市街道对自行车如此慷慨。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现在才在街边辟一条自行车道，70厘米宽，真是窄得可怜。无怪乎歌手美路亚（KatieMelua）有一首动人的情歌：“北京有九百万自行车，这是个事实，就像我爱你是个事实。”
不过自行车城的浪漫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当代城市太大了，没有足够体力骑不了那么远。新的浪漫是坐地铁：英国最近公布的一项在线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在地铁里遇见自己的爱人。这是除了避免塞车着急中风发作，省了吸进慢车的难闻废气等等考虑之外，坐地铁的头等好事。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北京上海地铁里找到爱情呢？原因倒是极其简单：地铁线路不够多，坐地铁的人也不够多，而且，更糟糕的是，坐地铁的人心情也不够浪漫：只有没有足够钱开私家车，没有官位坐不到公家车的人，这才坐地铁，当然也就懒得搭理同样落魄的旅伴，哪怕是漂亮的异性旅伴。
伦敦地铁不同：伦敦有12条线路，密密交织成网，在任何地方迷了路（伦敦的街极乱，不迷路才是怪事），只要看到地铁标记，下去就必定能转接到你要去的地方。无怪乎伦敦每天有300万人坐地铁，是每个出门者的首选，除了怕人认出弄出乱子的头号大名人—歌星如麦当娜、名模如坎贝尔、政客如当朝首相—除了他们，大家一律都坐地铁。首相一旦下台，也得坐地铁。前首相布莱尔坐地铁去机场，被检票员查到没有买票，他下台才不久，不得不感叹世态炎凉。总之，坐地铁不仅是打工仔打工妹的特权，欧洲有一种地铁平等主义，这是中国急需引进的一种主义。
因此，不管你是何等成功的人士，在地铁里总能遇到门当户对的情人。
奇怪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地铁里找到爱情，比酒吧或婚姻介绍所还要多？因为爱情这种东西，很神秘，有点像诗的灵感：坐下来摊开白纸摆好笔有意写诗，结果大多以浪费纸张和时间，垂头丧气告终。一门心思等灵感是等不来的，诗神总是在不经意中不是写诗的时候来到，当然诗人与非诗人的差别就是，诗人拿着啤酒杯眼睛直直地盯着守候，一见到诗神就能抓住她。
爱情也是一样：到专门供应爱情的派对上、网站上，多半找不到，找到也不浪漫，不浪漫就进行不下去。地铁的确不是让人寻找爱情的地方：地铁有时候很闷热，有时候很拥挤，没有座位时往往路途特别漫长。地铁还有一点不如酒吧或派对：难以先喝上两杯借酒遮羞鼓气。据调查，对某人萌生了爱意，却没有能进行下去的男性女性，有36%怪当时自己“不够醉”。
地铁最浪漫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个有意设计的浪漫去处，它是我们不得不与陌生人共处一室的地方。西谚云：爱情如战争，不浪漫的地铁正是爱神埋伏意外出击之处。到酒吧派对有意寻找爱情，就像到敌人的营垒挑战，多半吃败仗。出其不意，置之死地而后生，爱情才来得浪漫。况且，在地铁里，手里没有方向盘，眼睛不需要紧张四顾，那么坐地铁的人在干什么？
有调查显示：90%以上的调查对象，也就是绝大多数坐地铁的人，都承认他们经常名正言顺地打量同车人，偷偷心猿意马想好事：的确，搭地铁有足够的互相打量时间，能提供足够的盯住看甚至聊起来的理由，也有足够气氛让人生出要电话号码的勇气—这就是“地铁爱情”的秘密。
因此，我有一个切实的建议：发展地铁，大力推广人民公交事业，而让两个现在繁荣昌盛，却早晚会走下坡路的行当自行没落吧：一个是私家汽车业，一个是婚姻介绍业。
都市白领的“消费战争”
时间:2015-01-01 作者:未详 点击:208次
与消费欲望作战
在北京阜成门华联商场里，她时不时兴奋地比比这个，看看那个。26岁的王蕾（化名）跟大多数女性一样喜欢漂亮的衣服并想据为己有。
2008年，北京有近12万新人结婚，她和男朋友也在这一年修成正果买房结婚。她刚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课程咨询员，还未转正，没有销售提成，月收入不到3000元。她丈夫在一家给日企做外包软件服务的民营企业，月收入税后8000元左右。
如果按照中国社科院的数据，王蕾夫妻月收入万元的水准在北京属于中等家庭的收入水平。对于一件她十分心仪的200元针织衫，她应该优雅地掏出钱包买下。但实际上，不仅这件衣服，整个华联商场和她的心理距离都有些遥远，而这个商场在北京也称不上特别高档的消费场所。
从王蕾工作单位步行到华联商场不过五六分钟，她却很少进去。“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不买，那样的感觉更难受。”
