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用过一次爸爸的手提箱。那只手提箱带给我的记忆一直无法抹去。
10岁那年的夏天，我和几个女伴决定去露营。这对过着清贫生活的家人来说，可是件大事。出发前那天晚上，为露营准备的所有东西都摊放在家里的大桌子上，一家人突然意识到还缺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手提箱。爸爸说，我可以用他那只手提箱。当年爸爸从北加利福尼亚州的老家到俄勒冈州上学，就是这只手提箱一路相伴。
爸爸到地下室搜寻了一番，回来时手里拎着一个手提箱，破旧不堪，而且变了形。爸爸说，它曾让汽车辗过一次，不过“还能用。”
看到这只手提箱，我沮丧极了。我伙伴们的箱子都很漂亮。我闷闷不乐，一声不吭。合上手提箱后，我才发现，上面的弹簧坏了。
“这怎么办？”爸爸瞧着眼前这只不争气的手提箱说，“找一根结实的绳子把它绑住。”
我再也忍不住，终于哭了起来：“我没法提着一只用绳子绑牢的箱子去露营！”
等我的泪水渐渐止住后，爸爸和妈妈要我自己拿主意：要么提着这只“用绳子绑牢的箱子”去露营，要么呆在家里。
“就当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别太在意就是了”。爸爸安慰我。
第二天一早，我手里提着那只用绳子绑住的箱子去露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逐渐淡忘了那只用绳子绑住的手提箱。多年后的一天，爸爸意外地从家乡打电话告诉我：一位州参议员的车子在他工作的那家汽车经销店放了一阵子。爸爸开着那辆车去机场接那位参议员的妻子，之后那位议员的妻子驾车将爸爸送回经销店。
爸爸这么远打电话来就为了告诉我这个？
爸爸笑着继续说：“那位参议员的妻子随身带着一只手提箱，很旧的那种，而且锁坏了，是用根绳子绑住的！”
小时候有关那只手提箱的记忆一下子浮现在脑海中。“噢，是这样，爸爸，”我喉咙有些哽咽，“人家有钱，不会在意的！”一件小事情，竟然让父亲挂记了这么多年，父亲是多么在乎我的感受啊。可见当年他实在是没办法。我对自己儿时的任性深感惭愧，此刻，我才真正了解父母对我的爱有多深！
关于手提箱的故事从此成了一段美好回忆。它总提醒我，我用不着把自己想像成富人家的女儿，因为有爸爸妈妈的爱，我们这些孩子就总是富足的———即使手里拎着的是一只用绳子绑住的手提箱。
清晨6点，任子安已经开着出租车行驶在大街上。
今天的活很顺，快12点时，任师傅已经拉了30多个人，进了200多块钱。送完一个赶火车的中年妇女，任师傅把车溜到“天府小吃店”去吃第一顿饭。没等开口，老板就给他端上来一盘辣子豆腐、一碗米饭。匆匆忙忙吃完，任子安和哥们儿打个招呼，把三块钱放在空碗边上，起身就走。正是中午生意旺的时候，任子安不想耽误活儿，每天总是在这里简单的对付一下，“谁和钱过不去啊”，每当妻子含着眼泪埋怨他时，这是任子安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自从开上出租车，任子安的一日三餐就从来没有正常过。中午吃早饭，晚上吃午饭，深夜回家吃晚饭。明知道对身体不好，可是为了早日把借来的钱还上，任子安也只有玩命。妻子是个知冷知热的贴心人，但是在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除了每天等到深夜给他做顿可口的饭菜、为他端来洗脚水给他洗去一天的疲乏，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很多时候，妻子细腻的手还在为他搓洗时，任子安就已经睡着了。
一点整，任子安从电脑城拉了一位客人，刚开出不远，收音机交通频道的“真情对话”节目开始了，女主持一番开场白之后，是打进直播间的电话。任子安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主持人阿姨，我要对我爸爸说话。”
“小朋友，你爸爸是出租车司机吗？他叫什么名字？"
