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5岁，那晚寒风凛凛。
已经记不清到底因为什么惹父亲发脾气，只记得他一怒之下把我拎到了街门外面，一句话也不说就插上了门闩。
街门外，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寒风刮到脸上，又冷又疼。站在黑暗中，所有可怕的东西一瞬间从四面八方涌来，奶奶常讲的专吃小孩的黑狸猫，爷爷见到过的拐卖小孩的老疯人，还有村里我最害怕的屠夫。也就在我最害怕的那一刻，邻居家的狗不知为什么歇斯底里地叫起来，我哇地哭了出来。
以往，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遭到父亲的训斥，只要我一哭，奶奶就会护着我。我以为这次我的哭声依然能招来奶奶，让奶奶用她温暖的棉袄把我抱回去。但是，嗓子都快哭哑了，依然没有听到奶奶的脚步声。只听到父亲的吼声，“就会哭，今天没人给你开门。”
父亲的话让我明白哭已经无济于事，如果奶奶已经被父亲说服，那么家里已经没有人敢给我开门了。
想到这里，我止住哭声，开始使劲推门。那时候街门是两扇对开的，使劲推能推开一个小缝，伸手就能够到门闩。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推门，并把手伸进去，够着门闩，一点一点地挪动，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门终于被我弄开了。站在院子里，我看到奶奶、父亲、母亲，还有脸上流着泪的小姑。
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晚奶奶并不是没有听到我的哭声，小姑已经走到了门后，母亲因为此事和父亲吵了起来。但父亲阻挡了所有人对我的援助，他说，“让她自己开门进来。”
也正是那晚的独自开门，让我渐渐独立起来，也让我明白：任何人的帮助只能是一时而不是一世，想回家，必须自己开门。
我环顾周围的钓鱼者，一对父子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在自己的水域一声不响地钓鱼。父亲抓住、接着又放走了两条足以让我欢呼雀跃的大鱼。儿子大概14岁左右，穿着高筒橡胶防水靴站在寒冷的河水里。两次有鱼咬钩，但又都挣扎着逃脱了。突然，男孩的鱼竿猛地一沉，差一点儿把他整个人拖倒，卷线轴飞快地转动，一瞬间鱼线被拉出很远。
看到那鱼跳出水面时，我吃惊得合不拢嘴。“他钓到了一只王鲑，个头不小，”伙伴保罗悄声对我说，“相当罕见的品种。”
男孩冷静地和鱼进行着拉锯战，但是强大的水流加上大鱼有力的挣扎，孩子渐渐被拉到布满旋涡的下游深水区的边缘。我知道一旦鲑鱼到达深水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脱了。孩子的父亲虽然早把自己的钓竿插在一旁，但一言不发，只是站在原地关注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一次、两次、三次，男孩试着收线，但每次鱼线都在最后关头，猛地向下游窜去，鲑鱼显然在尽全力向深水区靠拢。15分钟过去了，孩子开始支持不住了，即使站在远处，我也可以看到他发抖的双臂正使出最后的力气奋力抓紧鱼竿。冰冷的河水马上就要漫过高筒防水靴的边缘。王鲑离深水区越来越近了，鱼竿不停地左右扭动。突然孩子不见了！
一秒钟后，男孩从河里冒出头来，冻得发紫的双手仍然紧紧抓住鱼竿不放。他用力甩掉脸上的水，一声不吭又开始收线。保罗抓起鱼网向那孩子走去。
“不要！”男孩的父亲对保罗说，“不要帮他，如果他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会要求的。”
保罗点点头，站在河岸上，手里拿着鱼网。
不远的河对岸是一片茂密的灌木丛，树丛的一半被没在水中。这时候鲑鱼突然改变方向，径直窜入那片灌木丛里。我们都预备着听到鱼线崩断时刺耳的响声。然而，说时迟那时快，男孩往前一扑，紧跟着鲑鱼钻进了稠密的灌木丛。
我们三个大人都呆住了，男孩的父亲高声叫着儿子的名字，但他的声音被淹没在河水的怒吼声中。保罗涉水到达对岸，示意我们鲑鱼被逮住了。他把枯树枝拨向一边，男孩紧抱着来之不易的鲑鱼从树丛里倒着退出来，努力保持着平衡。
他瘦小的身体由于寒冷和兴奋而战栗不已，双臂和前胸之间紧紧地夹着一只大约14公斤重的王鲑。他走几步停一下，掌握平衡后再往回走几步。就这样走走停停，孩子终于缓慢但安全地回到岸边。
