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卡特是一位杰出的南非新闻摄影家。
1993年，为拍摄遍地饿殍的苏丹叛乱活动，凯文·卡特赶到北部边境。在伊阿德村旁一片灌木丛边，他听到一声微弱的哭泣。停下脚步，屏住呼吸，侧耳倾听。这时，凯文·卡特发现一个黑人小女孩。小女孩十分瘦弱，瘦弱得双腿几乎不能支撑她的身体。黑色孩子在黑色大地上艰难爬行。静止像一块黑泥土，蠕动像一只黑蜥蜴。动亦黑，静亦黑，黑孩子的灵魂几乎染黑非洲的阳光和风。
凯文·卡特选好角度预备拍照。这时，远处飞来一只鹰。鹰在距离小女孩大约二十米的地方落下，凶狠阴险地觊觎着孩子，准备适时撕碎她。
凯文·卡特拍下这个黑色的惨烈。
赶走鹰，目送孩子远去。之后，凯文·卡特拥抱一棵大树号啕恸哭。
这张照片获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凯文·卡特走上领奖台。就在接过那尊奠定事业成就的金杯之一瞬，他突然想到照片中的小女孩。几乎同时，他仿佛听到全世界都发出雷鸣般的质问：那个小女孩呢？
赶回非洲，赶回伊阿德村边那片灌木丛——可是，除了黑色的记忆，那里还能留下什么呢？
遍寻孩子未果，凯文·卡特在他拥抱的大树下自杀了。
他负疚没有拯救孩子。他愧怍艺术的荣誉来自欣赏苦难。
那一天是1994年7月27日。
卡特33岁。
女上司选了临近门口的座位坐下，并示意弗格斯坐在她的对面，使得经过和进入茶室的人第一眼就看得见他们。在这里，视时间为金子般珍贵的女上司居然同弗格斯闲坐了一个多小时。
这天清晨，弗格斯家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他刚握起话筒，一个陌生而嘶哑的男中音便在电话那头响起：“弗格斯先生您好，我是杰克法官。刚刚有人指控您偷了一家商店的两本书，请您务必于下午1点钟到达法庭接受审理，希望您积极配合我们。”
弗格斯一头雾水，他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去过商店了，再说以他的地位和经济实力，还用得着去偷书？很显然，这是有人设计陷害他。弗格斯刚刚被上司任命为私人秘书，以致招来嫉妒。
下午1点钟，弗格斯准时到达法庭。指控人是个英俊的年轻人，语句如锋利的刀剑；弗格斯也不是任人宰割的软饼。二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法官一时难以判断，只好休庭宣布第二天再审。
弗格斯很气愤，他的上司是个精明强干、不苟言笑的女人，对人对事一向要求严格，她特别要求弗格斯在处理完法院的事情后去见她。
弗格斯很沮丧，干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得来的职位可能就要这样失去了。推开单位的大门，同事们都不约而同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不过1秒钟，但仿佛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弗格斯的脸上，弗格斯的脸一阵阵发烫，他一遍遍在心里说：我不是贼，不是，我是清白无辜的，是被人陷害的。可是没用，他的声音别人听不到。他成了“过街老鼠”，同事们不是斜眼瞄着他，就是绕他而行。弗格斯实在受不了这样的难堪，径直来到女上司的办公室，他想还是自已辞职吧。
女上司先开了口：“来，我们去散步。”弗格斯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女上司已经出了门。
弗格斯跟随女上司来到走廊，女上司并没有和他说什么偷窃的事，不过是让他聊聊他的孩子。提到孩子，弗格斯的紧张情绪立刻轻松下来，孩子的诸多趣事让他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笑容，一向严肃的女上司也不时地点头微笑。
