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鲁宾斯坦经常到好友画家毕加索的画室看他画画。一次，鲁宾斯坦在好几个月内看到毕加索不断地在画同样的东西。背景是阳台的铁栏杆，近景是一张桌子、一瓶葡萄酒、一把吉他。
当毕加索画了将近五十幅同样的作品后，鲁宾斯坦不耐烦地问：“每天都描绘同样的静物，难道你不厌倦吗？"
毕加索反问道：“你不觉得自己在说废话？难道你不知道，每一分钟都是不同的我，每一个钟头都有新的光线，每天虽然看同一瓶酒，但我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的个性，看到不同的酒瓶，不一样的桌子，不同的世界里的不同的生命！在我的眼睛里，这一切都是不同的。”从此以后，鲁宾斯坦在重复弹一首歌时，皆可弹出不同的韵味。
一个谈笑风生的场合，有人话赶话地调侃托尔斯泰：你除了会写小说还能干什么?
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这句玩笑话说得过分了，而且也不是事实。年近花甲的托尔斯泰并没有对朋友的嘲讽还嘴，不吭一声地回到家里，就忙起来了。他的“车间”紧挨着他的书房，当中一张大木台子上摆放着榔头、钳子、钢锯、锉刀等工具，墙上挂着干活儿时围的围裙……他为回应朋友的调侃，亲手制作了一双漂亮而结实的高靿牛皮靴，郑重地送给了大女婿苏霍京。
苏霍京哪舍得将老岳丈这么珍贵的礼物穿在脚上，便将皮靴摆上了书架。当时《托尔斯泰文集》已经出版了12卷，他给这双皮靴贴上标签：“第13卷”。此举在文化圈里立刻传为佳话。托翁知道后哈哈大笑，并说：“那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卷。”
托翁乘兴又做了一双半高靿牛皮靴，送给了好友——诗人费特。费特灵机一动，当即付给托尔斯泰6卢布，并开了一张收据：“《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按鄙人订货，制成皮靴一双，厚底，矮跟，圆靿。今年1月8日他将此靴送来我家，为此收到鄙人付费6卢布。从翌日起鄙人即开始穿用，足以说明此靴手工之佳。空口无凭，立字为证。1885年1月15日。”后面还有费特的亲笔签名，并加盖了印章。
手艺是精神的标记，行为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面貌。现代年轻人厌恶体力劳动，拒绝学习和掌握一门手艺，不管喜欢不喜欢读书，读得好和读不好书的人，都一窝蜂地往上大学一条道上挤，正应了契诃夫的话：“大学培养各种才能，包括愚蠢在内。”
而托尔斯泰，被誉为“全人类的骄傲”。他的全集出版了90卷，是“每一个作家必读的百科全书”、“文学艺术中的世界性学校”，其精神之丰富、深邃和博大，为世人所叹服。况且又货真价实地出身贵族，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个令现代人无比羡慕的“精神贵族”。而最让托翁深恶痛绝的也正是这种贵族意识。
列宁称“在这位伯爵以前的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他比国家废除农奴制早4年就解放了自己庄园里的农奴，还一直想把属于自己的土地转赠给农民，让自己的作品自由地无报酬地任由想出版它们的人去出版，为此不惜跟家人一次次闹僵。到82岁时还离家出走，想去当个农民，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在普通的劳动者中间度过残年。
他到临死都信奉：“劳动，只有在劳动中才包含着真正的幸福。”
有一次托翁路过码头，被一位贵夫人当做搬运工，叫过去扛箱子。他为贵夫人搬运完箱子还得到了5戈比的奖赏。这时码头上有人认出了托尔斯泰。他的大胡子和身上那件自己设计的“托尔斯泰衫”，太好辨认了。于是许多人围过来向他问好，那位贵夫人见状无地自容，还想要回那让她含羞的5戈比，却被托尔斯泰拒绝了：“这是我的劳动所得，我很看重这个钱，不在乎有多少。”
伟大的精神导致伟大的劳动，强有力的劳动培养强有力的精神，正如钻石研磨钻石。本是伟大作家的托尔斯泰，却用自己的一生证实：体力劳动是高贵而有益的。轻视体力劳动和手艺，只说明精神贫弱，思想空虚。