男孩的父亲递给儿子一截绳子，等他把鱼绑结实后，弯腰把儿子抱上岸。男孩躺在泥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但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自己的战利品。保罗随身带着便携秤，出于好奇，他问孩子的父亲是否可以让他称称鲑鱼到底有多重。男孩的父亲毫不犹豫地说：“请问我儿子吧，这是他的鱼！”
我是纽约的消防队员。作为一名消防队员，目睹他人的事业或家园被大火摧毁是一件非常无奈和痛心的事，太多的痛苦、死亡，开始令我感到恐怖，甚至一度厌恶这个职业———直到那天我发现“深红”。
对我和全体消防队员来说，那是充满勇气和爱的一天。
那是一个星期五，我们接到布鲁克林的一起火警报告迅速赶到了现场———一座熊熊燃烧的停车场。我在穿戴消防装备时隐约听到几声猫叫，但是我没有时间也不可能靠近，我决定等火势控制住了再过去查看。
停车场的火势异常凶猛，除了我们还有其他消防部门也加入了战斗。
报告说建筑物里的所有人都已经安全撤离。但愿如此———整个停车场浓烟滚滚，新的火苗不断地从各个角落蹿出来，想冲进现场救人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困在火里，任何营救的努力也是徒劳。最后，经过无数消防队员近一个小时的奋力扑救，漫天的火势总算被控制住了。
我终于腾出空去寻找那几只可怜的猫咪，从我站的地方仍然可以听到它们的叫声。烧毁的建筑物冒着滚滚的浓烟，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我的眼睛基本看不清什么，随着“喵喵”的叫声，我找到距人行道边、大约离停车场5步远的地方。在那里，3只吓坏了的小猫正紧紧地挤在一起，不停地叫着。之后我又发现另外两只，一只在人行道中间，一只在道的另一边。它们肯定是从火场里出来的，因为它们的毛都或轻或重地被火烤焦了。好心的同伴为它们找来一个纸盒儿，我把盛着小猫的纸盒抱到一个安全的位置，开始寻找猫妈妈。
很显然，猫妈妈冲进了停车场，从火场里一个一个地把小猫救了出来。一连5次返身冲进肆虐的大火、滚滚的浓烟中———即使对于我这个经过特种训练的消防队员来说，也是无法想像的，更何况是天生怕火的动物。猫妈妈试图把宝宝们带到人行道另一边的安全地带，但是她没有完成心愿，她现在在哪？怎么样了？
有人说好像在停车场边上的空地上看见一只猫，那里离我找到最后一只小猫的位置很近。不错，她的确在那儿，躺在地上，无力地呜呜叫着。她的眼睛由于烧伤根本睁不开，四脚被烧得发黑，全身的毛都被烧焦了。透过烧糊的绒毛我甚至可以看到她深红的皮肉。她已经累得不能动了，估计她不是家猫，不习惯同人接近，我尽量轻轻地靠近，温和地对她说着话。当我把她抱起来时，她疼得叫了一声但并没有反抗。可怜的家伙浑身散发着皮肉烧焦的臭味，她精疲力竭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信任地在我的怀里躺下来。
我把她抱回放小猫的地方，这只失明的猫妈妈在盒子里焦急地巡视了一圈，用鼻子碰了碰每只猫宝宝，一个接一个，直到确定他们都在，都安全，这才放心地躺下了。
看着这一幕，我的喉咙发紧，目光模糊了。我决心尽力救护这只勇敢的猫妈妈和她的全家。
6只猫咪显然需要立即治疗。我想起长岛的一家动物救护中心，11年前我曾经把一只严重烧伤的牧羊犬送到他们医院。我给救护中心打电话。告诉他们一只烧伤的猫妈妈和她的小猫急需治疗。然后仍然穿着烟熏火燎的消防服，开着卡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那儿。当我的消防车开进停车场时，一组兽医和技术人员已经等在那了。
他们飞速地把猫咪们接进急救室，一队兽医在一张手术台上抢救小猫们，旁边的手术台上是另一队人马救护猫妈妈。
极度疲惫的我站在急救室外，猫咪们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不想离开。我对他们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几小时之后一位大夫终于走出急救室，她的脸上挂着微笑，对我伸出一个大拇指：6只猫咪都得救了！猫妈妈的眼睛也有希望复原，一位技师还给她起了个名字———“深红”———因为她被火烤红的皮肤。
恢复室里，刚刚苏醒的猫妈妈又一次查点自己的孩子，她用鼻子碰了碰每只小猫的鼻子。她一连5次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大火，她的牺牲没有白费，孩子们个个都平安无事。