女上司同他走遍了这座办公大楼的所有走廊，很多同事都看到了他们愉快交谈的情景。在走完了所有走廊后，女上司带弗格斯进了茶室，这里的门时刻敞开着，女上司选了临近门口的座位坐下，并示意弗格斯坐在她的对面，使得经过和进入茶室的人第一眼就看得见他们。在这里，视时间为金子般珍贵的女上司居然同弗格斯闲坐了一个多小时。
事情很奇怪，当弗格斯再次推开办公室大门的时候，同事们的态度竟然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他们的眼睛里盛满了友善，脸上挂满了笑容……
当弗格斯终于被宣判完全无罪，和他的妻子离开法院准备回家的时候，他看见他的女上司正穿过人群大步向他走来，与他及他的妻子一一拥抱。
“我想我不必对你说什么了，是吧？”女上司故意板着脸。
是的，还用说什么呢？在这令人伤心烦神的事件中，女上司始终是弗格斯的朋友。她毫不吝啬自已的信任并巧妙机智地维护住弗格斯的尊严，使弗格斯能够勇敢地面对鄙夷，最终走出困境。
这位女上司就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被称为政坛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她凭借真诚与智慧，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与信赖。
巴拉斯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不但无法正常工作，一旦病情发作还常常冲巴拉斯大声地吼叫甚至动手打她。父亲因患小儿麻痹症，瘸了一条腿，对生活早已失去了希望的他，不但好赌还酗酒。无人管束的巴拉斯整天像个男孩子一样四处疯跑，跟人打架，还染上了偷盗的恶习。
巴拉斯12岁那年，邻居的一个名叫威尔逊的跳高运动员，把她带到运动场上教她练习跳高。巴拉斯站在运动场上不敢动弹。巴拉斯胆怯地问：“威尔逊先生，我真的能像你一样成为一名跳高运动员吗？”威尔逊反问她：“为什么不能呢？”巴拉斯说：“您难道不知道，我的母亲是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的父亲是残疾人，并且还是一个酒鬼，我的家境很糟糕……”
威尔逊再次反问她：“这些对你跳高又有什么关系呢？”巴拉斯回答不上来了，是啊，这对她跳高又有什么关系呢，巴拉斯嗫嚅了半天说：“因为我不是个好孩子，而你却是那么优秀。”威尔逊摇了摇头说：“除非你自己不愿意成为一个好孩子，没有人天生就很优秀。另外，我要告诉你的是，别将不好的家境当成你变成好孩子的阻力，而要让它成为你的动力。”
威尔逊给她加了一个1米高的栏杆，结果被巴拉斯跳过了。威尔逊又将那根栏杆撤下来，结果巴拉斯仅能跳过0.6米。威尔逊说，现在这根栏杆就是你苦难的家境，而没有这根栏杆，你跳高的时候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现在就将栏杆加到1.2米，你一定能够跳过去的。巴拉斯咬了咬牙，真的跳过了1.2米。巴拉斯深深地相信了威尔逊的话，决定要出人头地，以自己的实力来改变家里的现状。
以后，经过威尔逊介绍，她加入了体育俱乐部，并认识了罗马尼亚的全国男子跳高冠军约·索特尔。在索特尔的精心培育下，14岁的巴拉斯跳过了1.51米。1956年夏天，19岁的巴拉斯终于跳过I.75米，第一次打破了世界纪录。
1958年，她又以1.78米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并从此开始了巴拉斯时代。她在1956年至1961年5年中，共14次刷新世界纪录。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以1.85米的成绩获得她一生中第一枚奥运金牌，比第二名的成绩高出14厘米。1961年她再创世界纪录，越过了被誉为“世界屋脊”的1.91米的高度。此纪录一直保持了10年之久。她从1959年到1967年，在140次比赛中获胜，是世界上跳高比赛获胜最多的女运动员，被人们誉为喀尔巴阡山的“女飞鹰”。