关于越南战争，美国人一直争议不断，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是在帮助越南人，另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无权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所以战后许多年都在为此争论不休。这样，参与越战或战死在战场上的人的亲属，便感到受到了冷落。有人提出修一座纪念碑，以抹平人们心中的伤痕。1982年，美国国会同意越战老兵的要求，决定建一座越战阵亡者纪念碑，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设计方案。
21岁的华裔女大学生林璎设计的方案在1441件应征作品中被选中。她当时还是耶鲁大学建筑系四年级学生。她设计的方案是：黑色的，像两面镜子一样的花岗岩墙体，像打开的书向两面延伸。两墙相交处从下面到地平面，约有3米高，底线逐渐向两端升起，直到与地面相交。墙面上刻满阵亡者的名字。林璎说：“当你沿着斜坡而下，望着两面黑得发光的墙体，犹如在阅读一本叙述越南战争历史的书。”
林璎的设计引起了广泛争议。那么多身价不菲的建筑大师的作品都被淘汰了，一个尚未大学毕业的女孩子的作品，怎么会好?有人说：它像澳洲土著民用的回飞镖，而回飞镖意味着灾难必将重演。有人说：这是地面上的一个黑洞，是麻烦的象征。有人说：纪念碑应该拔地而起，雄伟壮观，而不应陷入地下。
接下来，批评逐步升级到人身攻击。什么“丢脸的破墙”、“令人羞辱的阴沟”、“黑色伤疤”等等。有人嘲讽林璎，你可真幸运，只在纸上画一道黑线，就拿了冠军。最后，人身攻击又升格为政治攻击。说什么：“怎么能让一个亚洲人设计在亚洲发生的战争的纪念碑，那对我们美国人岂不是太讽刺了吗?”一个美国大富翁看到纪念碑是一位亚洲人设计的，大怒。他自己掏钱给那些气愤的越战老兵买机票，鼓励他们去华盛顿抗议。他还纠集了一批人提出由政府拨款，请一位白人雕塑家，再设计一个包括三个美国军人和一面美国国旗的雕塑，建在林璎纪念碑的正前方。闹到最后，连美国内政部长沃特也出来干预，他说：如果不能和反对者达成妥协，就取消建纪念碑的计划。
林璎坚持自己的主张。她尖锐地指出：那些附加的东西对于原作无异于一种造成缺陷的入侵行为。她不同意野蛮地将两种风格的纪念碑放在一起的做法。她说：“这项设计的主体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当你接受了这种痛苦，接受了这种死亡的现实之后，才能走出它们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我的确希望人们为之哭泣，并从此主宰着自己回归光明。”
形势越来越严峻。幸运的是美国建筑界与艺术界是厚道的，主张学术公正。他们为了平息争论，决定再度审阅一次全部1441件大赛作品。全体评委再次表决，大家仍然一致认为林璎的作品确实是最好的。可是，他们为了调和强烈的反对声音，也是为了让这样一个天才的、杰出的作品能够问世，最后同意了在纪念碑附近再建一个“三个战士铜塑”以及一面美国国旗。1982年10月，纪念碑建成，碑面上镌刻着58132名美军越战阵亡者的名字。
竣工的日子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人们在纪念碑上寻找着自己在越战中死去的朋友或亲人的名字，献上鲜花和礼品，寄托哀思。但是，在典礼上居然没有任何人提到林璎的名字!在典礼的节目单上，也只印着另一个人设计的“三个战士铜塑”。
争论的热潮尚未完全平静，林璎已离开了热潮的中心——华盛顿，开始了继续求学之路。这种宠辱不惊、踏实努力的品格让人一下子就想到她的家庭。她的父亲是陶瓷专家，美国俄亥俄州美术学院院长，母亲是俄亥俄州英语文学教授。姑父是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姑母就是林徽因。家庭的影响，亲属的熏陶，个人所受的教育，成就了林璎。几年后，她获得了耶鲁大学硕士学位，接下来又获得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正直的美国人没有忘记林璎的贡献，在纪念碑落成后的几年，大量的荣誉和奖励接踵而至，1984年她获得了美国建筑方面的权威奖项——美国建筑学院设计奖，随后又获得了总统设计奖。她被美国杂志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100位美国人”之一。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林璎的纪念碑已经成为最具观赏性的场所之一。当人们在纪念碑上找到自己朋友或亲人的名字时，他们在怀念和忧伤中思考和反省生命的代价和死亡的原因。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就应该具有这样的力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只有坚守自己的心灵，他的作品才能感动世人，超越时代。
