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几年的食品安全事件中，人们会发现，一再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与监管部门的马虎大意、玩忽职守、故意放行以及相关行政领导的暗中保驾密切相关，正吻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失职渎职情况”。比如，在已曝光的瘦肉精、染色馒头事件中，一些监管部门已经养成“让生产者自己取样送检”，以及“在办公室看样品”的监督习惯。
来自山东和浙江的一些基层监管部门的公务员向媒体爆料，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工资福利要靠罚款收费来实现。这样就造成收费罚款的目的不是为了整治和确保食品安全，而是为了部门“创收”。其结果是，违法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只要向监管部门上交“保护费”，即可继续运转。监管部门为防止生产者和销售者因罚款过高而无力生产经营，也会适当降低罚款额度，以确保“羊身上还能长出羊毛”。这等于监管部门与违法的生产者、经营者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利益相关者”。
在采访中，上海市杨浦区某基层监管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有时候在进行监管检查时，也会遇到上级领导“打招呼”，要求对个别食品企业“有所照顾”，而这些企业要么是地方上的纳税大户，要么是某个领导招商引资的项目，轻易动不得。
而媒体近日又披露，中国一流产品出口（合格率超99。8%），二流产品内销（合格率90%左右）。众多专家指出，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暴露出部分食品安全标准严重滞后等问题。对此，卫生部官员则反驳，“一流食品出口，二流内销”为伪命题，“各国食品安全标准不同是客观存在的，有其科学依据”。
面对一波波重大食品安全问题的冲击而无法有效解决，很多学者认为，由于食品问题涉及各种利益关系和行为主体，单一地突击哪一方都不能有效解决，必须具备综合的“社会治理”观念，即在社会利益和主体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政府只有让企业、民间组织、社区等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运用法律、市场、协商、行政等手段，才能有效地治理社会。因此，食品问题的治理，不仅急需对生产者、监管者、销售者等多个主体进行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立法跟进，更需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监管。相比之下，后者更急需发展。
这世界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时间:2014-08-09 作者:未详 点击:158次 桑格格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很多人都看过她的那本自传体小说《小时候》。但是桑格格很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在作家这一角色上面，她说，我还想做很多事情呢。
的确，在桑格格过往的人生中，她做过演员、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广告模特等。有人问她：你怎么能做这么多事情呢？她回答：很简单，去做就可以啦。
拿桑格格当演员来说，那年她12岁，很想当演员，有一天她躺在床上问自己，哪里需要演员呢？答案是电影厂。于是，她起床，洗了一个澡，梳了一个自以为很时髦的发型，就跑到峨眉电影制片厂，问人家：你们这里需要演员吗？就这么巧，当时峨眉厂正准备投拍一部《独龙族文面女》的电影，正缺一位与她年龄相仿的小演员，于是，她获得了这个机会。
她当主持人也是，自己录了一盘主持节目的磁带，进去电台，告诉人家：我想做节目主持人。人家听了她的磁带，就让她来做主持人。
后来她写书，也是想写就写了，根本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出版。写完了，放到网上，没想到很多人喜欢看，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她水到渠成地出了书，成了畅销书作家。
演员、节目主持人、作家，这些都是在平常人看来可望而不可即的工作，换作我们，在做之前一定会想很多：我没什么背景，谁会理我啊？我一点都不熟悉这个行业，也不认识这行业里的人，谁能带我入行呢？即使有人带我入行，我有这个能力吗？同事们看得上我吗？会排挤我、孤立我吗？如果做不好会不会被人笑话啊？等等。可是桑格格．说：没那么复杂，你想做什么事情，就直接朝着目标走，不要朝两边看，直直地走，就行了。
想想也真是，我们前行的脚步；有多少次是被我们想象出的困难所阻挡的啊！其实，如果真的去做了，就会发现，根本就没那么复杂嘛！其实，如果真的遇到困难，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是有出路的。关键是要迈出这一步，要去做，做了一切皆有可能，不做则什么都没有。一家知名外企的面试题目：请喝可乐。面试者面前放着一只杯子，一瓶可乐。正确的做法很简单，拧开瓶子，将可乐倒进杯子里，喝，就完了。但没有一个人做对，因为大家都在想：怎么会这么简单呢？一定不会这么简单的！一定藏着什么玄机，一定挖了坑，等着我去跳呢！于是，这些面试者的做法五花入门：有的将杯子弃之不用，直接拿起瓶子喝，心里想的是，这个测试一定是考我们去繁就简的能力；有的将可乐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心想这考的一定是我们未雨绸缪的能力；还有的对着可乐坐了15分钟，硬是一口不碰，心想这考的一定是我们抵御诱惑的能力……最后，面试官宣布了正确答案，并且告诉他们：你们真是一群复杂的人，而这个世界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最终，你们的勇气、激情和行动力会被你们的复杂所消磨、所束缚、所扼杀，这就是为什么大人往往没有孩子勇敢、没有孩子有灵性的原因。
直接朝着目标走，不要朝两边看，直直地走，就行了。你只需记住：当你真正想做一件事情时，全世界都会帮你的！
倪匡：无师自通闯入报界时间:2014-08-09 作者:未详 点击:184次 我的父母1950年就到了香港，所以我知道自己最终也要到香港来。1957年6月，我到了上海。那时正是鸣放最火热的时候，也是环境宽松的时候。7月份，反右就开始了。当时上海莫名其妙地聚集了各地的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忽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有办法把你们带到香港去，相信我的就参加，费用只能用港币支付。”然后我们约定时间在北火车站集合。
到了香港，他问我家在哪里，要把我送过去。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下着大雨，我们一起躲在楼底下避雨，等雨小一点就冒雨去了我的父母家。妈妈一开门看到我，吓了一大跳。从上海到香港，他只收了我150港币，还帮我拿到了香港的身份证。这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150港币。
当时从各地来香港的年轻人非常多，我们当时联系到的就过千了。这种联络一直维持了20年之久。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了大学的校长，有的成了着名的教授，有的成了很出名的出版商，因为大家各自都很忙，也就很少联系了。我喜欢看书，那时我跟他们说香港报纸上的那些小说我也会写，他们都不相信。结果我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投到《工商日报》。我是7月份到香港的，9月份写了那篇小说，10月份就被发表了。前年我回来的时候，香港的记者真是本事大，竟然把那篇小说找了出来。我自己再看：哇，这样规规矩矩的文章竟然也能写得出来。当时文章登出来后，通知我去拿稿费，我以为只有十块八块的，结果给了我90块钱。报馆的人跟我讲：“你的文章有一万字，但是我们删改了一些，剩下9000字，100O字10块钱，满意不满意？”我当然满意极了，问他们这样的文章还要不要，他们说需要的，让我继续写。我这才觉得原来写东西也可以作为谋生的手段。写一篇那样的文章，太容易了！
写到后来，我经常给一家叫《真报》的报馆写稿，结果《真报}的社长找到我说：“你不如来我们报馆帮忙好了。”我说：“好啊，反正我没有事情做。”那时候的报馆很简单，总共五六个人，一个社长，一个采访部主任，旁边就是字房．我问社长：“我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丁。”比如说采访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给他买：字房里说副刊少300字的影评，我马上就要写300字的影评，尽管电影连看都没看过；甚至社长出去应酬，要600字的社论，我也要马上写600字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