“我爸爸叫任子安，他开的是富康出租车。中午放学时，老师说今天是父亲节，叫我们回家后多陪陪爸爸。可是我爸爸每天早晨6点就开车拉活儿，夜里10点多才回家，我已经两天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哦，是这样。你爸爸现在可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有什么话要对你爸爸说吗？"
“我知道我爸爸很辛苦，他到中午才吃早饭，每顿只花三块钱。天这么热，他连瓶冰镇可乐也舍不得买，我们要还借来的买车钱。星期六我再困也不敢睡，我怕看不见爸爸回家。我和妈妈一起等爸爸，妈妈给他洗脚，我就给爸爸捶背。”
主持人哽咽了，半晌才说：“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小朋友？"
“我叫子毅，上三年级。”
“你，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爸爸没有？"
子毅大声地说：“爸爸，今天是你的节日，你一定要吃好点。以后我不花零钱了，你每天买瓶可乐好吗？等我长大了，我帮你开车。爸爸，记得今天早点回家。”
任子安静默了很久，动作僵硬地握着方向盘。接下来收音机里说的什么，他一点都没听进去。他突然感觉开出租车很幸福，踩油门的时候，还打了个口哨，却没有发现自己已泪流满面。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不仅是法兰西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值得称赞的父亲。
戴高乐夫人将要分娩时，不幸遇到了车祸，当场昏死过去，经医生及时的抢救才转危为安。不久，女儿小安娜便诞生了，遗憾的是，由于夫人在治疗过程中服用大量的药物，致使小安娜生下来就是一个迟钝弱智的孩子。
当时的舆论很大，各种媒体纷纷传言戴高乐夫妇将会丢弃那个孩子。面对这样的现实，戴高乐夫人没有一点厌烦的表示，她对丈夫说，宁可放弃自己所有的地位和金钱，也要让安娜享受一个正常孩子的欢乐。戴高乐十分同意妻子的解释，他激动地说：“不是安娜自己要求到人间的，我们两个人的责任，就是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幸福。”
为了使安娜生活在一个更祥和、无人打扰的环境里，戴高乐夫妇节衣缩食购买了一处环境优美的住宅，使安娜既可以避开众人古怪的目光，又可以安静地与父母在一起。让安娜从心理上感觉自己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孩子。
戴高乐身材魁梧，智力超群，身居高职，外表看上去十分威严，似乎令人难以接近，但对这个女儿却十分慈祥。他对安娜的每一个要求尽量满足，从不拒绝。随着小安娜的逐渐长大，每天饭后，戴高乐总领着女儿的手围着花园散步，还不时地为她讲故事、唱一些快乐的歌儿。
有一次，小安娜不知为什么总是哭哭啼啼，不爱吃饭，也不愿睡觉，戴高乐想了很多办法哄女儿，可安娜却怎么也哄不好。于是戴高乐想，哄女儿的方法，恐怕安娜已经腻了。于是戴高乐绞尽脑汁地想，可是三天过去了，女儿的情绪还是没好转。戴高乐想既然哄不好她，那就分散她的注意力吧，于是他手舞足蹈地乱比划一气，谁知安娜竟看着戴高乐不哭了。戴高乐以为女儿的情绪好了，高兴极了，谁想他一放下手，小安娜又“哇哇”大哭起来。戴高乐仿佛又找到了小安娜的嗜好似的，立刻又充满激情地舞动起来，这次他不是乱舞，而是有情节、有表情，像是哑剧，看得小安娜发出“咯咯”的笑声。戴高乐也笑了，要知道让这样一个孩子发出一声幸福的笑声是多么不容易啊！从此，只要戴高乐一有空就陪女儿听音乐，给女儿表演哑剧，甚至，他自己工作累了，也以给女儿表演哑剧来放松心情，因为他在享受一种叫“天伦之乐”的幸福。
戴高乐是惟一能使小安娜发笑的人，为了和女儿进行沟通，戴高乐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去聋哑学校学一些标准的手势，回来教给女儿，他要让女儿学会和别人进行沟通。他还经常带安娜出去玩耍，安娜玩起来很疯，不管自己多累，每次戴高乐都坚持到最后，一直到小安娜玩得疲倦了，伏在爸爸的怀里甜甜地睡着。多少年如一日，戴高乐陪伴女儿的时候，从来没有急躁和厌烦过。即使在二战流亡期间，他也没忘记把女儿安娜带在自己身边。戴高乐一生节俭，却为安娜设立了专用的委托金，并以自己撰写回忆录的版权费作了抵押。