教练法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根栏杆，那根栏杆的名字叫贫穷、饥饿、失业、灾难，或者是生活中其他的种种不如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将它当成一根栏杆来跳，只要跳过了那根横亘在自己面前的栏杆，你就成功了。
大提琴是个古老的乐器，到卡萨尔斯学琴的时代，流行的指法绝对不足以用来演奏巴哈无伴奏组曲。卡萨尔斯完全重整重建了一套新的指法，才让大提琴再度和巴哈的乐谱连结呼应，卡萨尔斯给了大提琴这项乐器全新的生命。
卡萨尔斯是个音乐天才，然而他能改写大提琴历史，靠的不只是音乐天才，更重要应该是一种难得的“拒绝的智能”吧！
卡萨尔斯十岁时，他已经弹完巴哈《十二平均律》中的四十八首前奏曲与赋格曲。十五岁时，卡萨尔斯在王宫演奏，赢得了西班牙皇太后赠予的两年奖学金；一边念马德里音乐学院，一边随时进出皇宫，跟太子一起玩耍。然而，卡萨尔斯又拒绝了皇宫奢华生活的诱惑，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去找当时声名最高的大提琴教授约克伯。
卡萨尔斯到约克伯的班上面试，约克伯用轻蔑态度随口讲了几首冷门的曲子，纯粹只是要难倒卡萨尔斯看他出糗。没想到卡萨尔斯每一首都会拉，而且当场完美地演奏了冷门曲目中最冷门的一首。约克伯态度转变，愿意提供一年奖学金让卡萨尔斯留下来当他的学生。卡萨尔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只说自己不喜欢布鲁塞尔，他没说的是，他讨厌约克伯高傲、歧视、无礼的态度。
卡萨尔斯的拒绝，惹恼了提供他生活津贴的西班牙王室，他们以中断奖学金威胁他留在布鲁塞尔跟约克伯学习。卡萨尔斯索性连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一并拒绝了，到巴黎过起了贫困的生活。
1936年，佛朗哥在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卡萨尔斯又坚决拒绝了西班牙。接着，他拒绝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统治的德、意演奏；拒绝到与西班牙建交的英国演奏；1950年，美国承认佛朗哥政府，卡萨尔斯从此拒绝到美国。
拒绝这个、拒绝那个，卡萨尔斯能到哪里演奏？他哪里都不去。他在比利牛斯山上荒凉的小镇办自己的音乐节，世界第一流的音乐家都争相参加。没有人像卡萨尔斯有那么辉煌的“拒绝”纪录。透过“拒绝”，他维护了一种自己高贵的尊严，这使得他演奏的音乐，有一股决不妥协的骨气。靠“拒绝的智能”打造的卡萨尔斯，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1874年11月30日的夜晚，伦敦的布伦海姆宫灯火辉煌，一群贵族男女在这里翩翩起舞。突然，一位活泼、美丽的贵族夫人连声叫喊肚子疼痛，人们赶快把她扶到就近的一个临时女更衣室。温斯顿·丘吉尔——一个早产儿，就这样非同寻常地来到人间。
丘吉尔是英国显赫的贵族公爵马尔巴罗家族的后代。英国除了王室以外，公爵家庭总共不超过20个，马尔巴罗家族按封爵次序名列其中第十位。丘吉尔的母亲詹妮是美国百万富翁杰罗姆的女儿，1873年与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结婚，1895年1月24日伦道夫因病医治无效，溘然去世，终年46岁。这时的詹妮虽已40多岁，但依然美艳惊人，风姿绰约。不久，她便萌生了嫁给一个25岁男人的想法。然而消息一经传出，立刻遭到众多亲友的反对。就在詹妮几乎要放弃了的时候，詹妮25岁的儿子、与母亲要嫁之人同岁的丘吉尔，坚决地握住她的双手：“亲爱的母亲，就算全世界都反对您，我也会勇敢地站在您这边，所以，请您也一定要勇敢。”儿子坚毅、鼓励的目光，让詹妮义无反顾地披上了洁白的婚纱。但这桩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10多年过去了，詹妮的儿子丘吉尔已经凭借卓越的才能跻身政坛。60岁的詹妮也要再次迎来婚礼。