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有孕在身时，新房墙上，油画换成了俊男美女，天天对着“胎教”，希望宝宝生来就是闭月羞花。产期临近，大夫说脐带缠脖，于是又想只要健康就好，长得再丑也无所谓。一直祈祷，直到听见一声响亮的哭———是个健康的男孩。
天天对着看，想像着某一天俊朗挺拔的他带着博士帽的样子。不到三个月，一个不小心，孩子从床上掉下来，抱去医院路上，当妈的哭个不停，心想千万不要摔坏了头，真要是摔傻了可怎么办。医生看完说没什么大事，不会影响到智力，当妈的又怯怯地问：额头的那一块儿会不会留疤？
孩子十岁，天天被妈妈领着去这个班那个班，当妈的也不断地跟这个比跟那个比，每逢知道孩子的考试成绩总是忍不住感慨一番。孩子突然不明原因发病，检查室外的母亲流着泪祷告：哪怕学习不好，只要他没病就好，病好后我再也不那么逼他了。结果只是虚惊，过一段后，孩子还是像以往那样被逼着到处求学。
大概很多人都是如此，还有退路的时候，就忘了曾经在绝望时许下的心愿。爱情也大抵如此。爱着一个人，开始觉得能爱便是幸福，如果恰好对方也有爱，那便是天下最完美的事；两情相悦后，觉得世上处处都是美丽，但日久便想有爱情的日子面包也要多一些；在有了足够面包的日子，无论是这一方或是那一方，都可能再有别的要求。
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找一个心目中的完美，当不能实现时，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没办法就渐渐的去接受甚至喜欢这个退求来的。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那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夜里电话铃响。是朋友的电话。
他说：“忍不住要给你打个电话。我忽然心里难过。非常非常难过。就是这样，没别的。”
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我从困倦中醒过来。忽然非常感动。
我也曾有这样的情况。静夜里，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情绪涌上心头，那情绪可称之为“难过”。
并非因为有什么亲友故去。也不是自己遭到什么特别的不幸。恰恰相反：也许刚好经历一两桩好事快事。却会无端心里难过。
不是愤世嫉俗。不是愧悔羞赧。不是耿耿于怀。不是悲悲戚戚。
是一种平静的难过。但那难过深入骨髓。
静静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实体是独一无二的。不但不可能为最亲近最善意的他人所彻底了解，就是自己，又何尝真能把握那最隐秘的底蕴与玄机？并且冷冷地意识到，自己对他人无论如何努力地去认识，到底也还是近乎一个白痴。对由无数个他人组合而成的群体呢？简直不敢深想。
归纳，抽象，联想，推测，勉可应付白日的认知。但在静寂清凄的夜间，会忽然感到深深的落寞。
于是心里难过。
也曾想推醒妻，告诉她：“我心里忽然难过。”也曾想打一个电话给朋友，只是告诉他一声，如此如此。但终于没有那样做，只是自己徒然地咀嚼那份与痛苦并不同味的难过。
朋友却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自信全然没有误解。
并不需要絮絮的倾诉。简短的宣布，也许便能缓解心里的那份难过。或许并不是为了缓解，倒是为了使之更加神圣，更加甜蜜，也更加崇高。
在这个毋庸讳言是走向莫测的人生前景中，人们来得及惊奇来得及困惑来得及恼怒来得及愤慨来得及焦虑来得及痛苦或者来得及欢呼来得及沉着来得及欣悦来得及狂喜来得及满足来得及麻木，却很可能来不及在清夜里扪心沉思，来不及平平静静、冷冷寂寂地忽然感到难过。
白日里，人们杂处时，调侃和幽默是生活的润滑剂。
静夜里，独自面对心灵，自嘲和自慰是灵魂的清洗液。
但是在白日那最热闹的场景里，会忽然感到刺心的孤独。
同样，在黑夜那最安适的时刻里，会忽然有一种浸入肺腑的难过。
会忽然感觉到，世界很大，却又太小；社会太复杂，却又极粗陋；生活本艰辛，何以又荒诞？人生特漫长，这日子怎这短促？