安娜在即将欢度20周岁生日的时候，不幸被肝炎夺去了生命。安葬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夫妇含着热泪，站在女儿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去，好像还有许多话要和孩子倾诉。天已经黑了，戴高乐才对妻子说：“走吧，现在她已经和别人一样了。”安娜去世后，戴高乐总统在痛苦中决定：将安娜生前住过的房子改建为“安娜·戴高乐基金会”办公处，决定继续帮助和女儿一样弱智的孩子。
小安娜是不幸的，她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弱智的孩子，小安娜又是幸运的，她有一个戴高乐这样的父亲。尽管戴高乐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尽管他日理万机，正是这种责任与爱的双重作用，让他的一生焕发着人性的光辉，他说：“要做好一个国家的总统，首先得做好一个孩子的父亲。”
凤凰卫视台记者卢宇光在俄罗斯采访时听说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第二次车臣战争时期，俄军攻陷了车臣的首府格罗兹尼。战斗进行得非常惨烈，为彻底消灭躲在旮旯里的反政府武装，俄军横扫之处，几乎片瓦无存。
一位刚从电话里得知自己已当上爸爸的俄军中尉，在经过一片瓦砾时，听到了一阵哭声。这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这声音让他马上想起自己还未见过面的女儿，尽管他如道，在车臣，经过的每一处建筑、面对的每一个市民都潜伏着危险，他还是示意手下在一边站着，不要惊吓了小女孩，自己则径直朝她走过去。
他看清了，这是一位年纪约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的父母显然在俄军猛烈的轰炸中丧生了。看着她那双惊恐的大眼睛，中尉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胸前——那里有一包精美的奶油巧克力，是他搜索藏匿在一家倒塌商场内的车臣武装分子时捡到的，准备带回去送给妻子和女儿。但现在他明白，面前这个小女孩更需要它。
中尉一边微笑着递上巧克力，一边轻轻地问她的名字。小女孩显然是给血腥的战争吓懵了，惊恐地睁大双眼盯着中尉，同时，使劲往墙角退缩。中尉微笑着上前，摸了摸她那张可爱的小脸蛋，正打算把巧克力塞给她后转身离开，小女孩忽然从身后的破书包里摸出一支手枪，熟练地对准他扣动了扳机……
这个故事之所以格外感人，就在于事后家人在清点中尉遗物的时候，有两点令人永生难忘，其一是中尉脸上依旧挂着的慈父般的微笑，其二就是他手中还紧紧攥着那包尚未送出的巧克力。可以想象，就在遇害之前，他仍然把小女孩当作自己的女儿，是心灵深处洋溢的父爱让他忘记了战争和危险。
他是一个研究力学的专家，在学术界成绩斐然。他曾经再三提醒自己的学生们：“在力学里，物体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主要看它飞行的距离和速度，一个玻璃跳棋弹子，如果从十万米的高空中自由落体掉下来，也足以把一块一米厚的钢板砸穿一个小孔。
所以我提醒大家注意，千万别抱幻想能把高空掉落的东西稳稳的接住，即使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石子！”
那一天，他正在实验室里做力学实验，突然门被“砰”的一声推开了，他的妻子惊恐万分地告诉他，他们那先天有些痴呆的女儿爬上了一座四层楼的楼顶，正站在楼顶边缘要练习飞翔。
