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台湾有个叫司马翎的很出名的作家，在《真报》上连载武侠小说，写着写着，稿子不来了。我就跟社长说：“这种小说，老实讲我写出来比他的好。”社长不相信，我就说：“先续下去再说，因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的。”续了两个星期，不仅没有人看出来，而且读者的反应好得不得了。后来司马翎来了，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我说：“谁敢啊？我敢。”司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来岁。他看了我续的内容，笑着跟我说：“续得很不错。”我说：“岂止很不错，简直写得比你好！”司马翎气得要死。
后来他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开始写，1000字3块钱，一天2000字。简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半个小时都不用就可以写2000字！
这篇小说发出来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让我给《明报》写。他给我1000字10块钱，每天写2100字。到了月底，我拿到630块钱的稿费。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面额的钞票。我和老婆拿着那张大钞笑了半天，商量着怎么办。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块钱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块五，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块钱。一般人一个月如果拿到四五百的话，就是很高的工资了。那是在1960年，金庸的报纸是1959年创办的。
走过二十四道拐时间:2014-08-09 作者:未详 点击:71次 从老家贵州晴隆莲城南行不到两公里，就是中外驰名的二十四道拐，一段弯道连环、沙石铺面、坡度不缓、满是沧桑的国家历史文物公路。
每每提起二十四道拐，一种异常复杂的感受就涌上心头。我的童年和少年是赤足踏着二十四道拐走过来的。
作为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晴隆人，我的童年和少年正好赶上了那缺衣少食的六七十年代。我刻骨铭心地记得，当年晴隆许多人家不仅衣食不足，连生活燃料都买不起。那时滇黔铁路尚未开通，晴隆便是内地到云南边疆的运输大通道。时逢越战，为援越抗美，二十四道拐上通行的大多是满载军火的军用车，很少看到地方车辆，县屑几乎没有任何机动车辆。居民的生活用煤，大都是经二十四道拐往西十余里地，到一处叫小寨的煤窑，人背马驮来的。
晴隆莲城海拔1400多米，是典型的高寒山城，冬季西北风翻卷着纷飞的毛毛雨，凉得透骨，冷得出奇，烧煤取暖便是当时我们晴隆人唯一的抗寒方式。每到冬季，煤驮子便在水塘街一侧的莲花池前一字摆开，马夫们一个个面如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在凛冽的寒风中口叼叶子烟杆，瑟瑟地等候着买家。尽管冷得够戗，马夫们还是希望冬季长些再长些，天气冷些更冷些。那时一驮煤重2阗斤左右，买卖双方经一阵讨价还价，二到三元便成交。一户人家每个月至少需四驮到五驮，要烧去十几元钱。当时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月收入也就是四五十元，要养活全家八九口人，仅燃料开支就要占家庭全部月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实在不是个小数。
经济条件好的人家烧煤尚且是一笔不菲的开支，那些低收入甚至无收入人家，就只有望煤兴叹了。我就生长在这样的人家。当年父母是缄乡结合部的农民。那时，为了迈开“社会主义”的步伐，农民们开辟的一条条谋生之道，均被当做资本主义道路堵死了，家里根本没有任何固定的经济收入，仅靠三分自留地种点小菜，换回一家八口人的盐巴和灯油钱。至于生活用煤，只好全家老小不时到小寨煤窑靠人力运来。我九岁那年，便与长我三岁的哥哥一起，开始隔三差五徒步二十四道拐，去小寨煤窑抬煤炭了。
