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怀疑池塘里的鱼。
其实我也不希望这样，起了一个大早，和一群朋友风尘仆仆地赶到这郊外的鱼塘边上，本想大家一起享受清晨漫不经心的悠闲，没想却成了一个坐在马扎上的怀疑者。 怀疑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会迅速笼罩住你所有的视线——为什么我一条鱼也钓不上来？我怀疑那个脏兮兮的老渔头，怀疑鱼竿，怀疑鱼漂儿，怀疑鱼钩，怀疑橡皮泥一样的鱼食……
我决定换个地方，提着鱼竿围着鱼塘转悠了一圈，在老渔头班主任般的大声呵斥下，才停止了这种在他眼中近乎疯狂的行为。 [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听话当然是有条件的，老渔头偷偷答应给我换一套渔具。但当我摆弄新鱼竿时，由于过于欣喜，以致鱼钩钩了一下老渔头的脸，老渔头闷闷不乐地离开了我，放弃了一个渔夫对一个钓者的教育。 情况果然开始好转，没坐一会儿，就有鱼来问候了，我能感觉到鱼竿的那种颤动。
我刚平息下来，身边的韩老师就出事儿了。他忽然从马扎上站起来，挥舞着鱼竿，冲着水面叫骂开来。他的愤怒源于鱼在上了钩，鱼头露出水面和他对视了一会儿后，又不知怎么脱钩而去，而且，这种神秘的令他气愤的逃脱居然接连发生三次，他认为自己损失了三条鱼。为了弥补他心理上的损失，我凭着自己的人生经验帮他分析出，那其实是同一条鱼，估计在玩极限运动。大家都说对呀对呀，能碰上这种鱼精，是福气。
然而众人的劝慰最终没能平息韩老师的愤怒，他当场取消了中午请大家吃饭的决定。
最终评选结果如下：王老师由于自带渔具钓得太多被取消评比资格；张老师不露声色，用自己的沉静与耐性，以五条鱼的数量取得第一；白老师善于总结经验，以满手鱼腥赢得第二；我第三；韩老师两手空空，名列最后一名。
离开鱼塘时，我回头深情地望了一眼，我想，在鱼塘深处，一定有一条豁嘴的鱼，正在为自己挑战了生命的极限，并成功地激怒一名成年男子、搅黄一个饭局而沾沾自喜吧。
而且，在它的兄弟们一个个浮出水面，神秘失踪后，只有它自己知道，水面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优点，才能成为我们所尊重的楷模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个人主持正义、诚实、心地善良、勇敢、意志坚强，当然还应该谦虚。
谁也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吹牛家，也没有人愿意做一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但是，夸夸其谈和骄傲自大的思想在许多人身上潜藏着，而且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一下子流露出来。
我手头保存着几张照片。照片上，我的头发全无，是个秃子。每当我看到它们，心里总是涌起一股深深的惭愧。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卫国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描写俄国著名元帅苏沃洛夫的影片。苏沃洛夫性格急躁，极为好动。导演组全力以赴挑选具有类似性格特点的演员担任主角，仍是一筹莫展。
就在这时，一位熟人偶然同我谈道：“难道我国电影界中真的没有一位能扮演苏沃洛夫的演员吗？”我的眼前豁然一亮：“为什么我不来演这一角色呢？眼下我没有拍摄任务……对，就这么办！”
在年龄方面，我不大适合演这个角色。不过可以经过化妆来弥补差距。而最主要的，是我的体态和长相与这位俄国元帅相去甚远：苏沃洛夫身体瘦小，面庞瘦削，脸部线条分明。可我正相反，体格粗壮，是个圆脸膛……然而话又说回来了，我是演员呐！斟酌再三，最后一鼓劲，我向摄制组提出，由我来演苏沃洛夫吧。摄制组回答说，他们已找到合适的人选了，不过如果我执意要演的话，可以为我进行一次彩排。
我深信，这个角色一定会由我来演。因为当时我在电影界已算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演员了，而我的竞争对手，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再说，我的愿望导演和制片人一定会尽量给予照顾的！