他的心一下子就悬到了嗓子眼儿，他一把推开椅子，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就赤着脚跑出去了。他赶到那座楼下的时候，他的许多学生都已经惊慌失措地站在那里了。他的女儿穿着一条天蓝色的小裙子，正站在高高的楼顶边上，两只小胳膊一伸一伸的，模仿着小鸟飞行的动作想要飞起来。看见爸爸、妈妈跑来了，小女儿欢快地叫了一声就从楼顶上起跳了，很多人吓得“啊”的一声连忙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他的很多学生紧紧抱住他的胳膊，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他突然推开紧拉他的学生们，一个箭步朝那团坠落的蓝色云朵迎了上去。
“危险——”
“啊——”
随着一声惊叫，那团蓝云已重重地砸在他伸出的胳膊上，他感到自己像被一个巨锤突然狠狠砸下，腿像树枝一样咔嚓一声折断了，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两天了，他的脑子还算好，很快就清醒了，可是下肢打着石膏，缠着绷带，阵阵钻心的疼痛让他忍不住倒抽冷气。他那些焦急万分的学生们对他说：“你总算醒过来了。你站在高楼下面接孩子真是太危险了，万一……”
他笑笑，看着床边自己那安然无恙的小女儿和泪水涟涟的妻子说：“我知道危险，搞了半辈子力学，我怎么能不懂这个呢？只是在爱里边，只有爱，没有力学”。
爱没有力学。
在爱里，除了一种比钻石更硬的爱的合力之外，再没有其他力学，爱是灵魂里惟一的一种力。
多年前，我在一所民族学院读书。班上除了少数几个汉族学生外，大部分同学都是少数民族，他们来自偏远贫困的山区。也许是家乡偏僻的缘故，几乎所有少数民族同学都很少与家人通电话，信件往来倒是很常见。
作为班长，我的一项工作，就是每天午休前站在讲台上发信。念一个名字，上来一个同学取回自己的信。我留意过，“王强”这个名字从我口中吐出的次数最多，每周必有。王强是布依族，来自贵州黔南自治州。那些信正是从黔南寄来的，估计是家书了。
那一日，我又在讲台上分发信件，王强听到名字后喜滋滋地上讲台来取信。大概是信封边沿破损了，我的手刚抬起，里面的信飘了出来——竟是一片树叶，只见那片叶子在空中翻转几个来回，缓缓地落到了地面上。
大家惊异地看着王强，他的脸腾地一下便红了。
“……我父亲不在了，只有娘，但她是个瞎子。我家就我一个儿子，娘很想我，我也想娘，我用勤工俭学的钱，给她准备了上百个写好地址的空白信封。对娘说如果她平安，就寄一片桉树叶给我。
“我收到信后，又将桉树叶寄回去，但不是一片，而是两片，干枯的桉树叶在水中浸泡湿润后，两片合在一起，我娘能吹出很清脆的声音。我娘说，那样的话，她就知道我平安了。还有，桉树叶发出的声音像我呼喊她的声音……”
一时间，教室里寂静无比。我听到几个小女生抽起了鼻子。
那天，我第一次深切理解了一个词语：大爱无言。
“你已经７岁了，要学着自己洗衣服，”母亲没有接儿子递过的脏衣服，“你是小男子汉了，要自立！”
“我们班上的小朋友都是他们妈妈洗的衣服，”儿子噘嘴说，“为什么你不给我洗衣服？"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小男子汉了！”母亲依然没有接。
“哼！”儿子气愤地把衣服扔在地板上。
“我洗吧！”父亲拾起儿子的衣服。
“不，”母亲将衣服从父亲手里拿过来，并放在沙发上，“让他自己洗！”
儿子的衣服每脏一身，就让母亲给他洗一次。每次，母亲总拒绝给他洗衣服，也不让父亲给他洗衣服，一次又一次要他自己动手去洗。而他依然气愤地把衣服甩在地板上，这时，母亲总是心平气和地从地板上拾起放在沙发上。
沙发上的脏衣服越来越多，儿子的干净衣服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儿子将所有的衣服都穿脏了。
“妈妈，给我洗洗衣服吧！”儿子眼巴巴地望着母亲，“好妈妈，给我洗洗吧！”
“孩子，”母亲双手轻轻地摩挲着他圆圆的脑袋，“你已经是一个小男子汉了，要学会自立！懂吗？"
“我洗吧！”父亲将双手伸向沙发上的脏衣服。
“不，”母亲阻止了父亲的双手，“让他自己洗！”母亲将一盆清水端到儿子面前，并将一袋洗衣粉放在他面前，满眼柔情地望着他。
儿子撇着嘴将洗衣粉胡乱地倒入脸盆中，又胡乱地搅了几下，然后把衣服放在水中，泪水顺着儿子胖乎乎的小脸滑落下来，一阵手忙脚乱过后，他将衣服从水中捞出。洗过几次后，脸盆中的水依然很黑。这时，母亲从儿子手里接过衣服，挂在衣架上。