会忽然意识到，白日里孜孜以求的，在那堂皇的面纱后面，其实只是一张鬼脸；所得的东西恰可称之为失，许多的笑纹其实是钓饵，大量的话语是杂草。
明明是那样的，却弄不成那样了。无能为力。
刚理出个头绪，却忽然又乱成一团乱麻。无可奈何。
忘记了应当记住的，却记住了可以忘记的。
拒绝了本应接受的，却接受了本应拒绝的。
不可能改进。不必改进。没有人要你改进。即使不是人人，也总有许许多多的人如此这般一天天地过下去。
心里难过。但，年年难过年年过。日子是没有感情的，它不接受感情，当然也就不为感情所动。
需要感情的是人。
人的情感首先应当赋予自己。惟有自身的情感丰富厚实了，方可与他人分享。
常在白日里开怀大笑吗？那种无端的大笑。偶在静夜里心里难过吗？那种无端的难过。
或者有一点儿“端”，但那大笑或难过的程度，都忽然达于那“端”外。这是一种活法。把快乐给别人，算一种洒脱。把难过宣示别人，则近乎冒险。
这是一个宁静的晚上。在黑暗中，一只漂亮的蝴蝶，没有目的地乱闯。突然，它发现远方有一点点火光。
被火光迷惑的蝴蝶好奇地问自己：“那是什么？"
但它没有多想，径直向火光飞去。靠近火光后，它快速地围绕火焰飞翔。多么美啊！它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不过，蝴蝶不满足只欣赏一下火焰，还想品尝一下，就像吮吸田野上的花蜜一样。它姿势优美地停在半空，准备落在火焰上。
这真是太可怕了！它惊恐地一跳，逃开了。在光亮中，蝴蝶发现自己少了一条腿，非常漂亮的翅膀尖儿也被烧焦了。
这是怎么回事？真是难以想象，这么美丽的“光亮”还能令人感到遗憾！蝴蝶没有找到答案。
蝴蝶怀着这种疑虑，休息了一会儿，等恢复了气力，又重新开始。
被迷惑的蝴蝶，眼睛死死地盯着火焰，怀着占有它的心，一头扑进了火焰。蝴蝶没有撞到任何东西，却落到油灯的油盆里。
弥留之际，蝴蝶低声地嘀咕：“可恶的光亮！我渴望你给我带来幸福，你却给我死亡！我为我的执著感到惋惜！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是你使我不幸！”
火焰听见蝴蝶的抱怨，明智地回答：“可怜的蝴蝶，我是火焰，可不是你想象的太阳！不谨慎的人不但不会使用我，而且会自焚！”
胡乱崇拜，只能够使自己误入歧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樱花丛中，穿着的是和服，丢掉的是尊严……
武汉市东湖之滨的珞珈山，是武汉大学的所在地。山上有闻名遐迩的樱花园。每年的樱花时节，流光溢彩，游人如织。于是，总见一些青年朋友穿着和服在樱花丛中摄影留念。一次，一位在武汉留学的韩国青年见此大为不解，她对她的导师说：“他们为什么要穿着和服去照相呢？我们韩国也有樱花，但从没有人穿着和服去同樱花照相。”她的导师苦笑了一下，无言以对。
困境中的你，拒绝乞求，才会看到尊严的美。
大清早，我就坐上一辆花哨的长途公共汽车从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出发到51公里以外的古尔伯格去。古尔伯格海拔2590米，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群山之中。从斯利那加一路北上，两旁是成片的稻田和整齐的白杨树。虽已是4月末，远处的山顶上依然白雪皑皑，积雪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光滑亮泽，就像梳理整齐的马鬃。
汽车在坦格玛格做短暂停留，为最后一段山路做准备。坦格玛格是个小山村，同时也是个风景点，离古尔伯格5.5公里。从坦格玛格到那儿去的道路蜿蜒曲折，狭窄难行，汽车通常都在此稍事休息。游人多被吸引到小吃店里喝茶或咖啡，印度游客更是乐此不疲。我呢，倒更喜欢沿着村里惟一的一条小街溜达，逛逛集市，瞅瞅小商店和货摊卖的物什，观察一下山里的人们。他们比尼泊尔人更加瘦长结实，脸上线条分明，面色由于日晒充足和雪光辉映显得健康红润。旅游接待中心站前游客与村民混合在一起，人声喧哗，场面热闹，仿佛坦格玛格突然变成了世界的中心，静寂的舞台突然沸腾起来。
一个棱角分明、举止稳重的中年男子以十分标准的英语（一点印度口音都没有）问我是否愿意步行跟他上山，等下午回来再在村子里搭车回去。他说可以带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我谢谢他，但拒绝了他的建议。