1961年，艾雷罗·戴利格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脚下一个平凡人家。在独特自然环境中长大的戴利格，对大自然有一种特殊的爱。
19岁时，戴利格顺利考入了巴黎体育大学。在校读书期间，他便对攀岩、登山这类挑战高度极限的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最令他痴狂的则是三角翼滑翔伞。
然而，滑翔伞运动是一项并非一般人都能参与的运动。这项运动有着较高的危险性，要求飞翔者必须具备较强的操控能力和娴熟的飞行技巧。因此有关部门规定：从事滑翔伞运动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学习，经考试合格后方可允许。经过不懈的努力，戴利格最终通过了严格的考核，顺利领得了滑翔伞运动的执照。
一天，戴利格在一位酷爱登山的朋友家欣赏其拍摄的喜马拉雅山景色照片。突然，他发现在喜马拉雅山的上空有一个奇怪的小黑点。这顿时激发了戴利格的好奇心，于是他拿起放大镜仔细研究起来。原来那个极小的黑点竟是一只展翅翱翔的尼泊尔雄鹰。
从此，雄鹰在海拔9000米高空自由翱翔的画面，深深地烙印在了戴利格的心头。在喷气式飞机都难以企及的高空，雄鹰不惧波浮不定的气流和猛烈旋转的飓风，依然搏击翱翔近万米高空，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啊!然而，这种鹰目前正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戴利格决心要为尼泊尔鹰的生存和繁衍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2001年，戴利格致电给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一个鹰养殖基地，要求成为人工养殖鹰的志愿者。
不久，戴利格就收到了鹰养殖基地寄给他的邮包。打开邮包，他惊奇地发现里面安稳地“睡”着一枚鹰蛋。同时，邮包里还附有一封信，上面写满了关于鸟类饲养的注意事项。
于是，戴利格在朋友的帮助指导下，经过悉心人工孵化，小雏鹰终于破壳而出。
尼泊尔鹰有个奇特的天性，当雏鹰睁开眼睛时，首先映入其视线的那个形象，就会被当成是它的父亲。于是雏鹰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会一直依赖于“父亲”的保护和疼爱。即使这个“父亲”和它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生物，雏鹰也丝毫不会产生怀疑。
就这样，戴利格担负起了雏鹰“父亲”的职责，他经常通过爱抚让雏鹰感受到安全。并给雏鹰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搏尔”。
在戴利格的百般呵护下，搏尔渐渐地长成了一只英姿勃勃的雄鹰。戴利格知道，是该教搏尔学习飞翔的时候了。
一个明媚的早上，戴利格把搏尔放置在自己的胳膊上，操纵着12平方米的三角翼滑翔伞直升高空。起初，从未离开过地面的搏尔用利爪拼命地抓住“父亲”的胳膊，全身紧张地颤抖。但天性使然，随着他们逐渐地上升，搏尔突然“呼”的一下松开鹰爪，振翅高飞。它一会儿向下俯冲，一会儿向高空盘旋飞翔。
尽管，戴利格很希望搏尔能够拥有属于它的自由和蓝天，但是当搏尔离他而去的瞬间，他依然感到一阵心痛。
然而，为了保证鹰的自然生存和繁衍，他必须把已经学会飞翔和捕猎的搏尔送到炎热的尼罗河，那里才是搏尔真正的家。
这天，戴利格操纵着滑翔伞在空中飞翔，搏尔伴随其左右，他们沿着尼罗河谷向南飞行。沿途，他们遇到了难以预料的种种艰难和险情。途经撒哈拉沙漠时，由于干燥炎热的气候，使他们严重缺水。为了寻找水源，戴利格不得不暂且停下行程。