这次的决定同样遭到众人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儿子的那些反对派们。詹妮犹豫了。这次与上次不同，丘吉尔打小就怀有雄心壮志，并且具备实现远大理想的能力。她不想因为自己贻误儿子的前程。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儿子又一次握住了她的手：如果让我在我的仕途与您的幸福之间作选择，我心甘情愿的选择后者。请您不要再有任何顾虑。母亲幸福，我才幸福。詹妮又一次无比快乐地迈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上，儿子依然像上次一样，坚强地站在她的身边，而另一边则是比儿子还要年轻的36岁的新郎。能够两次接受母亲的婚姻，也许很多人都做得到。而面对沉重的压力，丘吉尔两次接受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作自己的继父，这需要多么豁达的胸怀。
1908年8月15日，伦敦报纸登载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33岁的内阁贸易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与23岁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娅小姐订婚。举行婚礼的这一天热闹非凡，宾朋满堂，欢歌笑语。证婚人是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而他选择的男傧相却是他在下院的一个坚决反对者——包括休塞西尔勋爵。当时丘吉尔推行一系列争取工人拥护的社会改革，休塞西尔勋爵在内的贵族集团坚决反对这些改革。这里反映了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人们可以在下院和政治集会上相互咒骂，如同仇敌，但在个人生活中却能成为亲朋好友，相敬无间。在政治生活中虽然是公敌，却不妨碍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称兄道弟。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这样说过：“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西方近代的这种文化现象是多么的耐人寻味。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宽容来源于对每个人权利的尊重：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我虽然不支持你的行动，但我坚决维护你合法行动的自由!
老舍3岁那年，没了父亲，母亲靠给人洗衣服养活他。到9岁，他还不识字，后半生就将是一个提篮沿街卖樱桃的小贩吧。好心的刘大叔资助他。供老舍上学。中国多了一位作家。
刘大叔是有钱人，也是大善人。他办贫儿学校、粥厂，把钱都施舍出去。刘大叔后来出家为僧，人称宗月大师。他坐化后，烧出许多舍利子。
宗月有个女儿，小时候。老舍常去刘家玩，爱上了她。海棠花开的时候，两个小儿女说过一句两句没有意思而甜美的话。富小姐和胡同贫儿，身份相差太远，谈不上婚嫁，但知道她没有定亲，这让他安心。
后来，老舍出了国，刘小姐随父出家为尼。过了好些年，老舍回国了，刘小姐成了暗娼。其间，发生过什么事，无从推测。可能那尼姑庵本来就不干净，刘小姐错入了虎口：或许她是“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肉体，还得利用肉体，身体是现成的本钱”……总之，一个黄花大闺女，想伴着青灯古佛过一辈子，哪有那么容易。全世界都是“嘿嘿”冷笑的恶势力。
他千辛万苦地找到她。她剪了发，脸上有很多粉和油，洗净了，大概像一个病中的产妇。她始终不正眼看他，虽然脸上并没有羞愧的样子——她应当有吗?
