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最后”的故事时间:2014-10-22 作者:未详 点击:140次 民国时期，大师辈出。如今，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然而，他们的精神、思想、信仰种种，却不会轻易被雨打风吹去。哪怕是他们生命“最后”的故事，读来也格外动人。
梁启超被协和医院误诊，割除右肾，术后病情加重，于1929年1月19日溘然长逝。然而，就在1926年被误诊后，反对西医的声音甚嚣尘上，梁启超却发表了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声明，公开为西医辩护，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陈独秀晚景惨淡，贫病交加，却并非无所作为。他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颇有含金量。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审查书稿时，认为“小学”两字不妥，要换。陈独秀听说后，恼怒地答复：“陈立夫懂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国立编译馆慑于当局，不敢付梓，但之前预付的5000元却没有再要。陈独秀对妻子潘兰珍说：“书没有印，这5000元不能动。”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卧病在床，正写到《小学识字教本》（下）中的“抛”字，便四肢无力，不能入睡。半个月后，陈独秀撒手人寰。
1950年12月19日晚，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袄伏案写作，妻子俞大彩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袜子。因为傅斯年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俞大彩催他早点休息。傅斯年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杂志写稿，希望尽早拿到稿费，“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翌日，在台湾省参议会上，傅斯年因脑出血猝然弃世。没多久，董作宾将稿费交给了俞大彩，说：“这就是那笔稿费，先生嘱托我交给你的。先生跟我讲了，自从你嫁了他，没过上舒心的日子，这篇文章的稿费，是要留给你贴补家用的。做棉裤之说，只是先生的托词。”这时，俞大彩泣不成声。
1962年2月22日，胡适嘱咐秘书王志维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他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王志维听罢，很是感动，第二天便开始四处联系。但房子还没有着落，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举行的第五次院士会议上，胡适便因心脏病猝发倒地，含笑而终。
1949年末，梅贻琦客居美国纽约，“清华基金”全部掌握在他的手里，但是他住的公寓却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也没有。在台湾，建立新竹清华时，梅贻琦不苟取分文，所有基金只用在图书、仪器、研究和聘请教授上。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逝世。他的遗物是一只手提包，里面是清华基金的账本，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梅贻琦执掌清华几十年，从未沾欠公家毫厘，保持清白一生，让清华师生引以为慰。
曾昭燏是我国杰出的女考古学家，生前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1964年12月24日，在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后，不堪压力的她决意告别人世。当天，她对司机淡淡地说：“去灵谷寺吧，我想散散心。”到了灵谷寺，她将一包苹果送到司机怀中，轻轻地说：“请你吃着，等我一会儿。”说完，就匆匆向灵谷寺走去。在塔下茶室，曾昭燏逗留沉思，拿出笔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将纸条装进了大衣口袋。大约十几分钟后，外面的游客忽见高耸的灵谷塔上，一个身影凌空一跃——代女杰与世长辞。人们在曾昭燏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死，与司机无关。”司机没有受到牵连。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贤人之范，愈久弥珍。这就是先贤们留给我们的“最后”的故事。诚然，这一个个小故事不及先贤全貌之万千分之一，但他们的卓识、桀骜、温情、襟怀、廉洁、仁爱，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成为我们民族记忆中最温热的一部分。
饭桌上的荷兰人时间:2014-10-22 作者:未详 点击:213次 我刚认识我的荷兰出版商时，他来我家吃午餐谈生意之前，总打电话同我商量，能不能别上鱼虾类菜。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嫌吃起来费事。记得鲁迅先生在杂文里说过不喜欢吃螃蟹，掰来掰去，左抠右挖的，折腾半天搞出的名堂还不够塞牙缝的。无独有偶，荷兰人干脆把鱼也列入黑名单。
吃鱼怎么费事呢？荷兰人用的“工具”不对。中国人用筷子，而且从小手部肌肉受训练，童子功，夹鱼肉摘鱼刺小菜一碟。荷兰人用刀叉，切肉好使，可用这餐具把鱼肉和鱼刺分开，把虾肉从虾皮中解放出来，需要技巧和耐心。
我2009年在一个宴会上遇到了世界烹调大奖赛的冠军。他开的餐馆有好几个米其林星，他本人也常访问中国。他告诉我，别看荷兰多次荣获世界烹调大奖赛金牌，但本地人辨别食品美味的能力没法和中国人相比，而中国人在世界烹调大奖赛中却成绩平平。后一点我不敢苟同，因为得奖与否和谁来制定评审标准以及评审判团人员的构成，关系密切。在我不清楚评审团东方人的比例之前，那个金牌的分量我要加个问号。
