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 年清朝的干涉切断了西藏与孟加拉的贸易，也不许英国人到不丹。但是，商业前途仍然强烈地吸引着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他们希望西藏能够成为与中国内地直接通商的过道，希望能在西藏和不丹得到金银去广州购买茶叶。东印度公司还想在它的境内种植茶叶。在十八世纪，他们曾试图通过西藏得到茶种而未获成功，但是他们后来仍在积极活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东印度公司把注意力转向 1792 年之后成为清朝属国的尼泊尔。
尽管西藏和不丹都是对英商关闭的，东印度公司还是认识到，进入尼泊尔的英国货可以假手尼泊尔商人到西藏出卖。因此，英国人很快利用尼泊尔人对清朝的不满情①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 170 页。绪，在 1801 年获得在加德满都派驻代表的权利。然而，当时的形势尚不利于英国扩大对廓尔喀统治者的影响。英国与尼泊尔的关系迅速恶化，在 1803年东印度公司只得撤回它的代表。当东印度公司继续对尼泊尔施加压力时，尼泊尔人则把他们向清朝的纳贡说成是受中国人保护的关系。然而，1812 年的尼泊尔贡使在北京却没有说服清政府答应在它同英国一旦发生战争时给予援助。清政府实际上拒绝了这一请求。
后来发生的 1814—1816 年英尼战争，使得清政府对属国尼泊尔的立场明朗化了。尼泊尔政府再三向驻藏大臣呼吁说英国想吞并尼泊尔，也想取消尼泊尔对北京的进贡。锡金王担心尼泊尔的扩张而左袒东印度公司，但对英国扩张主义更感忧虑的不丹人则同情尼泊尔。在西藏本土，班禅和某些拉萨官员也敦促清朝帮助尼泊尔。不过，西藏的摄政却劝尼泊尔讲和。最后，清帝指示驻藏大臣，此事尽管与清政府有关，但只要加德满都能够继续五年一贡，尼泊尔人甚至可以归顺英国。正如驻藏大臣在致尼泊尔政府的信中所说：“皇上对你们是否亲英毫不介意。……你们同英国打仗是在我们境外。我皇上不能发兵前往。”①
显然可见，尼泊尔并不处于清朝保护之下。英尼战争也看清楚了清朝的“一视同仁”理论的真相，按照这一说法，清帝对帝国境内外的一切国家是同等看待的。尼泊尔是纳贡国，东印度公司则不是。然而清政府竟援引一视同仁的原则来为它拒绝保护一个纳贡国进行辩解。②
英国人几经挫折后战胜了尼泊尔人，强迫他们让出卡利河与苏特里杰河之间的全部领土。清朝政府对此竟无动于衷。北京在推卸保护纳贡国的责任时奉行的这种方针，使它在后来面临朝鲜、琉球、哈萨克草原、帕米尔和清帝国其他边区发生的许多不幸事件中能够自我解嘲。
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也象一把重锤，平时对它的子民是高悬不用，一旦发生反叛则迎头打击。清朝的上层建筑几乎从不干涉平民的事务，但是它的存在维持了当地统治集团的权势，保留甚至固定化了当地的结构。
尽管清廷的政策是把亚洲腹地同中国隔离开来，但到十九世纪初汉人向那里的扩张已经开始。在政府的同意下，奉天、青海、康区东部边缘地区和准噶尔，都有汉民耕种土地。中国的州县制也随之而来。汉族农民还开始非法渗入满洲边境和内蒙古草原。汉商人数也增加了。在吉林和黑龙江的大小城镇都有汉族商人和手工艺人，汉族流犯从事采矿和在林区挖参。汉商左右了从恰克图到张家口的蒙古贸易，在草原各地做买卖。汉商和东干商在准噶尔的商业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也在西藏的边沿地区做买卖，甚至日益试图将他们的活动伸向东突厥斯坦。只有西藏中部地区他们才未涉足。
虽然如此，这种扩张在十九世纪初期也还有限。对亚洲腹地的平民来说，中国和汉人是遥远的。旗人和清朝官吏只能偶尔见到。北京从亚洲腹地各属地得到的收入并不多。诚然，清朝除了从它们那里求得安宁外，别无他求。满人之征服亚洲内陆是出于战略而不是利润的考虑，目的是想防止敌对强国的兴起。在陆路上，中国本土终于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边境问题也是存在的。英属印度的扩张使清朝在西藏的权威受到潜在的威①根据尼泊尔文史料“Itihas Prakas”，见罗斯：《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第 73—87 页（引文见第 86页）。②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 174 页。胁。浩罕的商业野心和玛赫杜姆家族的宗教政治威胁着清朝对新疆六城的控制。强邻俄国对新疆、蒙古和满洲边境也虎视眈眈。但是从中国本土看来，这些都是遥远的麻烦。在 1815 年，北京对它们还几乎毫无察觉。（志勇 译）
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要广泛地阐释清代晚期的历史，必然要回头谈一谈清王朝衰落的面貌。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晚清时期某些政治和社会的细节就会感到，对清王朝的衰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说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不足之处；而且这种考察还可能借此发现把晚清同中国近代史的广泛趋势联结起来的某些长远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清王朝的衰落在传统上还包含有官僚制度丧失了道义和行政活力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