每个月，王蕾会掰着指头算每一笔钱的花法，她必须把家庭开支控制在1500元左右。对于一对结婚不到两年的小夫妻来说，“坚决不看非免费的电影，不外出吃饭，不买装点五光十色生活的废物”。这听上去有些残酷。
1万元的家庭月收入，这样的家庭财政预算是不是太吝啬？
王蕾苦笑道：“没办法，都是房子闹的。你看过《蜗居》吧，我们除了没有到每顿吃挂面那么惨，其他的跟电视剧里的海萍夫妇生活水平一样。”房贷是悬在王蕾夫妇头上的剑，他俩关于钱的想法首先是“存”，想赶紧把剩余的贷款还完。
2009年进新房后的一个傍晚，喜悦还未褪去，她丈夫在台灯下算了一笔账。他惊讶地发现，如果按照当时跟银行签的房贷协议，每月还3900多元，20年还完房贷，其利息又可以买一套房子了。“为什么我们要辛辛苦苦给银行打工呢？”她丈夫把笔一扔，两人相顾无言，思来想去后，一家人决定日后的生活消费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房子，其他一切给房贷让道。“今后就是和消费欲望作战。”她对自己说。
房贷之下
房子是王蕾的安慰。在她这个年纪，在北京有自己房产的外地女孩并不多。
2008年，在她毕业两年后，和男朋友准备结婚。她父母是湖北一个地级市的政府机关公务员，他父母是一个国企工厂的双职工。在父辈人看来，所谓结婚就是成家立室，没有自己的房子，家不成家，室不成室。
他们跑遍了北京找到了一处价钱合适的新房。房子位于北京宣武区马连道，总价近80万元，8000多元每平米的价格在当时属于中等水平。他父母、她父母再加上王蕾男友工作几年来自己的几万元积蓄，首付24万就这样凑齐了。
两年来，王蕾夫妻除了每月按协议还款外两次提前还款。20多万元是他们当前所剩房贷的总额。现在，他们把每月3900元的还贷协议改成了2000多元。这说明他们是一个“风险厌恶型”的家庭。王蕾丈夫的顾虑在于，由于双方工作都在民营企业，一方可能短时期失业。他们是对的。2008年底，王蕾从上一个单位辞职后曾在家赋闲将近3个月，期间只有她丈夫一人的收入。
她把每一笔开销记在本子上，她必须省钱、存钱。如果一些经济学家熟知她的生活，那么，一定会将其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那些专家经常发出这样的论断：在中国，高房价严重抑制了家庭消费。
结婚不到两年，她和丈夫数度争吵。主要矛盾就是花钱的方式。王蕾的记账、节省的生活习惯都是在和丈夫的争吵中一点点培养起来。“他总嫌我大手大脚，相比以前我已经很节省了。”
王蕾确实注意每个省钱的细节，每个礼拜去超市买有“黄色标签”的特价商品，买最便宜的小菜，学着自己做饭，到现在达到了“过得去”的水平。她们家的菜一般两个，一荤一素。晚餐吃一半，另一半给她丈夫第二天带去单位当午餐。
为什么选择给她丈夫带饭而不是她自己？
她解释，如果不给她丈夫带饭，他是连10元钱的盒饭都舍不得买的，顶多去超市花6元钱买两个饼充饥。而她比她丈夫还大方一些，中午工作餐都“舍得”吃盒饭。
“一拖三”
王蕾今天的生活水平是她过去没有意料到的。她出生在湖北一个地级市的公务员家庭，父母收入稳定，视她为掌上明珠，从小衣食无忧。在北京念大学时衣服也多在商场购买，一件毛衣两百元的价格她曾经认为很普通。大学时代，她的长期护肤品牌为玉兰油，而现在，她换成了针对更年轻人群使用的卡尼尔。她并非越来越年轻，只因后者价格比前者便宜。
毕业后她本可以回到当地，凭借父母的铺垫谋得一份好差使，过得“轻松又体面”。不过北京机会多，更重要的是她在这里找了男朋友，结婚、买房，然后过上了压得她感到喘不过气的生活。没人的时候，她对着镜子问自己，会不会后悔当初的决定。镜子中的人，点点头。
房子不是装饰品，是必需品。她说，她或许会后悔留在北京，但是决不后悔买房的决定。“家庭必须有房，房价涨得多厉害，我们买8000元1平米，两年后变成了2万元1平米了！早买划算，除非你一辈子不买。”
因为房子的负担，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家庭，她婆家和娘家的家庭也都在过着简朴的生活，“一套房子拖垮了3个家庭的消费水平”。为了挣更多钱，她公公退休后被企业返聘做会计，为他儿子的小家庭贡献“余热”。去年一年连现工资带退休工资给儿子缴纳了差不多10万元的房贷款，为小两口的房子至今贡献了35万元。
王蕾的父母由于一部分积蓄被套牢在股市，只能节衣缩食给女儿凑了10万元。为此,他们老两口来北京住在女儿女婿家都觉得“不好意思”。
2010年的春节,小两口回家给双亲的红包都是一万元。“给的多点他们心里开心点。”当然,王蕾和她丈夫清楚,这不过是做做样子,双亲会把这个红包攒在手里,凑个整数还给他们,帮他们还贷款。
王蕾知道,丈夫的计划是通过三家人的努力,明年一年把全部房贷还清。到那时候,他们一定会大吃一顿,好好庆祝一下。这算是他们计划中的一次“不理智消费”。往后,这样的情况要尽量避免,她和购物欲望的战斗是持久战,除非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