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娇，长大了时间:2014-10-05 作者:未详 点击:127次 那个蹦蹦跳跳的小男孩不见了，坐在我面前的，是穿着蓝色水手装的安静少女，胸前绣着学号“731803”，笑起来也浅，每个问题都应答得简练得体。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残缺的不完美才能绽放耀眼的光芒”……这些话由14岁的女孩淡淡讲出来，很容易吓人一跳。
4年前，徐娇是《长江七号》里周星驰的儿子小狄，头发蓬乱、浑身泥污，擅长做各种鬼脸，以古灵精怪闻名。4年后再做电影主角，徐娇在众人的惊叹声中出落成美少女，顺直长发，刘海遮额，会抄歌词“汤通通都酸掉了，从此我的夏天也开始一蹶不振”，以纪念夏日的逝去，最喜欢的颜色一定要天蓝中带一点绿，给自己的电吉他命名“memory”，安静而文艺。
以前的那个徐娇藏起来了吗？她辩解：“我没有双重人格！可能因为我长大了。十四五岁的少女做鬼脸，现在肯定不会让人看到。”
男孩小狄
考入宁波七色花艺术团时，徐娇才5岁。“那是个兴趣班，每周末上一节课，本来只收7岁至14岁的孩子。”徐娇因为流利的绕口令和英文被破格录取，成了里面最小的孩子。
徐娇跟老师学唱歌跳舞和绕口令，参加宁波电视台的节目，有时当个小主持人。她说：“只为兴趣吧，一点儿也没想到有一天真的成为演员。”直到周星驰为新片来艺术团选人。
深夜12点多，终于轮到徐娇站在银色头发戴口罩的周星驰面前。她紧张地演了报菜名、哭戏等。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最想干什么？”徐娇张口就说：“我想睡觉。”引来周星驰一番大笑。
几个月后，没当过爸爸的周星驰成了徐娇的“老爸”。成名后从来都是当仁不让演主角的周星驰，第一次把主角的位置给了“儿子”徐娇和虚拟的外星狗“长江七号”。
流着眼泪剪掉齐腰长发，徐娇成了男孩小狄，永远穿裂大口的鞋子，永远脏兮兮，永远鬼脸不断。
2008年，《长江七号》上映，声名向徐娇扑来，排山倒海。
“我一直是个争强好胜的孩子。我朗诵得一等奖，绘画得一等奖，事事都要得第一名。”第17届金鸡百花奖，徐娇获最佳新人奖提名，信心十足要拿奖。“觉得简直百分百是我了，彩排的时候我的票数也远远高出其他竞争者。可爸爸在送我去大连参加电影节时说：‘肯定不是你，你才演了一部电影。’我还挺生气他泼我冷水。幸好有了这个预防针，现场宣布没得奖时心里才有点底。”
即使现在回头看，徐娇说这对她也是蛮大的挫折。“我从里面学会了不要得失心那么重，希望越大，失败后失望越大。”14岁的小女孩认真地说。
少女小美
“怎么可能是徐娇？她不是那个小男孩吗？”《星空》的导演林书宇跟制片人讲，想让徐娇来演女主角，制片人连说：“No，no，no！”
即使2009年演了《花木兰》中的小花木兰，2010年演了《未来警察》中刘德华的女儿，徐娇给大家的印象依然是当年那个古灵精怪的小男孩。去年，当一组徐娇的美少女甜美写真照在网上流传时，惹来一片惊叹。
“林书宇导演在网上搜了一些我的近照给制片人看，制片人蛮惊讶的，就来杭州找我了。”徐娇说。
杭州启正中学初三学生徐娇经常在工作和学习间纠结，博客里除了拍戏和美食，重要内容就是学习成绩汇报总结。“我在学校就是普通学生，不化妆，同学也觉得和我在一起很平常。”她又认真讲起了道理：“有了知识，一个人才会饱满起来，让人感觉很有内涵和气质，所以不管怎么样知识都不能荒废。”
工作找上门时，徐娇会向学校请假，空闲下来再请家教补习。
“《星空》的剧本很打动我，尤其是关于爷爷的部分。”徐娇幼儿园时经常跟宁波的爷爷住在一起，两年前，爷爷突发脑出血去世了。“那时周老爸送给我一个礼物，可以挑一颗喜欢的星星起个名字，寄到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他们会给我一份证书。我起的名字是‘EternalLove（永恒的爱）’，为了纪念爷爷。”
电影《星空》里，爷爷对徐娇扮演的小美说：“抬头望着星空，世界变得好大好大。”对徐娇来说，这片星空里，还有为爷爷命名的那一颗。