“只有6英里。”他说。我很高兴他居然说只有6英里，好像只是一次小小的散步，他一定以为我很健壮吧。其实这儿稀薄的空气早已使我疲劳乏力，呼吸不畅了。我再次摇摇头。
“我可以给你当向导。”他又说。印度乞丐很多，有时我简直觉得这个地方盛产乞丐。但怎么也不应该在这里———喜马拉雅美丽的山峰之间出现乞丐，这儿应是进入天堂的门户。但这个中年男人的言谈举止中没有卑躬屈膝的表示，哪怕乞求的含义也没有。
“不用了，我想我还是一个人走好，”我说，“谢谢你!”他似乎接受了我的决定，但依然没有一点离开我去询问其他游客的意思。相反，他开始告诉我眼前一座座山峰的名字和高度。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随着他的讲解四处看着。他仍然没有离去的意思。我脑子里盘算着该怎么办：如果直愣愣地走开也太不礼貌，再说他也有可能跟着我走，而且我能走到哪儿去呢?这是他的村子，他的街道。我惟一的希望是司机赶快吹响号角，招呼游客上车继续前行。
他用那种与朋友窃窃私语的平静而柔和的语调对我说：“去年我妻子过世，留下三个孩子。有一个在医院躺了半年了，他的腿断了。”顿了一会儿，他又说：“在坦格玛格没有多少活儿干。”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接着说一家四口人一天吃一顿米饭需要一个卢比，孩子们的胃口都很大。他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食物。
司机的号角终于吹响了。我匆忙对他说了句对不起，希望他的处境能尽快好转，就转身上车了。为了使我显得更真诚，我朝他看了一眼并点了一下头。他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你该上车了。”
内心深处，我感到一阵刺痛和自责。汽车开出村子，我看着他慢慢地走在街道上，身体看上去很沉重，头微微向下倾斜。
那天的游玩对我来说是极为满意的。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峰里徜徉真是无与伦比的奇妙享受。凌驾于群峰之上，立于天地之间，我深感自己是命运的主宰。天气晴朗温煦，阳光投射在雪峰的侧翼，使山看上去就像由大理石劈削而成，显得晶莹而肃穆。当地人穿戴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和帽子，驾着雪橇，将游客拉入暗绿色的密密的杉树林。孩子们和一些印度人打起了雪仗，咯咯地笑着。一个面色红润的锡克人骑着一匹白马在山间小路上奔驰，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分别骑着灰马跟在后面。较低处雪在迅速融化，似乎整个冬天的积雪都抵御不了春天的诱惑纷纷敞开了怀抱。雪水冲过翠绿的山坡，将它们变成了水草地。一身漆黑的大个乌鸦“呱呱”叫着在森林和雪峰之间来回盘旋，将它们的影子印在白色的峰壁上。
我沉醉于眼前这壮观的景色，但早上与中年男子的邂逅却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使我的狂喜里掺杂了几分内疚和失望。如果那个人乞求我给予施舍，也许我听了他的事后会给的。但他从头至尾就没有乞求过，他只是希望陪伴我，当几个小时的向导或同伴。
下午，我坐着架空滑车下山，欣赏着脚下的雪峰、森林、水流、鸟和人群，我决心等汽车停在坦格玛格时做点什么。
汽车又在村子中央停靠，和上午一样的位置。村民和游客又马上混合到一起。我马上就发现了那个中年男子。他没有上前招揽客人，而站在街道下坡稍远处的一个货摊旁边。
我赶忙三步并做两步走过去，微笑着停住了。
“你好。”我说。
“先生。”他十分生硬地说。
他没有马上表现得更热烈友好一点，这使我感到有点发窘。就算他认出我来了吧。
“嗯，”我说，“我希望你收下这个。”说着把一张已在手里捏了半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5个卢比向他递过去。他低头看看。
“不，先生，”他说，看着我的眼睛，“今天上午我问你能不能雇我一天，你并没有同意。”然后，他一点都没停顿，马上接着问：“你觉得古尔伯格怎么样?”
