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寺院有两棵树，一棵是高大挺拔的银杏，一棵是干朽瘦弱的女贞。它们之间有一根粗黑的单杠，女贞树那端用螺丝和铁箍固定在树干上，银杏这端则直插树中。
平时，这儿虽游人如织，但很少有人注意。直到写有生命树的一块牌子挂在银杏树上，它才成为寺院的一道风景。
原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这个寺院曾被接管过，所有的房舍都被改做了囚室，专门关押那些被打倒的人。据说在这儿关押过的人很少有活着出去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改造”力度比其他地方都严厉。然而，有一个人，虽在这儿蹲了十二年监狱，却站着出去了，这个人就是这个市的老市长。
起初，人们都以为他是因为对正义充满信念才活下来的，然而在非正式场合，他总是说，是一棵树救了他，这棵树就是寺院的那棵银杏。
他进来的时候，那棵树有茶杯那么粗，正对着囚室的窗口。有一天，看管他的人在这棵树与女贞树之间架了一根系沙袋用的单杠。起初铁箍是紧紧勒在银杏树上的，第二年树长粗了就勒出一道沟，三年后一半的铁箍勒进了树里。已被囚禁了近四年且经常挨打和被批斗的老市长正被折磨得万念俱灰。他看到这圈铁箍，心想明年这棵树的生命也许就要结束了。
然而，就在第五年的春天到来时，那棵银杏树的生命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把那个铁箍完全吞了进去。后来，老市长回忆说，面对此情此景，我也能平静地对待囚禁中的生活了。
在人的一生中，有时会遇到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它们不是贫困，也不是疾病，而是外界强加给你的一种桎梏。这种桎梏有时是偏见和歧视，有时是打击和嘲讽，有时是压迫和摧残，它们像勒在树上的铁箍一样紧紧地勒住你，让你挥之不去。面对这种遭遇，人最容易心灰意冷，最容易失去信念，最容易厌弃生命。然而，你不能否认，这种桎梏有时也是人生的一枚试金石，在这枚试金石下，强者让桎梏在自己的生命中淹没，弱者则让生命在桎梏中枯萎。
在印度哲学家奥修的书中讲过一个故事。奥修对一个人说，我有办法让你的左脚不能抬起来。那个人就笑他，脚是我自己的，你怎么能让我抬不起来呢。然后奥修就对他说，你把你的右脚抬起来。等那人照办后，他又说，你的右脚别放下，再把你的左脚抬起来。那人于是做不到了。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做的事越多，就得到越多，机会和可能性越多。可有时候却是恰恰相反，因为做了一件事却可能使我们陷入绝境。中国有话说："有些朋友不如不交，有些事不如不做。"同时也有成语叫画蛇添足、过犹不及，所以老庄们就提倡：什么也别干，你就占有了整个世界；至少，你就拥有了占有整个世界的可能性。
刚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问我们都有什么梦想，那些梦想绝大多数惊天动地:比如成为国家领袖、宇航员、科学家、世界首富、电影明星、首席间谍......就连律师、医生这类比较时髦的职业都很少进入考虑之列。而老师看着未来的栋梁们，听得眉开眼笑，以后可以借着"名人之师"的名义发达了。
不过，当然不可能一个班都成为时代英雄。过了十七年，又遇到了昔日的同学，大家的理想几乎全部变成了：在四十岁前还完房子的贷款，在五年内晋升为主任，嫁个合适的人，把父母接到城市里生活......要说我们班最大的英雄，应该数那个男生，一举让老婆生了对双胞胎。
大家都比童年生活幸福了好多倍，但在前景问题上想像力却越来越差。因为我们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做得已经够多了。更糟糕的是，我们不仅做了很多，我们做错的也很多，每个人这些年都犯过或多或少的错误，这些错误让我们失去了对可能性的想象。我们总是在一个人、一个公司或一件事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做了太多的事，多到无法再重新开始。
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考验你人生的是抬左脚的时候，千万别急不可耐地把右脚抬了起来。
