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有三个人用过的手帕，足以被历史一直写下去。第一个是梵高，我们不能只知道他画过《向日葵》，在与高更的一次激烈争吵之后，梵高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用手帕包着送给了一个女子；假使这一块手帕还在，一定比《向日葵》还值钱。第二个是林黛玉，临终焚稿，所焚皆是往日里书在手帕上的诗稿，“此诗帕原是他随身带，曾为我揩过多少旧泪痕，早知人情比纸薄，我懊悔存留诗帕到如今……”第三个手帕的主人帕瓦罗蒂就不是悲剧了，每一次登台，右手执一条白手帕，与他300磅的体重和一把乌漆漆的美髯，形成黑与白、重与轻的反差，既算得上是矛盾统一的视觉冲击，也好似出任手帕的形象大使。
还有第四个人向世界展示过他的手帕，恐怕世界上很多人都不会记住他，但是他固执地希望人们记住手帕，他希望手帕不要成为历史，他是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他从裤袋里掏出手帕说，30年来，他只用手帕，从不用纸巾；而且掏出来的手帕是半新的。这个富有而忧心忡忡的美国老人30年来不开汽车，每个月的电费是3.85美元，就好像是在体验30年前的简单生活。
30年前我们也过着简单的生活，手帕是不可少的生活必备，男女老少见人见帕，每人每年8.5公斤的生活用纸消耗量，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可以成为经典的儿童游戏，足以说明手帕的社会地位。小孩别在左前胸，男人一块旧抹布似的和钥匙硬币一起塞进裤袋里。但是到了女人手里，就不仅仅是一块手帕：贤惠的女人可以将手帕包了两个大饼，妖娆的女人将手帕在马尾辫上随意一扎，一下子就扎出了万紫千红，于是黑头发就飘了起来。至于优雅的女人，出门手帕是捏在手心里的，可以擦拭，可以当扇子，也可以掩饰内心的什么，这时候的手帕，有了精神内容，也就还原了罗帕的作用，小姐私订终身后花园，一定素手捏罗帕，这罗帕多半就是定情之物。
手帕的传情作用在中国是一块手帕传一份情，到了美国，一块手帕不够用了，至少一百块，而且美国人喜欢将几百块手帕——黄手帕，挂在家门口的老橡树下，思念和等待命运未卜的亲人。美国的黄手帕传递的是亲情，黄颜色就是最温馨的颜色。围绕着老橡树下的黄手帕，美国人原创了小说、电影和歌曲，都是一流的经典；日本的高仓健也拍过同片名电影；几年前俄国的库尔斯克号潜水艇失事，潜艇官兵的家人们久久不愿撤去白桦树下的黄手帕；直至半个世纪过后，韩国人一点不怕拾人牙慧，拍了部收视率很不错的电视剧《黄丝带》。黄手帕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为思念亲人的必备品。思念是揪心的，但是黄手帕是幸福的，因为黄手帕一直有生存下去的理由。
只讲情愫不讲实用，似乎也有悖于手帕的本源。过着简单生活的莱斯特·布朗先生提倡以手帕取代纸巾，当然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境界。只不过要紧的是，手帕就应该是像白衬衫的领口一样讲究，否则就不是简单而是邋遢。
我在土耳其旅行时，很快便对土耳其人为了价格而争论不休产生了兴趣。我经常发现在这种争论中交易的成败要比价格的高低更为重要。
一天，在一个乡村的公共汽车站上，两个相互竞争的旅游公司的代表分别向我走来。当我问他们其中一人关于旅途的费用时，那人回答说：“坐我的车需要600 里拉。”
但话音刚落第二个人便立刻走上前来说：“跟我走吧！你只需付500 里拉。”一场竞争就这样开始了，那两个人你来我往的争执着，而我却默默地站在一旁感到其乐无穷。
“400 里拉。”
“300 里拉。”
“200 。”
“100 。”
最后，那第一个人用手在空中猛地挥舞了一下：“好！好！我免费！我免费送你，我的朋友，我不要钱！”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在一张车票上潦草地写着什么。
“你不要钱，是吗？”我迟疑地问道。
他的脸上很勉强地绽开了一丝笑容。“是的，”他回答，“因为我赢了。”
罗尼因误伤他人被判入狱5年，女友因此要跟他分手，罗尼想再见她一面，于是开始暗暗琢磨逃跑计划。他用一张报纸作掩护，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用勺子将墙上的一块砖掏空了一半。
一天，狱警卡托例行检查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但没有揭穿此事，而是小声地对罗尼说：“你知道墙那边是什么吗？”罗尼战战兢兢地回答：“外……外面是自由……” 卡托微微一笑：“傻瓜，外边是死刑室。”