但有一点让那位荷兰名厨说中了，那就是荷兰人辨别食品美味的能力和中国人没法比。说得再狠点，荷兰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有点好坏不分，猪八戒吃人参果。你倾家荡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们做一桌子菜，他们未必领情。荷兰有一位历史学家访华几次以后对我说：“露露，你们中国人一天到晚请我吃山珍海味，没别的事干了吗？”我一听，火冒三丈，但还是忍住没向孙悟空借金箍棒给那白眼狼当头一棒。
荷兰人因为味觉不太发达，所以对饮食要求不高。他们作客吃饭或下馆子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享口福，不如说是为了找个地方喝酒聊天。这里的人吃饭稀松，但视酒为命。以酒当催化剂，调侃调情，男女间挤眉弄眼，交流思想，增进感情，才是他们做客吃饭下馆子的初衷。很多人酒量极大，空口喝白酒红酒啤酒好几瓶后还能顺着一条直线走路或开车。中国酒精含量百分之三就属酒后驾车，酒驾几次本儿就丢了，而荷兰比利时要百分之五。荷兰人不但抗酒精，喝酒本事大，聊天本事更大。
不论什么话题，只要你一挑，他们就上钩。从夏娃腐蚀亚当，到爆料荷兰医院狮子大开口向病人要天价盘剥已经身心俱疲的顾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谈不到的。荷兰人做客下馆子把精力都放在海聊上了，哪还有功夫用刀叉招呼鱼虾呀？
荷兰有一句名言，“提问不要钱”，这句名言有点像中国的“吹牛不上税”。我久居荷兰染上了这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习惯，否则亏吃老了。记得我在荷兰刚交男朋友时，有一天肠胃感冒，我在大学的一个同事在喝咖啡时当众说我大概是怀孕的反应。我那时还很“中国”，不好意思当着别的同事的面反驳他，怕他下不来台。好家伙，过了几天，我接到一摞女同事的明信片，祝贺我怀孕。这正印证了荷兰的另外一句成语，“如果没听到你反驳，那你一定是同意我的观点”。吸取了教训，于是我渐渐从中国式淑女变成如今好话丑话和盘端出的河东狮吼，而荷兰人还重金请我做讲座听我吼，其原因就在此。一些我所认识的荷兰华侨与荷兰本土人不懂得这个真理，他们即使才华过人，起早贪黑地苦干，对公司贡献极大，但一有升职机会，他们往往得靠边站。
在荷兰，太顾别人的面子，拉不开脸是不行的。吃饭要说话，不吃饭也要说话，而且要说心里话，多难听荷兰人都能接受，因为在这里不光“提问不要钱”，反问质问也不要钱。荷兰王国从建国至今，几百年里没有一次内战或巨大的社会动荡，与大家平时开诚布公，有问题摆在桌面上谈，谈判桌上谈，饭桌上接着谈，不谈出双方认可的结果不罢休，不无关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荷兰人的心直口快和请客吃饭时重神交轻美味跟他们的人文历史地理有关。在中国说话直筒子似的恐怕与华夏子孙儒雅含蓄的传统相抵触，而让华人胡乱凑合着做口饭填饱客人肚子了事，也不符合我们的饮食风俗。但还是随乡入俗吧。
好人是这个世界的慈悲时间:2014-10-22 作者:未详 点击:201次 尖酸与刻薄不一样。
尖酸的人，不过是说出的话锐利；而刻薄至深，是事情做到最后，会让人觉得凛冽。
但还不至于是坏，因为二者皆无预谋。只在当下的一刻，觉得不合己意，于是，迸发了人性深处的恶。
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变得尖酸刻薄，也会在某一刻失却了人情的温度。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说自己的坏，因为，我们原本是好的。
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是在本质上善殒灭，恶丛生。他们对人的伤害，蓄势已久，预谋已深。于是，这个世界才有了暗箭，有了冷枪，有了所有的防不胜防。
人生路上，如果只是路过几个尖酸刻薄的人，你要告诉自己，你是幸运的。因为，一条狗最多吠你几嗓子，你冷眼相对后，即可从容走掉。
若是遇上一匹豺狼就不一样了，你得使出浑身解数招架。也许，它最终吃不了你，却耗掉了生命的全部。
做了一件好事，不要苛求对方能看到，能感知得到。
任何苛求本身，都不会生欢喜，只会增烦恼。因为，眼巴巴地盯着一个人，盯着一件事，本身就会让你的心架在半空，若再得不到回馈和反响，半空的心，就会徒生寒凉。
你所要清楚的是，有时候，有人感知到了，只是没有喊出来。就像，秋已深，你关掉了冒失者打开的电扇，那个在电扇下冷得瑟瑟发抖的人，深情地看了你一眼。这一眼，就是对你这份慈悲的感恩。
你去坚持你的好，因为好是你的本心和本性。不能说这个世界有好多坏人，你就不去做好人了。你会发现，坏人的事，你想不到，也做不出。看到这个世界的坏，你都会痛苦，若你变坏了，将会使自己更加痛苦。
你耐不了这痛苦，是因为你原本慈悲。好人，是行走在这个世界永恒的慈悲，也是这个世界最后的温暖和希望。
不得不承认，钻营的人比本分的人在实现目标的路途上，走得要轻松。
漫长的路变短了，复杂的事变简单了，艰难的过程变容易了，这就是钻营给予钻营者的意义。看起来，一切都易如反掌。其实呢，他们在另一条看不见的路上，却走得艰苦卓绝。这条路，就是心路。也就是说，别人在明处劳形费神的时候，他们在暗处伤筋动骨。
谁比谁也不容易。区别是，他做的事你做不来，你做的事他不屑做。你厌他奸猾，他笑你呆傻。也就是说，彼此原本就不是一路人。
既然不是一路人，他玩他的，你玩你的好了。一个人，看清了就容易平衡，平衡了就容易平静，平静了就容易平和。你不是一个喜欢走心的人，就让愿意走的人去走，不必去管别人走到了哪里，走得如何。
你不钻营，却为钻营的人活得春风得意而闹心，就真是应了一句话：人家在吃，你在自讨苦吃；人家走路，你却走投无路。
人太爱折腾了，终会被折腾所伤；事太急功近利了，终会被急功近利所败。
道理很简单，躁容易乱己，急即会亏思。该按捺住的，按捺不住，就会乱了方寸。方寸是什么呢，就是一张一弛，亦缓亦急，能收能放，就是一种内在的节奏感和平衡感。
但是，当这些被欲望追逐之后，就会变得张有余，缓不足，收太过，最后，自乱阵脚。有时候，说败在这里也好，败在那里也罢，归根结底，都是败在欲望上。
好多人一辈子，不是在伺候哪个上司，也不是在伺候自己，而是在伺候欲望。没有谁能真正意义上束缚你，控制你，但欲望能。欲望得寸进尺，你只好方寸渐乱。
能安静下来的人太少了，想一步登天的事太多了。车马欢腾的尘世，叫热闹；人心浮躁的世界，叫喧嚣。热闹与喧嚣隔着的，恐怕就是鼓荡着欲望的人心吧。