等儿子洗完衣服后，母亲微笑着在他布满泪痕的脸蛋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儿子长大了！”
第二天早上，儿子发现自己洗的衣服竟然非常干净。
母亲笑吟吟地对父亲说：“看咱儿子多乖！看咱儿子洗的衣服多干净！”
从此，儿子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洗，而且一次比一次干净。儿子在学校经常对小伙伴们说：“看，我自己洗的衣服！多么干净！我自立了！”
一天深夜，儿子起来去卫生间。他发现卫生间里的灯亮着，而且有洗衣服的声音传来。他轻轻地走进卫生间：原来母亲在洗衣服！正是今天自己刚刚洗过的衣服！
１５世纪，在纽伦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住着一户人家，家里有１８个孩子。光是为了糊口，一家之主、当金匠的父亲丢勒几乎每天都要干上１８个小时———或者在他的作坊，或者替他的邻居打零工。
尽管家境如此困苦，但丢勒家年长的两兄弟都梦想当艺术家。不过他们很清楚，父亲在经济上绝无能力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送到纽伦堡的艺术学院去学习。
经过夜晚床头无数次的私议之后，他们最后议定掷硬币———输者要到附近的矿井下矿四年，用他的收入供给到纽伦堡上学的兄弟；而胜者则在纽伦堡就学四年，然后用他出卖的作品收入支持他的兄弟上学，如果必要的话，也得下矿挣钱。
在一个星期天做完礼拜后，他们掷了钱币。阿尔勃累喜特·丢勒赢了，于是他离家到纽伦堡上学，而艾伯特则下到危险的矿井，以便在今后四年资助他的兄弟。阿尔勃累喜特在学院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铜版画、木刻、油画远远超过了他的教授的成就。到毕业的时候，他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
当年轻的画家回到他的村子时，全家人在草坪上祝贺他衣锦还乡。音乐和笑声伴随着这顿长长的值得纪念的会餐。吃完饭，阿尔勃累喜特从桌首荣誉席上起身向他亲爱的兄弟敬酒，因为他多年来的牺牲使自己得以实现理想。“现在，艾伯特，我受到祝福的兄弟，应该倒过来了。你可以去纽伦堡实现你的梦，而我应该照顾你了。”阿尔勃累喜特以这句话结束他的祝酒词。
大家都把期盼的目光转向餐桌的另一端，艾伯特坐在那里，泪水从他苍白的脸颊流下，他连连摇着低下去的头，呜咽着再三重复：“不……不……不……”
最后，艾伯特起身擦干脸上的泪水，低头瞥了瞥长桌前那些他挚爱的面孔，把手举到额前，柔声地说：“不，兄弟。我不能去纽伦堡了。这对我来说已经太迟了。看……看一看四年的矿工生活使我的手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每根指骨都至少遭到一次骨折，而且近来我的右手被关节炎折磨得甚至不能握住酒杯来回敬你的祝词，更不要说用笔、用画刷在羊皮纸或者画布上画出精致的线条。不，兄弟……对我来讲这太迟了。”
为了报答艾伯特所做的牺牲，阿尔勃累喜特·丢勒苦心画下了他兄弟那双饱经磨难的手，细细的手指伸向天空。他把这幅动人心弦的画简单地命名为《手》，但是整个世界几乎立即被他的杰作折服，把他那幅爱的贡品重新命名为《祈求的手》。
当你看见这幅动人的作品时，请多花一秒钟看一看。它会提醒你，没有人———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独自取得成功。
有一个在幼儿园就熟识的朋友，男生。那时，我们同在一张小饭桌上吃饭。上劳动课的时候，阿姨发给每人一面跳新疆舞用的小铃鼓，里头装满了豆角。当我择不完豆角筋的时候，他会来帮我。我们就把新疆铃鼓称为“豆角鼓”。