说话简短的徐娇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她说：“剧本里最感动我的地方是，爷爷生病了，小美收到爷爷送的礼物，一只三条腿的蓝色木头小象。这个礼物是残缺的，不完美的。小美知道爷爷从来不会把不完美的礼物送给他，收到这个礼物，就明白爷爷病得很重。她一定要去看爷爷，一个人走在夜晚的街道，很恐惧，就想象那只小象变成大象，一瘸一拐跟在她身后。”
演戏给徐娇带来的改变，是去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方，见不同的人和事。徐娇说：“也会少很多学习和玩的时间，但因为我喜欢演戏，所以我要喜欢它的一切，没有办法。”
死后的荣耀时间:2014-10-05 作者:未详 点击:92次 2011年9月30日，拉尔夫·斯坦曼去世了，他的死讯让2011年的诺贝尔奖显得有些尴尬。斯坦曼去世后3天，委员会决定给他颁奖，却打不通那个本该把他从睡梦中惊醒的电话。斯坦曼的女儿收到信，通知了洛克菲勒大学，人们才知道，斯坦曼已经走了。学校发表声明说：“这真是一个让人苦乐参半的消息。”
斯坦曼出生于加拿大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就读的麦吉尔大学—那所由苏格兰皮毛商人捐资建成的学校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本科毕业后，他前往哈佛大学医学院，因为那里“既能获得良好的科学训练，又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他没有成为著名的内科医生，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免疫学。
他晚年致力研究的疫苗是个亮点。那是一种需要对每个病人量身定制的疫苗，“在有些人身上有效，有些人身上无效”。在斯坦曼身上，疫苗至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患上了胰腺癌，术后正常情况下生存时间不会超过一年，靠着自己发明的免疫疗法，斯坦曼几乎撑到了诺奖颁奖。去世前几天，他跟女儿开玩笑：“为了获得诺贝尔奖，我不得不坚持挺下来，因为他们不给逝世者授奖。”
最终，授予斯坦曼的奖项成立。有人指出，这项决定与程序无关，斯坦曼的确是“有资格在死后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那些无用的喜欢时间:2014-10-05 作者:未详 点击:188次 两年前，做一个玩具藏家的报道，我找到两位采访对象。
17岁的李树热爱军品，我走进他的小屋，只觉得一阵错乱——
一进门便是他自制的FBI证书，上面镶着他的照片；靠墙是仿真的防弹背心、电棒；桌上摆着背着长枪、穿着黄军装的抗日老兵石膏像；一侧的大书橱满是战争片中常见的人物玩偶，书橱下则堆着一个个纸盒，里面装着战锤、飞机和坦克。
李树技校在读，课余在一家快餐店打工。
他很闷，只有谈到他的收藏时，眼睛才会闪耀。他将他的兵人在我面前排队，解说穿什么大衣的是法国兵，戴什么钢盔的是德国兵，接着，他说起南北战争、“二战”……说实话，作为一名历史专业的毕业生，眼前这位少年对军事、历史的热情和熟悉度令我羞愧、纳罕。
我由衷地说：“你是我见过的这个年龄段最博学的。”他却有些黯然：“喜欢这些有用吗？我的父母不支持我，女孩们都说我很怪。”
那天的采访变成了心理辅导，确切地说，变成了他倾诉、我倾听。
李树说，在父母眼中，他已经“被毁了”，没有好的前途——和大学无缘，只会烧钱——他最贵的一个兵人价值1000多元，钱来自“打工和省下来的饭费”。
更令人沮丧的是，如果顺利毕业，并好运气地按专业找到工作，他将成为一名地铁工作者。他说：“我喜欢的和我将从事的有什么关系？”“我妈说，你哪怕喜欢个乐器呢，还能考个级、加个分……”
无解。
我跑去下一站，脑海里满是少年眼中的黯然。
下一站，受访的是一位娱记，名叫陈娟。
陈娟拎一个大包，包里是她最喜欢的几个玩偶娃娃，她是国内著名的玩偶娃娃藏家。
