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街上每个来去匆匆的行人似乎都在寻找阴凉的歇脚地，所以街角的那间冰激凌店成了最受欢迎的地方。
一个叫珍妮的小女孩手中攥着梗币走进店里，她只想买一个最便宜妁甜筒。可是还没来得及走近柜台就被侍者拦住了，侍者示意她看一看门上挂着的告示牌。珍妮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感到店里那些农冠楚楚的顾客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缀着补丁的衣服上。于是她转过身，想赶快走出去。但是她并没有发现，店里有位高个子先生悄悄起身，跟在她的后面走出店门。
高个子先生看到，珍妮凝视着的那块牌子上写着：“赤足免进。”他看见这个贫穷的小姑娘眼睛里噙满泪水。他叫住正要离开的珍妮，她吃惊地看着高个子先生脱下脚上那双12号(相当于中国的46号)大的皮鞋放到她面前。“哦，孩子，”他轻松地说，俄知道你不喜欢它们，它们的确又大文笨。可是，它们却能带你去吃美味的冰激凌。”他弯下腰帮珍妮穿上大皮鞋，“快去买冰激凌，好让我的脚凉快凉快。我就坐在这里等你。你走路一定要小心。”
珍妮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她红扑扑的笑脸似骄阳下灿烂而甜美的花朵。她穿着那双特，大号的皮鞋，摇摇晃晃地、一步一步走向冰激凌柜台。店堂里突然安静下来。
一辈子，珍妮都会记得那位始终不愿告诉她名字的叔叔，记得他高大的个子，宽大的鞋子，博大的心。
王总有神经衰弱的毛病。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于，他躺在宾馆的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躺在另一张床上的秘书小米却将呼噜打得山响，王总有些后悔不迭，真不该把他带来。以往出差和者张在一个房间里，老张晚上睡觉时比一只猫还静。
小米翻了个身，呼噜戛然而止，他却又喃喃地说起了梦话。主总心烦地要命，真想把他喊醒，突然听到小米嘴里嘟囔了一句：“王总这人……”。王总听到了这句，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他心里琢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咧，这小米的梦话一定是他的心里话，不妨听听这小子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小米断断续续地说着，“主总这人太实在，办公室主任老张……滑头，为了自己的小情人……竟装病，不陪主总出差，我，陪王总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心里也踏实，跟王总这样的领导混……值!”
王总心想，这老张养情人的事看样子是真的，以前别人说起过，我都以为是诬陷他，唉，人心隔肚皮啊!接着他心里又有些得意，还是我看人准，这次带小米出采还真带对了。
小米嘴里继续嘟囔着：“王总，从上到下，全公司都佩服，人家的能力，人家的敬业，我五体投地……。”王总心里一下子变得飘飘然，一会儿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回到公司后的第二天，王总就对办公室的人事进行了调整，原办公室主任老张被调到了公司食堂’，秘书小米升任为办公室主任。以后王总每次出差都点名带着小米，不管人多人少，王总都会和小米住在一个房间，因为王总出差时，晚上如果听不到小米的梦话就睡不着觉，他有些上瘾了。
一年后，小米升为公司的副总，他只有二十七岁，公司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他的春风得意。这天，小米陪着王总到设在另一座城市的分公司视察工作，晚上分公司举行盛大宴会为他们接风洗尘，小米和王总分别被安排在两个雅间里。酒过茸巡，小米喝得面红耳赤，分公司的副经理过来给他敬酒：“米总，我最佩服的就是你，给我们这些兄弟传授传授经验！”在座的各位也纷纷举杯附和着，“米总你讲给我们听听，这些兄弟都很崇拜你啊！”小米端着酒杯，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经验谈不上，惟一的一条就是把公司当自己的家看，踏踏实实地从每件小事做起，每件事都要百分之百尽心尽力！”大家都纷纷点头，那位副经理赞叹道：“听米总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来，大家都敬米总一杯!”