费雯丽：好莱坞孤独得可怕时间:2014-10-22 作者:未详 点击:98次 永远别叫我电影明星
63年前，37岁的费雯丽优雅地在电影《欲望号街车》里说：“他们告诉我搭乘一辆欲望号街车，再转一辆墓地号街车，坐6个街区，到天堂乐土下车。”只有昏暗的灯光才能掩盖这张绝美脸庞上的抬头纹，这是她饰演的布兰奇，也是她自己。
这句开场台词和片尾结局都像是一场寓言。电影的结尾，布兰奇拒绝跟陌生人离开，但当对方举止温柔，绅士地伸出胳膊，她便信任地挽住说：“我一直依赖陌生人的慈悲。”然后她被带去了精神病院。而现实中，电影拍摄结束，患有躁郁症的费雯丽也被送去医院精神治疗。
对于费雯丽来说，演戏便是把自己的灵魂全都糅进角色里。投入太深，出戏便难。
26岁，她演《乱世佳人》时说：“差不多有6个月的时间，我天天从早到晚地只想着郝思嘉。我希望我的每一个举止、每一个手势都纯粹是郝思嘉的。我应该感到，甚至郝思嘉那些令人鄙视的行为也都是我干的。”她承受了难以想象的情感负担。她的脸上出现了皱纹。摄影师不得不改变照明和光圈，以掩盖她的疲惫。有一次，导演的一个助手替她整理帽檐，她突然跳起来大叫：“劳驾，别碰我好不好？”她恼火男主角克拉克·盖博每天下午6点按时离开拍摄场，像个法律咨询处的小职员。此时，她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6个小时，经常放弃休息日。
许多年后，克拉克·盖博的好友大卫·尼文在回忆录中写道，盖博看透了好莱坞的游戏规则，知道自己的盛名只是暂时的，“这些人把你的油榨干了，就会一脚把你踢开。一旦你开始走下坡路，他们就会把你塞到一些劣等的影片中去跑龙套。如果你不接受，他们就停止你的工作，甚至把你的名字勾销。”所以他的应对方法是，“准时上班，谈天说笑，阿谀奉承，领薪水，6点钟回家。”
其实费雯丽也不喜欢好莱坞。她说：“永远别叫我电影明星。我是舞台演员，我讨厌电影！”“做一个演员，应该是每天晚上到剧场登台为观众表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当我在剧场工作时，我的生命才有意义和目的。我喜欢通过戏院工作人员走的门，到自己的化妆室去，在那里我感到温暖和安宁，这种感觉在电影制片厂从来没有过。我喜欢读自己的私人信件、化妆、穿上演出的服装，思考有关演出的问题。我喜欢剧团和在后台工作的人们。在好莱坞我却感到孤独得可怕。”
她太喜欢小说《乱世佳人》和女主角郝思嘉，尽管演出这部电影，所得的报酬比她近两年在英国所拍的任何一部电影都少。小说刚出版时，她正在伦敦首演一部现在没人记得内容的话剧，她给参加演出的每一个人都买了这部小说。那时，她已经因为演出戏剧《道德的面具》声名鹊起。30年代的英国舞台，大批有才华的演员和戏剧创作危机同时出现，一戏成名的费雯丽没有好剧可演时，就接下二等剧作，朋友们警告她，那些毫无光彩的角色对她自身发展是危险的，可她执意称：一个演员就是要演戏，利用一切机会演戏。她依然卖力地投入那些角色，因为马马虎虎工作不符合她的性格。
炼制名剑就得献祭灵魂
1940年，因为《乱世佳人》，费雯丽第一次拿到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迅速誉满全球。制片人塞尔兹尼克的对外宣传词成了：挑演员时他一眼就看出了费雯丽最适合郝思嘉。其实，当初选谁来演这个全好莱坞精英都在争夺的角色，可是个让人头疼的大问题。
层层选拔到最后，费雯丽和其他3位女演员的试拍镜头在制片人面前放映了30次，每次放映都使他确信，只能选择费雯丽。但他担心，南方人怎么会受得了这个角色居然给了一个英国人呢？另外，费雯丽还未跟第一任丈夫离婚，就跟劳伦斯·奥利弗在一起了，这可能引发的风波也许会给电影带来麻烦。
人选宣布后果然遭到反对。右派女记者撰文称，塞尔兹尼克的选择侮辱了所有美国女演员。但塞尔兹尼克最担心的南方组织“邦联之女”居然通过了一项支持费雯丽的决议，因为南方妇女很高兴这个角色没有被北方佬抢去。
剩下的惟一障碍是费雯丽能不能说好南方话。她自幼讲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曾因为演戏学习了俄语。她精通音乐和绘画，爱读书，知识面广，向来认为演员应该受多方面教育，还有着令朋友们惊讶的猜《泰晤士报》每日纵横字谜的速度。几天之内，她便掌握了南方话。
电影上映后，《纽约时报》评论：“费雯丽所扮演的郝思嘉如此美艳动人，使人不再要求演员有什么天才；可她又演得如此才华横溢，使人不再要求演员必须具备这样的美貌了。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女演员这样符合她所扮演的角色。”
费雯丽：好莱坞孤独得可怕(2)时间:2014-10-22 作者:未详 点击:99次
这一年也许是费雯丽最幸福的一年。2月，一直希望她回归家庭、不大支持她外出演戏的丈夫霍尔曼，终于同意离婚。而她深爱和崇拜的著名戏剧演员劳伦斯·奥利弗也终于离婚。8月30日，两人结婚。
不幸的种子几乎在最幸福的同时埋下。拍摄《乱世佳人》时，美国南方的红土让费雯丽从小衰弱的肺部患上了结核，日后反复发作，并最终让她的寿命停在了53岁。
更糟糕的是，1944年，电影《凯撒与克丽奥佩拉》里，她在寒冬身着薄纱拍埃及艳后的夏日戏，导致流产。这可能诱发了她的第一次躁郁症（狂躁和抑郁交替，中间会有间歇期，间歇期时与常人无异）。在某天的晚饭桌上，她突然对奥利弗歇斯底里大发脾气，之后又完全想不起来这些。
没人能说清这种病来自何处。也许是她内在自我长年的剧烈冲突？她从小被母亲送往一家家刻板的教会学校，总想逃离，却又做不到太离经叛道；她十多岁便定下当演员的人生目标，却早早嫁人生女，丈夫只希望她回归家庭，她不甘心。孩子生下来，她只在日记里写下“生了个女孩”。还有流产、肺病、失眠、战争带来的痛苦，还有一次次忘死投入角色，好像要炼制名剑就得献祭灵魂。
看得见她痛苦的少数人
费雯丽接受了电休克治疗（以一定量电流通过患者头部，导致全身抽搐，使患者产生暂时性休克，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多次陪伴她去接受治疗的凯瑟琳·赫本大概最知道她的痛苦。当费雯丽骤然去世的消息传来，凯瑟琳·赫本说：“谢天谢地。”这也许是一种解脱。
但大部分朋友看到的费雯丽，是一个曾经美化过他们的生活并教会他们热爱生活的人。能看到费雯丽痛苦一面的只有少数人，比如奥利弗。他在自传中写道，他们后来遇到的问题是因为费雯丽的疾病：“尽管她会突然脾气暴躁、沮丧，并且越来越糟糕，但她还是保持了特有的谨慎——一种在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面前掩盖她真实的精神情况的能力，在我面前，她不必如此费心。”