那时或许因为无啥可偷而夜不闭户，无啥可捡而路不拾遗，社会治安无比好。我们弟兄俩虽然年纪很小，但出门一点都不怕。只因个头瘦小，加上整日饥肠辘辘，所以浑身乏力，一次抬煤也就四五十斤，还常常五步一停，十步一歇，步履蹒跚，磕磕绊绊，回程十多里路要走七八个小时。一趟下来，疲惫不堪，双肩破皮，两脚起泡，渗着淡淡的咸水，火辣辣的，晚上难以入睡。我每次负重来到二十四道拐底下，仰望着相对高差大约四百米的半关（当地人对二十四道拐的称呼）坡顶，总是满脸的愁云，无尽的哀叹，还有喋喋不休的抱怨：抱怨弯越拐越多，坡越爬越陡，路越走越远，肚子越来越饿，煤越来越沉，总觉得半关坡老爬不到顶，二十四道拐老走不到头。
便宜买老马，上坡真无法。看到我们弟兄两人磨破的肩膀和稚嫩的身躯，父母自然疼在心里。为了把我俩从抬煤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家里东拼西借凑了60元钱，从乡下买回一匹很便宜的老马，由我们哥俩赶着运煤。当年谁家买了一匹马，犹如今天谁家买了一辆车一样兴奋。但我们兴奋得太早，这匹马不但老得掉牙，而且腿跛眼瞎，如同今天买了一辆报废车。我们原以为有了它，便可万事大吉、轻松无比了，殊不知赶着它，比人挑肩扛还费力。前往煤窑时放空，哥哥牵着走，我骑着它，还挺得意。回程负重爬二十四道拐，为了抄近道早点到家，我们就顺着弯道一侧的羊肠马道前行。前边，我奋力地牵着马缰向前挣；后面，哥哥搂着马屁股拼命往上推。每趟耗尽吃奶的力气爬到半关坡顶，已是日落时分。一次爬到中途，老马一蹄踩空，连同煤驮子侧翻下近20米高的山崖，就此结束了它不幸的一生，而家里因买它而背负的债务还远没有还清。翻崖一刻，如不是及时丢下手中的缰绳，我绝对随之被带下崖去。多少年后，老马坠崖的情形仍不时地再现于我的梦境，把我一次次惊醒。
老马虽已坠崖，可日子还得继续，炉灶还需冒烟。为此，我们又扛起了抬煤的扁担。就这样，我们在二十四道拐走过了一个个秋去冬来，爬过了一轮轮寒来暑往。后来，我赶上了高考的末班车，好歹也算考上了个学校，持续多年沿二十四道拐担煤回家的历史才就此画上了句号。
往事不堪回首，但审视走过的人生路，哪里有什么平坦大道，又何止二十四道拐。也许曾经的经历只是想给我一点启示：人生如拐，世事如弯。
被一美元改变的人生时间:2014-08-09 作者:未详 点击:160次 劳拉·奥斯利是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的经济版主编，有一天，他准备乘地铁去一家合作公司谈一笔报纸广告业务。这是一笔很大的单子，他非常重视。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急越容易出错。当他匆匆到达地铁通道时，才发现百密一疏，竟然忘记带钱包了。“该死！”他沮丧地骂了自己一句。他掏遍了所有口袋，一美分也没有。更加让他窘迫的是，一个斜躺着地仪容不整的流浪汉此刻正抬头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的尴尬“表演”。奥斯利更加窘迫。
“先生，请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流浪汉站了起来，关切地问奥斯利。奥斯利吃了一惊：“啊哦……我有急事要乘地铁，钱包却忘到了办公室，回去取又来不及了。”流浪汉笑笑，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家当，50美分，20美分，10美分……用分币凑够了一美元，流浪汉微笑着递给了奥斯利。那一刻，奥斯利内心感到无比温暖，一美元也许就是这个流浪汉一天的收入，也许给了自己，他的午餐将化为乌有。
顺利地坐上了地铁，顺利地办完正事，那一天，奥斯利都为这种“反向帮助”而激动、感恩。第二天，他专门来到昨天邂逅流浪汉的地方，他要好好感谢一下给予自己滴水之恩的“贵人”。但他发现，那儿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接下来几天，也还是这样。回到宽大舒适的办公室，奥斯利陷入沉思。他出生在上层家庭，五年前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应聘到《华盛顿邮报》工作，每天关注的是华尔街的股市交易、黄金市场的走向、五百强企业的动态，却忽略了另外一个整天和饥饿、贫困斗争的群体。他开始为自己的自私而羞愧，自己能为这样虽然无家可归却心灵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流浪汉做些什么呢？施舍显然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忽然，他的内心灵光一现：对，发挥自己所长，为流浪汉办一份报纸，一份温暖流浪者心灵的报纸，让他们参与进来，自食其力。这一天定格在2003年2月12日。