小米那天晚上喝醉了。他被搀回房间时，王总已经躺在了床上。王总平时滴酒不沾，只有上面来领辟咐他才象征性地陪几杯。王总一点也睡不着，可今晚小数点米只是不停地打着呼噜。就是不说梦话，主总失眠了。到了凌晨一点，小米终于又开始嘟囔了，王总心里一阵兴奋。
只听小米嘴里念叨着，“经验，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主总……王总真傻，我假装……说了一次梦话他竟然信了，唉，每次出差我都睡不好觉，都要装着说梦话，拍他的马屁，我也不容易！这就是我的经验，你们学不去的，嘿嘿！”主总脸色变得煞白，一夜未眠。
整理旧物，偶然翻出几本过去的日记。日记本的纸张有些发黄了，字迹透着年少时的稚嫩，我随手拿起一本翻看。
“今天，老师公布了期末成绩，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考了第五名。这是我入学以来第一次没有考第一，我难过地哭了，晚饭也没有吃，我要惩罚自己，永远记住这一天，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失败和痛苦。”
看到这，我自己忍不住笑了。我已经记不得当时的情景了。也难怪，自离开学校后这十几年所经历的失败与痛苦，哪一个不比当年没有考第一更重呢？
翻过这一页，再继续往下看。 “今天，我非常难过。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那样做？她究竟是不是我的亲妈妈？我真想离开她，离开这个家。过几天就要填报高考志愿了，我要全都报考外省的大学，离家远远的，我走了以后再不回这个家！”
看到这，我不禁有些惊讶，努力回忆当年，妈妈做了什么事让自己那么伤心难过，但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又翻了几页，都是些现在看来根本不算什么事可是在当时却感到“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或是“非常难忘”的事。看了不觉好笑，我放下这本又拿起另一本，翻开，只见扉页上写道：献给我最爱的人———你的爱，将伴我一生！我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看了这一句，我的眼前模模糊糊浮现出那个同桌的他，曾经以为他就是我的全部生命，可是离开校门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见面，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在做什么。我只知道他的爱没有伴我一生，我的爱，也早已经改变。经历了许多的人，许多的事，到现在才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
曾经以为自己不会读低俗的武侠小说，现在才知道，武侠自有武侠的好，我的枕边每天都放着金庸和古龙的作品。
曾经以为只要好好爱一个人，就不会分手，现在才知道，你对他好，他也一样会爱别人。 曾经以为自己不会再爱上第二个人，可是现在，我正经历着一生中的第二次爱情，和第一次一样甜美，一样折磨人，一样沉迷，一样刻骨。
所以你看，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美好、快乐的事情会改变，痛苦、烦恼的事情也会改变，曾经以为不可改变的事，许多年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都改变了。而改变最多的，竟是自己。不变的，只是小孩子美好天真的愿望罢了！
还记得童年在重庆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狮子山，从那里可以到一座更高的真武山去游览。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险，靠里是陡峭的山岩，靠外是极深的悬崖。那天玩得很开心。返回时，我故意贴在悬崖边上走，还蹦蹦跳跳的，甚至以颠连步跃进。７岁的我还不懂生命的珍贵。那样做，有存心让母亲看见着急的动机。那悬崖下面的谷地，荒草里凸现着一块怪石，那石头自然生成盘蛇的状态，当中的一块耸起活像蛇颈和蛇头。传说结了婚的男女，从悬崖上往下掷石头，如果掷中了那条石蛇的身子，就能生个儿子。混混沌沌的我，自以为也懂得成年人的事情，听大人们有那样的议论，想起自己也同邻居女孩子玩过扮新郎新娘的游戏，竟然也拾起石块朝悬崖下奋力掷去，把握不好投掷的重心，身体的姿势从旁看去就更惊心动魄了。