他还爱她，但这爱成了苦酒，折磨他。他们原本门不当户不对，现在仍如此，只是高低掉了个儿。朋友看出他的悲痛来，没直说，假装闹着玩地暗刺他，意思是，她不配他。
她不配?她本来不是大小姐吗?她沦为赤贫，不也因为她父亲的慷慨施舍吗?而老舍，其实也是受益人之一呀。不过，给是自愿的。得到的人，不欠他们家什么。反之，如果邀恩图报，那她就是无赖小人，受惠者会更加心安理得。
老舍没娶刘小姐——是他想娶而刘小姐不肯，还是他根本没打算娶?他再爱她。大概也不能把一个暗娼用大花轿接回家。我们很难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他的记忆被打散了，放在他的小说里、散文里。一幅最美的画，碎纸机里走一遭，也就变成纸屑，什么也拼不出来。老舍34岁，才在朋友劝告下结了婚。
他一直记得她。她是为弟弟们给虎妞下跪的小福子，祥子爱过她，这爱情不因为一个是车夫一个是暗娼，而稍减其美或者震撼。她也是月牙儿，清清醒醒、明明白白地走另一条路，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是女人得卖肉”。她是他的记忆，一点点地融入到他的文学作品中。
老舍老在提海棠花，“她家里的那株海棠花正开成一个粉白的雪球”，“第一次见着她，便是在海棠树下。开满了花，像蓝天下的一大团雪，围着金黄的蜜蜂”。他想在死后，葬在海棠树下，或者……他什么也做不了。
杰克·伦敦在他生命的晚年为自己修建了一所住宅。
耗费了好几年的精力和全部的财产，克服了层出不穷的困难，大厦终于修好了。而就在落成的那天晚上，一个对他心怀嫉妒的人放了一把火。
惊惶、痛心、焦急的杰克·伦敦久久地望着在烈火中的大楼。
他喃喃地说：
“我宁愿是这被烧毁的房子的主人，而不愿做那个放火烧房的人！”
是的，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况：宁愿是一个无辜的被损害者，而不愿做那带着私心损害人的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沈殿霞就已红透香江，而当时的郑少秋仍名不见经传，并且刚刚遭受了失恋的打击。在安慰郑少秋的过程中，两人擦出爱的火花，并被香港媒体称为“一对男貌女才的恋人”。1987年，沈殿霞与郑少秋结婚后，在加拿大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女儿，正当她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之中时，却传出丈夫情变消息。当时沈殿霞还没有坐满月子，顿觉天塌地陷，伤心欲绝，终日以泪洗面，眼睛从此老花，连报纸都看不清。产后抑郁又导致严重脱发，后来她不得不戴上假发。致命的打击，几乎把她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沈殿霞最终选择了放手，仅维持了一年的婚姻宣告解体。或许正应了那首歌，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十年感情，一朝化为乌有，有情人终成陌路。她和郑少秋的婚变注定要成为媒体焦点，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刚离婚的那段日子，家人对她放心不下，轮流从加拿大飞到香港，日夜陪伴她。有时，她开车在街上等候红灯时，好心的观众会过来安慰她：“肥姐，你要坚强，好好照顾女儿！”她的眼眶瞬即涨潮。
爱已成往事，事业还得继续。每天面对观众时，沈殿霞还得强颜欢笑，后来有朋友告诉她：“阿肥，最近你的笑容好假哦。”她只能苦涩一笑。电视台为了照顾她的感受，每次做节目时，从不安排她与郑少秋在同一场合出现。
为了忘掉伤痛，沈殿霞从原先住的广播道搬到了清水湾。她原谅了所有人，包括前夫和当年的第三者，并劝说女儿不要恨爸爸。总以为，时间是一剂良药，可以治愈一切，然而十年过去，沈殿霞心底的创伤依旧，她无法解开心结，始终过不了自己这关。
到底是什么，如此刻骨铭心，令她永远不能释怀？
直到几年之后，谜底终于揭开。沈殿霞在TVB主持的谈话节目《掌声的背后》开播，首期嘉宾竟是郑少秋，两人相对而坐。节目尾声，沈殿霞忽然话锋一转，终于提到私人话题：“实际上我们做了十几年的夫妻，我知道你处处将事业放在第一位，但是有个问号始终埋在我的心底，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问你一句话，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行了。”郑少秋含笑点头，示意可以发问。她的脸色忽然凝重了，语速变缓：“在这十几年里，你有没有真真正正地爱过我？”郑少秋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真的好爱你！”笑靥如花，烟消云散，尘埃落定。
沈殿霞终于走出阴霾，与往事彻底诀别。谁能想到，十几年时光流逝，让她始终无法释怀的，只是那六个字的答案。相逢一笑泯恩仇，爱过已好！
1937年4月26日，那本应该是“人间四月天”，德国法西斯空军恣意轰炸了西班牙历史名城——风光旖旎的小镇格尔尼卡，当时恰逢集市，2000名无辜平民丧生，格尔尼卡被夷为平地。这一事件震撼了全世界，也震撼了毕加索。愤怒的画家毕加索，挥笔创作了大型油画《格尔尼卡》。七十年过去，这幅杰作已经成为警示战争灾难的文化符号之一，也使格尔尼卡的悲剧永远留在了人类伤痕累累的记忆中。