72岁时，奥利弗被记者问起，他曾在费雯丽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她，他回答：“事情可以发展到这个地步，就好比一条救生筏已经不能再上人了。你见死不救，因为这会搞得同归于尽，死一双而不是死一个。”“问题还不仅在于我要活下去。我担心我会杀了她……”
1956年，费雯丽的又一个胎儿夭折了。之后，她犯病的次数越来越多，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她的病总是在与奥利弗关系恶化的时候发作。
她仍做许多事情。比如为了保护戏剧，在上议院违背“礼仪”，抗议拆除英国戏剧发展史中重要的圣詹姆斯剧院。她为此组织游行，甚至得到了丘吉尔给她的一封信，上面写着：“祝您成功，虽然，我作为一个议员不能对您这种扰乱社会治安的做法表示支持。”最终，她失败了。戏剧评论家麦基英·波普说：“现在只剩下回忆了。值得回忆的是费雯丽的英勇斗争。一切热爱圣詹姆斯剧院的人都会以爱戴之情记起丽小姐。由于她的努力，剧院是以战斗的姿态从生活里消失的。”
她晚期扮演的角色不再是郝思嘉那种勇往直前的类型。导演彼德·格伦维尔写道：“后来，费雯丽不得不忍受着日益衰弱的病体和风云多变的命运带给她的一连串打击，她反而成了具有深沉激情和魅力的人物。在这个时期，她向全世界奉献了几个光辉灿烂的作品。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年代中，她所着意刻画的女主人公心灵上的创伤和精神苦闷，要比她在青年时代塑造的那些能够支配自己命运和主宰那些围着她转的人们的命运的聪明女人更值得赞美。”
她还保有自己的幽默，比如把演《乱世佳人》所获得的奥斯卡奖放在客厅门后挡门用，演《欲望号街车》获得的奥斯卡奖放在盥洗室里。像电影剧本作家格温·兰伯特认为的，她尖锐的幽默感后面总隐藏着绝望的情绪。
1960年，费雯丽应邀到百老汇演出《复仇天使》。她哭了一整天，不肯上台。大家想，她又要犯病了。她猜到奥利弗要和别人在一起了。7月，她对记者发出声音：“奥利弗夫人声明，劳伦斯爵士提出离婚，以便与琼·普洛瑞特小姐结婚。当然，奥利弗夫人将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即使如此，费雯丽后来依然说：“如果我有可能重新度过自己的生命，那么有两件事我是确信不移的：在青年时代我一定会成为一名演员，而晚些时候我一定会嫁给劳伦斯·奥利弗。必要的话，我自己会向他求婚。我愿意把这一切都重复一遍，只是与拉里（费对奥的爱称）相处的那最后几个月除外。”
德克·博加德（曾获英国电影学院奖，费雯丽生前好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费雯丽给我送来两棵玫瑰。她对我说：‘种花人把第一棵命名为费雯丽，另一棵是给您的，叫‘超级明星’。我开玩笑说：‘这就是说，两棵都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好极了！’她没有作声，眼睛湿润了。突然，她像一只小熊那样把我抱住。我们站在寒冷的花园里，站在静悄悄的玫瑰花丛中，直至她恢复了平静。后来她说，所有的花都应好好施肥……”
花钱去当，花钱去当时间:2014-10-22 作者:未详 点击:119次 如果有人说，当流浪汉是要花钱的，你一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是在瑞典哥德堡就有这样一家名叫法克托姆的旅店，旅客交了钱之后，这儿没有房间，取而代之的是提供给你完整的流浪体会。
想出这个主意的是一位名叫库特的杂志主编。库特大学毕业那年，恰逢经济不景气，在他刚入职三个月公司就倒闭了。失业后的库特手中本就没有积蓄，加上工作难找，无力支付房租的他只好到大街上过起了流浪汉的生活。时值初冬，白天的日子还好，可以四处转转，顺便寻找工作机会，可晚上就难熬了，因为天气实在太寒冷了。
那天晚上，库特坐在桥洞下，抱着瑟瑟发抖的身子缩成一团。而他身边其他的流浪汉，都是经验丰富的长期流浪者，各有自己的“装备”。正在他沮丧的时候，旁边一个叫亨里克的老人主动邀请他和自己共享羽绒被。在寒冷的黑夜，亨里克的盛情邀请，就像一束暖光，温暖了库特的心。
那个夜晚，和亨里克一起盖着他的羽绒被，一人一口地喝着劣质的伏特加，听他唠叨着他年轻时候的故事，库特觉得很幸福。他甚至觉得庆幸，幸好自己失业了，才能感受到这份真挚的温暖。
后来的几个晚上，库特都是和亨里克一起。直到他在法克托姆杂志找到工作，预支了工资，重新租了房子。找到房子之后，他要求亨里克和自己一起住，但亨里克拒绝了，说自己习惯了流浪的生活。之后，库特时常去看亨里克，偶尔还会给他买瓶好点的伏特加。
又是一个深冬的寒夜里，亨里克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库特十分难过，因为他已经把亨里克当作了自己的亲人。亨里克去世之后，库特还是像以前一样，经常去他和亨里克初遇的桥洞下看望那些流浪汉，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这样，他会觉得亨里克一直与自己同在。
两年后，库特成为了法克托姆杂志的主编。而他心中时刻铭记着和亨里克在一起的温暖日子，为了提醒人们关注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库特借由杂志的力量，开了法克托姆旅店。这家旅店只有网站，并没有实体的房间，只要旅客在网上预订之后，旅店工作人员就会把你带到一处预先准备好的真正无家可归的人住的地方。
法克托姆旅店一个“房间”一晚要10美元，旅客们可以从10个住处选项里自由选择，包括桥底下、废弃工厂、公园长凳、下水道、小树林，甚至在足球体育馆的座位底下……所有这些地点的高清图像在旅店网站上都可以找到，旅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要去住的地方。
为了让旅客的体验之旅轻松愉快，工作人员还在每个居住地点的图片旁配上了有趣的文字。比如，你会在一个下水道的图片旁看到这样的文字：“在这里，从黎明到黑夜感受这个城市的脉搏吧。这个可爱的住处就像浪漫的《冒险家的码头》里写的林荫小道——给艺术家和音乐家带来无穷无尽的灵感。”
旅客可以先实地查看，再决定是否要在那里过夜。不过不管决定与否，都需要为此支付“住宿费”，旅店会将这笔收入用作慈善活动。目前，法克托姆旅店募集的资金已经帮助了该市3400名无家可归、风餐露宿的流浪者。
养心是技术活时间:2014-10-21 作者:未详 点击:193次 中国有句老话，叫“相由心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相貌是由心灵决定的。但养心是一门技术活儿，看似简单，实则不易。