还记得那天母亲的身影面容。她紧靠着路段里侧的峭壁，慢慢地走动。她一定后悔转到那段路以前没能牢牢牵着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边，她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却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顽皮地蹦跳投掷，不住地朝她嬉笑，怄她，气她，悬崖边缘就在我那活泼生命的几寸之外。事后，特别是长大成人后，回想起母亲在那段时刻的神态，非常惊异，因为按一般的心理逻辑与行为逻辑，母亲应该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过来把我拉到路段里侧，但她却是一派沉静，没有呼喊，更没有吼叫，也没有要迈步上前干预我的征兆，她就只是抿着嘴唇，沉静地望着我，跟我相对平行地朝前移动。
那段险路终于走完，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满溢着凉湿的汗水。 (www.xiexingcun.com)
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地提及这桩往事，我问母亲那天为什么竟那样的沉静？她才告诉我，第一层，那种情况下必须沉静，因为如果慌张地呼叫斥责，会让我紧张起来，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层，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脚边有悬崖面临危险的，是故意气她，尽管我不懂将生命悬于一线是多么荒唐，但那时的状态是有着一定的自我防险意识与能力的，一个生命一生会面临很多次危险，也往往会有故意临近危险也就是冒险行动，她那时觉得让我享受一下冒险的乐趣也未尝不可。我很惊讶，母亲那时能有第二层次的深刻想法。
母亲去世快二十年了，她遗留给我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厚，而每遇大险或大喜时的格外沉静，是其中最宝贵的一宗。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伏桌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读别人的作品。我有时会转过身兴奋地告诉她，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优秀，还会念一段给她听，她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地微笑，而且，有时她还会把手头所读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内容讲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写的，我没时间读，也并不以为对我有什么参考价值，不怎么耐烦听母亲介绍，母亲自然是觉得写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些褒扬的话语，她就是沉静地给我客观讲述，毫不啰嗦，具有点穴的效应。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但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
2000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卢浮宫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私密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在具有张力与定力的静气里，默默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欢聚散、惊险惊喜。那时母亲已仙去多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在上面，继续昭示着我：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不管是预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
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里写到一位富家小姐———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千金，真正的金枝玉叶，从小锦衣玉食，奴仆成群。解放后，她还在国内，在经年不息的革命里，沦落到下乡挖鱼塘清粪桶。多年过去，物是人非，什么都改变了，包括她双手的形状。但是，她竟然还要喝下午茶，家里被一次次革命扫荡，一贫如洗，烘焙蛋糕的电烤炉早已不见了踪影。怎么办？她自己动手，用仅有的一只铝锅，在煤炉上蒸蒸烤烤，在没有温度控制的条件下，巧手烘烤出西式蛋糕。就这样，悠悠几十年，她雷打不动地喝着下午茶，吃着自制蛋糕，怡然自得，浑然忘记身处逆境，悄悄地享受着劫后残余的幸福。