“我———我很喜欢它。”我感觉我的回答是那么苍白无力。他拒绝了我的钱，同时也拒绝了我。
“是啊，那儿很美。”他说。
“很美。”我重复了一遍。
求获生活的充实，追寻心灵的宁静，是寻回尊严的路。
生活在今日的世界上，心灵的宁静不易得。这个世界既充满着机会，也充满着压力。机会诱惑人去尝试，压力逼迫人去奋斗，都使人静不下心来。我不主张年轻人拒绝任何机会，逃避一切压力，以闭关自守的姿态面对世界。年轻的心灵本不该静如止水，波澜不起。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趁着年轻到广阔的世界上去闯荡一番，原是人生必要的经历。所须防止的只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机会和压力去支配，在世界上风风火火或浑浑噩噩，迷失了回家的路途。
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的习惯是随便走走，好奇心驱使我去探寻这里的热闹的街巷和冷僻的角落。在这途中，难免暂时地迷路，但心中一定要有把握，自信能记起回住处的路线，否则便会感觉不踏实。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你不妨在世界上闯荡，去建功创业，去探险猎奇，去觅情求爱，可是，你一定不要忘记了回家的路。这个家，就是你的自我，你自己的心灵世界。
寻求心灵的宁静，前提是首先要有一个心灵。在理论上，人人都有一个心灵，但事实上却不尽然。有一些人，他们永远被外界的力量左右着，永远生活在喧闹的外部世界里，未尝有真正的内心生活。对于这样的人，心灵的宁静就无从谈起。一个人惟有关注心灵，才会因为心灵被扰乱而不安，才会有寻求心灵的宁静之需要。所以，具有过内心生活的禀赋，或者养成这样的习惯，这是最重要的。有此禀赋或习惯的人都知道，其实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并非互相排斥的，同一个人完全可能在两方面都十分丰富。区别在于，注重内心生活的人善于把外部生活的收获变成心灵的财富，缺乏此种禀赋或习惯的人则往往会迷失在外部生活中，人整个儿是散的。自我是一个中心点，一个人有了坚实的自我，他在这个世界上便有了精神的坐标，无论走多远都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换一个比方，我们不妨说，一个有着坚实的自我的人便仿佛有了一个精神的密友，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个密友，这个密友将忠实地分享他的一切遭遇，倾听他的一切心语。
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心灵追求，又在世界上闯荡了一番，有了相当的人生阅历，那么，他就会逐渐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世界无限广阔，诱惑永无止境，然而，属于每一个人的现实可能性终究是有限的。你不妨对一切可能性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因为那是人生魅力的源泉，但同时你也要早一些在世界之海上抛下自己的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一个人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只要他顺应自己的天性，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一心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他在这世界上就有了牢不可破的家园。于是，他不但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外界的压力，而且会有足够的清醒来面对形形色色的机会的诱惑。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这样的一个人必能获得生活的充实和心灵的宁静。