有一台节目非常好看，是一台让小孩子表现他们聪明才智的节目。好看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节目里，一方可以肆无忌惮地嘲弄另一方，而另一方并不认为自己被嘲弄。一方是两三岁的小孩子，另一方是已经成人的主持人，主持人怎么可能被小孩子嘲弄呢？于是，大部分情况下，小孩子怎么嘲，主持人都不觉得弄。
而事实上主持人确实被小孩子的诚实和聪明嘲弄了。
一次，小孩子讲了孔融让梨的故事，讲完后，主持人问：“如果你有两块西瓜，一块大一块小，你会把大的给别人还是把小的给别人？”小孩答：“大的给别人。”主持人问：“为什么呢？”小孩答：“因为大的我也吃不了。”精彩！可见这孩子不仅让了梨，还比孔融会想问题。当然，没准儿孔融也是这么想的。
可主持人竟哀叹道：“唉！还是没明白孔融为什么让梨，要谦让，小宝宝，记住啊，要谦让。”
另一次，主持人问：“有两块巧克力，一块是假的一块是真的，你怎么分辨呢？”第一个小孩轻松地回答：“尝一尝。”第二个小孩就不耐烦了，他指指第一个小孩说：“她知道。”主持人问：“她为什么会知道呀？”小孩不耐烦地说：“她尝了！”第三个小孩给出了更为惊人的答案，她说：“真的旁边那块是假的。”
刹那间，却见主持人不置可否地相互对视，然后做一脸苦笑状，表示行吧，就算行吧。继续发问道：“那你怎么知道哪块是真的呢？”小女孩不屑地眨了一下眼睛说：“假的旁边那块是真的。”这聪明的孩子，真让人感动，她竟然会用逻辑反证！
大人到底比不比小孩聪明？又一次节目给出了答案。
主持人在现场拨通了小孩父亲的电话，父亲是一位援藏干部。电话拨通后，主持人一直趴在电话机上跟父亲说话，而那孩子却像主持人一样站在旁边听他们对话。大约小孩子觉得主持人实在是忘了主持，忘了自己的职责，就主动承担起主持的角色，当主持人正趴在电话上时，小孩子在旁边解说道：“这是很感人的！”
现场顿时笑成一片，但主持人仍然没有反应。
看过节目后，我突然又有些担心，我们有如此聪明可爱的孩子，会不会被愚蠢的大人们给硬生生地教傻了？
在印度哲学家奥修的书中讲过一个故事。奥修对一个人说，我有办法让你的左脚不能抬起来。那个人就笑他，脚是我自己的，你怎么能让我抬不起来呢。然后奥修就对他说，你把你的右脚抬起来。等那人照办后，他又说，你的右脚别放下，再把你的左脚抬起来。那人于是做不到了。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做的事越多，就得到越多，机会和可能性越多。可有时候却是恰恰相反，因为做了一件事却可能使我们陷入绝境。中国有话说："有些朋友不如不交，有些事不如不做。"同时也有成语叫画蛇添足、过犹不及，所以老庄们就提倡：什么也别干，你就占有了整个世界；至少，你就拥有了占有整个世界的可能性。
刚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问我们都有什么梦想，那些梦想绝大多数惊天动地:比如成为国家领袖、宇航员、科学家、世界首富、电影明星、首席间谍......就连律师、医生这类比较时髦的职业都很少进入考虑之列。而老师看着未来的栋梁们，听得眉开眼笑，以后可以借着"名人之师"的名义发达了。
不过，当然不可能一个班都成为时代英雄。过了十七年，又遇到了昔日的同学，大家的理想几乎全部变成了：在四十岁前还完房子的贷款，在五年内晋升为主任，嫁个合适的人，把父母接到城市里生活......要说我们班最大的英雄，应该数那个男生，一举让老婆生了对双胞胎。
大家都比童年生活幸福了好多倍，但在前景问题上想像力却越来越差。因为我们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做得已经够多了。更糟糕的是，我们不仅做了很多，我们做错的也很多，每个人这些年都犯过或多或少的错误，这些错误让我们失去了对可能性的想象。我们总是在一个人、一个公司或一件事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做了太多的事，多到无法再重新开始。
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考验你人生的是抬左脚的时候，千万别急不可耐地把右脚抬了起来。
有一台节目非常好看，是一台让小孩子表现他们聪明才智的节目。好看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节目里，一方可以肆无忌惮地嘲弄另一方，而另一方并不认为自己被嘲弄。一方是两三岁的小孩子，另一方是已经成人的主持人，主持人怎么可能被小孩子嘲弄呢？于是，大部分情况下，小孩子怎么嘲，主持人都不觉得弄。