她把娃娃摆在咖啡厅的小桌上，用指肚摩挲着娃娃的蕾丝裙边，对我回忆12岁拥有第一个娃娃时，“胸口像开了朵大花”。
此后，她为娃娃学习——父母以娃娃做考试的奖品；为娃娃工作——大学毕业后，收入的一大半用于买娃娃；因娃娃获得爱情——男朋友为她访到一件娃娃孤品而赢得芳心……
眼前是一个标准的都市白领，谈到娃娃时，却满脸少女的天真。
看她为娃娃投入这么多金钱和精力，我不能免俗，问：“这个爱好有什么用吗？”
陈娟笑着说：“不是所有的爱好都要有用。”
“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是它的用处，我因之获得了快乐，看到漂亮的娃娃获得审美的快乐；与‘娃友’交流，得到沟通的快乐；工作之余，打扮娃娃得到放松的快乐……人总要找到一件喜欢的事当做认知、接触世界的方式吧。”她说。
我找不到话来应对，直至陈娟递给我一份请柬，她策划了一场娃娃收藏展。
几天后，关于他们的报道变成印刷品，给李树寄报纸时，我顺手将陈娟展览的请柬转给他。
一去两年。
我在地铁出口碰到李树，他刚下班，我邀请他吃晚饭。
刚坐下，他便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兵人，让它倒立在饭桌上，我不解，他“哈哈”大笑道：“每天带一个小朋友出来放风。”现在，他管他的收藏叫“朋友”。
他提到“陈姐”和那场展览：“来了很多人，都亲热地喊她的网名，都是同好。谈及共同的爱好时，脸上像放着光。”当然，“陈姐”还对他说了类似的话，关于“有用、无用”的提问。
“不是所有的爱好都要有用。”
“只要这爱好带给你快乐。”
“人总要找到一件喜欢做的事……”
于是，李树遍访军品收藏网站，建论坛、写帖，现在他有一帮“兄弟”，工作之余定期聚会，在小圈子里，他是公认的军事“专家”，最近又迷上给兵人素体着色，成品寄卖在某淘宝小店。
“我爹妈肯定失望啦，我只是个普通的地铁工人，”他说，“还成天喜欢这些不当吃不当穿的……”我拨弄他的小兵人，看着他脸上游动的神采：“可这些不当吃不当穿的，让你变得和别人不一样，你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他一拍大腿说：“对，我的一个女同事就这么评价我，‘有趣’。”
告别“有趣”的李树，我应一个亲戚之约，上线聊天。
她抱怨儿子的“坏习惯”，每晚写一个小时的小说，而中考已经临近。
“写小说有用吗？能换分吗？能考大学吗？”
“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学习秩序，有些无用的爱好有何不可？或许，成年后，它能令人与众不同，成为欢欣鼓舞扑向未知世界的原动力。”
敲完如上字，我便对着百度发呆——陈娟已成了一名策展人。她在相关报道中说，她策划的第一场展览关于娃娃展览，那原是无心之举。
德国：保护孩子吵闹的权利时间:2014-10-05 作者:未详 点击:162次 当初在德国上学，每到周末，附近的孩子就在楼下玩闹，有尖叫、有哭闹、有唱、有跳，有时吵得人心烦意乱，心里盼着他们的聚会赶快结束。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德国的许多州都允许儿童制造噪音。2011年，德国联邦政府更是出台了一项议案，以法律形式保护6岁以下儿童制造噪音的权利。即使附近的居民受到噪音干扰，也不得因此去驱赶儿童。德国对噪音有严格的规定，如入夜后工地必须停工，居民不能在星期天使用割草机等。因此，整个国家时常处于安宁的气氛之中。
过去，德国各地曾经多次发生过投诉儿童制造噪音的案例。很多人抱怨儿童玩耍时制造出过多噪音，令很多幼儿园在申请建造许可证时遭到了拒绝，不少居民因为附近幼儿园的吵闹声而提出抗议，在柏林的一场官司甚至导致一家幼儿园关门。
这项提案是在2011年2月召开的联邦议会上通过的。议案决定修改目前的《建筑使用权法》和《噪音保护法》，将儿童吵闹声归入“自然声”一类，并且明确规定，儿童吵闹的声音不适用工业和商业噪音的管制法律。