爱自己，也让别人分享你的爱，你才能尊严地活着。
这是关于两个小人物的故事。 先说华思。这是一个头发花白但很整齐的老人，他瘦小驼背，无亲无故，孤零零地住在印第安纳波里斯市北区一幢整洁的木屋里。27年来，华思一直挨家挨户地兜售杂货，以此谋生。华思老人的事有三件让我铭记不忘：一是他从来不当自己是小贩，他总是对顾客说：“我是推销员。”二是限定自己每年到每户人家的次数为3趟，说这样不致于讨人厌，并以此说明他是一位懂规矩的推销员。三是他从不向邻居推销，每有邻居向他买东西，他就说：“我是你的街坊嘛。希望你当我是街坊，而不是站在你门口的推销员。”
1971年2月的某一天，73岁的华思老人去世了。次日，报纸上登出一篇有关华思老人的文章，其中透露了华思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担心将来死了没人送终”。出乎意料的是，华思葬礼的那天，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男女还是老少，凡认识华思的人都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墓地，为华思送行。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位老人，他是纽约的一位普通工作者，叫布鲁斯。这位老人在一次中风治愈后，被公司调去开电梯。这实在是一个最最缺乏情趣的工作。但布鲁斯在接受这份新工作的当天就想：“我不知道一个普通的电梯工人究竟能做什么，才能使这份工作在我的手上有所不同。”上班的第二天，布鲁斯就在电梯里贴了一幅画，是一些排列在碗柜里的盘子。后来，他又贴了家人的照片，再后来他又从家里带来鲜花和植物。直到他的C D机里放出音乐，电梯里的乘客才开始相互交谈起来。本来陌生的人们，在布鲁斯营造的宽松、融洽、温馨的氛围里，不再隔阂不再陌生；所有乘坐布鲁斯电梯的人都感觉到：原来陌路人也是可以成为彼此交流、彼此沟通的朋友。渐渐地，布鲁斯发现他起初想着为别人做的事，倒使他自己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并从中获得了许多乐趣。
我认为，华思生前的活法，与布鲁斯老人的活法，都是最有尊严的活法，华思的尊严来自于他不轻视自己：他努力做到，既要生存，又不致于让顾客讨厌自己；在邻居面前坚守“街坊”的角色不变。一个靠做小买卖为生的人，需要什么样的心境和修养，才会节制得如此完美从而使自己活得这般有尊严呀！事实表明，华思老人生前那颇具尊严的活法，得到了他的顾客和邻居们的充分尊重。而布鲁斯老人的活法又体现着另一种尊严，即使低微的工作，到他手里也要干得“有所不同”。因此，那些上上下下的白领们，没有一个把布鲁斯当成一个普通的电梯工，而是把他看作一个可亲可敬的长者。所以说，人的尊严不是穿多好或职位多高就能有的，人的尊严取决于你在爱自己的时候，是否也让接触到你的人分享到了一份爱意。
路过南方某市，当地一位诗人引导我去市中心广场参加一个艺术展开幕式———10吨苹果漂浮在一个巨大的水池里，缓缓变质、腐烂。池边则立着一座圆形金属立柱，立柱上置放着一个镀了一层金的金属苹果。一池“易腐”的真苹果，一个“恒定”的假苹果。据说创作者希望通过两者之间的对比，形成一种“转换”的关系。而我和池边的市民们一样茫然：这也是艺术？一个有钱用卡车从超市里拉来一车苹果再狠狠心倒在水池中的人，就可以如此轻易地成为一个艺术家？