画面里没有飞机，没有炸弹，却聚集了残暴、恐怖、痛苦、绝望、死亡和呐喊。被践踏的鲜花、断裂的肢体，号啕大哭的母亲、仰天狂叫的求救，断臂倒地的男子、濒死长嘶的马匹……这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无声控诉，撕裂长空。画家以半抽象的立体主义手法，以超时空的形象组合，打破了空间界限，蕴含了愤懑的抗议，成就了史诗的悲壮；在支离破碎的黑白灰色块中，散发着无尽的阴郁、恐惧，折射出画家对人类苦难的强大悲悯。
面对痛彻心扉的人间惨剧，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反应，格尔尼卡被法西斯空军轰炸，就是给了艺术家们一道无声的考题。有没有慈悲的情怀，就是能不能触动心灵创作的前提。毕加索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当时侨居巴黎的毕加索，受西班牙政府委托，正准备为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绘画作品。德军轰炸格尔尼卡的消息传来，毕加索震怒了，他就以格尔尼卡被轰炸为题材，依他所想来为西班牙馆作画，将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罪行彻底曝光在世人面前。艺术的创作者，是必须悟透艺术真谛的。就像中国漫画家丰子恺所说的：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
《格尔尼卡》问世后，曾在一些国家展出，受到爱好和平者的高度评价，毕加索也因此备受世界人民的尊敬。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格尔尼卡》无法在画家的祖国展出。直到1981年，《格尔尼卡》才回到西班牙，实现了毕加索的遗愿。在巴黎毕加索艺术馆，曾发生了一件小事：一天，一些德国军人来此参观，毕加索发给他们每人一幅《格尔尼卡》的复制品。一名军官问毕加索：“这是您的杰作吗？”毕加索回答：“不，这是你们的杰作！”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田径赛场上，女子100米短跑决赛即将开始，万众瞩目，人们都在拭目以待，准备亲眼见证“世界第一女飞人”的诞生。
起跑线上，一名黑人女运动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她叫乔伊娜，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几个月前的奥运会预选赛上，她一鸣惊人，以10秒49的成绩打破了100米世界纪录。除此之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乔伊娜一身奇特的装扮：身着红色运动服，鲜艳夺目，款式奇特，长发披肩，十指上还留着长长的指甲，色彩斑斓。
发令枪响，乔伊娜长发飘扬，奋力奔跑，像一团火红的烈焰，第一个到达终点。在这届奥运会上，她共收获了女子100米、200米、4×100接力比赛三枚金牌，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女飞人”。而她那耀眼的装扮，同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由此获得了“花蝴蝶”的美称。
乔伊娜永远是赛场上的焦点，除了别人望尘莫及的速度，还有她那与众不同的服饰。训练之余，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服装设计，尤其对色彩和样式有着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就连专业服装设计师也时常为之惊叹。每次参加比赛，乔伊娜只穿自己设计的运动服，惊艳登场，技压四座。以至于她每次出场的服装造型，都成了比赛中的一大看点。
在乔伊娜的运动生涯中，先后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其中两项至今无人超越。人们记住了这只美丽的“花蝴蝶”，但从来没有人知道，她为何对服装设计情有独钟？女人爱美，天性使然，实在不足为奇。
直到乔伊娜退役之后，忽然有人问她：“为何你每次比赛都喜欢穿奇装异服？”这个问题看似有点弱智。乔伊娜嫣然一笑，终于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赛场上必须争分夺秒，如果对手多关注我0.1秒，我就有可能领先0.1秒，这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乔伊娜是天才运动员，却很少有人清楚她的另一个身份——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学士。天才的想象，总是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