议案提出，从幼儿园、沙坑和儿童游乐场所发出的喧哗声和噪音“一般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下届联邦议会有责任制定新的法律规则，并以投票形式表决通过，保护儿童在公共场所玩耍吵闹的权利。政府在议案中说，儿童的游戏和吵闹声是自然声，应该得到社会的容忍。
德国环境部部长诺尔伯特·罗特根说：“这是一个支持社会关爱幼儿的清晰的立法信号。”
留下10%的天真时间:2014-10-05 作者:未详 点击:207次 在一次电影发布会上，陈凯歌给葛优鞠了一躬，说：“你是个真演员，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谢谢！”一贯挑剔的陈凯歌后来解释，说葛优是真演员是因为他还保有天真。拍《赵氏孤儿》时，他跟葛优说戏，说到感人处，葛优居然哭了。这只是戏，而且葛优在圈里混了这么久，居然还能保有这种天真，实属不易。
现在，天真用在一个成年人身上像是个贬义词，人们都努力摒弃天真，竭尽所能地让自己成熟，做出一副老练圆滑的样子来。
天真被看做是成功的天敌，可陈凯歌为什么欣赏葛优的天真呢？他说，因为很多“相信”都是从天真那儿来的。相信是个特别可贵的东西，很多时候，你只有相信，才会爱；只有爱，才会投入；只有全心投入，才能成大事。
比如演戏，你明知道那是戏，但你只有相信会有那样的事儿，会有那样的感情，才能够真情演绎，才能演得好。如果人生是一场戏，那么你不但要考虑怎么把这场戏演好，同时还要相信这个角色，相信你所做的事，只有这样才能用真诚感染别人。
马云说，很多年前，有人嘲笑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就像要把万吨轮船抬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当年他在美国为淘宝网找风投时，有的投资人听了不到10分钟就起身离去。不一会儿，这名投资人还特意折返回来对他说：“这次你肯定会输惨的。”类似的质疑声多年来从未停息。在阿里巴巴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上，马云说，凭着“又傻又天真”的精神，阿里巴巴一路走过来了。他经常在公司内部讲，要很傻很天真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很猛很持久地做下去。
这个天真，是对自己所做的事乐观而坚定，不被外界的干扰所迷惑，发自内心地相信，并坚持下去，就会得到生活的奖励。
这世界的真实，往往比它呈现给我们的要糟糕，那些令人灰心丧气的事会严重打击你的积极性，不如天真一点儿，把事情表面呈现的美好照单全收。相信同事的鼓励是发自肺腑的，相信朋友的友好和热情是表里如一的，那么你一定会热爱生活，热爱身边的人，而且你会很舒服，不拧巴。
人太天真了会栽跟头，而太不天真就很难走得远。在身上留下10%的天真，对未来有所相信，有所秉持，有所期待，带着一点点理想化的色彩去做该做的事，这样的人生不但更光明，而且更有趣。
笔名与精神分裂时间:2014-10-05 作者:未详 点击:82次 大凡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的人，几乎都曾用过笔名，很多作家还不止一个，如茅盾就用过90个左右的笔名，而鲁迅用过的笔名多达128个。有人说，作家使用笔名有3个理由：第一，一个女作家想伪装成男性作者。第二，因为某种原因作者需要隐姓埋名。第三，知名的作家要写不同类型的小说。当然了，这3种情况都存在，但是也有其他例外。而有一种情况被讨论得最少，那就是笔名与人格分裂。
在20世纪40年代，立陶宛出生的法国人罗曼·卡谢夫出落成了罗曼·加里，法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当罗曼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母亲就不断告诫他，你必须选个笔名，一个震惊世界的法国作家不可能有个俄国名字。