我想，这个作品的作者大约没有贫寒的乡村生活经历。他的一生与一棵苹果树的栽培、浇水、抽芽、剪枝、开花、结实无关，与一个果农的疲倦和快乐无关。而我的童年时代则是被家门前的一个大果园收藏着的。桃子、梨、苹果、柿子……联袂而来，次第构成一个孩子眼中乡村四季的徽记。但我很少能用牙齿亲近它们。它们坐着篮子、纸箱、马车消失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再回来时已被祖父变成了油、盐、醋、小米、火柴、铅笔、连环画……
我明白，童年时代的经历、视角和心境一直影响着我今天的生活。或者说，一个果园始终以它的花香、果实覆盖着我的头顶。仰望果园，苹果结满天空，成为一个乡村之子终生的天堂和神祇。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用水果刀削皮的习惯，而是用水冲洗干净之后从果皮一直吃到果核———像是从今天一直回溯到童年。一个人的吃相，泄露了他的来历和去向。我是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乡下人，对植物和果实永远怀着亲情。因此，我对这位把10吨苹果倒入水池，把我的果园从天空伐倒并倾进水池中的人，难以认同，并对当代艺术从形而上的精神王国堕落到形而下的散发腐烂气味的水池之后的命运不安。而这说不定正是倾倒苹果者所要向我说明的一个主题？
远远注视着那一群从头发到服饰都非常另类、先锋的人士在水池边晃来晃去，以水池中的苹果为背景，手举高脚酒杯在电视台“前卫”频道记者和实验艺术杂志记者面前作沉思状、侃侃而谈状、嬉皮士状。朋友告诉我，这一群人是本地的评论家、艺术家，其中就有《水池中的苹果》的作者。我说：“但愿他们当中没有诗人。”朋友笑了：“其中有几人写诗，而且也算是我的朋友。”我说：“那我不愿认识他们。”朋友谅解地陪我离去，满地苹果却像哭得红肿的眼睛望着我的背影———我以及周围众多有着乡村经验的白领、金领们，谁愿意做一只镀了一层金的假苹果？谁愿意是一只真苹果，但却面临着被现实生活所败坏的命运？
据悉，这一个“作品”将被保留到全池苹果一概腐烂的时候。深夜，有被雇佣的保安来守护水池，以免流浪者、民工等等与乡村有关的人们来此捞取苹果。而我童年时候的果园是无人看守的，路过的人们饿了可以随意摘几个充饥。有一次祖父在果园漫步，忽然看到一个邻居在提着大竹篮子慌慌张张地摘我家的苹果。祖父赶忙蹲下身来伏在果园深处屏住呼吸，直到那个邻居满载而去。祖父说，他怕那个邻居看见了他会害羞、会变成一个撕下脸皮的贼。“他一定遇到为难的事了。他是个讲面子的男人。一篮苹果救了他，值得。”祖父，多年之后如果你面对这水池里的10吨苹果，你会像当年一样宽容、平静地对待一个出足了风头的先锋艺术家，认为这一池苹果也能够救了他吗？还是和我一样，在暮色中悄悄擦去眼角的泪水？
有一天出门没带钱包，我决定混吃混喝一天，测验一下自己的魅力。
我身无分文地出了门。那是一月的芝加哥，北风刮得紧，回去取钱便要顶风跋涉半小时，无疑要误课了。这时我已在地铁入口，心想，不如就做个赤贫和魅力的测验，看看我空口无凭能打动谁，让我蹭得上车坐，赊得着饭吃。我惟一的担心是将使芝加哥身怀绝技的扒手们失望。
“蹭”上地铁相当顺利。守门的黑女士听说我忘了带钱，五个一寸长的红指甲在下巴前面一摆，就放我进去了，还对着我的后脑勺说：“要是我说‘不’，你不就惨了？我一天要说九十九个‘不’，才说一个‘是’呢！……”她笑起来，有心笑得很狰狞，像个刀下留人的刽子手。