在这里，他意外遇到了当地的图阿雷格人。这个仍处于游牧状态的群体，对从天而降的戴利格充满了敌意。
然而戴利格知道，在此时极度缺水的状态下，他必须从图阿雷格人那里取得淡水。为了表示友好并取得对方信任，戴利格依次用滑翔伞载着他们，让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体会了“飞翔”的感受。最终，大开眼界的图阿雷格人，高兴地送给了戴利格很多的淡水和食物。
数天后，戴利格终于把搏尔送到它的“家”。搏尔振翅重归大自然，但戴利格心中依然充满忧虑，因为搏尔从小与“父亲”长大，根本不认识与它同类的鹰。戴利格希望它不会感到孤独和不安。
2002年，戴利格又着手人工孵化一只西伯利亚野鹤。为了让雏鹤在破壳时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戴利格用录音机录下自己的声音，并在蛋的孵化过程中反复播放。
野鹤也同样处于濒危的边缘，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人类的肆意捕杀。而人工喂养对野鹤的成长也存在着弊端。因为从小在人的照料下长大的野鹤，对人类丧失了警惕性，重新回到大自然后，它们可能会轻易地再遭猎人的枪口。
于是，戴利格在雏鹤破壳之前，就准备好了一副野鹤的面具，为了便于给雏鹤喂食，他还准备了一个人造鹤喙。
终于，雏鹤破壳了。身上还未长出羽毛的雏鹤，蜷缩在壳边瑟瑟发抖。戴利格戴上野鹤面具，一边向雏鹤问好，一边轻轻地把雏鹤捧到柔软的鸟窝中。雏鹤果然认出了戴利格的声音，逐渐平静下来。
数月后，羽翼日益丰满的雏鹤，已长成了一只美丽的野鹤。这也就意味着，又到了送它重回大自然的时候了。
为了不打乱野鹤迁徙的规律，戴利格带着野鹤乘车到西伯利亚，然后按照西伯利亚野鹤迁徙的途径，丝毫不差地飞越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最终到达目的地野鹤的家乡——里海沿岸。而这一次，戴利格不再伤心，而是由衷的骄傲和欣慰。
2005年的春天，戴利格向维也纳实验中心申请了一枚尚在孵化箱中的受精南美秃鹰蛋。成年的南美秃鹰翅展宽达三米多，是世界上一种最大的猛禽。然而，如此威猛凶悍的禽类，依然难逃因人类的滥捕而濒临灭绝的命运。
为了让雏鹰在出壳后的第一时间，准确地记住同类鹰的样子，戴利格几经周折找到了一架无论是颜色还是形状都与成年的南美秃鹰一模一样的滑翔伞，并覆盖在孵化箱上。
不久，雏鹰终于破壳了。只要是出现在雏鹰的面前，戴利格便会身穿他亲手制作的黑色羽毛秃鹰装，故作展翅翱翔的动作，还会用人造鹰嘴给雏鹰喂食。
在戴利格的精心调教下，小秃鹰学会了飞翔和捕食。
2005年的冬天，戴利格再次操纵着滑翔伞，亲自送成年的秃鹰回家。他一路滑翔、盘旋、直升，一直把它送到了海拔6962米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主峰阿空加瓜山。
2006年3月26日，在返程的途中，戴利格操纵的滑翔伞不幸失事，年仅45岁的他带着无限的欣慰和希望走了。带着他“我为新生命的诞生而飞翔”的诺言悄然离去。
我出门不大说话，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人一稠，只有安静着听，能笑的也笑，能恼的也恼，或者不动声色。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烟就特别多，更好吃辣子，吃醋。
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最早是我补过一次金牙的时候，再是我恋爱的时候，再是我有些名声，常常被人邀请。但我一学说，舌头就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有醋熘过的味儿。自己都恶心自己的声调，也便羞于出口让别人听，所以终没有学成。后来想，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而我的家乡话外人听不懂，常要一边说一边用笔写些字眼，说话的思维便要隔断，越发说话没了激情，也没了情趣，于是就干脆不说了。