有一次她带着女儿到北京，探望同自己一样出身世家的同窗好友，她们都是在中西女子学校学会喝下午茶的。同窗好友告诉她，没有吐司炉，也可以吃上吐司，说着说着，就表演了一门绝技：把面包切片，在蜂窝煤炉上架上条条铁丝，再把面包片放上面，轻轻地两面烘烤，不一会儿，便做出一片片香喷喷的面包吐司，吃着面包吐司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多说什么，彼此都明白，今后可能会有更艰难的生活等着她们。
即使艰难又如何！她们懂得用铝锅蒸烤出西式蛋糕，用煤炉烘焙出香喷喷的吐司，这样的韧性和耐力，还有扛不住的苦难吗？果然，历尽沧桑之后。这位金枝玉叶依然温文娴静，如沐春风，从来没有大吐苦水。 世上有两种坚强，第一种坚强是坚强在肢体皮肉上，宁死不屈式，像在渣滓洞里的江姐和许云峰；第二种坚强不在皮肉上，而在生活习惯里顺境逆境，泰然地坚守一种生活方式，像这位富家小姐。哪怕幸福只露出了一根线头，她有本事将它拽出来，织成一件毛衣。
一直劝老父关掉小店，因为既赚不了几个钱又辛苦得要命。老父只是笑笑，把小店挪了地方，仍继续开着。 腊月二十八下午，一个中年汉子跑进小店，满头大汗地掏出一块钱，郑重地递给父亲：“实在对不起，欠了这么久！我刚讨回工钱，谁知您的店搬走了，我足足问了八个人才找到这儿。”
那一块钱，是前几天的两块面包钱。当时这个汉子饿得走不动路，请求赊两块面包。父亲看他满头满脸的水泥灰迹，可怜他，两块面包权当白送，想不到他竟那么郑重地记着，真让人感动。
后来我偶然得知，为了还这一块钱，那个汉子不仅问了八个人，还耽误了中午的汽车，票价近两百，晚上还要住旅店，又花掉几十。
我不再劝父亲关掉小店，因为那些高贵的灵魂遇到困难时，小店至少能提供两块面包。
一支登山队在攀登一座雪山。
这是一座分外险峻的山峰，稍有不慎，他们就会从上面摔下去，粉身碎骨。
突然，队长一脚踩空，向下坠落。
他想发出一声临死前的悲呼，但是只要他一出声，准会有人受到惊吓，攀爬不稳，再掉下去！他咬紧牙关，硬忍着不发出一点声音来。
就这样，他无声无息地落在了万丈冰谷里。
亲眼目睹这一惨烈场面的只有一个队员。
本来，他是可以发出一声惊叫的，但是多年的经验使他明白，惊叫一声不仅不能救回队长，而且还会惊吓其他队员，给全队带来灾害。
他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向上攀登，每登一步，眼泪都会掉下来，打在雪上，登顶后大家才发觉队长不在了，他把事情的真相说了出来。
大家什么都没有说。
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支登山队，因为它的队员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也能坦然面对朋友的死亡。 他们不仅登上了自然的高峰，也登上了人性的高峰。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富瓦社区有三名流浪汉，他们持有行乞证，并在这个社区生活了13年。1998年11月6日，新墨西哥州政府通过一项法案，对行乞10年以上的乞丐停发行乞证，理由是他们已非常富裕，不再具有行乞资格。于是，三名流浪汉只好离开新墨西哥州前往佛罗里达。
富瓦社区的萨姆神父闻知此事，立即表示反对，并致信州政府，要求把三位乞丐重新召回。他说，社区里不能没有乞丐，州政府这种想当然的做法，完全是对善良人的亵渎，是对人性的漠然和不尊重。该法案必须进行修改。 起初，大家都以为萨姆神父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因为在上帝眼里，人是无贵贱之分的，无论是富人还是乞丐都是上帝的子民。可当《基督教科学缄言报》就此事采访萨姆神父时，却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萨姆神父说：40年来，我曾在富瓦等六个社区担任神父，这六个社区的人口和富裕程度都差不多，可是其中有一个社区找我解决心灵问题的人最少，来教堂忏悔的人也不如其他社区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是这儿的人不够虔诚吗？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困惑。后来我发现，原来这个社区有一家孤儿收养中心，那儿有五名孤儿，正是这五名孤儿给他们带来了福音，因为孤儿唤起了他们的善行，孤儿使他们有了行善的地方。而经常行善的人，心灵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再说心灵出现问题的人去行善，心灵也会得到慰藉。富瓦社区的三名流浪汉，也是富瓦社区的福音。现在把他们赶走了，富瓦社区的人想通过布施获得心灵安慰和满足的机会也就没有了，作为一名神父，我能接受这样的法案吗？