作为消防队员，我见过很多英雄，但“深红”的勇气是最不可思议的，只有最无私的母爱才会激发出这种勇气！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像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二十年前，我父亲遗留给我们母女的房子拆迁了，母亲因为工作忙的关系就叫她的四妹———我的四姨拿着户口本去街道办理有关手续。哪里知道，四姨却偷梁换柱，把户口本上的名字给改了。本来即将有一套新房子的我们，一夜之间便无立足之地了。
那时候我还小，可我清楚地看到了母亲的痛苦：青年丧夫的痛苦，失去安身之所的痛苦，姐妹背叛的痛苦，还有对未来茫然的痛苦。我记得母亲抱着我，在大街上失声痛哭的悲惨。
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是我们的房子变成了四姨的新房，我不明白当时的母亲是怎么处理的，只知道，母亲在诉讼的最后一刻放弃了诉讼。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年小小的我也成了母亲。而母亲因为不屈服于苦难的个性，成了一名颇为成功的商人。而我的四姨一直不顺，不久前又成了下岗职工，连孩子学费都没有着落。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母亲从钱到物一直没有放弃对四姨的帮助。我愤怒了，不追究当年四姨的残忍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怎么可以对一个那么没有人性的人这么好？我跟母亲大吵了起来。
“那么你想怎么样呢？”母亲也火了。
“至少不应该帮助她。”
“她是母亲的亲姐妹啊！”
“她伤害我们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些？"
“倘若我们睚眦必报，不就和她一样了吗？何况她已经悔改了，生活给了她太多的磨难，难道我们还要继续惩罚她吗？谁能没有过错呢？"
母亲的话，让我忽然想起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妓女，谎话连篇，被判处用石块砸死。基督对广场中愤怒的民众说———请你们当中哪一位从来没有说过谎话的人，丢出第一块石头吧！结果没人能丢出第一块石头。而那位妓女感动于基督的宽恕，终于悔改，成为一名女圣徒。我想，基督和那名妓女非亲非故，尚且引导她弃恶扬善，母亲和四姨是亲姐妹，怎么可以不引导四姨，不救她呢？就算是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也有赎罪的机会，何况四姨近年来都在努力地弥补自己的罪过呢！
我沉默了。
我不再反对母亲帮助四姨了，我的表妹也顺利地读上了书。母亲用她的言行告诉我：面对亲人的伤害，我们只能选择宽恕。
爸爸有一个星期没有来送汤了。
真搞不懂他，已经退休了，又没事做，只是煮点汤拿过来，路途也不远，最近好像也变成很麻烦的事，总是三四天才能喝到一点汤水。说汤水真的不过分，清清白白的，一看就知道是即煮即成的汤，不是那种下工夫熬几个小时入味的“好东西”，有时汤里连块肉都省了。是这样煮汤的吗？和从前比起来，真是相距太远了！
我已经习惯喝他煮的汤了，贝母北杏煲西洋菜汤也好，槐花番茄鸡汤也好，是清热还是降血我都不在乎，以我这个还是年轻人的年纪，几时轮到病会来找我？
爸总是说身体一定要照顾，不要等到出毛病时想补救都来不及，我就嫌他啰嗦。虽然家里只有两个人，我还是坚持要搬出来住，当然我这样做也是为了Ken，那个我刚喜欢上的男人。
爸爸第一次煮汤给我喝，是在妈妈离开我们那一天开始。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出去了就永远没有回来。等到长大一点，才明白她是认为爸爸没出息，只会窝在药材店里当伙计才不要我们的。为什么她要这么残忍，她可以不要爸爸，难道我就不值得她留恋吗？
我从此有点恨爸爸，又可怜他。
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照顾着我，无微不至。我也习惯了被宠的感觉，没有他，我就好像失去了什么，心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慌!