很快，卡托给罗尼换了一间囚室，罗尼也没有再动过逃跑的念头。5年后，罗尼出狱了，他开了一家小咖啡馆，日子过得也算安稳。
这天，罗尼在咖啡馆里忙活，一个穿着体面但神情沮丧的男子走了进来，要了一杯威士忌。当罗尼把威士忌端给他的时候，突然惊呼起来：“卡托警官，是你吗？"
那名男子愣了一下，显然已经认不出罗尼了。“我是罗尼啊！”罗尼兴奋地说，“谢谢你当年没有揭穿我挖砖的事，要不然我现在可能还在监狱里蹲着呢！”卡托喝了一口酒，慢慢地说：“是吗？祝贺你获得了新生！可是，因为那块砖，我却要进监狱了。”
罗尼大吃一惊，赶紧问：“怎么回事？"
卡托面无表情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当年卡托给罗尼换了牢房，并没有将砖头补上。后来他因为经济上的麻烦，每次等新搬进去的犯人一动那块砖，他就暗示他们贿赂自己，不然就会背上越狱的罪名。一次、两次、三次……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穿得这么体面吗？因为下午我就要上法庭了。”卡托一口喝尽杯中剩下的酒，叹息道：“一块砖头，两种命运。这可真有意思，不是吗？”
张先生本是上海人，上世纪70年代到江苏大屯煤矿工作，与我成了同事。到了90年代中期，我们两家又先后搬来北京，面对陌生的茫茫人海，两家的交往自然就多了起来。张先生夫妇合力打拼，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北京买了房买了车。他们有个独生女，女儿在北京上到初三时，数理化成绩总上不去，看来要想上个好一点的高中就很难了。当初女儿来北京上学时，张先生夫妇已经花了一笔不少的赞助费，再花钱上高中，也不一定有好的效果。夫妇俩权衡利弊，决定不惜代价将她送去英国留学，当时女儿年仅15岁。
不久前，张先生邀我们一家相聚，原来他们的女儿回国探亲来了。从外表上看，他们的女儿与以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然而三年独立生活的磨练自然使她成熟了许多。他们都赞他女儿懂事多了。
张先生的女儿在距曼彻斯特一百多公里的小城读高中，校方说为了有利于她尽快过语言关，特地将她安排在一个孤独的老太太家里寄住。为此，她每月需向房东支付400英镑，折合人民币5000多元，房东只为她提供一顿晚餐。她向我们抱怨说，那个房东很抠门，晚餐特简单。要知道，学生都指望晚上能吃到一顿好饭呢。
她还告诉我们，为了节省开支，她每天都是步行去上学，单程4公里。尽管如此，父母这三年还是为她花去了五六十万元人民币，如果再接着上四年大学，父母为她求学所花的钱肯定要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了。她说，在英国呆的时间长了，才知道英国政府为了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巧妙地利用外国留学生实施扶贫计划，校方让她寄住在那个孤独的老太太家里，就是这项扶贫计划的一部分。她还知道，将来在英国上大学时，支付的学费比当地人要高许多倍。
我们的同胞之所以肯花血本送孩子出国留学，大都抱着很高的回报预期。全社会持续多年的外语热使他们相信：只有外语才是知识，才是能力，掌握了一门外语，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于是，自费留学越来越低龄化。有统计显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80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为自费留学。
一百多年前，英国人曾以鸦片为媒介，从我们这儿弄走了大量真金白银；今天，我们应该防止他们利用新的媒介，诱使国人用宝贵的外汇去为英国扶贫。张先生女儿的亲身经历，就是我“扶贫”一说的根据。
十里沟小学建在山坡下。山不高，绵延十多里。
那时，我在学校当老师。为了动员更多的失学孩子上学，学校要求老师上门做工作。
羊子就是我从山里找来的。
羊子住的地方离学校有近二十里的山路，羊子有残疾：右膀前半截没了，左手畸形，我后来打听出他是因为家里失火被烧的，家里人不想让他念书，他自己也不想走出这座山。
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每天放晚学时老师都要护送孩子回家。我们手里拎着小闹钟和马灯，回来的时候天已大黑。学生家长又担心起老师来了，他们也提着马灯，再送老师回学校。要是夏天下雨，为防山洪，我们还会带一根长竹竿，有洪水的时候就互相搀着走。
石凳并不光滑，泥课桌下没有空当，但孩子们一进课堂就变得严肃起来，笔直地坐着。
有一天，我在课堂上提问，孩子们刷地举起了手，我心里无比喜悦。羊子个儿不高，坐在前排，那天他也举起了右手——平日里他多半是不举手的，偶尔举手他也会用半截袖子把秃膀罩住。那天他忘了罩衣袖，羊子只竖起光秃秃的臂膀。