我到理发店剃光了头发。秃头更适宜粘假发化妆。
然而，我没有演成苏沃洛夫。因为一位同志比我更合适：他的外形酷似角色，表演也比我强……我痛责自己过分自信，骄傲自大。我懊悔自己不够谦虚。我对自己发誓：今后任何时候再也不做说大话、过分自信的人了。可是，剃光的头顶再长出头发来，那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我一直忘不了这次不光彩的失败。在以后的几年里，它使我比以前更虚心谨慎了些。但十分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教训所带来的痛苦渐渐被我淡忘了。骄傲自负这个魔鬼又重新占据了我的头脑。于是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在国外，在巴黎。]
苏联之友协会为来法国的苏联电影界人士举办了一次欢迎会。会上为巴黎市民放映了苏联著名影片《宝石花》。大厅内座无虚席，观众反应热烈，不断鼓掌向我们这些出席晚会的苏联电影工作者致意。放映结束，人们纷纷涌到我们面前，将我们团团围住。巴黎市民很熟悉我国的电影，认得许多影片的主人公。他们也还认出马克辛——一位年轻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就是由我扮演的。
热烈地握手，友好地拍肩致意，然而这不过是个序幕。接着便是请我们签名题字。当时，我随身连一张照片或名片也没有了。只好把名签到随便到手的东西上，有节目单、入场券、还有记事本等等。手中的钢笔用完了墨水，立刻有人递过铅笔。我不断地签名，手发酸了，麻木了，铅笔折断了好几次，但周围仍是一批又一批请求签名的人。他们喊着：“马克辛，马克辛，请给签个名……”第二天一觉醒来，我心里仍荡漾着幸福快慰。早晨，我和一位同事出去散步。我们沿着巴黎街道走着，我还完全沉浸在对昨天晚会的美好回忆里。正在这时，我突然听到有人清晰响亮地喊了一声：“马克辛！”
怎么回事？是谁在喊我？大概，是我自己的错觉吧？不，不是错觉。是啊，这是荣誉啊！在远离祖国的异地，在巴黎，竟有人在大街上认出了我，对我表示欢迎……我偷眼瞅了一下我的同事：他照旧走着，一副漠然平淡的样子，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什么。 “瞧！就连这样一位平时挺不错的人，有时也会产生忌妒！”我想。但我并不责怪他，有什么办法呢？
那位站在街对面的法国人，还在冲我这儿挥动帽子喊着：“马克辛！马克辛！”于是我微笑着，亲切地点了点头，抬腿穿越街道，向那位巴黎人走了过去。我的那位同事被冷落在原地，惶惑不知所措。我边走边摘下手套，准备与这位新相识的崇拜者握手。我离他只有五六米远的距离了，突然，一辆小汽车从后面悄声地开了过来，把我和那位法国人隔开。车门打开，那位法国人戴好帽子，一头钻进了汽车。 [ 我望着远去的小汽车，茫然地站在原地，嘴里机械地念着写在车后部的几个字：“Taxi……Ｔaxi，塔克辛，出租汽车……”我重复着这几个字，恍然大悟：那位法国人一直在招呼出租汽车，可我自负而又可笑地以为，从昨天的晚会起，全巴黎想着的没有别的，只有我一个人……出租汽车，嗨！我感到羞臊难当。
这一令我倍感羞辱的镜头只有两个目击者：我的那位假装什么也没看到的同事和我自己。想到此，热血便阵阵涌上我的脸颊……
某市一位著名的盲人老太太于前不久因车祸身亡。盲人老太太著名的原因，是她的两个儿子均在对越反击战中牺牲，她最小的一个儿子军校毕业后，又到两个哥哥服役的部队当了标兵连长。她是多家新闻单位联合推出的“拥军好妈妈”，两个儿子牺牲后，她的眼睛哭瞎了。
但为了表示她还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她在一家盲人按摩院工作。她的认真是出了名的，而且上下班从来都很准时。