Ken第一次来我家吃饭后这样对我说：
“汤是很好喝，不过……一个煮汤的男人会有什么用？"
他和妈妈一样瞧不起爸爸。于是我就听话地搬了出来，不过说什么我也不愿意搬得太远，因为我还需要老树遮阴。
说也奇怪，自从搬了出来，家里就常来一个叫双姨的女人，她是爸爸常去的诊疗所的护士，听说是个老处女。Ken笑说或许爸爸早就该有第二春了，是我的存在阻碍了他的发展，现在好啦，搬了出来成全了他，我也算做了件“孝顺”的事。
爸爸爱往诊疗所去也是最近的事，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总是摇摇头，他问我想喝什么汤，他去煮。
“我不是刚说要喝胡椒猪肚汤吗，怎么你忘了?”
他不应该忘记我爱喝这种汤的，一个星期，已经七天了，七天没有汤喝，那是不可能的事，难道因为有了“他爱”，他把煮汤给我喝的“责任”都忘了？!
我打了个电话回家，没想到接电话的就是“他爱”。
“我要找爸爸。”心里的一股妒意使我的语气冷漠。
“你爸爸不是给你送汤去了吗？”对方温婉地说。
“送汤？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给我送汤了!”我近乎叫起来。
对方一阵沉默，停了良久，“……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难道他们要宣布结婚，然后告诉我以后都不会来送汤了？我控制着自己易发怒的情绪。
“有什么你就说吧!”
“你爸爸不久前检查出来，证实得了老年痴呆症，他说过不能跟你说的……下午他煮了汤说要给你送去，我叫他不要去的，他说你喜欢喝西洋菜汤……他说你的家他一定会记得……”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奔下楼的，撞到人了没有，我只知道自己在拼命地跑，无头绪地乱跑，寻找一个已经越来越失去记忆的老人，他或许正找不到要去他女儿家的路!
双程交通的分界堤上，一个老人满头大汗地走来走去，手里提着一个汤罐，彷徨焦急得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
我认出那就是我的爸爸。
汤罐里的汤已经凉了，双姨说爸爸傍晚出门了，就为了我可以有热汤喝，而现在已经快半夜。我一口一口地喝着汤，感觉它一点也没凉，还透着暖暖的热气。
“爸，这汤真好喝!”
“好喝，我明天煮，再帮你送……”爸爸眼光里闪过一种茫然，好像极力寻思着他记忆里有关我的资料，然后遍寻不获般地焦急颤抖。
“不用了，爸，我以后不要再叫你送汤了!”我坚决地说。
“你……你不要喝我的……汤了？"
“不是，我决定搬回家跟你一起住，好吗？"
爸爸怔怔地望着我，我知道总有一天，他连我是谁都要忘记。不过，我已经决定要自己学着煮汤，我要煮一辈子的汤给爸爸喝。
半夜两点多他打电话回家。
“爸，我现在在离岛，我不会回家了，我对不起你们，会考考成那样，阿娟昨天又说要分手，我没脸再混下去了。”
爸爸静了好一会儿，缓缓说：“你要这样，我也没办法，我也老了，到哪里找你去？你考得不好，大概是我们没有遗传给你天赋；你被阿娟甩了，大概是我们把你生得太丑，错在我们，怨不得你！”
“爸，你们保重自己，我不能尽孝了。”
“我们的事你就别管了，但你要自杀，有两件事不可不注意：一是要穿戴整齐，别叫人笑话。二是别在人家度假屋里，人家还要靠它赚钱呢！弄脏了地方，对不起人家。”
他想了想，说：“爸，你想得周到，我会照你吩咐的去做。”
爸爸说：“我没吩咐你做什么，我只吩咐你不要做什么。”
他感动了，这样的爸爸，天底下也真不多。
“爸，我最担心的是妈妈，我不敢打电话给她，你帮我编一个谎话，暂时骗骗她好吗？"
“生死大事都由不得我们了，这种小事计较个什么？她不会怎么样的，总得活下去，我们不像你们，一辈子什么苦没吃过？早就铜皮铁骨了！都像你这样，考试成绩差一点，女朋友跑掉，就要死要活的，我们早就死掉几条命了，还等到把你生下来？把你养这么大？还等到三更半夜来跟你说这些不知所云的话？"
他给这几句话镇住了，半晌出不得声。
“爸，那就这样了……”他突然不知说什么好，“都半夜了，你怎么还没睡？"