同学们吃吃地笑，伴着一阵细微的骚动。羊子显然难过极了，他缩回膀子，低下了头。
“抬起你的目光!”我大喝一声。我不只是在鼓励羊子，也是想以此镇住嘲笑羊子的同学。
下面果然变得很静，没有人敢说话了。
一天，羊子找到我，说想坐到后排，我觉得这事对他的伤害是很深的了。
我没有答应羊子的请求。自那以后，我向全班同学宣布了一项决定：今后回答问题，所有的同学不必举手!我只要说一句抬起你的目光，孩子们就知道我是在提问了。
“抬起你的目光！”课堂上我会不时地说着这句话。孩子们从我的这句话中得到了思考的力量和表达的勇气，他们都很警醒，都很庄重，互动效果也不错。更重要的是羊子找到了自己的自尊，我每次说过这句话后，羊子都会打一个激灵，像是一只懈怠的小牛被轻轻地打了一鞭。这之后，我还常见到羊子的笑容。
好多年过去了，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敢说，羊子的笑容是十里沟最美的一朵花，让我永生难忘。
一位中国女士到北欧的一个国家去做访问学者，周末到当地教授家中做客。一进屋，问候之后，看到了教授5岁的小女儿。这孩子满头金发，极其美丽。这位女士送给她中国礼物，小女孩很有礼貌地微笑道谢。女士情不自禁地抚摸着小女孩的头发说，你长得这么漂亮，真是可爱极了！
可是，这位女士的赞美却没有得到教授的首肯。等女儿退走之后，教授严肃地对她说：“你伤害了我的女儿，你要向她道歉。”女士非常吃惊。教授于是向她解释：你是因为她的漂亮而夸奖她的，而漂亮不是她的功劳，这取决于我和她父亲的遗传基因，与她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可你夸奖了她。孩子很小，不会分辨，由此她就会认为这是她的本领。而且一旦认为天生的美丽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她就会看不起长相平平甚至丑陋的孩子，这就进入了误区。此外，你还未经她的允许，就抚摸她的头，这会使她以为一个陌生人可以随意抚摸她的身体而可以不经她的同意，这也是不良引导。不过你也不要沮丧，你还有机会可以弥补。有一点，你是可以夸奖她的，这就是她的微笑和有礼貌。这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
“请你为你刚才的夸奖道歉。”教授这样结束了她的解释。
当我告诉别人我要环美国行走的时候，很多人说：“哇，说说都需要勇气。”还有一些人说：“你办不到的。”但体重18l公斤的我背着重重的背包，已经走了489公里。
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肥胖困扰着我。为了减肥，我决定从圣地亚哥出发徒步穿越整个美国，目的地是纽约。其实，减肥并不是惟一的目的，我隐约感到这次旅程注定会改变我的生活。
我以前并不胖，年轻时我在海军舰队服役，曾经也是一个俊朗的男子，有很多朋友，在加州，每天快乐地生活着。
但在25岁那年，一场车祸改变了一切。两名乘客从十字路口下了巴士，我没有看到……因交通肇事罪我在监狱里呆了10天。从那以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无法面对死者的家属。时光流逝，我的内疚却与日俱增，长期的抑郁使我的体重无法抑制地不断上升。
我的妻子艾蓓莉是我好朋友的妹妹，车祸后她给予了我极大的关怀，我们结婚了。但可怕的自责感仍然和我形影相随，这让我忽略了现实的幸福。
本来我以为当艾蓓莉知道我的行走计划时，会说我疯了，但事实上，她鼓励我：“好吧，你去吧。”没做太多的计划，我查了地图，找了一条避开高速公路的线路。在4月10日我上路了，并计划10月到达纽约。背包里已经装满了食物、水和一个帐篷，不过我还是塞进去了两本书，一本是《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关于旅游和人生哲学的书)，另一本是《奥德赛》。
我每天大约走15英里，在体重下降后可能还会走得快一点。在亚利桑那州的布尔黑德市我称了一下体重，每周约减重4英镑。
在66号公路(贯穿美国的一条公路)的旅程格外艰苦，我几乎断水，长路漫漫，寂寞煎熬着我，那次事故如梦魇般在我的脑海中反复浮现。我知道这是不理智的：有的时候我想像自己得到了报应，被一辆车撞死。虽然明白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但每当汽车擦身而过时，我的脑海中就会迅速闪过一个念头：报应来了。