以后几十年，我们只有很少的来往，但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愉快地生活着。一天，他妻子来电话，说他得了喉癌，手术后在家静养，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他妻子略略停了一下说：“通话时，请您尽量多说，他会非常入神地听。但是，他不会回答你，因为他无法说话。”
第二天，我给他打了电话。当我说出他的名字后，回答是长久的沉默。我习惯地等待着回答，猛然意识到，我是不可能得到回音的。我便自顾自地说下去，确知他就在电线的那一端，静静地聆听着。自言自语久了，没有反响也没有回馈，甚至连喘息的声音也没有，感觉很是怪异。
那天晚上，他的妻子来电话说，他很高兴，很感谢，希望我以后常常给他打电话。我答应了，但拖延了很长的时间。也许是因为那天独自说话没有回声的感受太特别了。后来，我终于再次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当我说完“你是X X吗？我是你幼儿园的同桌啊……”我停顿了一下，并不是等待他的回答，只是喘了一口气，预备兀自说下去。就在这个短暂的间歇里，我听到了细碎的哗啦啦声……这是什么响动？啊，是豆角鼓被人用力摇动的声音！
那一瞬，我热泪盈眶。人间的温情跨越无数岁月和命运的阴霾，将记忆烘烤得蓬松而馨香。
那一天，每当我说完一段话的时候，就有哗啦啦的声音响起，一如当年我们共同把择好的豆角倒进菜筐。当我说再见的时候，回答我的是响亮而长久的豆角鼓声。
一位中年男子来到了酒楼，这几个月他常来，来了就找一个叫红红的陪酒小姐。今天，他又来了，又要找红红，坐台小姐笑着问他：“你为什么总要找红红呢？她正在陪别的客人。我们这里有好多比红红还要漂亮的小姐，可以再换一个小姐来陪你吗？"
中年男子摇摇头，说：“不，我就找红红小姐。她如果正忙着，那我就先等她一会儿。”
坐台小姐说：“你这位先生可真有意思，放着好多漂亮小姐你不见，非要在这里等红红，你就这么喜欢她？真拿你没办法。”
中年男子说：“喜欢谁不喜欢谁，并不是光看她是不是漂亮，要谈得来才行。”说完，他果真就坐在大厅里，静静地等着。
那位坐台小姐或许也有些喜欢他，不忍心看他就这么等着，就过去替他看看。大约一支烟的光景，那个坐台小姐回来了，对他招招手，说：“跟我来吧。”
中年男子站起身，跟着坐台小姐来到了一间雅致的包房，中年男子一眼看见红红正坐在那里等他，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开心的笑：“红红，我来了大半天了，一直在等你。”
红红好像对他并不是很感兴趣，只是对他很职业地笑了一下，说：“我正在忙，刚送走了几个客人，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中年男子忙说：“没关系的，只要能等到和红红小姐见一面，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说话间，那位坐台小姐已悄悄退出了房间，并随手把门带上了。
中年男子有点紧张，也许他自己也听到了“砰砰”的心跳声。他从桌上拿起菜单，递给红红小姐，说：“捡你喜欢吃的点，别管价钱。”
红红接过菜单，冲他一笑，她的笑无法遮掩一脸的疲倦和睡眠不足带来的憔悴。她点上一支烟，一边吸烟一边专注地在菜单上勾勾画画，她拿笔的那只纤细的小手上，一片片指甲上涂着银色的指甲油，亮闪闪的，像一弯弯好看的月牙儿。中年男子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可她只顾看着手里的菜单，几乎没抬起眼好好看他，但中年男子好像并不在意红红对他的态度，看来他是打心眼里喜欢红红，这一点，连红红自己也早有觉察。她越对他不冷不热，他越是穷追不舍，男女之间，就是这样的。
沉默了好久，中年男子又开口了：“我前几天连着来了好多次，都没找到你，你干什么去了？"
红红说：“我回乡下老家待了几天，我的母亲病故了。”
中年男子问：“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红红说：“几年前我的父亲死于一场车祸，我有一个哥哥，对我不错，可嫂嫂不喜欢我，老是和我吵架。我本不想再来酒楼做陪酒小姐，只是田里的活太苦，做不来，能上哪儿去呢？想来想去，还是来这里混日子了。”她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在菜单上划着，这个菜那个菜的乱点着，好像不把他兜里的钱掏光，她是不肯善罢甘休的。