有一个夏天，北京的作家叫莫言的去新疆，突然给我发了电报，让我去西安火车站接他，那时我还未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一个上午我没有说一句话，好多人直瞅着我也不说话，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我迫不得已问一个人××次列车到站了没有，那人先把我手中的纸牌翻个过儿，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我才猛然醒悟到纸牌上写着“莫言”二字。这两个字真好，可惜让别人用了笔名。我现在常提一个提包，是一家聋哑学校送我的，我每每把有“聋哑学校”字样亮出来，出门在外觉得很自在。
不会说普通话，有口难言，我就不去见领导，见女人，见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发瓜呆。但我会骂人，用家乡的土话骂，很觉畅美。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心里很悲哀，恨自己太不行，自己就又给自己鼓劲，所以在许多文章中，我写我的出生地绝不写是贫困的山地，而写“出生的地方如同韶山”，写不会说普通话时偏写道：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话嘛!一个和尚曾给我传授过成就大事的秘诀：心系一处，守口如瓶。我的女儿在她的卧房里也写了这八个字的座右铭，但她写成：“心系一处，守口如平。”平是我的乳名，她说她也要守口如爸爸。
不会说普通话，我失去了许多好事，也避了诸多是非。世上有流言和留言——流言凭嘴，留言靠笔。我不会去流言，而滚滚流言对我而来时，我只能沉默。
贾平凹
欧玛尔是英国历史上惟一留名至今的剑手。他有一个与他势均力敌的敌手，他同他斗了三十年还不分胜负。在一次决斗中，敌手从马上摔下来，欧玛尔持剑跳到他身上，一秒钟内就可以杀死他。
但敌手这时做了一件事——向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欧玛尔停住了，对敌手说：“咱们明天再打。”敌手糊涂了。
欧玛尔说：“三十年来我一直在修炼自己，让自己不带一点儿怒气作战，所以我才能常胜不败。刚才你吐我的瞬间我动了怒气，这时杀死你，我就再也找不到胜利的感觉了。所以，我们只能明天重新开始。”
这场争斗永远也不会开始了，因为那个敌手从此变成了他的学生，他也想学会不带一点儿怒气作战。
话说某甲做官远游，在家乡的妻子耐不住寂寞，与人有了私情。当某甲调动工作即将回乡的时候，奸夫眼见“好事”不再，乃郁郁不乐，奸妇却劝他“勿忧”，说：“吾已作药酒待之矣”(“药酒”即毒酒)。某甲归来，奸妇办了一桌酒菜，款待老公，并命甲之妾敬酒。其妾早已察觉主母的阴谋，她端起这杯毒酒，做了权衡：明说这是毒酒吧，良人必将驱逐主母；不说吧，则良人将丧了性命。面对两难之局，她用行动做了解答，“于是乎，佯僵而弃酒”(假装摔倒，顺便将酒泼掉)。某甲大怒，赏了她一顿鞭子。
这个故事是苏秦说给燕王听的。君臣之间不谈国家大事，竟谈风月，为何？原来，苏秦担心燕王怀疑他的忠信，借这个故事来陈明心迹。小妾“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苏秦就是这个地位尴尬的小妾。若依譬喻，故事里的“妾”是苏秦，“主父”指燕王，“主母”则是何人呢？这与战国形势有关，此处略作说明。
概乎大势而言，战国中后期是“两极世界”，一极在东，为齐国，一极在西，为秦国。另有楚、魏、赵、韩、燕五国，实力超乎其他诸侯，此即所谓“战国七雄”。凡以齐国为首联合五国抗击秦国的外交计划，称为“纵”；秦国率领他国去攻打齐国，其名为“横”。为前者而奔走的政治家，称“纵人”，为后者而计虑的，则是“横人”。苏秦正是“纵人”的代表。《史记》说他取得六位国君的信任(“六国大封相”)，率众抵抗虎狼之秦，便是称赞他对“合纵”的贡献。然而，需要澄清的是，《史记》所说有误，其实，苏秦仅担任过齐、赵、燕三国的宰相。但是，在这三国中，苏秦为之殚精竭虑并最终献出生命的是燕国，齐与赵不过是苏秦的棋子。他与燕王商定，自己去齐国当“卧底”，以达到削弱齐国保存燕国的目的。正是在此期间，燕王流露了不信任苏秦的意思，怕他在齐国待久了，忘了燕国。苏秦一时激动，便讲了前面那个故事，并慨叹：谁说忠信之人无罪呢？看这忠信的小妾，就因忠信换来一顿鞭子。我因忠信而获罪，不正像这可怜的小妾吗！燕王听他一番话，感慨良久，自此坚定了对苏秦的信心。