读书养心茶余饭后，夜深人静，一册在手，书中找乐。选择了一本好书，就是选择了一个好的朋友，在文字中穿行，丢弃浮躁，沉淀心性。
音乐养心选择了一首好的音乐，就是找到了一把打开心门的钥匙，在一首好的音乐中徜徉，可以舒缓心灵，缓解焦虑。中国音乐四方剂：清热、滋补、理气、润燥。
旅行养心不管是小长假还是长假，换上旅游鞋，背上旅行袋，去沙滩感受太阳的热情，去海边感受大海的浩瀚，去丛林感受自然的壮观，山川河流都在脚下，让阳光照进心灵，让新鲜空气在胸腔回流，收获身体上的疲惫，心灵上的放松。
台湾作家林清玄写过一篇文章叫《养壶》，与养心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文章中说：一把好壶，它的外表和内力都酝酿了时间的光泽，有着深沉的香气，即使不放茶叶，光是冲进开水，也会有茶的香味，那香味是无数好茶所凝聚起来的。
其实养心也是一样，读书增加你的深度，闻音舒展你的心灵，旅行增加你的阅历，如果假以时日，酝酿了时间的光泽，整个人就会泛出香味，那香味是书籍，音乐，旅行中的养料被人吸收后，从心灵折射出来的熠熠光辉。
郑小瑛：“80”后的音乐梦时间:2014-10-21 作者:未详 点击:171次 她是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
196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2周年之际，她在克里姆林宫指挥莫斯科老爱乐乐团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翌年，她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获得广泛好评，她也因此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
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郑小瑛女士，如今依然活跃在指挥舞台上，她笑称自己是“80”后，和当下中国的“80后”一样年轻，充满活力。
指挥界的稀有动物
1955年2月，苏联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主持中国第一个专业合唱指挥训练班，正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的郑小瑛以她的灵性和指挥素质打动了这位老师，从而有幸成为这个班中的一员；由于才能出众，郑小瑛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
“我是在1960年中苏分歧公开化之后才去的苏联，所以我们已得不到苏联政府方面的任何优待。”郑小瑛说，“我在苏联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主要是由于苏联的老师和朋友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特别的关照。”
郑小瑛觉得自己能够成长为一名女指挥家，和新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我父母让我从小学钢琴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有全面修养的淑女，而不是成为职业音乐家，而解放后，我遇到了一个男女平等的好时代，至少在知识分子中没有人歧视学音乐的女性了，要知道，女指挥在全世界来说人数都是不多的，可以说是稀有动物。”
1980年代，郑小瑛去美国访问，见到一位80多岁的女指挥，她问郑小瑛：“你在中国受到歧视吗？”郑小瑛说自己是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她说：“你非常幸运，在美国，人们对女指挥是有很大成见的。”郑小瑛当时还不太明白，过了几年，那位指挥家去世了，有人从费城给郑小瑛寄来一篇报道，题目就是：“一位没有被认识的天才”。意思是说，如果她是男性，她的指挥才能应该会得到更多的赞誉，她应该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指挥家。
郑小瑛觉得相比之下自己的确很幸运：“我热爱音乐，又碰到了许多伯乐，我的领导们很重视我的才能，所以我能在音乐这条路上一直走下来，并取得一些成绩。”
她永远记得1961年夏，周恩来总理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时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时的情景。
周总理走到郑小瑛面前，停下脚步，问她：“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郑小瑛回答：“歌剧和交响乐指挥。”
周总理说：“女同志学指挥不容易，要努力啊。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把你们送出来学习不容易，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好本领，回国后为建设祖国多做贡献。”
谨记总理的嘱托，1964年，学成毕业的她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正当她踌躇满志并成功执棒了民族歌剧《阿依古丽》，想要在人生的黄金时期做出一番成就时，“文化大革命”冷酷地摧毁了她的音乐与人生之梦。
“那本来应当是我人生最好的十年。”郑小瑛说。
她先被下放到38军接受“再教育”，1972年，她从中央音乐学院调到当时的“样板团”中国京剧团，在一支中西合璧的乐队中担任指挥，演出的剧目呢，不外乎就是《智取威虎山》、《龙江颂》这样的样板戏，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文革”十年，她也有过无奈，有过彷徨，可是她不绝望，从没有想过放弃音乐。她一方面从中国古典戏曲中吸收养分，一方面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这使得“文革”结束之后，她能迅速走上舞台，重执交响乐队指挥棒。