那次事故令我厌恶自己，失掉自信。但现在我要试着让自己解脱并且生存下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有更多的不幸发生家人会因我而受到伤害，也许在50岁的时候，我就会因肥胖死掉，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只有18岁和13岁，他们年轻的心灵将承受巨大的痛苦。我不能让他们失去父亲，我要健康地活下去，做一个好爸爸。当到达纽约的时候，我要从过去15年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我是一个坚决的人，一旦决定，便会勇往直前。
本月初，单位派我到省城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业务培训班。学习结束后，我给爱人和孩子买了一些小礼品，然后就去了火车站。在售票大厅的门口，我被一个拄着双拐的二十多岁的乞丐叫住了：“大哥，可怜可怜我，帮帮我吧！”我低头一看，不禁心里“咯噔”一下愣住了，因为这个年轻人实在是很像我在部队当兵的弟弟，只不过他的眼睛比我弟弟的眼睛要大一些。乞丐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神情，他用很低的声音对我说：“八岁那年一场车祸造成的。”
我有些下意识地掏出钱包，数了一下包里的钞票，去掉火车票钱，还有大约20元的剩余。看在他的面孔和我弟弟相像的份上，我拿出一张10元的钞票塞给他，然后有些歉意地告诉他：“我收入也不多，只能帮你这些了。”小伙子接过钱，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喜悦。我注意到了他手里乞讨的茶缸，那里只有一些零钞，10元钱，对他来说，大概也算不少了。
之后我转身去了售票大厅，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排队，我很顺利地买到了回家的车票。在我拿着车票准备去候车室的时候，我忽然看到刚才的那个乞丐小伙子站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有些不解，就走过去问他：“怎么，你还有事么？”他冲我笑了笑：“我怕你被小偷偷了，所以就过来看看。”说完，他又低声告诉我：“什么人是小偷，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一刻，我忽然有许多莫名的感动。我拿出买车票剩下的钱递给他：“兄弟，都给你了！”没想到的是，他把钱推了回来：“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坐车辛苦，你留着买点水果吧。”说完，拄着拐杖走了。
去候车室的时候，我忍不住又几次回头看了看那个残疾小伙子。
在火车上，一个很漂亮的女列车员，盯着一个民工模样的中年人，大声说：“查票!”
中年人浑身上下一阵翻找，终于找到了，却捏在手里，似乎不想交出去。
列车员朝他手上瞄了一眼，怪怪地笑了笑，说：“这是儿童票。”
中年人憋红了脸，嗫嚅着说：“儿童票不是跟残疾人票价格一样吗?……”
儿童票和残疾人票的价格都是全票的一半，列车员当然知道。她打量了中年人一番，问道：“你是残疾人?”
“我是残疾人。”
“那你把残疾证给我看看。”
中年人紧张起来，说：“我……没有残疾证，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就向我要残疾证，我没办法才买的儿童票。”
列车员冷笑了一下：“没有残疾证，怎么能证明你是残疾人啊?”
中年人没有做声，只是轻轻把鞋子脱下，又将裤腿挽了起来他只有半个脚掌。
列车员斜眼看了看，说：“我要看的是证件!是上面印着‘残疾证’三个字的本本!是残联盖的钢印!”
中年人一副苦瓜脸，解释说：“我没有当地户口，人家不给办理残疾证。而且，我是在私人工地上干活，出了事之后老板就跑了，我也没钱到医院做评定……”
列车长闻讯而来，询问情况。
中年人再一次向列车长说明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买了一张和残疾人票一样价格的票……
列车长也问：“你的残疾证呢?”
中年人说他没有残疾证，接着就让列车长看他的半个脚掌。
列车长连看都没看，他不耐烦地说：“我们只认证不认人!有残疾证就是残疾人，有残疾证才能享受残疾人票的待遇。你赶快补票吧。”
中年人一下就蔫了。
他翻遍了全身的口袋和行李，只有几块钱，根本不够补票的。他带着哭腔对列车长说：“我的脚掌被机器轧掉了一半后，就再也打不了工了。没有钱，连老家也回不去了，这张半价票还是老乡们凑钱给我买的呢。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列车长坚决地说：“那不行。”
那个女列车员趁机对列车长说：“让他去车头铲煤吧，算做义务劳动了。”
列车长想了想，说：“好。”
中年人对面的一个老同志看不惯了，他站起来，盯着列车长的眼睛问：“你是不是男人?”