而事实上主持人确实被小孩子的诚实和聪明嘲弄了。
一次，小孩子讲了孔融让梨的故事，讲完后，主持人问：“如果你有两块西瓜，一块大一块小，你会把大的给别人还是把小的给别人？”小孩答：“大的给别人。”主持人问：“为什么呢？”小孩答：“因为大的我也吃不了。”精彩！可见这孩子不仅让了梨，还比孔融会想问题。当然，没准儿孔融也是这么想的。
可主持人竟哀叹道：“唉！还是没明白孔融为什么让梨，要谦让，小宝宝，记住啊，要谦让。”
另一次，主持人问：“有两块巧克力，一块是假的一块是真的，你怎么分辨呢？”第一个小孩轻松地回答：“尝一尝。”第二个小孩就不耐烦了，他指指第一个小孩说：“她知道。”主持人问：“她为什么会知道呀？”小孩不耐烦地说：“她尝了！”第三个小孩给出了更为惊人的答案，她说：“真的旁边那块是假的。”
刹那间，却见主持人不置可否地相互对视，然后做一脸苦笑状，表示行吧，就算行吧。继续发问道：“那你怎么知道哪块是真的呢？”小女孩不屑地眨了一下眼睛说：“假的旁边那块是真的。”这聪明的孩子，真让人感动，她竟然会用逻辑反证！
大人到底比不比小孩聪明？又一次节目给出了答案。
主持人在现场拨通了小孩父亲的电话，父亲是一位援藏干部。电话拨通后，主持人一直趴在电话机上跟父亲说话，而那孩子却像主持人一样站在旁边听他们对话。大约小孩子觉得主持人实在是忘了主持，忘了自己的职责，就主动承担起主持的角色，当主持人正趴在电话上时，小孩子在旁边解说道：“这是很感人的！”
现场顿时笑成一片，但主持人仍然没有反应。
看过节目后，我突然又有些担心，我们有如此聪明可爱的孩子，会不会被愚蠢的大人们给硬生生地教傻了？
罗杰·罗尔斯是美国纽约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他出生在纽约声名狼藉的大沙头贫民窟。这里环境肮脏，充满暴力，是偷渡者和流浪汉的聚集地。在这儿出生的孩子从小就逃学、打架、偷窃、甚至吸毒，长大后很少有人从事体面的职业。然而，罗杰·罗尔斯是个例外，他不仅考入了大学，而且成了州长。
在就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对他提问：是什么把你推向州长宝座的？面对三百多名记者，罗尔斯对自己的奋斗史只字未提，只谈到了他上小学时的校长——皮尔·保罗。
1961年，皮尔·保罗被聘为诺必塔小学的董事兼校长。当时正值美国嬉皮士流行的时代，他走进大沙头诺必塔小学的时候，发现这儿的穷孩子比“迷惘的一代”还要无所事事。他们不与老师合作，旷课、斗殴、甚至砸烂教室的黑板。皮尔·保罗想了很多办法来引导他们，可是没有一个是奏效的。后来他发现这些孩子都很迷信，于是在他上课的时候就多了一项内容——给学生看手相。他用这个办法来鼓励学生。
当罗尔斯从窗台上跳下，伸着小手走向讲台时，皮尔·保罗说：“我一看你修长的小拇指就知道，将来你是纽约州的州长。”当时，罗尔斯大吃一惊，因为长这么大，只有他奶奶让他振奋过一次，说他可以成为五吨重的小船的船长。这一次，皮尔·保罗先生竟说他可以成为纽约州的州长，着实出乎他的预料。他记下了这句话，并且相信了它。
从那天起，“纽约州州长”就像一面旗帜，罗尔斯的衣服不再沾满泥土，说话时也不再夹杂污言秽语。他开始挺直腰杆走路，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按州长的身份要求自己。五十一岁那年，他终于成了州长。
在就职演说中，罗尔斯说：“信念值多少钱？信念是不值钱的，它有时甚至是一个善意的欺骗，然而你一旦坚持下去，它就会迅速升值。”
在这个世界上，信念这种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得，所有成功的人，最初都是从一个小小的信念开始的。信念就是所有奇迹的萌发点。
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本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地回答：先成为优秀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而大写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年少，对老人回答中所透露出的含义理解不多。然而，在以后的工作生涯中，随着采访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回答在我脑海中便越印越深。