12：59分下课，很想跟同学借点午餐钱，又怕他们从此跟我断绝来往。开学那天，一个大龄男生借了一位女同学九块钱，下面就出现议论，说他一共只有两件衬衫，写作业用的一台老爷电脑是夜里从马路上捡的，常常闹伤风，得用棉被捂上才有点功能。我打消了借钱的念头，饿死也得为我们大龄同学争气。所有同学都进了校内那个廉价餐厅，我只好去校外昂贵的一家意大利餐馆，一个意大利小伙子过来在我膝盖上铺开又硬又白的餐巾。我点了鲜贝通心粉，吃最后几根时，我开始在心里排演了。吃不准笑容尺度，但不笑是不可以的，人家小伙子忙半天，至少该赚你一个笑吧。我眼睛盯着账单，手漫不经心地在书包里摸那个丢在我卧室枕边的皮夹。然后我站起来，浑身上下逐个掏口袋：“灾难啊！”我说：“我的钱包没了！”
小伙子瞪着我，意大利人认为撒谎是人的次要弱点。他看着我自我搜身，一遍又一遍，然后摇摇头：“冬天穿得厚，扒手就方便了。”
我表示非常难过，如此白吃，还吃得那么饱。他连说可以谅解，都是扒手的错。他拿了张纸，又递给我笔，请我留下地址和电话。我说这就不必了，明天保证把饭钱补上，连同小费。他还是坚持要我的电话号码。写完后我抬头笑笑，这一笑，魅力就发射过分了，因为他眼神一下变得楚楚的，问：“平时可以给你打电话吗？”我打着哈哈，说可以可以。芝加哥寂寞的异乡人，多情可以抗寒。
我打算徒步回家，走在芝加哥下午3点的黄昏。风吹硬了街面上的残雪，每一步都耗掉一根通心粉的热量。很快我放弃了，跳上一辆巴士。一上车我就对司机说我没有钱，一个子儿也没有。司机点点头，将车停在一个路口，客客气气请我下车。我红着鼻头对他笑着，说明天补票不成吗？他说：“天天都碰上你这样的！来美国就为了到处揩美国的油！”我正要指出他的种族歧视苗头，一只皱巴巴的手伸到我面前。是个老头，怀抱一把破竖琴。他把手翻过来，打开拳头，掌心上有四枚硬币。我立刻拿出我那支值十块美金的圆珠笔，搁在他手里。他说：“你开玩笑，我要笔干嘛？”他摘下眼镜，给我看他的瞎眼。我问他在哪里卖艺，他说在公立图书馆门口，或在芝加哥河桥头。
下了巴士，离我住处还有五站地，我叫了辆计程车。司机是个锡克人，白色包头下是善良智慧的面孔。我老实交待，说钱包忘在家了，他静静地一笑，点点头。我问：“在芝加哥身无分文，你会怎样？”他又静静一笑，摇摇头。到了我公寓楼下，我请锡克司机稍等，我上楼取车钱。更大的灾难来了：我竟把钥匙也忘在屋里。我敲开邻居的门。我和这女邻居见过几面，在电梯里谈过天气。女邻居隔着门上的安全链条打量我。我说就借十块钱，就借半小时，等找到公寓管理员拿到备用钥匙，立刻如数归还。
“汤姆！”女邻居朝屋内叫一声，出来一个六岁男孩。女邻居指着我说：“汤姆，这位女士说她住在我们楼上。你记得咱们有这个邻居吗？”我空手下楼，带哭腔地笑着，告诉锡克司机我的绝境，请他明天顺路来取车钱，反正我跑不了，他知道我的住处。他又是一笑，轻轻点头，古老的黑眼睛与我古老的黑眼睛最后对视一下，开车走了。
我想起田纳西·威廉姆名剧《欲望号街车》中的一句话：“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这句话在美国红了至少30年。
旧同学下派数年，便领导贫困山区脱贫致富。他被当作政绩卓著的年轻干部而被大肆表彰，然而，当我们第一次来到山乡时，都惊呆了。
整洁的街道，两侧忙忙碌碌起着华厦，乡办企业里生产井井有条。到处看见兴盛，听见繁荣，只是那条清清的河流已不再是河。
那是一条蠕动着的白色大虫，水泥一样的颜色与质地，却曲折流经田地和山林，老百姓自河中挑水回去。我们惊问：“这样的水，能喝吗？”他们笑着答：“拿明矾沉淀一下就可以。”
“天，污染成这种样子了，怎么可以拿污染换发展呢？”“三十年后，这里的人们该怎么生活？”听完我们义愤填膺的指责，旧同学苦涩地微笑了。
他问：“如果你们现在需要输血，而又明知，这一袋血液里恰好有艾滋病毒，你们还会输吗？"
“这还用问吗？当然不会。”
“那么，如果你是遭遇车祸，大失血，危在旦夕，不输血20分钟后就完蛋，输血，就一定会染上艾滋病，你是输还是不输？"
所有的人都沉默下来。只是，看着那条浊重的白色河流，仿佛看见，一条罪恶的艾滋河流，正缓缓流经我们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