1978年，她与老同志们一起，从废墟上重建起中央歌剧院，并担任首席指挥一职。那不仅是古典音乐的春天，也是整个中国文化获得复苏、赢得读者观众尊重和掌声的年代，此时的郑小瑛已年过半百，可是她觉得身上有股子用不完的劲，她“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她带着乐队进校园，她在歌剧开演前做20分钟歌剧音乐讲座，她到各个学校去普及交响乐歌剧知识，她想补回失去的十年，那金子般的十年。
可是好景不长，港台流行音乐迅速侵占了原本属于经典音乐的市场：“人们越来越感到困惑，那些港台流行歌手一夜成名，唱一首歌可以挣到几十万，而难度大得多的歌剧《茶花女》、《卡门》的主演们，却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几十元补贴。于是歌剧院的主演们也纷纷开始‘走穴’，更有人改唱流行歌曲，或去给流行歌手伴奏，很多集体表演的剧团剧院陷入了瘫痪状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有十几年之久。”
她无力改变这种现象，但是她想，她总可以做些什么。
1989年，她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丽等女音乐家们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也是碰巧，组成这支乐团的音乐家都是女性，并非刻意，”郑小瑛解释说，“这是一支完全由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的民办团体，目的是向年轻一代介绍健康的中外经典音乐。先后共有70多位女艺术家们自愿加盟，自1990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首演开始，我们利用大家的业余时间演出了300多场，其中，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基层，带讲解的普及音乐会占2/3，我们曾经进入60多所大中学校演出，直接听众达20余万。我们的演出完全是义务的，不收取任何费用。”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郑小瑛们以她们对古典音乐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努力播撒着音乐的种子，力求“阳春白雪，和者日众”，但是因为缺乏体制的支撑，我国第一支志愿者乐团最终还是以解散告终。
1997年的一天，她忽然接到了来自厦门方面一位领导的电话，他盛情邀请郑小瑛南下创建一个职业乐团，那将是我国第一家“公助民办”性质的交响乐团。
她有点犹豫，有意前行；但是大病初愈，人生地不熟。不去？这似乎是一个可以尝试按艺术规律来建设乐团的机会，放弃又不甘心。经过再三考虑，郑小瑛下定决心，去厦门闯闯。
她从来没有向邀请方提任何物质条件，建团之初，她和乐团成员一起，就住在鼓浪屿经贸干校的集体宿舍里，由于是“民办”，在今天已经有了五六个现代化音乐厅的厦门，这个乐团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立足之地。
“可是我们一天也没有停步，我们每天五小时排练，每个星期排出一套新节目，成员从一开始的30多人到现在的70多人。我和乐团成员们一起埋头苦干，辛勤耕耘，始终坚持‘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的音乐宗旨，希望经典音乐能被更多的观众所接受。15年来，我们怀着播撒中外经典健康乐种、宣传音乐文明的心愿，演出近1200场，巡回演出的足迹遍及十多个国家、80多个城市，获得了40多个荣誉奖项和好评，为厦门作为文明宜居城市做出了贡献。”
但是不久前，郑小瑛从工作了16年的“厦门爱乐乐团”退了下来，原因并不是年龄和身体因素，而是她和乐团理事会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近几年来，随着乐团社会声誉的提高，我却逐渐感到了不被‘上面’信任，经常受到空穴来风式的指责；理事会在为乐团提供经费的同时，也对乐团管理事务越来越多地介入，这里已经不是原来艺术总监能够按艺术规律做主的平台了，我也就萌生了去意。”
理事会，本是被她力争来保障乐团资金的机构，没想到，若干年后，她会因此而离开自己心爱的乐团。
一度，她陷入了将要失去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的痛苦之中，但是很快，她就走出了阴霾，当记者在厦门她的家中见到她时，今年已经84岁的郑小瑛女士仍然显得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她说，她会活到老，学到老，正在构建下一个梦想，也许可以为西方经典歌剧的“中文化”再尽一份力量。
我们期待耄耋之年的她，焕发人生的又一次青春。
你所不知道的索马里……兰时间:2014-10-21 作者:未详 点击:113次 当我拖着沉重的行李，走进一架早该在90年代末退役的麦道飞机时，立刻有了一种身在动物园的笼子里的感觉，因为耳畔不断传来此起彼伏的声音：“OhChinese！”但尴尬很快就被惊恐代替：没有要求关闭手机，没有安全演示，飞机呼啸而起……
然后，我就站在了一个尘土飞扬的机场上。所谓的航站楼，是一座小小的平房，破旧的电扇在头顶摇曳，三个油漆斑驳的木头台子就是海关。我和同伴把签证递上，一个女人看了我一眼，开始在电脑里敲打。突然，她大叫起来，从她破碎的英语中，我隐约听出，她把我们俩的护照搞混了，这个发现让我备感屈辱——因为我同伴是个男人。
一番折腾后，她对我笑了下：“欢迎来到索马里兰！”
是的，我来到了索马里兰，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国家”，一个被遗忘的非洲角落。
索马里兰位于索马里西北部，历史上被称为“英属索马里兰”，居民多属于迪尔族部落。1991年它宣布独立，成立“索马里兰共和国”，控制了索马里18个省中的5个，首都哈尔格萨。
在索马里兰之后，邦特兰和西南索马里也先后宣布独立。但这三个“国家”都没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现在的世界地图上，它们依然是同一个完整的索马里。
“你应该戴上头巾。”这是我到这里后，被告知的第一句话。
实际上，穆斯林的教义并不强迫别人遵守他们的规定，但在这里，为了避免被极端分子盯上，谨言慎行是明智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必须得更加小心一些。