燕国并非苏秦的祖国(他是洛阳人，在周天子王畿之内)，也不是他最初想效力的国家。初出道时，他先后向周天子、赵王和秦王自荐，遗憾的是，周、赵、秦皆“不用其言”。最终，他放弃了为强力诸侯(秦与赵皆是强国)服务的志愿，转投实力最弱的燕国。这就好似一个有野心而又志气绝人的女子，若不能嫁与王子，那就选一个合适的男子，助他成为国王。西谚所谓Everything or nothing，或即苏秦的写照；换作中文，就含蓄多了，曰：士为知己者死。而且，燕王一贯信任苏秦(偶有狐疑，一语则消，如前述)，委以大任。他遂立志，拼死也要保住燕国的名号不在地图上被人抹去。
然而，形势诡谲。历史上的苏秦被定位为“纵人”，本应指挥燕国跟随齐国去抗拒秦国，但是，他的初衷乃至遗愿，却是希望看到齐国被消灭，哪怕由秦国带头也在所不惜。一般来说，人与人，国与国，在斗争哲学上都遵循同样的道理：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他在秦国自荐不获受，遭到羞辱，从人性来说，杀个回马枪，对秦国还以颜色才是正解，为何他不用此计，反去祸害秦国的大敌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苏秦不以敌人(个人层面)为敌，反以敌人的敌人(国家层面)为敌，乃是公义战胜私情的抉择。
如此抉择，也有战略地理上的重要原因。当时，“七雄”中以燕国最弱。而燕国的切肤之害是齐国，时刻担心被齐国吞并。对燕国来说，秦国的威胁远不如齐国大。因为，就算因为削弱乃至灭亡齐国，为秦国扩张铺平了道路，但是，到时秦国发动东征，或将威胁甚至灭亡燕国，那也是多年以后的事。当务之急，须遏制齐国的吞并。这便是苏秦表面合纵抗秦、暗里连横灭齐之策的根本动机。
至于苏秦的具体操作，主要在于说服各国联合抗秦。举两个例子可见一斑。一是内政。苏秦甫任齐相，教导齐王的竟是“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齐王一度有称“帝”的企图——当时诸侯皆称王，无称帝者；帝的级别比王高，齐若称帝，显然会刺激其他诸侯。后来虽然放弃称帝，齐王自恃国力强大可以小视诸侯的态度却不曾改变。因此，苏秦提议大兴楼堂馆所(“高宫室大苑囿”)，正是顺着齐王的意思给他上套(“以明得意”)。一是外交。本来，作为军事强国的赵，既与齐联合抗秦，两国应紧密合作才是，苏秦却在齐王前说赵的坏话，同时授燕王以联秦、赵而攻齐之策。恰又风云际会，不久，智勇双全的乐毅出任燕、赵二国的“共相”，并兼任联军的统帅，于是，三国进攻，将齐国打得一塌糊涂。对外，损害邦交；在内，削弱国力。这就是苏秦的“敝齐”之策，其策收效甚佳，齐国因此被削弱。同时，燕国的近邻威胁也被解除。
然而，拿人钱财却不替人消灾，终逃不过报应。齐国大夫有识破苏秦之计者，收买刺客杀他，苏秦受了重创，奄奄一息。齐王仍在彀中，毫未醒悟，在国中通缉刺客和主谋，并去慰问苏秦的伤势。苏秦对齐王说，我的伤太重，终不免一死，但可利用我这具将死之躯查出凶手。齐王问什么办法，苏秦说，请用“车裂之刑”将我公开处死，并宣明罪状，说“苏秦为燕作乱于齐”。齐王依计而行。果然，不久便有人出头承认刺杀了苏秦，齐王“因而诛之”。
苏秦死无全尸，很惨。身后名声也极可悲，所谓“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司马迁语)。但是，用古代兵家的标准衡量，他也算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孙子兵法》有“死间”之说，谓“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其人受国主之托，潜入敌国，不令敌国败亡誓不归国，哪怕被执就死亦不后悔。苏秦无疑是“上智”，故能敝齐保燕，成就大功。然仅有“上智”并不足贵，苏秦生平之贵在一个“信”字。当他离开燕国，曾对燕王许下“信如尾生”的承诺。尾生与情人相约在桥下见面，情人未至，而突发洪水，尾生守约不去，终于淹死。最终，苏秦践诺而死，“信如尾生”。
对齐国来说，他万死不足惜。但对后人来说，他“以百诞成一诚”——千言万语的欺骗，只为实现精忠报国的初衷——的行为，可敬可佩，弥足宝贵。稍觉遗憾的是，他的事业终于失败。燕国挡不住秦国的侵略，终被灭亡。不过，这是他死后94年的事；次年，齐亡于秦。以最弱之燕，在险恶环境中延续近百年，几与最强之齐同日而亡，任何谋国者似都应笑对此结局。