负责民政工作的市领导马上打电话到公安部门，要求迅速查清楚车祸原因。事故原因很快就出来了，肇事车是快餐公司的送餐车，司机很配合调查。老太太是在急救车赶往医院的途中身亡的。司机说他在右转弯时，发现一个老太太退回来拾她的一个纸袋。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原来老太太每天上下班，交警大队专门派了一个交警负责接送她过马路。经过询问，那天负责接送老太太上下班的交警小吴，因为请病假而委托了女交警小雷。小雷说那天她一直慢慢地带着老太太往前走，可不知怎的，一声急刹车响了，再回头一看，老太太已经倒下了。
等到小吴急速赶到之后，才知道平时他领着老太太过马路时都是牵着她的手，并替她拿着东西，而小雷却拉着老太太的拐杖过马路。很少担惊受怕地拿着自己的纸袋过马路的老太太，一不小心纸袋就掉在了地上，老太太凭感觉已经过了十字路口，于是松开手往回走了一步，想拾起自己的纸袋，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看来事情已经有些明了了，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小雷没有牵着老太太的手过马路。一根拐杖的距离并不远，却使老太太命丧马路。
事情的结果谁也没有料到，因为老太太的死，该市公安交警大队在交通警察执勤时特别规定，在帮助盲人或者孩子过马路时，必须牵着他们的手。
该市的一个交警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牵着老人或孩子的手过马路，不仅能安全地帮助他们，而且能温暖他们。
是啊，把手伸向别人，一方面可以给人力量，还可以给人温暖。
安迪是一家大银行的副总裁，性格内向自负，深爱自己的漂亮妻子；其妻却与她的高尔夫教练通奸并扬言要和安迪离婚。他们发生争执的当晚，他的妻子和情敌在寓所被双双打死，凶案现场留有安迪的车痕、脚印和指纹，而他私人所持有的那把手枪也不翼而飞，无从验证。于是安迪因杀人罪名成立被判无期徒刑而关入鲨堡监狱。
刚入狱的那段时间，安迪不和任何人交谈，没有任何朋友，只是从另一个犯人瑞德那里买了一把6厘米长的小石锤，靠打磨石像来消耗时间，打发单调的监狱生活。可是，苦难并没有就此轻易放过他，狱中搞同性恋的“三姐妹”常常集体围攻、殴打并强暴他，他在一次次的奋起反抗中几乎痛不欲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利用自己的金融知识，帮监狱里的大队长不交一分税就领到一笔35000美金的遗产，生存状况才开始得到一点儿改善。于是，他开始帮监狱里所有的工作人员申报税收，为他们所有的理财问题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甚至包括狱长。
鲨堡监狱率先改革，推行外役政策，让组织起来的犯人到社会上接工程做，修路、造房、服务民众，而狱长从中收取了大笔大笔的贿赂。安迪被要求帮狱长把这些见不得光的黑钱洗干净，他利用漏洞制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人，帮他办妥名字、身份证、驾驶证、社会保障号码，把所有的钱都存入他的银行账号里，这样即使当局追查受贿一事，也与狱长毫无关系。与此同时，安迪从每周一信发展为每周两信，不间断地写了6年，向高层申请拨款改建并扩充图书馆，终于得到许可。鲨堡监狱的犯人至此有了更丰富的业余生活，可以看更多的书，还可以听流行音乐，甚至还有人在安迪的帮助下考取了自学文凭，原本已经成为体制化奴隶的犯人在安迪的感染下，又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和激情。 希望是件危险的事，瑞德提醒安迪，安迪却坚定地回答，希望永远都是美好的。 就在安迪入狱19年后，鲨堡监狱新进来一批犯人，其中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叫汤米。汤米是个惯偷，手段不高，几乎呆过所有的监狱，但他活泼热情，能说会道，很讨人喜欢。一字不识的他请安迪帮他辅导功课，准备参加自学考试，安迪答应了。当汤米得知安迪就是那个以谋杀妻子和情敌而轰动一时的银行家时，他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汤米在别的监狱关押时，同屋是个精神容易紧张的盗窃犯，他自己承认说他杀过人，只是因为看对方不顺眼，就跟踪他回家把他杀了，当时，他看见那人身边还躺着个女人，就顺手也一并杀掉。没想到那两个人正是安迪的妻子和情敌，于是这个杀人的罪名阴差阳错地让安迪顶了，而他逍遥法外。