罗曼·加里得到了法国诗人雷蒙·格诺和作家加缪的赞誉。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感觉自己为盛名所累，渴望逃离自己的身份，于是他起了另一个笔名埃米尔·阿雅尔。后来他解释，阿雅尔提供了一种形式上和心理上的自由，写出了卡谢夫和加里无法写出的书。阿雅尔的作品也得到了龚古尔文学奖，加里不得不以各种理由拒绝领奖。本来是个精心炮制的成功骗局，不料却导致了可怕的结果。最后这一伪装变得难以承受，1980年，加里在巴黎的寓所开枪自杀。
科幻小说作家詹姆斯·提普垂是芝加哥女人艾丽斯·谢尔登的笔名，这笔名同样有一个悲惨的结局。对于谢尔登来说，另一个自我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有一次谢尔登说，没有提普垂，她的文章就没有想象力。谢尔登作为提普垂过了10年，让这个有情感困扰和性别困惑的中年女人经历了富有魅力的、有创造力的男人的生活。
提普垂和谢尔登的关系是复杂的，在情绪低落的时刻，谢尔登说要“把他排除出去，淹死在加勒比海里”。20世纪70年代末期，谢尔登的身份被发现，她说，就像被割掉了什么一样变得不完整了。虽然她的粉丝和科幻小说的同行支持她走出来，谢尔登也努力以自己的本名和其他的笔名写作，但是终归是半心半意，毫无成果。她向一个朋友承认，“内在的门关闭了”，1987年，她朝睡梦中的丈夫开枪，然后自杀。
再也没有比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更贴切的例子来证明笔名的强大力量了。他把笔名发挥到了无人能及的病态水平。他拥有70多个文学身份，他称之为“异名”。这些身份跨越不同的性别、意识形态和派别。他们互相拌嘴，相互指点，像孩子一样喧闹，想引起关注。为什么现代文学的巨人佩索阿必须进行自我分裂呢？没人说得清楚。最简单的解释是他患有精神病。
我是笨鸟，你是矮树枝时间:2014-10-05 作者:未详 点击:129次 不被世界理解的天才
对别的孩子来说，生在一个爸爸是政府官员、妈妈是大学教授的家庭，相当于怀抱着金钥匙。但这对我却是一种压力，因为我并没有继承父母的优秀基因。
两岁半时，别的孩子唐诗宋词已能背诵、1到100的数字已经张口就来，我却连10以内的数都数不清楚。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就打伤了小朋友，还损坏了幼儿园里最贵的那架钢琴。此后，我换了好多家幼儿园，可待得最长的也没超过10天。
爸爸不许妈妈再为我找幼儿园，妈妈不同意，她说孩子总要跟外界接触，不可能让他在家待一辈子。于是我又到了一家幼儿园。那天，我将一泡尿撒在了小朋友的饭碗里。妈妈出差在外，闻讯赶来的爸爸恼怒极了，将我拴在客厅里。我逮了个机会挣脱，砸了家里的电视，把爸爸书房里的书和一些重要资料全部烧了，结果连消防队都惊动了。
爸爸丢尽了脸面，使出最后一招，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一个月后，妈妈回来了，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跟爸爸离婚，第二件事便是接我回家。妈妈握着我伤痕累累的手臂，哭得惊天动地。在她怀里我一反常态，出奇的安静。过了好久，她惊喜地喊道：“江江，原来你能安静下来。我早就说过，我的儿子是不被这个世界理解的天才！”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上了小学，许多老师仍然不肯接收我。最后，是妈妈的同学魏老师收下了我。我的确做到了对妈妈的承诺：不再对同学施以暴力。但学校里的各种设施接二连三地遭了殃。一天，魏老师把我领到一间教室，对我说：“这里都是你弄伤的‘伤员’，你来帮它们治病吧。”
我很乐意做这种“救死扶伤”的事情。我用压岁钱买来了螺丝刀、钳子、电焊、电瓶等工具，然后将眼前的零件自由组合，那些破铜烂铁在我手底下生动起来。不久，一辆小汽车、一架左右翅膀长短不一的小飞机就诞生了。
我的身边渐渐有了朋友，我教他们使用平时家长根本不让动的工具。我不再用拳头来赢得关注，目光也变得友善、温和起来。