“我今晚又失眠了，肚子饿，起来煮一包公仔面吃。”
“你又吃公仔面！医生说老吃公仔面缺乏营养。”
“做人不要太认真。肚子饿就管不得医生了，没有鲍参鱼翅吃先拿一包公仔面顶顶饿也可以，”爸爸的口气突然轻松起来，“你知道吗？我发现了一种公仔面的新吃法，一包公仔面、四粒芝麻汤丸一起煮，香甜糯滑，味道妙不可言。从前都不知道公仔面有这么好的吃法。有时候，平平常常的东西，变个样子来吃，就吃出新味道来了。”
爸爸停了停，仿佛咂咂嘴，把方才的美味，再体味一次，然后说：“不过跟你说这些都没用了。”
放下电话，他呆了好久。公仔面芝麻汤丸，那种新鲜的配搭简直有创造性，真亏老爸想得出来！
或许是夜半的缘故，他肚子也饿了，想起老爸在家里独享家常美味，小小的客厅，窗台上有一盆云竹，一个日本人盛汤面的精瓷大海碗，一双黑漆描金纹尖头木筷子，他突然想：也许明天得先试试这公仔面再说。
曾经有个孩子，看不起自己的父母。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很平常的工人，没有显赫的地位。小小的孩子总爱做梦，常常会梦见自己的父母是市长或是明星，醒来后孩子就很沮丧，为什么自己会生长在如此平凡的家庭呢？父母哪怕是一家医院的医生或是一所学校的老师也好啊，在这个社会，即使那么小的孩子，也懂得“势利”二字。于是孩子很努力很努力地读书，他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果然，孩子很有出息，考上了外地的一所名牌大学。
孩子的父母很高兴。他们家住的条件并不好，厨房是公用的。孩子早晨醒来，听见母亲和邻居拉家常，嗓门很高很大，充满着喜悦和激动，说孩子如何如何有出息。孩子很烦，他忽然感到这个家的狭窄，还有粗鲁。在纺织厂工作的母亲从来都是大嗓门，在孩子的耳中，却是那样的粗鲁。他火了，冲到厨房，大声对母亲说：“你怎么这么烦？”母亲正在炒菜的手一下子停住僵在了那儿，邻居也呆住了。孩子发过火以后又回到了房里，心里也不是滋味。母亲仍然一如既往地炒菜，但静静的，再没有声音了，每一个动作都好像定格似的，说不出的滞重。这一刻，孩子很后悔自己对母亲的态度，但他是个沉默的孩子，他从来不会说道歉的话。
后来孩子的父母就要送孩子去外地上学了。孩子本来是不要父母送的，他已经和几个同学约好了同去。但或许是因为那一次他对母亲莫名其妙地发火以后，心里总有歉疚，便同意父母和他同去了。
父母好像得到什么恩赐一样，非常高兴。但他们不敢把这种高兴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他们很小心，只在边上听孩子和同学高谈阔论，不插一句嘴，生怕惹笑话，让孩子没面子。父亲承担了泡水的任务，这些同学的茶杯都是他给装满水的。他好像很乐意做这个，一趟趟地跑开水房。几个同学开始过意不去，后来就无所谓了。孩子本来也无所谓，但他看到他的同学后来以一种略带些轻蔑的口气和父亲说话，就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有些愤怒，有些心酸，还有一些……大概是来自血缘的亲密，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似的。在下一个同学让父亲去开水房时，他很坚决地看着那个同学的眼睛，冷冷地说：“你自己去。”那个同学怔了怔，嘴里咕哝了些什么。父亲看有些僵，就很热情地说：“我来我来。”“不，让他去，他有手有脚，为什么不去？”孩子一点儿都不让步。那个同学便自己去了。在后来的旅程中，孩子还和同学一起打牌吹牛，他父亲还为同学打来开水，但这些同学变得很客气了。孩子好像第一次开窍似的明白：同学对父亲的尊重来自他对父亲的尊重。望着相依相守的父母，他心里涌起了一股怜悯和抱歉还有杂七杂八混合在一起的感情，这种感情使他在深夜掉下了眼泪。
到了学校，父母很起劲儿地帮他报名找宿舍。他又觉得他们烦了，说了他们几句。他们也不回嘴，但还是很起劲儿地跑前跑后。到了宿舍，父亲为他挂帐子，把那张床量了又量，孩子觉得烦，还有些害羞，好像他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似的。