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有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学，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着。学子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却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后来，我又在医院采访了世纪老人冰心。我问她：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老人的回答简单而感人：是老年病人的状况。
当时的冰心已接近自己人生的终点，而这位在“五·四运动”中走上文学之路的老人，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之情历经80年的岁月而仍然未老。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传统！
冰心的身躯并不强壮，然而她这一生却用自己当笔，拿岁月当稿纸，写下了一篇关于爱是一种力量的文章，在离去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背影。
当你有机会和经过“五·四”或受过“五·四”影响的老人接触，你就知道，历史和传统其实一直离我们很近。这些世纪老人身上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延续下去呢？
不久前，我在北大又听到一个有关季先生的清新而感人的新故事。一批刚刚走进校园的年轻人，相约去看季羡林先生，走到门口，却开始犹豫，他们怕冒失地打扰了先生，最后决定每人用竹子在季老家门口的地上留下问候的话语，然后才满意地离去。
这该是怎样美丽的一幅画面！在季老家不远，是北大的博雅塔在未名湖中留下的投影，而在季老家门口的问候语中，是不是也有先生的人格魅力在学子心中留下的投影呢？
听多了这样的故事，便常常觉得自己像只气球，仿佛飞得很高，仔细一看却是被浮云托着；外表看上去也还饱满，但肚子里却是空空。这样想着就不免有些担心：这样怎么能走更长的路呢？于是，“渴望老年”四个字，对于我就不再是幻想中的白发苍苍或身份证上改成60岁，而是如何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能吸取优秀老人身上所具有的种种优秀品质。于是，我也更加知道了卡萨尔斯回答中所具有的深义。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心中有个声音在回答：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有一个北极考察队在北极考察。队长贝德给队员布置了一个新任务：在记录考察日志外，每个人还要记日记，日记以描写阳光下的景物为主。队员们对此颇有怨言，却又不敢违抗。
由于日期延误，考察队无法及时返回，他们不得不在黑暗、寒冷和孤寂的极夜中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发现，黑暗和寒冷还可以忍受，只是那份孤寂压得每个人都要发疯。这时，队长贝德宣布：“现在我要检查你们的日记，请大家依次朗读！”人们安静下来，只有朗读者在声情并茂地讲述阳光下的故事。人们仿佛看到了闪着银光的雪原，看到了成群的企鹅奔跑的身姿，看到了北极熊从水中爬上冰块，看到了阳光下美好的一切。就这样，每朗读一篇日记，人们都会想起许多美好的事物，烦躁和焦虑一扫而光，心完全被美丽的憧憬和回忆占领了。
终于，漫长的极夜在朗读中过去了，久违的太阳又缓缓地升起来了，人们欢呼歌唱，忽然明白了贝德队长让大家记日记的良苦用心。
其实，只要心中能留下阳光的指纹，周围纵使是无边的黑暗与寒冷，你的世界也是温暖而明媚的。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心中的希望之火不曾熄灭，就没什么困难能难倒你！