1973年，他出生于台南小镇一个普通的家庭。高中时，他似一匹脱缰的野马，逃课、逃家、飙车样样来，每天在游乐场和撞球间混，他是众人眼中的浪荡子，他甚至瞒着父亲“拒绝联考”，被发现后离家出走，把父亲气到快进精神病院。从此，他在社会大学里修炼学分：干搬运工、水泥工、货车司机，到处打零工养活自己。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睡游乐场楼上的夹板床，和三教九流蹲坐在墙脚边抽烟。
21岁后，他和好友合伙做生意，从健身器材、RO逆渗透机到汽车用品，但没一个生意超过半年。两年后，他进入一家公司卖韩国现代汽车，照样过着颓废的生活，日夜颠倒，每天上班都迟到。后来他的车子丢了，就在那一晚，兼职创业的他又被合伙人骗走了100多万新台币。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在社会大学里跌跌撞撞了几年，他翻然醒悟，人生不可以再荒唐下去!
然而，他手中拿到的却是一副烂牌——有多烂?
第一张烂牌——他没有富爸爸，且只有高中学历。
第二张烂牌——现代汽车在台湾顾客满意度排名中倒数第二名。
第三张烂牌——现代汽车的销售量倒数第一。业界人士形容，“卖一辆现代汽车，比卖三辆丰田还难”。
第四张烂牌——公司财务状况不佳。他服务的公司连续多年亏损，财务危机不断，公司给业务员的资源少得可怜。
第五张烂牌——销售据点在穷乡僻壤。他所在的营业处位于台南县佳里镇，居民不到6万人。而营业处的150多位业务员几乎都跳槽了，只有他和二十来位留了下来。
他决心要在这片贫瘠的小池塘里当王，而不到大海里当小鱼。
一开始，他得面对销售弱势品牌的挑战，田为品牌不强，客户很容易变卦，那一年，他连年终奖金都没有领到。但他没有被打倒，他激励自己：“好卖的车，谁都会卖。如果我妻别人不想卖的车，就很少有人和我抢客户，我就有更多机会。”
山穷水尽之时，他信奉垒球最伟大的汽车销售员乔·吉拉德的“250定律”：满意的顾客会影响250人，抱怨的顾客也会影响250人。这后来成为他制胜的秘籍。凭着憨直、真诚、“被拒绝九次仍不放弃”的付出，他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很多客户变成他的铁秆儿“业务员”，来帮他卖车，甚至有一位半身不遂的客户，只剩下一张嘴巴能动，还在帮他介绍客户。
从他眼中看出去，每样事物皆是美好。别人眼中。现代汽车是韩国品牌，品质不好，更换零件不方便，但在他眼里。现代车却“有法拉剩设计师设计的流线外形，使用的是奔驰引擎”；愿意买现代的客人少。他会说。“客户步，能提供给客户的服务才能做得更好，这是我们的优势”；碰上公司连年亏损，连每年发送客户的月历礼品都限量配额，他却说，“这样我才更能仔细选择真正会买车的客人……”
2005年，他竟然卖出205辆汽车，平均1.8天一部车!创下台湾有史以来年度最高汽车销售纪录。那一年，他的年收入高达560万元(新台币)。
他就是台湾销售员的天王——林文贵。2007年9月中旬，他成为第一届《商业周刊》“超级业务员大奖”金奖得主。评委给出的评语是，“他就像生长在悬崖上的兰花，没有土，没有水，悬崖上的风还很大，自己却从细缝中活出精彩”。
上帝给予谁的都不会很多。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手中握一把什么样的牌，而是如何去打。有了正面的思考、积极的心态和不懈的努力，即便我们连一张好牌都没有，也能靠自己一路打出好牌，更能从一片恶土上垦出一座漂亮的花园。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只能设计一个情景。按照他们的身份，伦勃朗设计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单的世界美术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对美术未必挚爱的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服。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明暗、太小都不同，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纷纷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线。