萨姆神父的这段话，后来被刊登在《基督教科学缄言报》上，结果在新墨西哥州引发了一场抗议州政府《11·6法案》的大游行。2000年1月4日，《11·6法案》被取消，三名富瓦社区的流浪汉被警察护送着从佛罗里达返回新墨西哥州。 在迎接三名流浪汉归来时，富瓦社区的人全部出动，他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欢呼他们的胜利。从当时留下的照片中，我看到这么两幅标语：“花时间去帮助别人，会医治自己的创伤”、“一个小小的善举，可媲美于运动一小时后所得到的舒畅”……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语句，被摄影记者弄得七零八碎，已经读不成句了。
我在休斯顿共和国银行信托公司我的办公室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的这位女客户。她的确有许多担心的事。她最近成了寡妇，需要人帮助她料理丈夫的遗言。她想孩子们，他们刚刚搬走。她那年65岁，将从教学工作上退休。
“不仅仅是我的私人生活让人心烦，”她告诉我，“而且整个世界也不一样了。电脑、能在电话上呼叫我的机器，变化太大了！”
我觉察到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事让她烦恼———那是一种担心，担心她的生活会失去控制。
“变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发现的最常见的一种东西，”我说，“你为什么不和它交朋友呢？我就这么做过。”
我告诉她自己曾面对的一些生活中的突变。我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巴里斯坦小镇上的邮政局局长，他欣赏我像男孩子一样的性格。我们一起打猎、捕鱼、游泳，去得克萨斯东部的山上骑车。
我13岁那年，他去世了。当我在60年后说起他时，眼里仍是泪水。
父亲去世后，母亲成了我的榜样。父亲的离开让她无限悲伤，但她也理智看待他的去世强加给我们的变化。她靠教音乐养活我们，看着我读完高中，为我考入得克萨斯女子大学而鼓掌叫好。
那时，母亲应对变化的方式开始影响我。首先，她说，丢失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始料不及的变化也能带来机会。看一看你的资产，多用加法，少用减法。
但是，这些并不是生活的诀窍，就像我即将发现的。
在大萧条时期工作是非常少的，我有幸在银行找到一份。正当我准备大干一番时，遇见了肯·格里尔，并和他相爱。我们结婚不到两年，肯在二战中就应招入伍。他在B-17轰炸机上当炮手，驻扎在英国。
8个月后，我收到一份电报。肯失踪了，被认定为死亡。
我完全不能接受肯的死亡，但没有了他，我的确得继续生活下去。更多的担子将落在我的肩上。我得养活母亲和肯的母亲。我得增加自己的收入。在令我头晕目眩的巨变中，我紧盯着我的“资产”。
我能扩展在银行的工作领域吗？我想做一名官员，但我怀疑得克萨斯的大银行是否会把女人提升到管理层上。尽管我不能做得像男人那样出色，但我必须尝试一下。我阅读了能买到的每一本商业杂志。的确，我找到了机会。
一天早晨，我要求和休斯顿第一国家银行总裁面谈，我当时在那里工作。“我们在南方的业务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我对他说。我谈到了人事开发的新领域，它将对职工的个人才能进行评估和鼓励。“我有意建立这样的一个部门，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技能。你能让我回到学校接受培训吗？"
我真的希望总裁能买下我的这个想法。他真的这么做了。因此，一种全新的生活，一种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生活从我守寡这样的最消极的变化中走了出来。我逐渐明白了工作中的法则。对每一次的损失，上帝都会给你找回来———只要你去寻找它。我的确工作了。我建立了人事部，成了休斯顿一家主要银行的第一位女官员。 我在银行一直呆到69岁退休。退休是最困难的一件事———离开我感到被需要的地方。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退休后，我和一位朋友去了一趟伦敦。一天早晨，我们正在圣保罗教堂旅游，向导给我们讲起一座小教堂，它是为二战中牺牲的美国军人建造的。那里有一本书，详细列着为英国战死的所有美国人的名字。35年来，我无法确切知道肯是否已经死了。因为他一直在英国，我想知道他的名字是否在那本书中。我要求看看。 负责该书的牧师警告说：“如果你丈夫的名字没有列在这里，那将比不看它更糟糕。”