瑞德和其他犯人都为安迪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屈辱感到震惊，而安迪似乎又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他急不可耐地去找了狱长，把汤米告诉的情况说了出来，想申请此案得到重审。贪婪自私的狱长怎么会把知悉他一切受贿情况的安迪释放出狱呢？他拒绝了安迪的要求，让他单独关两个月的禁闭，并制造了越狱的假象，设计打死了汤米，彻底绝了安迪的希望。 从禁闭室出来后，安迪看上去又恢复了原样，仍然听话地帮狱长做账洗钱。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安迪像往常一样把做好的账本在狱长的监督下放回了保险箱，然后回到自己的单人牢房。可是，第二天早上点名的时候，安迪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从这间小小的封闭的牢房里消失的。
狱长大发雷霆，亲自到安迪的牢房检视，仍然一无所获，愤怒中，他随手抓起安迪打磨的小石像四处乱扔，一颗石子打中了挂在墙上的一幅明星海报，海报破了一个洞，石子却没有落地。狱长撕开海报，所有人都看见海报后是一个通向狱外的洞。原来，从入狱的第一年开始，安迪就用那把只有6厘米长的石锤天天在墙上打洞，把挖下来的石灰装在裤子口袋里，第二天放风时，通过裤管倾倒在外面。他用大幅的女明星海报遮住所挖的洞，把小石锤藏在厚厚的《圣经》里，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牢房突击搜查。持之以恒地干了整整19年，他终于成功了。更绝的是，安迪用一套完备的证件从银行提走了为狱长假造出来的人的所有存款，他不但有了新的身份，而且成了一个富翁，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开了家旅馆，买了条小船，和他当年在狱中所憧憬的一样。同时，他把偷换出来的证明狱长受贿的材料寄到了报社和有关部门，迫使作恶多端的狱长畏罪自杀。正是这种即使在黑暗和苦难中也不放弃希望的力量，使安迪最终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自由而美好的生活。
杨振宁第一次回中国时拜访了老同学，两弹元勋邓稼先。在杨离开中国的那天，邓告诉他中国两弹的制造全靠自己，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杨说他当时听了激动得不能自已，躲到洗手间去流泪。这事大概很多人知道。 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时，公共汽车上只有白人能坐前面的位子，黑人和其他有色种人得坐在后面。某天，一个台湾人上车后习惯性地往后走，白人司机叫住他说：“中国人会造原子弹，所以您可以坐前面。”这位同胞一下车，找个无人之地痛哭了一回。
一个名人，一个普通人，为原子弹流的眼泪里饱含着一样的乡情。
这个世界上最不准的天平是称量自己得失的天平。
朋友的姑夫是一位农民，却说了一段一直深深影响着他的话。“我们很多人和别人交往，总觉得自己吃亏了，但实际上，旁人看来，你们彼此得失相当，你既没吃亏也没占便宜。如果你觉得自己不亏也不赚，那么旁人看来，你一定占便宜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占便宜了，而对方没有跳起来，那么要么对方很伟大，要么你很伟大！”
在这位智慧的农民悟出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之后很多年，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发明了他的“鸵鸟理论”：一个人在评价自己的能力和贡献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鸵鸟，别人是鸡。若有一天他有幸看到真的鸵鸟的时候，他会说，噢，这只鸡比我大一点！