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当时亲戚朋友也给他提过，那就是再重画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们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伦勃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他还在画画。而且越画越好，却始终贫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惊奇地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的一些著名画家，自称接受了伦勃朗的艺术濡养。
伦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们怒骂、被全城耻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穷画家吗?一百年过去，阿姆斯特丹的记忆模糊了。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师已经十分贫困，一天磨磨蹭蹭来到早年的一个学生家，学生正在画画，需要幅时雇用一个形貌粗野的模特儿，装扮成刽子手的姿势。大师便说：“我试试吧。”随手脱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这个姿势他摆了很久，感觉不错。但谁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学生的画框。画框上，全部笔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笔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师立即转过脸去，满眼黯然。他真后悔这一眼。
此刻的伦勃朗被学生的画笔猛然点醒，一醒却看见自己脱衣露胸像傻瓜一样站立着。更惊人的是，那个点醒自己的学生本人却没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远觑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儿是谁。
学生画完了。照市场价格付给他报酬。他收下，步履蹒跚地回家。
这个情节，今天稍稍复述还是心里难受。便转身来到故居底层，买了一条印有大师签名的红领带，找一个无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种不同的字体装潢在大大小小的门面上，好像整个城市几百年来都为这个名字而存在。为这个名字在欢呼。但我只相信这个印在领带上的签名，那是大师用最轻微又最强韧的笔触在尘污中争辩：我是谁。
倪匡先生早年在上海生活，家境贫寒。后来流落至香港，四处打工。一个偶然机会，他开始投稿给报纸，千字三元，收入居然比打工要好得多，于是一发不可收，从此走上了写作之路。
倪匡先生没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凭借勤奋好学、不服输的精神，很快在竞争激烈的香港文学圈站稳了脚。他的写作面极广，侦探、科幻、神怪、武侠、言情，无所不包，而且写作速度极快，一个小时能写4500字。最得意的时候，他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小说。30年来，他创造了卫斯理、原振侠等深受读者欢迎的人物，掀起一股科幻小说热潮。
2005年，他突然宣布封笔，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震动。问及原因，倪匡先生笑呵呵地解释说，过去写了四五百本书，从未有过写到一半便再也写不出来的情形，现在写《只限老友》，却多次发生这种状况，即使写出来，自己读着也不满意。“我是第一个读者，自己都不满意，别人也不会满意。人生总有‘配额’，我的已经用完了，现在写一百个字都很困难。”
外人看来，到了这种境地，多少有点英雄暮年的悲壮和无奈。但倪匡先生对此却很坦然、率真，毫无伤感之情。
人生总有“配额”，倪匡先生说的这句话，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