战争的痕迹在这里仍然随处可见。在哈尔格萨的主要街道上，至今耸立着一架真的飞机，是“独立战争”期间索马里轰炸哈尔格萨时被击落的。在那一次轰炸中，哈尔格萨居民被炸死了15000人。“独立”后，索马里兰又陷入两个部落之间的内讧，一年后才最终安定下来。
现在，索马里的极端分子偶尔还会潜入这里。2008年时，哈尔格萨的主要街道曾被伊斯兰极端组织渗透，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我在这里的每个夜晚，基本都能听见零星的枪声。
不过，我遇到的每个索马里兰人基本上都会向我保证：“我们跟索马里不一样。我们会发展起来的。”
尽管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缺乏外部援助，索马里兰的领导者们还是建立起了一个稳定的政府，货币、银行、电信、法院、警察局等系统，运行良好，秩序井然。
长时间的和平带来了发展。内战时留下的断壁残垣开始逐渐被拆除，弹孔累累的房屋被推倒，盖上了新楼。与依然战火纷飞的摩加迪沙相比，这里可算一片净土，甚至联合国在摩加迪沙工作的人员都跑到哈尔格萨来办公。
但得不到国际社会承认带来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在2009年前，联合国等机构每年向索马里提供3亿美金左右的援助，但这些援助都不涉及索马里兰。直到近几年，联合国才向索马里兰提供援助。由于没有正式身份，哈尔格萨也不能向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因此，没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如今，这里基本没有农业，国家财政收入的70%来自于海关税收，而另一些，则来自于活牲畜出口。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90%的物资依赖于进口。
即使是“首都”，哈尔格萨的基础设施也极其薄弱——而这已经是索马里兰最好的城市。
水泥公路很少看见，大部分公路甚至比不上中国的村级公路。即使你在市区出行，也要小心一个又一个的大坑。我曾经问过当地的政府官员，得到的答复是，整个索马里兰每年用于修路的资金是150万美金。
自来水在这里属于奢侈品。目前整个哈尔格萨只有一个很小的区有自来水供水系统，其水坝还是索马里分裂前中国人1985年帮忙建的。因为地处戈壁，又属于季风性气候，这里只有雨季时才能看见河流，绝大部分地区只能靠抽取地下水后人工送水。1吨水的价格是7美金。水的昂贵导致蔬菜的珍贵，1颗生菜1美金，1颗包菜也差不多。
电也是非常昂贵的资源，1美金1度。至于煤气，1罐30美金。忘记说了，煤气和用于发电的柴油都是进口的。
娱乐设施基本没有。当地人热爱嚼食一种叫“chacha”（音）的植物。这是一种软性毒品，据说能让人提神，会上瘾。在这个人均收入大约是每月200美金的地区，每年都有数千万美金用于购买这种植物。
但在这里，电信和银行业却出乎意料的发达——这也是这里最富有的两个产业。支付系统极其发达，每个人的手机号码就是一个银行账户。你购买东西后，可以用手机发一条短信，款项立刻被转账到另一个账户。甚至喝1美金的咖啡，也是用手机支付。
随着和平的到来，外国投资者也逐渐来到这里。
2012年，可口可乐在这里投资1500万美金建立了一个加工厂，这是这里“独立”后所获得的第一笔较大的外国投资。因为昂贵的水费和电费，这个加工厂只进行罐装，甚至连装饮料的塑料瓶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中国人也出现在了这里。2008年，两个中国人在这里建立了羊皮初加工厂。当地都传说他们赚了很多钱。不过，在2013年7月的时候，他们上了英国《卫报》，被指污染空气，导致牲畜消失。
但能带来更大财富的资源并没有得到开发。外国公司已经来过好几轮，据说，初步结论是这里有巨大的石油资源，但由于战乱以及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等原因，始终没有下文。
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索马里兰在打击海盗上投入颇多。他们建立了由600多人组成的12个海上防卫基地，曾有三批海盗被衣衫褴褛的索马里兰海岸警卫队员抓获。索马里兰人坚持认为，这些海盗不是索马里兰人，而是索马里人。
索马里兰甚至主动承担了关押海盗的责任，而不管他们来自于哪个国家。为此，他们获得了联合国的一笔拨款，在哈尔格萨修建了一座现代化的监狱，关押了几百个海盗，以及基地组织索马里分支“青年党”的很多成员。
据说，这些海盗在监狱里可以学习英语，还能享受先进的医疗设备，甚至踢足球。“比当地的曼苏尔酒店（哈尔格萨最豪华的酒店）还好！”当地一位官员开玩笑说。我看监狱的照片，的确是好过很多当地贫民的铁皮窝棚。
积极打击海盗，给索马里兰带来了很多收益。联合国为此承认了索马里兰的自治地区地位，而那些把海盗送到索马里兰的国家，也被认为是间接承认了索马里兰的独立地位。比如塞舌尔，就已经连续送了三批海盗过来了。
除了海盗（而且没亲眼见过，因为要进监狱参观太难了），我实在想不出来这个城市还有什么异域风情。
在来非洲之前，我曾经幻想过很多浪漫的故事：在沙漠里跟穿着艳丽的沙漠织布的游牧民族交谈，也许会买到漂亮廉价的工艺品，或者一起吃手抓骆驼肉简直就是翻版的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不过才半个月，我就幻灭了。
世界工业化的进程和曾经被英国殖民的经历，让这个地区显得一点都不非洲。我从来没见过艳丽的沙漠织布，也没遇到过游牧民族，至于手工艺品，找遍整个哈尔格萨，我只发现了骆驼皮拖鞋，穿上不到10分钟，脚就被磨破了。站在街头，二手日本丰田满街跑，人们吃着可口可乐的品客薯片，满目是中国义乌制造的廉价化纤衣物和塑料拖鞋。
完完全全地，这里就是一个非洲版的中国乡村。
（尚天一荐自《中国新闻周刊》）
责编：小侧
小贴士
1。索马里兰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了办事处，可以通过埃塞俄比亚申请到索马里兰的签证。
2。女同胞最好自备头巾，女性卫生用品基本没有出售，也请自备。