母亲说：“这床没有护栏，你晚上会不会摔下来啊？”他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便不回答。母亲又说“你翻身小心些啊，你小时候曾经从床上滚下来过，把我吓死了。但你是个馋嘴的孩子，看见手里还捏着吃的，便哭都不哭了。你看，你小时候多馋。”说着，母亲笑了，好像孩子还是一个婴儿，一个白白胖胖馋嘴的婴儿。孩子那一刻心变得很软。他想，在他那样小的时候，必定很依恋父母，会笑着往父母怀里钻，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嫌这嫌那的。他的父母那时必定还很年轻，有乌黑的头发和活泼的笑，他看了看他母亲掺着银丝的头发，心更加软了，便说：“我会当心的，我不会掉下来的。”母亲好像就等他这句话似的，神情一下子放松了。其实孩子不过是个敷衍的承诺，可见父母亲有时也像孩子一样。
孩子让他父母去招待所住。父母嫌贵，说不远的一个地下室很便宜，才4块钱一张床。孩子不让他们去，一定要他们去住招待所。最后孩子发了火，他们才很不情愿地去住了。
第二天母亲告诉孩子，那个招待所里有热水洗澡，无限量供应。“我和你爸都洗得很舒服。好久没洗过这么舒服的澡了。”母亲的表情很舒畅，父亲却很紧张地告诉孩子说，听同住的其他学生家长说了，食堂平常饭菜很差的。“你千万不要省啊，”父亲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吃不惯就到外面去吃，不要心疼钱，知道吧？”孩子答应了，父母就有些放心有些不放心地乘火车回去了。
晚上新生们闹了一阵儿便睡了。孩子却无论如何睡不着。他想洗了一个热水澡便如此快活的母亲，想殷殷关照他的父亲。孩子的家庭条件不太好，孩子的身体也不太好。父母平时都很节俭，父亲还时不时去外地的乡办厂帮着做一些技术指导什么的，他们是那样平常，但是这世上最爱他的就是这两个人。他是他们的骨中骨，肉中肉，这世上还有谁会这样贴心贴肺地爱他呢?甚至忍受他的不耐烦、冷淡，而全心全意地爱他？
孩子又哭了，哭得好伤心，泪水甚至濡湿了半个枕头。
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表面上对父母还是淡淡的，偶尔的关心也是粗着嗓门的。但这个孩子心里很爱很爱他的父母，那种爱，或许与生俱来藏在心底，只是那个夏日方才浮出水面，至少，他自己心里明白了。
每年6月，在夏季正式到来的前一个夜晚，我们家都要举行一个一年一度的传统仪式，庆祝夏季的到来。我们让孩子们拿着碗去采集大自然中预示夏季即将到来的东西。他们把碗放在屋前的门廊里，然后我们一起去散步。等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仙女们已经在碗里盛满了圣代冰淇淋。
我记不得这个传统是怎么形成的。我想大约是数年前当我跟孩子们讲述仙女的故事时偶然想到的。但从那时起，它就成了我们最喜爱的仪式之一。
“仙女们什么时候来？”6岁的安娜去年整个6月都在问，激动地期盼着，与此同时，9岁的吉姆对于仙女及圣诞老人等哄孩子的把戏已渐渐有所领悟。傍晚来临时，他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又是眨巴眼睛又是咯咯地笑。他说如果在我们散步的时候，爸爸或妈妈忘了什么事情要回家一趟的话，他会理解的。
眨巴，眨巴。
他又宣布说，或者，在我们散步时爸爸或妈妈可能需要开车去办点事。
嘿，嘿。
吉姆已是一切都想明白了。或者他自以为如此。夜幕降临了，绚丽而宜人。孩子们采集着树叶和小草，捡拾着鹅卵石和浆果、树枝和已死的昆虫。
我们把他们的碗放在屋前的门廊里，然后转身去散步。走到半路，我抱怨说我忘了带钥匙，得回去取一下。吉姆会心地咧嘴一笑。
“噢，等等，”我又说，“找着了！我不用回去了！”当我们继续朝前漫步时，吉姆开始感到有点困惑。
快到家时，我警告孩子们仙女们可能还没来过，我们可能需要再转转。吉姆似乎松了一口气。是的，他说，仙女们可能还没来过。
可当我们回到门廊时，所有的碗却都在我们原来放好的位置上，满满地装着圣代冰淇淋。