你去观察你熟悉的两个同事，你确认他们水平差不多，你可以了解一下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大抵都会认为自己能力更强一些。除非其中一个确实比别人差得很多，否则他是不会觉得自己差一点的。
环顾你的四周，你看看有几个人能认为自己所得比自己付出的多？甚至是认为自己所得和自己付出基本相当的都没有几个人！社会学中有一个“归因理论”，是说一个人常常把自己的成功归为自己的努力，常常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运气不好。这个理论和“鸵鸟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在和人相处时，在评判个人得失时，一定要在个人天平上的所得端要再加上一块砝码，而在所失端减去一块砝码。
几天来，一个背影，一个普通魁北克人的背影，总在我的眼前晃动：他大约三十多岁，缩脖夹臂，在蒙特利尔著名的圣凯瑟琳大街的橱窗与寒风中渐渐走远……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看完电影沿着圣凯瑟琳大街寻地方喝咖啡。11月下旬的蒙城之夜寒气逼人，街上行人不多，流浪者和乞丐倒不少。他们或坐或站，或出言或不语，不论是带着狗和毯子的姑娘，还是身穿单衣的坐轮椅者，看上去都是那么气定神闲，仿佛这条街就是他们的家，而每一个过客都是圣诞老人。我注意到，几乎凡是移民(包括我)都会对他们佯装不见，而那些停步掏兜，甚至还攀谈几句的大多是魁北克人。我嘟囔道：“这帮人一晚上下来可不少挣，没准儿比你我还多。”朋友说：“就是。”正议论着，我忽然看见前面的一个男子边走边摘下自己那黑灰格相间的毛围巾，顺手递给一名乞丐，头往衣领里一缩，手往裤袋里一插，快步而去。他的这系列动作一气呵成，没有半点的犹豫滞怠，连脚下的步伐都没有放慢或错乱一下，竟是那样的随意自然，不着痕迹。
望着他的背影我震撼了。我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16年，天天和“老魁”打交道。这个人的装束和做派都清楚无疑地告诉我他是个最最典型的魁北克平民，实话说亦属于我长期不愿认同的群体，就像这条印象中藏污纳垢、纸醉金迷的“红灯”街，我轻易是不肯踏足的。就在刚才，我的第一个反应还是：这人真傻，他居然看不出乞丐身穿的大衣比他的夹克要厚；而此刻的我却隐约意识到，在这个“傻”人的眼里，恐怕看到的仅是乞者脖子上没有的围巾。我相信他的帽子和手套也一定是这样一一递了出去。
一时间，我茫然了：到底什么是聪明，什么是傻？到底谁的灵魂更加高贵呢？
我和朋友都不再说话。我越走越觉得：我所置身的这条圣凯瑟琳大街，除了浮华的霓虹灯和广告窗，还涌动着魁北克民族天生的慷慨和潇洒，以及不加掩饰毫无做作的淳朴人性。
我多想，我多想追上那背影发问：你的家还有多远？你明早可另有寒衣？
当我告诉别人我要环美国行走的时候，很多人说：“哇，说说都需要勇气。”还有一些人说：“你办不到的。”但体重181公斤的我背着重重的背包，已经走了489公里。
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肥胖困扰着我。为了减肥，我决定从圣地亚哥出发徒步穿越整个美国，目的地是纽约。其实，减肥并不是惟一的目的，我隐约感到这次旅程注定会改变我的生活。
我以前并不胖，年轻时我在海军舰队服役，曾经也是一个俊朗的男子，有很多朋友，在加州，每天快乐地生活着。
但在25岁那年，一场车祸改变了一切。两名乘客从十字路口下了巴士，我没有看到……因交通肇事罪我在监狱里呆了10天。从那以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无法面对死者的家属。时光流逝，我的内疚却与日俱增，长期的抑郁使我的体重无法抑制地不断上升。
我的妻子艾蓓莉是我好朋友的妹妹，车祸后她给予了我极大的关怀，我们结婚了。但可怕的自责感仍然和我形影相随，这让我忽略了现实的幸福，而总是对过去耿耿于怀。我曾经拥有一家公司，但那次事故后，我再也无心经营。一年前，我们卖掉了房子，搬到艾蓓莉的母亲那里住。
本来我以为当艾蓓莉知道我的行走计划时，会说我疯了，但事实上，她鼓励我：“好吧，你去吧。”没做太多的计划，我查了地图，找了一条避开高速公路的线路。在4月10日我上路了，并计划10月到达纽约。背包里已经装满了食物、水和一个帐篷，不过我还是塞进去了两本书，一本是《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关于旅游和人生哲学的书），另一本是《奥德赛》。