中年男子叹了口气，说：“你还那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出去闯一闯？"
红红笑了，笑得有点悲苦：“我现在不是从家里闯到这里来了吗？"
中年男子有点急了，说：“你不适合在这里，真的不适合，请相信我说的话，我没有骗你。”
红红小姐的眼睛仍在菜单上，好像根本就没听他说的话。过了一会儿，她终于点完菜了，便把菜单递给了他，这时，他发现红红的手腕上戴着一个很好看的手镯，就说：“你的手镯真好看，是玉的吧？"
红红瞟了他一眼，从他走进这间包房起，她是第一次拿正眼看他。她说：“不是玉的，假的，我们酒楼大厅里就卖玉的，那才是真的，是上等的好玉镯，几千多块呢，我可买不起。”
中年男子的神色突然有点激动：“你想要吗？"
红红也有点激动了：“谁不想要？我做梦都想要呢！”
中年男子忙从兜里掏出一张卡，放在红红的手上，说：“拿去吧，你现在就可以去大厅里买你喜欢的玉镯了，卡上余下的钱我也全送给你了。”
红红惊呆了，接过卡，愣在那儿，一时不知该用怎样的微笑、媚态和秋波来回应他的出手阔绰，好半天，她才想起来问他：“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中年男子笑了笑，说：“因为我喜欢你，是真的喜欢。我愿意尽我所能，给你所喜欢的一切。”
红红笑了，这一次她笑得真好看，她说：“那我现在就去把玉镯买回来，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其实红红怕他骗她，想现在就去试一下，看看这个卡是不是真的，说实在的，她还没亲手拿过这种卡，也不知道怎么用。她刚要走，中年人又喊住了她，说：“你等一下。”
红红扭过头，说：“你想反悔？心疼了吧？"
中年人没说话，匆匆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然后“刷刷”地在纸上写了一行字。写完，他把纸折叠好，小心翼翼地放在红红的手上。红红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不会白给她这张卡的，无非是鸿雁传情的把戏，约她出来在什么宾馆的哪个房间见面，放上一段音乐，来一杯香槟，搞出那么一种谈情说爱的氛围，最后就是在她身上占点便宜。和她玩这种把戏的人多着呢，她懒得看这张纸条，走出房门，没走几步，就顺手推开了走廊里的窗子，伸手一扬，把那张纸条扔了出去，纸条就像一只白蝴蝶，在空中飘呀飘，不知飘向了何方。她长长吁出了一口气，一边走着，一边在想着在买回了手和他周旋的理由。她是不会轻易答应他的一些非法要求的，但她又不想失去白白送上手的玉镯，她来这里就是为了要人给她送这送那，然后再绞尽脑汁想一些办法来应付他们，总之，是以最小的牺牲，来换取最大的利益。
这时，中年男子正一个人坐在包房里等红红小姐回来，他的情绪看起来有些激动，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他不能自制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忽然，他摇晃了一下，便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他死于心肌梗塞！
卡上的钱是他卖自己的肾挣来的，那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目。现在，那张卡成了废卡，因为这个世上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刚才那位红红小姐就是他的私生女儿。当然，就像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女儿把那张写有取款密码的纸条扔掉一样，女儿也永远不会想到他竟是她的亲生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