皮肤上的乡愁时间:2014-10-21 作者:未详 点击:79次 我们对外界的摄入，在五官上其实是有分配的。在不断的进化和使用中，其实很容易落下一种感官，而过度地开发另一种感官。比如皮肤的感觉，就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记得有一次，我到宁波去，和一个朋友去看天一阁。没去看天一阁前，在巷子里进入眼帘的是一些老房子。那是在中营巷和天一巷，大都是一些等待拆迁的老房子，砖墙斑驳，野草横生，原来住的人家基本都搬空了。那应该是民国年间，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的房子，基本都是私宅，上面有宁波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标志，但也一样被油漆刷上了大大的“拆”字。
我自顾自地惋惜，在巷子里、院子里拍了很多张照片，唯恐有什么景致被漏下了。
朋友却很少拍照，她会摸一摸那些斑驳脱落的墙壁，会摘一些荒草的穗子和果实。后来她问我，你为什么不摸一摸它们呢？拍照是没用的，仍然是隔了一层，只有触摸到它们的温度和纹理，感觉到它们的萧瑟和荣枯，那一刻才是真正和它们在一起的。我突然一怔，是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用眼睛观察多过真正的触摸呢？我的手什么时候藏起来了呢？
小时候到树林里去，我会用手摸那些干枯生涩的树皮，摸那些疙疙瘩瘩的树钉，那种树皮、树钉的坑坑洼洼和粗糙的纹理，会把手掌划得涩涩的、辣辣的，但是却很有质感；我还会在碧绿的苔藓上，摸那种绿色和阳光照在其上散发出的绒绒的温暖，会摘一片树叶把它揉碎，看着它的绿色汁液染满手掌，感受那种汁液的清爽、淡淡的冷以及它散发出的气味。
记得那片树林里还有一片沙土，跟别处的土质不一样的是，它没有黏性，也没有土块，都是那种细细的像沙粒一样的土壤，哪家建房子没有细沙了，可以挖一车代替使用。那种沙土握在手掌里，有一种细软的、温润皮肤上的乡愁的感觉。傍晚的时候，沙土里还有太阳的余温，我经常穿一条短裤、赤裸着上身卧在沙土里，细细的沙土覆盖在皮肤上，一点一点地传递着热量，直到沙土慢慢冷去，我才恋恋不舍地把身子拉出来，在夜色中穿着沙土的温度回家去。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皮肤碰到各种各样的水的感受，早上的露水是清凉的，汗水是粘粘的、咸咸的，从井里打出来的水是刺骨的，小河里的水是流动的、拨弄皮肤的，池塘里的水是安静的、包围你的，各种水都划过我的皮肤、到达过我的心扉，我心底还有它们的余温。
很多次，我打赤脚走在路上、草地里，或者树林中，有时候脚底被槐树的葛针扎到，有时候被路上的碎玻璃划到，或者被树根拉到。我就停下来坐在地上；把葛针或者玻璃，从脚底板里拔出来；拔不出来的就回到家，用绣花针的针尖拨出来。疼痛是难免的，但是你能感觉到那种丝丝连心的疼的状态，会感受到皮肤的紧绷和收缩，那是一种疼痛的经验。
一般来说，我们皮肤的感觉主要可以分为四种，也就是触觉、冷觉、温觉和痛觉。
从少年时候的田园世界，到了一个工业的世界之后，我们的皮肤感觉能力其实下降得非常厉害。因为生活条件好了，我们不会再赤脚在路上走，不会被葛针扎到或被玻璃划到，所以疼痛的经验就少了；我们不会去玩泥巴，不会去爬树，不会去河里、池塘里游泳，我们的皮肤不再感受到自然的粗糙、细致和冷暖。一个工业化的世界、人造的舒适世界，不知不觉地把我们跟自然分割开来，我们不再感受冷暖，不再感受细致和粗糙，不再感受疼痛。
空调的使用，对我们的冷暖感觉是一大破坏，冷和暖的轻易使用，造成了我们自身温度系统的退化。我们都能感受到，即使是再炎热的夏天，我们也不再轻易出汗了；即使是再刺骨的冬天，我们也不会太冷了，因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有暖气和空调，就连在车上的时候也都是温暖的。夏天不再七月流火，冬天不再冷彻刺骨，我们四季如春地麻木。
我们的触觉在消失，冷觉和痛觉也在消失，如果说还有一些温觉的话，那么我们其实一年四季都处在温觉中，那么这种无处不在的适宜的温度，也让我们对温有一种麻木了。
曾经看到一则新闻，是说日本人为了锻炼小孩子的意志，在白雪皑皑的冬天，让小孩子们赤裸着上身在冰天雪地里跑步，用极端的天气去培养他们的极端品格，挖掘他们的潜力。然而我却想的是，这样的方式固然是一种培养，但同时是不是也是一种破坏呢？小时候皮肤的冷暖感觉，其实是一生的感觉，在天寒地冻里建立起来的，应该是一种坚硬和迟钝吧！
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人和人的身体接触，是频繁的。长辈们会抚摸你的头；老师会握着你的手写字，那写下的每个字，其实都是通过手掌传递过来的，带着老师的体温、抚摸和用心；父母会把熟睡的你从沙发上抱到床上；你会亲昵地揽着伙伴们的肩；会和邻居牵着手一起上学、春游。但是在长大之后，每个人觉醒的独立意识，会渐渐把这些排斥在外，女性之间似乎还好一些，而男性基本上彼此不会有身体接触，男女的身体接触渐渐成为唯一。
世间的各种交际礼仪，让我们成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掌握着精准的、隐私的法则，小心翼翼地和别人接触，人与人之间，握手似乎成为最简单的、最平常的一种身体接触。但是在我们心底，其实最缺少的、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皮肤直接感受到的每个人的温度。
曾经看过日本的一部电影《入殓师》，年轻的入殓师小林大悟，对每一个死者都仔细擦拭过抚摸过一遍，那些死去的年轻的、年迈的、如花的、苍老的身体，都是冰冷的，但是小林大悟却用自己的肌肤、温度和用心，把干净、尊严和体面给予他们，那是阳间人通过皮肤的力量所能给予阴间人最后的东西，小林也从中感受到了肌肤死亡的温度和纹理的变化。
这样的经验，并不是谁都有的。一直到父亲去世，其实我都没怎么真正触摸过他，我对他的触觉的感受，只有小时候他用胡子扎我的经历，和半夜里用蹬出被子外的冰凉的脚搭在他身上的经历。父亲去世前，我握着他粗糙的、温热的手，似乎接通了小时候触摸的经验，有一种安定和温暖。他去世后我没触摸过他的身体，因为不敢，等到最后一次摸到他的时候，已经不是皮肤与皮肤的接触了，而是拿着他火化后的骨殖，一块块撒到棺材里面去。
父亲去世的时候，哥哥是握着他的手的。后来趁身体还有温度、还柔软，是和父亲生前交好的两个邻居，给他穿的寿衣。想起来，我有时候会嫉妒他们，因为他们在父亲从生到死的时候，感受到了他皮肤的从温暖到冰冷、从柔软到僵硬，那曾经是属于年少的我的触觉的经验。而这一切，在父亲把它们都带走的时候，我却没能去亲自地、细细地感受。
在这世间，一个人的皮肤，究竟能感受到多少东西，又究竟能留下多少东西？也许没有人会知道，也许我们在感受的时候，忽略掉了这种感觉，或者从没有意识到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