我每天大约走15英里，在体重下降后可能还会走得快一点。在亚利桑那州的布尔黑德市我称了一下体重，每周约减重4英镑。保持这样的步速，7月中旬我就可以到达亚利桑那州温斯洛市，像老鹰乐队的歌里面唱的“站在温斯洛的一角，看亚利桑纳州的美景”。
在66号公路（贯穿美国的一条公路）的旅程格外艰苦，我几乎断水，长路漫漫，寂寞煎熬着我，那次事故如梦魇般在我的脑海中反复浮现。我知道这是不理智的：有的时候我想像自己得到了报应，被一辆车撞死。虽然明白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但每当汽车擦身而过时，我的脑海中就会迅速闪过一个念头：报应来了。
那次事故令我厌恶自己，失掉自信。但现在我要试着让自己解脱并且生存下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有更多的不幸发生——家人会因我而受到伤害，也许在50岁的时候，我就会因肥胖死掉，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只有18岁和13岁，他们年轻的心灵将承受巨大的痛苦。我不能让他们失去父亲，我要健康地活下去，做一个好爸爸。当到达纽约的时候，我要从过去15年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我是一个坚决的人，一旦决定，便会勇往直前。
童年时，我曾进入到北京隆福寺的毗卢殿，仰望过那精妙绝伦的藻井，一瞬间，也曾闪过念头，那就是下次再进去时，要把家里那只手电筒拿来，好看得更真切一点。但后来我再不曾进去过。到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整个隆福寺，包括那毗卢殿，那奇妙的藻井，那毗卢大佛，那两侧殿壁上的天龙八部，统统陨灭，没留下一丝遗痕，“下次再去”，往哪里去？
关于隆福寺藻井无比珍贵的知识，是父亲传授给我的。我在青春躁动期，对父亲时有敌意，有次，父子冲突起来，竟不是父亲打了我，而是我给了父亲一拳。那回究竟是为什么而冲突，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晚我就悔恨不已，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跟父亲认错道歉，但第二天我从床上爬起，父亲却早已去上班，我就对自己说，下次吧，下次如果再犯下这种错误，一定及时认错道歉。以后的几天，我咬紧牙关，见到父亲只低头吃饭，或做功课，不去跟他眼光接触。母亲当然一直在责备我，但也没有强迫我认错。时过境迁，我们父子间仿佛都把这件事忘记了。长大后，我长期不在父母身边，每次探亲见到父亲，我总会在某种情境下，忽然忆起那次的大不孝，想弥补性地认错道歉，那样的语句已经涌到喉头，却又觉得当时父亲正慈爱地跟我闲聊，他那脸上的皱纹，更像是织成的蛛网了，重提旧事似乎并不得体，下次吧，下次再见到父亲一定要把这多年的欠债彻底偿清！但并没有那样的“下一次”，忽然哥哥从四川打来长途电话，告诉我父亲突发脑溢血，不治仙去。
关于隆福寺，关于毗卢殿藻井，关于殿壁上的天龙八部，关于童年时期我的荒唐，还有当年的父亲和母亲，邻居和同窗，我都作为素材，写进了长篇小说《四牌楼》里，这是我这么个卑微的写作者，一生所能写出的，自己觉得不枉来到这个世界，不枉执笔成文，不枉印出书来流布，那么一个自珍的敝帚。这本书里集中了这些素材的那一章《蓝夜叉》，2005年春天出了法文本。2000年我曾为这个法文本，在巴黎跟译者戴鹤白和出版者安博兰进行过很认真很详细的讨论，那回还趁机去游览了法国周边几个国家，我特别喜欢卢森堡的峡谷风景，站在那跨越峡谷的长桥上，美得润眼熏心的山林古堡仿佛在劝我留下别走，我对自己说，下次还要来这里，一定的！但几年过去，年岁已逾花甲，最近我把历年旅游所拍摄的照片，拣出好的，扫描进电脑储存起来，国内国外，许多美景值得流连，但真的要“下次再见”吗？扪心自问，从经济上考虑，特别是从余生有限考虑，如果再出游，所选择的会是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类似卢森堡峡谷那样的旧游之地，“下一次再去”，说说罢了。