但是，我决心已下。于是，他把我带到书前，找到了肯的名字。我终于看见用工整的笔迹写着这样的条目：格里尔，堪萨斯人，美国空军中士。
我因看了这本书，面对了现实，感觉好受些了，也感觉更坚强些了。一种新的精力得到了释放，那是充沛的精神肾上腺素。要大胆，我听见它在说，你会得到强有力的帮助。
回到休斯顿后，我接到共和国银行管理小组的电话，“格里尔夫人，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在信托营销方面为我们工作的特殊人才，一个能和老年人有很好沟通的人。你能来和我们谈谈吗？”挂断电话后，我惊讶而激动。我已经70岁了。他们需要我，年龄是我最大的资产。
我又重返了工作岗位，甚至在为老年客户设计的广告中成了电视名人。奇怪的是，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找上门来，70岁高龄的我成了共和国信托公司最优秀的全职制片人。客户数量是令人满意的，但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在正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客户，她比我小10岁，正说着她对变化的恐惧。 “因此，你看，”我们朝电梯走去时，我对她说，“你不必害怕变化。你不要担心有什么东西被拿走了。只要看一看又增加了什么。”
我的客户似乎迈着轻松的步伐走了。她会发现和变化交朋友，也等于和生活交朋友。
为了和尼加拉瓜原始部落交流陶艺，我下了公路沿着陡峭崎岖的小路步行近4个小时，来到了洛斯查库特斯———一个土地龟裂，终日受太阳烘烤的原始部落保留地。这是一片与世隔绝的荒凉的黄土地，点缀着几个草棚，我在那里遇到了皮莱太太和她的家人。
他们请我坐在一小片树阴下，找出家里的陶器送给我研究。当我拿出相机拍照时，皮莱渴望地问我是否可以给她的全家也拍一张，我愉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
几周后我返回皮莱的部落举行一个关于现代制陶工艺的讲座，打算顺便把那天的合影交给她。当我迈过低矮的篱笆，进入她家小院时，皮莱兴奋地从屋里跑出来，无比热情地拥抱我之后，渴望地问：“你带来照片了吗？”我从口袋里掏出照片。照片中皮莱一家九口人带着相似的笑容神采奕奕地站在一起。
皮莱盯着照片仔细地研究了好长时间。然后，她指着照片里一位身材矮小，头发灰白，穿褪色蓝布裙的慈祥老妇人试探地问：“这是我吗？"
我猛然意识到皮莱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环视四周，我这才发现这里没有镜子。 (www.xiexingcun.com)
我问她是否用过镜子。她回答说很久以前家里有过一面镜子，但早就破碎得不能用了。皮莱的声音听上去很愉快，没有丝毫遗憾，就好像在说天边飘过的一片云，“有时候，如果光线刚好，我在装满水的水罐里也能看见自己的倒影。”我知道对这里的居民来说，拥有一满罐清水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得到的有限的一点儿水必须排队一杯一杯地从地下积水池舀出来。 我想起自己到处镶满镜子的公寓；想起浴室里的放大反光镜(用来精确观察脸上的雀斑和皱纹)、三折镜(用来检查我的后背和侧面)、无处不在的小手镜。今天女人们长时间坐在各种镜子跟前批判自己的皮肤和体重、叹息青春不再、感慨造物不公，我不敢相信有人竟半个世纪没用过镜子。
“你不想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吗？看不到自己是什么感觉？”我问。
“我知道我里边是什么样，”她用手拍了拍胸脯，“不管什么时候我都知道自己里边是什么样的。”
皮莱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在这个远离繁华的角落，一个女人从容地做着自己，优雅平静地从青春走向衰老，这期间没有落地镜来检查身体是否发胖，没有放大镜来细数眼角的皱纹，她的生活一定比我们快乐，她的人格也一定充实得多吧？从尼加拉瓜回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人拆掉了公寓墙上的那些镜子。没有它们妨碍视线，我终于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看到自己“里面”是什么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