天真的安娜满心欢喜，可吉姆却惊呆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原先得意的神情已一扫而光。他抬起头看看我，看看他爸，又看了看左邻右舍，惊诧不已。
“仙女们肯定来过，”当我们坐下来享受美味的冰淇淋时，吉姆结结巴巴地说，“也许……真的有……奇迹？"
整个晚上吉姆都不说话。我亲了亲安娜和他，说了声“晚安！”并掖好他们的被子。可凌晨两点，吉姆爬到了我身边。“妈，”他悄声说，“我睡不着。你得告诉我，妈，你是怎么做的？"
当一个孩子到了9岁时，对他直截了当的提问，你必须直截了当地回答。所以我告诉他我是请了一位邻居帮的忙。等我们去散步时，她就溜到我们家把碗给换了。吉姆听后咯咯地笑了，并感谢我告诉他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拥着进入了梦乡。
就在那时，就在那一刹那，我也相信奇迹了。
成龙在一篇《我的妻儿》的访谈录里，忆述了一桩耐人咀嚼的往事。
他说：“为了避免儿子受到伤害，我过去一直保护他，担心他被绑架，不准他去这里，不准他去那里，整天把他关在屋内。他于是作了一首歌，拿给我看，歌名叫《人造的墙》。他说，第一道墙是我，第二道是他妈妈，第三道是老师，第四道是他身边所有的人。歌词说，所有的人都需要自由。他说，他要出去闻一下花香，但不知要走多远，不知那墙有多厚。他说他知道当他跌倒时，我们会在他身体下面放个软垫，但是，他哭求：爸爸，让我跌下去吧！”
这首文情并茂的歌，让成龙读后泪流满面。他于是对妻子说道：
“我们保护得太过分了，该让他出去闯闯！”
读了这报道，我想，成龙所犯的上述“错误”，是全天下父母都会犯的。
我们总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的经验做成一件厚厚的盔甲，以“爱”为名义，强逼孩子穿上，殊不知这层盔甲恰恰成了他成长的绊脚石。
中国一位好友，于几年前将独子送到新加坡来读书，为了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培养独立办事的精神，她硬下心肠，坚持不当“陪读妈妈”。
在漫长的六年里，她冷眼旁观，发现孩子在努力挣扎着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三大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原本在家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他，来到事事都得“亲力亲为”的新环境，难以适应，因此，和寄居处的那户人家闹得很不愉快。在学校里，又因为英文不好而屡被欺负；他因此而变成了一只刺猬，动辄竖起尖尖的刺，刺伤别人，然后，又在根根银光闪闪的尖刺底下默默垂泪。 第二阶段，他在碰壁无数、跌倒多次的经历里，学乖、学精，他懂得了“改变自己”以适应大环境的道理了，即使有时得吃点亏，他也会“委曲求全”。然而，由于行为和意愿背道而驰，挣扎得极苦的他，便出现了“双重标准”———在外面，他察言观色，处处迁就别人；然而，一回到家里，父母要他帮忙，他常说“不”。母亲纳闷地问他：“为什么你对别人有求必应，可对我们却诸多推搪呢？”他淡淡应道：“在外面，我常常要演戏，心境很累；回到家，我想做回真正的自己———想做的事，我会主动地做、自动地做；不想做的事，我有不做的理由，也有不做的自由。”这一番“肺腑之言”几乎将朋友的眼泪也催下来了，朋友知道，他孤军作战的那个环境，的的确确磨炼了他。
第三阶段，他刻苦的学习为他赢取了优异的成绩，也为他博得了师长的宠爱和同学的尊敬，他至此真正地融入了异乡异国的大环境里，培养出正确的价值观，长成了一个里外合一、自信自重的大好青年。
朋友追述她独子磕磕碰碰地成长的整个历程时，满怀欣慰地说：
“如果当初我当陪读妈妈，恐怕到现在他依然还是个事事依赖着我的大孩子！”
知道身体下面有个厚厚软垫的孩子，永远也长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