一个灵感闪过，电话铃忽然响起，接完电话，俗世俗事令人心烦，下次再写吧，但几天后竟再点不起那灵感的火花，哪里有“下一次”？即便有“下一次”，也不是那错过的“下一次”了，“这鸭头不是那鸭头，头上哪讨桂花油”，《红楼梦》里史湘云随口吟出的谐语，里面实在蕴含着很深的玄机。“下一次”是一个借口，也是留一个想念，是人生一瞬之决定，也往往是人生永远的遗憾。
人生最可怕的事是什么？每个人都会做出不同的回答。如果我告诉你，有个人在病床上一躺就是四十多年，你会怎么想呢？
而且，她是无辜的。
前不久，父亲患病住院，守候病榻前的日子，我听到了这个故事。
这是一位女病人，五十年代末，因为车祸送进这家医院。由于医生的失手，一根细微的神经被柳叶刀碰断了，造成她高位截瘫。从此，她就一直住在医院，饮食和治疗的全部费用由医院承担。当时，她还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幻想的十八岁姑娘，照书上的说法正是“天真烂漫”的年龄。现在，岁月无情地将她磨洗成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太太。而且她的思想、语言包括行为方式还烙下了那个年代的印痕，与当下的现实总也合不上节拍。护士小姐还告诉我，与她同一病房的病人经常把她当作取笑的对象，因为她经常表现得乖戾而不近情理，比如同病房青年女病人有男朋友来探望，她就跟自己的饭碗、书报发一通脾气，自言自语，很让人莫名其妙；而一些孩子来探望他们的奶奶或阿姨，她总想抱一抱，能摸一下小脸蛋也行，不让碰她就好几天不高兴，甚至骂骂咧咧。这就是一个女性的本能，这一哂一怒中，蕴含着多少无奈和苦痛！
那她为什么不回家？
她就是要吃在这里，躺在这里，死也要死在这里。这是中国人处理事故的观念和方式。于是，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在几乎封闭的病房里如烟如云地消逝。而她躺着，静听着沙漏的细声，呆望着窗外苍天白云，那么执著，那么从容，还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怨愤和享受安闲的乐趣，如果从简单的吃喝拉撒中能提炼出一点儿小乐趣的话。那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但是，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责备她一声，哪怕是轻轻的一声。因为她是一起事故的受害者，一个不幸的人，更因为她没有更开阔地看到今天生活的剧烈变化。但是有个也在病房里探视亲人的年轻姑娘对我说：与其在病床上度过一生，不如做点儿什么。要是我，早就一把安眠药吞下去，与这个世界拜拜了。事实上，她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可是，一个永远躺着的人，能希望她做点儿什么呢？那位小姐很不以为然。那么我也不能说什么了。
有一天，突然听到女病房传出尖锐的哭声，心里猛地抽紧。过了一会儿，传来的消息大大出乎我的想象：那个曾经为女病人动手术的主刀医生早已退休了，年纪也很大了，油尽灯枯之时，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再次检讨了自己的败笔，于是托亲友带口信给那个至今还躺在床上的女病人，真切地再道一声对不起。那个女病人听了，好一阵子没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才像小孩子那样号啕大哭起来。
我通过门缝看到两行热泪从一张苍白的脸上汹涌倾泻。我心里一下子抽得很紧很紧。久久的，我在走廊上徘徊，我想到，生命就像一个人手里握着的沙粒，你越用力，它从指缝中漏得也就越快，对于把事业看得比生命更重的人来说，沙粒漏出的速度真是难以遏止；如果你将拳头握得松一点儿，沙粒漏出的速度就变慢了，但是你可能活得很软弱。
可是，我不能就此认为那个可怜的女人活得像条海滩上的鱼，从医学的意义上说，她为我们健康地活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