他是一个慈父，深爱着自己的儿女，为了他们能过上幸福生活，他一天到晚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经过多年努力，他把附近的土地都买了下来，成了富甲一方的农场主。那块地丰饶肥沃，面积很大，边界是一处陡峭的悬崖，崖下河水清清。
一次，他把最小的儿子带在身边，到庄园里去巡视。孩子才5岁，见什么都新奇，趁父亲不注意，就溜到园子里，一个人玩开了。中午时分，他四处寻儿不见，心慌气躁，急得快要掉泪了。最后，他发现了儿子的尸体，原来，可怜的儿子坠入危崖，溺水身亡。
遭遇如此不幸，他简直要发疯了。为了能够天天"看见"儿子，他在庄园里垒了一个小坟冢，每天黄昏，步行到陵墓前，伫立在风中忏悔，脸上淌泪，心伤欲绝。
这一年是公元1797年。
几年后，他家道中落，不得不转卖自己的庄园。出于对儿子的爱，他对承买人提出了一个要求：我儿子的陵墓必须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不要毁掉。并且，将这一要求郑重地写进了契约。
墓地上野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多少年过去了，土地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百年流转过程中，孩子的名字都流失了。但是，这个无名孩子的陵墓在一张又一张契约的保护下完好无损。
一百年后，这块风水宝地被政府圈定为格兰特将军的陵园。纽约市政府遵守关于墓地的契约，把这个无名孩子的陵墓保留下来。格兰特将军就安置在这个无名孩子的陵墓的旁边，孤独了百年的孩子，有了一个伟人做伴。格兰特将军是美国第18届总统，南北战争时期的北方军统帅，这么一个英武的将军，改变历史的风云人物，死后竟与一个无名孩子毗邻而居，这不能不算一大奇观。
1997年，时任纽约市市长的朱利·安尼来到已是河边公园一部分的格兰特将军陵园，隆重纪念格兰特将军逝世一百年。与此同时，朱利·安尼市长作为土地主人的代表亲自签约，承诺让无名孩子的墓永远存续下去，并把这个故事刻在木碑上，竖在无名孩子陵墓旁。如果孩子的父亲在天有灵，知道一约传百年依然不变样，应该含笑九泉了吧。
孩子父亲是可以笑了，而看到这个故事的你能笑得起来吗？当失约成了家常便饭，当失信成了礼尚往来，当诚信成了我们生活中的空中楼阁的时候，墓地上那一纸百年契约，无情地撕开我们卑琐的心灵，反衬出人性的黑暗来。诚信是一个人的第二生命，失去了这重生命，活着无异于行尸走肉。没有了诚信，我们迷失在自设的迷宫里，原本光辉的人生之旅成了无灵无魂的艰难跋涉，不管走得多远，那也是徒劳。
墓地上的百年契约应作为一方神位牌，树立在每一个丢失诚信的人的心里，时刻鞭策，一生警醒。
在一次监考中，刚刚发下卷没多久，我就发现一个学生趴在了桌子上，是感冒发烧，还是身体不舒服，我预感事情不妙，正要过去问个究竟，那个学生很快又笔直地坐了起来，看上去她的脸色很好，精神也很好，而且又开始答题了，我才心安了少许。
然而没过多久，这个学生又趴在了桌子上，也还是只停留一个短暂的瞬间，便再起来，正襟危坐地答题。相隔一会儿，重新又趴在了桌子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她这个动作重复了十几次———或者更多，我觉得有些蹊跷，决定过去问问她。
我悄悄走了过去。那一刻，她正好趴在了桌子上。我打算趁她重新坐起来的时候，问一问事情的原委，然而未等我真正走过去，事情已经彻底明白了，原来这个女生佯装趴在桌子上，其实是用胳膊掩着面部，和后面斜对角的一个男生正灿烂地笑呢。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这两个学生也看到了逐渐走向他们的我，脸上的笑容立刻凝固了，讪讪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假装什么也没有看到，慢慢地向教室后面踱去，然后又悄悄地踱回到讲台上。
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心里忽然受到了一种美好的触动，这种触动最终打败了我的职业习惯，是宽容，是默认，还是欣赏，我也说不清楚。是的，我该说什么呢，对于两个情窦初开的孩子，既然春天已经来了，我不希望，也不忍心自己是万物萌发时节的一阵风沙，在他们人生最美的春天，摧折了他们最初也是最美的那朵花蕾。
是的，我不忍心，即便，我已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