列车长不解地说：“这跟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啊!”
“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男人?”
“我当然是男人!”
“你用什么证明你是男人呢?把你的男人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周围的人一下笑起来。
列车长愣了愣，说：“我一个大男人在这儿站着，难道还有假不成?”
老同志摇了摇头，说：“我和你们一样，只认证不认人，有男人证就是男人，没男人证就不是男人。”
列车长陡然卡了壳，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应对。
那个女列车员站出来替列车长解围，她对老同志说：“我不是男人，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
老同志指着她的鼻子，说：“你根本就不是人!”
女列车员一下暴跳如雷，尖声叫道：“你嘴巴干净点!你说，我不是人是什么?”
老同志一脸平静，狡黠地笑了笑，说：“你是人?那好，把你的人证拿出来看看……”
四周的人再一次哄笑起来。只有一个人没笑，他是那个只有半个脚掌的中年人。
他定定地望着眼前这一切，不知何时，眼里蓄满了泪水，不知道是委屈，是感激，还是仇恨。
车子愈往南驶，我愈觉得不对劲，司机始终不怀好意地透过后视镜盯着我，有几次似乎再忍不住了，居然微偏着头，眼睛向后掠。
恐怕我是上了贼船了。实在不应该冒冒失失搭乘这辆野鸡计程车。趁着星期日到韶关处理一些事情，原本计划搭火车回深圳的，谁知东拉西扯，一赶到火车站时，那班火车已经开走了。怎么办呢？星期一还要上班，不赶回去怎么行？
真是的，就算一定得搭野鸡车，也应该睁大眼睛啊，居然司机一说是回头车我就上了车，居然司机说载不载客都无所谓我就让他开了。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考虑到旅途的安全问题呢？
果然，车子开出没多久，我就感到异样了。就如同我前面所说，司机一再从后视镜瞅我，瞅得我心底发毛。当然，我身上的钱不多，又是一个大男人，实在不必害怕，可万一他带了家伙呢？
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他的右手从方向盘挪开，往下伸，不知在摸什么东西，大概是扁钻或刀子吧？车窗外一片漆黑，正是高山峻岭，歹徒下手最理想的所在。要动手了吧？我下意识坐直身子，冷汗开始往外冒。
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他的手又伸了上来，放在方向盘上，没有拿什么东西，一定他看出我有了戒备，不敢轻易下手，在等待更恰当的时机吧？难道我就这样束手待毙吗？也许我可以想想办法，化解这场危机，比如我可以试着和他聊聊天，动之以情，让他不好意思动手。
于是我吞了口口水，和他搭讪：“生意好吗？老乡。”
他似乎吓了一跳，过了好几秒钟才回答我：“不好啊，几乎连油钱都跑不回来。”
“不会吧？你不是回头车？刚刚还有客人包了你的车去韶关，不是吗？"
他不再回答，我一紧张，舌头打结，也沉默下来。沉默最适于培养紧张的气氛。
为什么他不跟我聊天呢？是不是怕暴露他的口音或其他特征，增加警方缉捕他的可能？好聪明狡猾的家伙！我咬了咬牙，他又从后视镜飞快地掠了我一眼。
这一眼非常狠毒，我有生以来不曾看过更狠毒的眼神，使我再度直冒冷汗，再度后悔自己的莽撞。即使赶不回深圳上班，多请一天假又有什么大不了，何必一定要搭野鸡车冒险？
算了，如果他真的要抢，就给他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财物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人要就给他，犯不着因此打斗伤身。不行！这么一来，岂不助长了恶人的气焰？无论如何，都应该和他拼斗一番，给他一点教训。
两种想法交战缠斗，还没有分出胜负，深圳居然到了。可爱的深圳！当计程车在华强北一停，我立即打开车门，冲了下去。松了一口气，才想到还没付钱，便绕过车后，走到司机窗口，伸手到旅行袋里掏钱。突然，车子往前一冲，迅速拐弯，消失在不远的街上。我最后看到的，是司机无比惊惶的神色。
我怔怔地站在凌晨三点冷冷清清的深圳街头，莫名其妙地把车钱再放入旅行袋，才看见旅行袋的右方开口突出一截枪管，那是我在韶关特地为孩子买回来的玩具枪，枪管太长，无法全部塞进旅行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