我的小学时光在快乐中很快结束了。上了初中，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让我再次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不按时完成作业、经常损坏实验室的用品。更重要的是，那个班主任是我极不喜欢的。比如逢年过节她都会暗示大家送礼，好多“善解人意”的家长都会送。
我对妈妈说：“德行这么差的老师还给她送礼，简直是助纣为虐！你要是敢送，我就不念书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我遭受了许多冷遇，班主任在课堂上从不提问我，我的作文写得再棒也得不到高分，她还以不遵守纪律为由，罚我每天放学后打扫班级卫生。
妈妈到学校见我一个人在教室扫地、拖地，就哭了。我举着已经有了肌肉的胳膊对她说：“妈妈，我不在乎，不在乎她就伤不到我。”妈妈吃惊地看着我。我问妈妈：“你儿子是不是特酷？”妈妈点点头，说：“不仅酷，而且有思想！”
再辜负你一次
初中临近毕业，以我的成绩根本考不上任何高中。我着急起来，跟自己较上了劲儿。我绝食、静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整整4天，我在屋内，妈妈在屋外。我不吃，她也不吃。
第一天，她跟我说起爸爸，说爸爸曾经来找过她，想复婚，但她拒绝了。她对爸爸说：“我可以允许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喜欢江江，但我不能原谅任何人对他无端的侮辱和伤害。”
第二天，她请来了我的童年好友傅树。傅树说：“江江，小学时你送我的遥控车一直在我的书房里，那是我最珍贵、最精致的玩具，真的。现在你学习上遇到了问题，那又怎么样？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将来哥们儿可全靠你了！”
第三天，小学班主任魏老师也来了，她哭了，说：“江江，我教过的学生里你不是最优秀的，但你是最与众不同的。你学习不好，可你活得那么出色。你发明的那个电动吸尘黑板擦我至今还在用，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第四天，屋外没有了任何声音。我担心妈妈这些天不吃不喝会顶不住，便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屋门。妈妈正在厨房做饭，我还没靠前，她就说：“小子，我就知道你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东西。”
“妈，对不起……我觉得自己特别丢人。”
妈妈扬了扬锅铲，说：“谁说的？我儿子为了上进不吃不喝，谁敢这么说，你妈找他拼命！”
半个月后，妈妈给我出了一道选择题：“A。去一中，本市最好的高中。B。去职业高中学汽车修理。C。如果都不满意，妈妈尊重你的选择。”我选了B。我说：“妈，我要再‘辜负’你一次。”妈妈摸摸我的头说：“傻孩子，你太小瞧你妈了，去职高是放大你的长处，而去一中是在经营你的短处。这点儿认识妈妈还是有的。”
我是笨鸟，你是矮树枝
就这样，我上了职高，学汽车修理。
我们住在大学的家属院，同院的孩子出国的出国、读博的读博。只有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个院里的反面典型。
妈妈并不回避，从不因为有一个“现眼”的儿子面对人家绕道而行。相反，如果知道谁家的车出了毛病，她总是让我去帮忙。
我的人生渐入佳境，还未毕业就已经被称为“汽车神童”。毕业后，我开了一家汽修店，虽然只给身价百万以上的座驾服务，但仍然门庭若市——我虽然每天一身油污，但不必为了生计点头哈腰、委曲求全。
有一天，我无意间在一本书中看到一句土耳其谚语：“上帝为每一只笨鸟都准备了一节矮树枝。”是啊，我就是那只笨鸟，但给我送来矮树枝的人，不是上帝，而是我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